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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女，中共广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齐绍洲，男，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这要求处理好人类社会两组最基本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其中，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优先。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问题，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重生态资源约束、生态财富积累与生态价值实现，强调不以子孙后代、不以其他国家和地区生存发展为代价的代际和代内公平，与共同富裕高度统一。在绿色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共生、人与人共享，对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提升至2022年的85698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短板：一是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突出，环境质量改善尚未跨越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例如，空气质量方面，2022年全国空气质量超标的城市比重高达37.2%，全年PM2.5平均浓度虽下降至29微克/立方米，但仍未达到世卫组织第二阶段过渡目标值。碳排放方面，中国于2006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单年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比重约为30%。二是贫富差距问题依旧严峻，且呈进一步加剧之势。近年来中国基尼系数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该系数值保持在0.46—0.47区间，高于国际公认的0.4这一警戒线，区域间、城乡间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发展成果尚未惠及全体人民。因此，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是中国当下面临的两个重大时代课题。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两大战略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关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确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涵括了多个减贫和生态子目标，致力于协同推进可持续发展与消除贫困。2021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指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刻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与本质要求，凸显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推进的必要性。当前我国踏上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脱贫攻坚战胜利后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已有研究聚焦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两大战略进行了丰富探讨，但较少系统论证两者的兼容性。鉴于此，论文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协同，理论解析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探讨其现实困境，进而提出在绿色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以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一、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愿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现阶段和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内涵要义看，生态财富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绿色发展通过夯实生态财富，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协调发展，促进代内和代际公平，是更高层次、更可持续的共同富裕。从价值指向看，绿色发展旨在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的有机统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非绿色的发展方式容易引发生态危机与贫富差距问题，与共同富裕价值指向相悖。从作用机理看，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是以“两山论”为理论支撑，通过发挥绿色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绿色就业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从“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维度促进共同富裕。1.生态财富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传统意义的财富观局限于物质财富而忽视大自然对财富的贡献，是导致全民共享的自然财富过度消耗、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根源，是一种狭隘的财富观。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财富是所有财富存在和实现的前提与基础，是“金山银山”多元形式的一种，也是人类财富的重要内容。自然界是物质财富的源泉，离开生态财富，物质财富将成无源之水。当前极端气候事件多发频发，生态财富对于人类生存和物质财富具有安全保障作用，生态系统的水土保持与水文调节服务功能有利于减轻气候灾害中的人身伤害和物质财富损失。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大自然是物质财富的重要构成要素，“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绿水青山不仅具有生态产品等货币化价值，还具有作为生态产品给人类社会带来健康福祉、审美福利、幸福体验等生态功用和社会功用的非货币化价值。伴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和生活条件改善，老百姓在满足温饱生活之后对于优质生态环境的需求不断增强，生态环境质量在人民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因此，与新型财富观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要提供人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高质量生态产品。然而，任何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要使生态财富生产活动持续进行，就需要给发展方式赋以“绿色”之约束。同样，新征程也为共同富裕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生态富裕是应有之义。一方面，共同富裕立足于物质富裕，但不能局限于物质富裕，“富裕”内涵需要进一步拓宽。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还应满足人们对生态产品的诉求、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要考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因此，优质生态环境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生态环境质量与治理水平的提升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从算总账、算综合账视角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覆盖面最广、最普惠的福利，生态福利是对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的有效补充。绿色发展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协调统一，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释放更多生态“红利”，综合福利有望实现最大化。从长远意义上看，绿色发展模式比传统粗放型模式能带来长期平均增长率更高的经济增长，同时能提高生活质量，推动财富生产的量和质均持续提升，这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共同”也并不仅限于一代人的富足，还包括子孙后代的永续共享，体现的既是代内之间的平等，也是代际之间的平等。这意味着要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要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我国生态脆弱地区和贫困地区呈现“两区高度耦合”特征，生态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普惠性，绿色发展能补齐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短板，解决共同富裕中生态公平性问题，有利于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拥有公平的发展和共享机会，这是更可持续的共同富裕。2.非绿色发展方式与共同富裕价值指向相悖经济增长并非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如果经济增长以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破坏、生态福利受损为代价，是不符合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的。因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都是有限的存在，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虽然在短期能推动经济高增长、改善生活水平，但是从长期来看会导致生态危机与贫富差距问题，从多个维度造成经济和社会代价，会极大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我国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面临较为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环境恶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健康代价会显著降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对产出、消费、投资、资产和福利水平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较大冲击。当传统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污染程度超过生态系统容量和承受力，会使长期经济发展受限，抑制经济增长态势。环境质量尤其影响农作物生长和农产品产量，环境破坏会造成产量损失和经济损失，对粮食安全构成长期威胁。二是从地区中观层面来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优势与核心资源。当前，区域间“抢人大战”和招商引资竞争愈演愈烈，在吸引并留住高层次人才与高技能劳动群体的众多因素中，环境质量的重要性已经不可忽视。严重的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其阻碍区域人力资本聚集，造成高学历、高技能劳动力流失和“环境移民”，进而影响企业的选址和迁入，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三是从个体和企业微观层面来看，环境污染损害人体健康、增加额外医疗支出、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致使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以空气污染为例，长期暴露于颗粒物浓度较大的空气环境中，会对人体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造成损害，是造成过早死亡的主要致病因素。环境污染也会损害人体心理和精神健康，影响人民对生活的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同时，劳动力是企业关键生产要素，这些最终也会通过影响工作出勤率、减少劳动时间、降低生产效率、增加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削减企业收入和利润，降低企业创新活力与创新效率。环境恶化经常与不平等、贫困问题交织与叠加。忽视环境的发展模式不仅会造成经济冲击与损失，还会拉大地区间收入差距，显然与共同富裕相悖。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生态危机应对能力相对不足，环境恶化造成的健康损害和经济损失往往更为严重。当前我国区域间、城乡间绿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欠发达地区环保资金投入有限，生活污水、垃圾收运和固体废物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质量监测系统不够完善，环境污染问题仍然严峻，环境相关疾病负担沉重。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相对缺乏，更难以承担环境污染带来的巨大公共卫生和经济负担，导致贫困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财富收入更多依赖于自然生态资源，其受环境恶化的影响最为直接。研究表明，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暖，对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门的冲击更大，使种植户或牧民收入减少和长期失业，不利于农民就业稳定和收入增加，可能引发贫困。可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高耗能、高排放与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伴随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及其代价常常会不成比例地影响到穷人，加剧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陷入“低收入—生态破坏—低收入”的内部积累循环机制，即所谓的“环境贫困陷阱”。3.绿色发展有效提升共同“富裕度”和富裕“共同度”绿色发展以“绿色”作为“发展”的底线和约束条件，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生产函数进行重新定义。绿色发展将经济公平延伸到环境公平，将环境效率融入经济效率，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不仅彰显了共同富裕的成色和质量，更是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动力源泉。通过将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红利，将乡村自然资源转化为农民增收资产，进而调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为贫困地区、乡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解决方案。第一，绿色增长效应。环境对内是重要的生产力，对外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表现，绿色发展将绿色相关要素作为生产力的内在发展模式，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为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绿色发展下的自然生态同物质、人力资本类似，是资本的一种，是基础性生产要素，能公平进行要素的初次分配。以生产函数为切入点，将资源、生态、环境等作为经济活动的投入要素，与劳动力、物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一起推动经济增长，体现出绿色增长点或绿色贡献。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吸引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聚集，有利于区域间的资源与要素配置。绿色发展的过程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实现自然资本增值和挖掘自然价值潜能的过程，而拥有更多“绿水青山”的广大农村和老少边穷山区可以通过生态补偿、生态产业以及碳排放权、排污权、生态资源权益等市场化交易获取更多生态环境收益和碳收益。第二，结构优化效应。绿色发展有利于优化现有的工业经济结构，在限制高碳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新材料等先进产业发展，其引致的新理念、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思维正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尤其是聚焦“双碳”目标的绿色低碳转型，将衍生出大规模的新产业、新业态，给汽车、能源等产业带来换道超车的重大战略机遇，极大地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和绿色低碳竞争力形成，驱动经济高质量持续增长。绿色发展能推动分工结构的绿色转型，有利于贫困地区和乡村充分挖掘先天生态资源优势，积极参与绿色分工，在绿色相关的产业发展中形成新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收敛区域差距。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生态特色产业，盘活当地生态资源，拓宽参与发展和共享成果的渠道与途径。第三，绿色就业效应。总体看，绿色发展引起部分高耗能、高排放污染产业相关就业岗位减少的同时，能创造出新的绿色低碳就业机会，实现工作岗位净增加，扩大全社会就业容量。绿色发展能优化就业技能结构，进而提高工资水平和劳动收入份额。西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西南丰富的水能，为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的就业增收提供巨大空间。况且，化石能源具有垄断属性，资本密集度高，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就业需求少。而可再生能源涉及到相关设备生产、运输安装、运行维护等就业环节，产业链条长，蕴藏大量就业岗位，绿色发展为缩小贫富差距创造了有利条件。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绿色职业占比为8％左右。2012年以来，我国到乡村旅游的游客量年均增长约20%，有效激活了妇女、老人等非传统剩余劳动力存量，形成城镇居民财富向乡村居民直接转移的重要渠道，为落后地区和人群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来源。第四，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波特假说”认为，推动绿色发展的环境规制将促进企业增加创新研发投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推动科技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绿色发展带来的绿色技术创新能推动全社会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形成绿色技术创新驱动，进而实现生态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我国在过去几轮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长波中始终处于追赶状态，绿色发展所催生的清洁和零碳技术有望重塑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新动能、新优势，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技术水平低、技术普及范围有限等基期效应，绿色技术创新能降低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对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二、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绿色发展战略从提出、深化到被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核心高度，是基于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层层递进，旨在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寻求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成果，对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当前的具体实践中依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1.对绿色共富理念认识不到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生产资料，绿色共富理念蕴含着绿色发展的价值指向，体现其与共同富裕的关联性，在以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由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和科技文化相对落后，欠发达地区人民对绿水青山多维价值的认识存在一定局限性，尚未树立起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的认识机制，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冲突未能得到充分解决，一些贫困地区生态资源无序开发、违法排污问题突出，生态功能出现退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导致推进共同富裕的生态优势逐渐减弱甚至丧失，生态权益受到挑战。一些地区由于草原退化、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造成优势农牧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导致产出和收入下降。近年来，东部发达地区率先推动绿色转型，重构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然而，一些落后地区仍片面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延续“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和粗放型追赶模式，有着大上、快上高碳项目的强烈需求，甚至对“两高”项目给予优惠政策，将低端、高耗能行业作为主导产业发展，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发达地区淘汰的落后产业。2018年以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通报多个中西部省份“两高”项目违规上马、未批先建的典型案例，2021年国家发改委通报能耗“双控”预警的省份中有三分之二为西部省份。欠发达地区对绿色共富理念认识不到位带来的落后产业转移和污染泄漏问题，产生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导致福利损失，有违环境正义，且环境问题的累积性和隐蔽性特征必然带来新的不公平和贫困问题。2.绿水青山转化不足造成“富饶的贫困”以绿色发展促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百姓致富、开放共享的金山银山，将绿色资源转化为绿色先进生产力。欠发达地区因开发较少、相对保留较为良好的生态本底，生态资源是“富饶”的，但并不必然会带来物质财富。当前支撑“两山”转化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善，生态系统价值核算、量化和交易机制不健全导致生态价值难以实现，“污染付费、保护受益”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形成，且受政策约束，不少贫困地区还守着绿水青山过苦日子，丰裕的生态资源没有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以全国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的省份广东省为例，粤北地区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经济发展滞后并且与省内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两山”转化难题没有根本破解，部分地区因为生态保护而陷入贫困，区域协调发展难题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欠发达地区还面临技术和资金短缺、高素质人才外流、创新能力长期偏弱以及既定区位劣势等问题，导致绿色资源创造、转化和实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许多地区生产理念与方式落后，产业结构单一且同质化严重，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低，难以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甚至因为过于依赖资源型产业出现“资源诅咒”的现象。因此，绿色发展战略下绿水青山转化不足可能导致部分欠发达地区陷入生态富足与经济落后并存的“富饶的贫困”陷阱。3.新旧动能转换调整导致部分地区增长乏力绿色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我国区域间资源分布不均匀、发展不平衡，绿色转型成本差异较大。转型初期推动绿色发展的供给侧改革、环境规制和碳减排等政策措施，带来新旧动能转换调整，可能引发经济增长点匮乏、发展后劲不足的区域性问题。一方面，绿色发展意味着传统资源禀赋优势难以为继，给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影响加以“绿色”新约束，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化石能源产业面临压减和退出困境，可能带来旧动能减弱、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等问题，甚至引发市场波动、金融风险，对共同富裕形成新的阻碍。西部欠发达地区传统资源型产业和高耗能产业比重相对更高，路径依赖和技术制约导致绿色变革与转型的能动性较弱，绿色发展约束下传统支柱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日渐式微，经济增长乏力。尤其是“双碳”目标提出以来，中西部煤炭大省的产业和能源发展承受了巨大的转型阵痛。另一方面，对于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布局，东部发达地区通常采取适度超前的发展策略。但是欠发达地区财政支撑能力有限，难以大规模补贴绿色低碳项目，很难抓住新兴产业风口，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投资不足，加之产业基础薄弱，绿色新兴产业布局明显滞后。如果无法及时形成新的经济支撑点，可能带来贫富差距扩大的风险。4.结构性失业和绿色溢价加重低收入群体负担绿色转型过程还涉及利益再分配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可能导致不同人群和地区间的收入分化加剧，给低收入、低技能人群的居民就业和家庭支出带来双重冲击。一方面，绿色发展既会创造新的岗位拉动就业，也会冲击部分传统就业，带来岗位错配和结构性失业问题。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新增就业往往偏向于高技能劳动群体，而低技能劳动群体因存在技能瓶颈难以顺利实现跨行业、跨岗位流动，更容易失业。如果低技能劳动群体面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可能带来新的收入差距，加剧社会不平等风险。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带来的环境定价和绿色溢价会导致用能、通勤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和价格提升，这无疑增加了低收入人群的家庭支出负担，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例，由于能源的“不可能三角”难题，能源的清洁低碳、供给充足、成本低廉难以兼得。现有技术条件下，传统化石能源的碳减排以及提高风、光等新能源电力电量，可能会在短期推高能源服务价格，加大终端电价上涨压力，给低收入人群带来更大的生活负担。三、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中国经济肩负着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两大战略任务，资源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时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正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利民、绿色共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目标协同。1.健全生态要素保护、核算与价值实现机制，彰显共同富裕的生态要义生态要素是人类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人类福祉的核心要义，要将生态价值显性于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中。第一，生态本底保护是基础，通过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和保障广大群众生态权益，厚植共同富裕生态基础。以绿色共富理念为引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科学实施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工程，强化欠发达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和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第二，生态要素价值的核算与量化是前提，建立与绿色共富理念相适应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与考核制度。全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尽快将生态系统的各类物质和服务功能“有价化”，及时掌握区域草地、海洋、森林等各类生态资源的底数和流量，并将其总量变化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相挂钩，实现经济生产总值和生态产品价值双核算、双考核、双提升。第三，生态价值实现是关键，健全反映各类生态要素稀缺性的市场交易、市场融资和生态补偿等价值实现机制，畅通生态资源向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2022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鼓励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有效配置稀缺生态资源。这要求进一步完善生态资源的价格发现机制，积极探索政府设定限额下的指标交易和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市场，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而促使生态优势明显但收入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地区和乡村通过有价的生态要素市场参与分配，共享绿色发展成果。2.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打造共同富裕的活力源泉绿色产业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成为当下区域竞争的新优势，为共同富裕注入不竭活力源泉。加快绿色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有利于促进低收入群体参与绿色就业，增强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能力，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第一，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生态农业，注重品牌培育和附加值提升。充分发挥乡村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生态本底，选择具有优势的主导产业，按照“一村一品”思路强化生态绿色有机品牌效应，以良好生态环境作为产品卖点赋予农产品更多生态附加值，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就业增收。第二，持续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谋划布局低碳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突出抓好工业节能降耗、提质增效，加快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升级，推动创建绿色工业园区、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企业，同时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材料、清洁能源、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欠发达地区形成多元化的绿色产业结构，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严把产业准入关，防止生态破坏和污染转移。第三，大力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将良好生态打造成为地区亮丽名片。依托本地自然资源优势推动生态保护修复、美丽乡村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和度假休闲等深度融合，打造旅游观光、研学旅行、户外运动、康复疗养和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和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欠发达地区与乡村文旅消费潜力，使低收入群体从绿色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3.加强绿色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应立足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要求，以创新“动力源”打造共同富裕新引擎，加强绿色科技创新与相关人才培养，切实发挥创新在提高落后地区生产效率、驱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中的重要作用。第一，强化绿色创新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支持，积极推进面向碳中和的变革性、颠覆性前沿科技研发，健全约束与激励并存的绿色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实现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突破以及绿色技术的研发、推广、转化与应用。第二，坚持以绿色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促进绿色技术与绿色产业有效对接，尤其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绿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支持力度，以绿色科技手段提升绿水青山保护和转化效率，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变革。要加快推动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技术推广，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摆脱区位条件弊端。将绿色技术应用于农业发展各环节，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让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共享绿色科技创新成果。第三，伴随经济的绿色转型，社会对绿色科技人才、技能人才、金融人才和产业人才等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拓展了新的就业和收入空间。要聚焦绿色产业发展方向，培育绿色低碳新兴学科，开展绿色基础教育和绿色技能职业培训，围绕绿色新型领域实施系统育才和精准引才。同时，因地制宜探索人才下乡的有效路径，大力引育更多适应乡村绿色产业发展要求的绿色人才生力军，以绿色人才、绿色产业和绿色科技创新融合发展赋能共同富裕。4.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与就业政策，筑牢共同富裕的支撑保障要兼顾绿色转型中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重点关注受影响较大的脆弱地区和弱势群体，并依此完善再分配政策体系，采取措施应对转型中的社会成本、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公平性挑战。第一，科学评估绿色转型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为受绿色转型冲击较大的特定群体、部门和地区提供重点财税支持，加大对生态功能区提供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的生态转移支付力度，设立专项产业引导基金或奖补基金，用于贫困地区尤其是区位条件较差地区的产业绿色转型、低碳技术研发和经济多元化发展，提升其绿色发展能力。第二，通过财政补贴、再贷款和贴息等方式强化对绿色普惠金融的政策引导和激励，支持金融机构绿色普惠领域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为小微企业、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和农户等生产经营方式的绿色转型提供多种形式的金融供给，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产业和普惠群体。第三，为绿色转型引发的失业群体提供补贴、再就业培训、公共就业服务和创业支持等，加快工人劳动技能转型以适应绿色岗位需求，缩小绿色技能差距，为欠发达地区失业群体和潜在未充分参与劳动力市场群体提供进入新增绿色岗位的渠道，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公平参与绿色分工与就业，筑牢绿色共富的人力资源支撑保障体系。结 语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与本质要求。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理念，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助推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来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释放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积极应对绿色转型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和社会公正问题，在推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特征的绿色发展的同时，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共享绿色发展成果，为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高水平共同富裕提供绿色驱动路径。编辑：刘一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2期“经济理论与实践”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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