[生态策略] 杨永春：我国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绿色发展模式探讨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人类社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人地关系紧张、全球变暖、极端气候等全球性问题驱使各国政府在顶层战略中达成推动绿色发展的共识，创造绿色财富、提升绿色福利。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哲学层面，生态文明建设需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总是利用、索取甚至妄想完全控制自然”的思维定式，探索人类与自然的协同耦合机制，在“人地合一”中实现社会生产力的“理性提升”。理论上，各国应逐步限制或降低人类所使用的资源总量，尤其是限制炫耀性或过度消费，确立基于科学的绿色消费模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基于新自由主义、技术进步和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建立起新全球劳动地域分工模式，走向了一种基于全球市场、技术网络和贸易体系的绿色发展模式：一是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分工巧妙转嫁了自身的生态环境危机，达成了高质量生活。凭借快速发展的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技术保护措施，发达国家运用垄断竞争的手段，不但通过产业升级、产业空心化获取了高额利润，而且廉价消费了全球的清洁能源、中低端产品，“虚拟”消耗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资源，包括碳排放量。二是发达国家基于日益先进的技术体系和严格的法治环境，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环保标准，倒逼其企业和行业提升产品、服务的“绿色性”，提高资源利用率，并通过“长臂管辖”，如设置环保壁垒或碳排放行业门槛等，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区域层面，各国还进行了生态城市、宜居城市、智慧城市、弹性城市、海绵城市等多样化的绿色发展理念设计，并至少体现在产业的绿色引导、交通体系的高效率、空间组织优化、高端服务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灾害的防治、绿色设计等方面。

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总体仍面临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可能无法满足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困境，即在经济效率低或经济增速进入下降轨道，技术能力有限且可能尚未完成工业化城镇化任务，又要适应智能时代要求的背景下，找到一条跨越式、地方化的绿色发展模式。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领域进行了艰难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我国绿色发展进程加快，城乡面貌和生存环境有了较大改善。迄今，我国进行了一种系统性、全方位的绿色转型尝试，即发扬传统哲学“人地和谐”的思想，运用中国特色的“人地”辩证统一观，通过政府调控，尤其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全社会共同推动，探索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模式：一是政府确立了生态、创新双重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颁布了系列化的生态修复、环境保护和排放标准等，通过中长期社会经济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等，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中国智造”，努力提高创新水平和技术能力，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我国从新全球劳动地域分工的“边缘”走向“（半）中心”，规避西方国家的相关壁垒；二是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自身的区域性的绿色发展模式，如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城乡融合、山水城市、创新城市（如深圳市）和共同富裕探索（如浙江、广东）等。毋庸置疑，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的绿色发展探索是这个伟大绿色转型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探索难能可贵。

西宁都市圈是推动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支撑，是青海省乃至青藏高原的发展引擎。2018年2月，国务院批复的《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到要构建西宁都市圈，但其仍归属于集聚发展阶段的成长型都市圈（尹稚等，2018）。2020年，西宁都市圈的国土总面积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6%，但常住人口（382.65万人）、地区生产总值（1887.58亿元）分别占全省的64.95%和62.8%；城镇化率也从2004年的45%增加至2020年的64%左右，其中主城区城镇化率达到80%以上，外围地区均低于60%；人口迁移表现为省域内人口向都市圈迁移，外围区县人口向城区迁移，西宁主城区人口占都市圈的比例从2004年的38%增加到2020年的50%左右；都市圈几乎集中了全省的外资企业（唐艳等，2020）。2018年，青海省作为“三江之源”，提出“一优两高”发展战略，明确“生态保护优先”，西宁市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基于第三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尤其是与政府部门、企业、居民村民等的访谈，发现西宁都市圈近20年逐步形成了一种内外结合、全面系统的绿色发展模式。

西宁都市圈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逻辑，即在集聚发展阶段，都市圈成长、高原工业化城镇化、绿色发展三者循环驱动，探索了一种基于地方发展阶段的生产和生活、工业化和城镇化、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模式。一方面，人口因海拔高、生活条件差、扶贫政策等因素从山地、丘陵等生态脆弱区迁至河谷地带，迁出地生态环境在自然和人为修复下逐渐好转，人口城镇化、产业入园等重塑了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此过程提升了生态品质，加速了创新性要素集聚，为城镇建设、经济增长、市场培育等创造了良好条件，进一步推进高原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都市圈推进了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环境整治，改善了就业环境，提高了创新能力和生活品质，促进了人口向高品质城区集聚和产业的绿色转型。这导致了一种绿色增长结果：一是经济加速增长，市场化的产业地域分工形成，产业链的空间结构逐渐重组，产业走廊开始显现，如2000—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9.20%，人口首位度为2.10，地区生产总值首位度为2.04。而且，向心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提升了圈内外的社会经济联系，园区和新城建设成果显著，建成区面积快速扩张。这提升了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加强了原料地和加工地的联系，改变了青海省的产业空间组织（唐艳等，2020）。二是成长中的都市圈不但成为高原城镇化和绿色转型的载体，更是加速高质量城镇化和绿色发展的条件。

迄今，西宁都市圈基本形成了以循环型经济为主导，具备地方特色的绿色全产业链，有力推动了产业体系的绿色转型。首先，第二产业通过“出城入园”“准入门槛”等系列政策，开启了工业体系艰难且缓慢的转型，黑色产业被压缩、淘汰，知识型、技术型的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产业快速成长，形成了以生物、医药、锂电等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以特色牦牛、青稞等资源型产品深加工为特征的绿色工业生态经济和以枸杞、牦牛等高原特色为核心的地方品牌化产业链。西宁市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36.5%，拥有全国前十的锂电池生产线；南川、东川、生物园三园区被评为国家绿色园区，有7家中小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绿色企业；以化工、有色金属产业为主的甘河工业园区被列为全国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2014年）和全国（首批）低碳工业园区试点（2015年）；2016—2019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0.26%。海东市乐都区2012—2017年淘汰了钛合金和碳化硅的生产装置，铁合金、水泥、玻璃等传统产业进一步被压缩或进行技术升级，工业园2018年以高端绿色建筑材料（总产值6.78亿元，约占75%）为重点产业。

其次，大力发展高原旅游、绿色金融、电子商务等十大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尤其是都市圈建设和旅游文化产业不断吸收河湟文化和民族文化，形成了以生态旅游、绿色物流和信息环境服务为核心的绿色服务业体系和以青海湖、夏都、高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休闲产业链。西宁主城区的服务水平、宜居性有了质的提升；自行车“环湖赛”搭建了青藏高原文化面向世界展示的平台，加强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提升国际形象；引导商业地产的升级与变革，形成休闲商业聚集的商业综合体，如唐道·637广场实现了现代城市商旅功能与地方文化的耦合互动，城西区的几何书店完美融入了藏族文化，在创新地域文化中营建消费性空间。

最后，大农业以循环化、有机化、特色化、链条延伸化和互联网化为基本路径，形成一体化的绿色全产业链，打造地方品牌产品，促进农民增收、乡村脱贫和城乡融合。基于循环经济理念，形成多层次循环利用的低碳生态农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打造多家循环经济农业企业。其中，特色农畜产品及加工业重视技术进步及延伸产业链，形成了育种、饲料种植、养殖（粪污回收+有机肥生产+肥料返田）、屠宰和分割、（冷链物流）销售等部分的长产业链条。回收高原无污染的畜禽粪便为原料，运用生物发酵技术，经规模化、工业化的加工处理，制成品质优良的有机肥料，实现养殖业废物高效资源化利用，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如恩泽有机肥公司。强化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建立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在都市圈外设立青稞种植基地，将生产链条区域化；设立企业文化展馆，开展藏酒业务，与产品销售相辅相成；建设立足于企业文化的广场、展厅等城市的新产业空间，成为城镇旅游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天佑德青稞酒厂、中华养生枸杞馆等。此外，政府十分重视农牧业与电子商务、互联网+的结合，高原、绿色农作物种植和品牌农产品加工可进行线上宣传、线上和线下销售；企业将产业互联网引入屠宰业，建构集活畜交易及农畜产品批发、中转、储运以及餐饮、住宿、信息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信息平台，将西北碎片化的活畜交易逐步整合，并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茶马商都”的历史底蕴，为农牧民自产自销的农畜产品提供销售平台。

西宁都市圈以建立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还草等方式修复生态脆弱地区的自然环境。在生态移民搬迁过程中，采取“群众自愿、百姓自筹、政府投资”的方式，已形成整体搬迁、下山上楼、进城集中、统规自建四种安置模式，达到减少污染排放、修复生态的目的。西宁市生态移民搬迁主要集中在大通、湟中、湟源3个贫困县的34个乡镇，大通县自2016年10月开始实施青海省第二大生态移民搬迁工程——青海省黑泉水库生态移民项目，对黑泉水库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宝库乡下属的寺堂村、俄博图村和孔家梁的503户2209人进行了搬迁安置工作；海东市生态移民搬迁采取整乡搬迁、进城上楼安置、多村集中搬迁等灵活有效的搬迁模式，开展了乐都区马厂乡、芦花乡、中坝乡和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新民乡、北山乡等5个乡镇整乡搬迁、344个整村整社搬迁工作，深度困难乡镇搬迁人口占比82%。

西宁都市圈在加强污染治理的基础上，针对重点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性的整治（贾卓等，2021）。政府通过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还草、湟水流域百万亩人工林基地、南北两山绿化、水土保持、“四水同治”“非法开采”专项治理等措施，改善河道生态环境，区域“增绿增水增收”效果明显。青海东部是以山地、旱地为主的农耕区，政府先后投资近百亿元实施了综合治理。同时，主城区周边的山区绿化与景观建设成效显著。其中，西宁南北两山绿化工程是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示范工程，经过32年坚持不懈的荒山造林，森林覆盖率由7.2%提高到79%；西宁市成为西北唯一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森林城市”的省会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0.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2.5平方米。海东市乐都区南北两山的绿化面积达到20平方千米，共栽植高规格苗木1500余万株。其中，朝阳山公园因土壤稀薄还进行了“换土”工作，植被才得以生长起来。

处于欠发达地区的西宁都市圈，其绿色发展至少面临以下瓶颈：一是从相对低发展水平转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存在绿色发展的阶段性制约，如孱弱的经济基础、技术能力、外资动力等对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产业绿色发展等的限制性；二是都市圈仍处于成长时期的“极化过程”，区域内部的整合困难重重。因此，西宁都市圈这种超前化、跨越式的绿色发展探索，仍需在坚持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加大创新力度，建议如下：

关注持续增长，重视创新，循序渐进达成高质量目标。合理增长和积累才能支撑都市圈成长中的绿色转向，而产业绿色升级十分关键，创新能力特别重要。当前，绿色全产业链存在研发力量薄弱和分散、市场占有率总体较低的“弱、散、低”难题。因此，都市圈应整合和提升科研力量，设立综合性的研发协同基地，如关于绿色农产品的研发和服务中心，统筹青藏高原相关的科研院所和企业，支持企业创新。同时，政府应实施创新融合工程，给予稳定的资金支持，提高科研人员待遇，形成较灵活的运营模式；特别关注地方化的特色领域，如青藏高原的枸杞、虫草、青稞、牦牛等产品及其深加工技术的研发，重视农产品生产区的生态安全；推进传统产业循环化改造，实施系列化工业研发工程（如锂电产业、藏毯绒纺等），持续推动融合工程（如生产与销售）、法规和政策保障（如绿色金融）。

关注西宁、海东一体化进程，推动两市融合发展。两市的历史文化同源、地理邻近往来密切，需探索合作新机制，如将两市的设施建设、社会服务、生态环境工程等在都市圈层面进行整合，产业发展、技术进步深度协同，能降低交易费用。都市圈应进行河谷地区的统一规划，建立快速、便捷的都市圈服务体系（如行车缩短到1—1.5小时），考虑区划调整（如河湟新区的共建共享问题），加快沿湟水的滨水景观建设和休闲文化廊道打造，支撑都市圈沿湟水谷地的主轴线建设。

推动全域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促进高原绿区建设。基于主体功能分工，实行“全域山体生态修复、河谷分类重点整治”的全域整治思路，即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继续进行生态移民搬迁和生态修复，提升山地、丘陵的生态服务能力；河谷地带重点进行建成区、农业区、滨水地带的分类整治工作。政府应重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坚持污染排放管制与污染整治，持续推动“绿山地”“绿河谷”“绿产业”和“绿城区”建设工程，守护蓝天碧水净土。

西宁都市圈绿色发展正是青藏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地域、领头羊和示范区，但处于欠发达状态、成长阶段的高原都市圈的绿色转型存在发展阶段的限制性，即在相对低水平阶段跨越转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以及处于成长过程中的极化时期而引致圈内的区域整合甚为艰难。迄今，西宁都市圈基于青藏高原地方特色，探索了结构化、全地域的系统转型模式，即在集聚发展时期，生产、生活、重构、成长四个过程紧密耦合，形成了一个都市圈成长、高原工业化/城镇化、绿色发展三者相互促进的循环驱动，探寻了一种都市圈加速成长过程中的绿色发展路径。未来，都市圈应意识到合理增长和积累过程才能支撑自身的绿色转向，应关注持续的高质量增长，重视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建构全产业链，促进西宁、海东两市一体化，推动全域化的生态环境治理，循序渐进的达成高质量发展目标。（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