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福民: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应注重需求视角

隋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需求不是新奇的概念。在经济学的思考中，一直都有需求的位置。只不过，对需求的关注和理解是不断深化的。在古典经济学者的视野中，需求等同于消费，满足需求就是让人们能够消费更多更好的产品。正如斯密所言，“消费是一切生产的惟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①萨伊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所有产品迟早总是要拿来消费，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然而，不得不指出，尽管当时学者们认识到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认识到人们的需求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引导作用，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供给不足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就是如何高效地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从而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满足当时人们的近乎无限的需求。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分工和专业化，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可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李嘉图则奠定了分配理论的基本框架。由于以生产和分配为中心议题，加上消费的显而易见性，应该说人们对需求的思考和理解符合时代特点的。正是由于人们看到了生产的重要性，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也受到人们的认可。

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强，人们可以消费的物品大大增加。但人们也看到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不足引发的过剩危机已经出现。这时人们对于经济理论的认识也与时俱进。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人们就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发生了一场争论。与古典经济学强调生产或者说供给不同，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等学者注意到消费或者说是需求的重要性。杰文斯批评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穆勒轻视消费的观点，指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的种类和数量决定了产品和数量，经济学的理论必须从正确的消费理论出发。②他们甚至不赞成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而认为价值应该取决于需求。在门格尔看来，主观效用可以作为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的标准。这里我们看到需求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位置越发得到人们的重视。马歇尔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吸收了之前经济学者的观点，提出了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的概念。均衡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供给和需求曲线也被称为“马歇尔剪刀”。

实际上，奥地利学派后期一直重视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比如，庞巴维克指出，消费是主要环节，生产只不过是消费实现的条件，是从属于消费并受消费支配的。米塞斯则认为，消费者通过购买和拒绝购买最终决定应当生产什么、谁生产、如何生产、什么质量、多少数量。哈耶克指出，即使是完全的市场垄断，生产者的生产也必须遵从消费者的意愿，否则大公司将失去最终的发展推动力，生产就会处于受限制的状态，终将失去已有的垄断地位。他甚至提出了消费者主权的概念，并认为消费者主权保障市场经济均衡。

需求的力量在凯恩斯之后越来越被强调。凯恩斯的理论也被称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于需求可能出现的不足，其实早在古典经济学时代，马尔萨斯就提示，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所谓有效需求，指的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需要，而指的是那些能够拿得出钱来买东西的实际购买力。在这里，凯恩斯注意到，一个物品生产出来后如果不能卖掉实际上是不能计算为GDP的，也不能构成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一个商品和服务只有被人消费了，才能产生价值，才能构成社会的总产值。凯恩斯认为，提高一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由于有效需求。凯恩斯实际上深入理解了需求对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牵引作用。

在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中，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需求的章节，他主要用需要概念来表达了他对人的需求的关切，而且，其需要理论也是与其它理论内容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认为，历史的逻辑起点必须由三个因素组成：一是生产，二是需要，三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从而应把人的需要作为社会历史的起点来考察。人的需要是生产的内在因素，是一切实践活动的驱动力。人的需要还会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因此，马克思说，“消费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③“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④。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说明了需求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也让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锚点”。即，发展的目的在于人的需要或者需求，而不是其他。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也应该是满足人类的需求。

事实上，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看，需求从来都是牵引力量。只不过，人类早期阶段，生产能力较弱，不能满足人类的过高需求。很长时间，我们都只能维持人类社会的简单再生产。从历史上的表现看，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的存在，即人均收入水平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农业时代没有本质的增长，只能维持在一个温饱的水平，这与李嘉图意义上的工资铁律所要表达的思想相同。在这个时代，自然不会过分研究需求，也不必过分在于需要的引导。因为此时，只要能生产出来，就能被需求消解掉。

在那个时代，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穿住行。而且，每一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都很高。也就是说，人们把主要的收入都用于食物。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社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库兹涅茨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增长，即在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人均收入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人类的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之后，便是需求结构不断升级的故事。伴随着需求结构的升级，物品种类也大幅度地增长，有很多新产品和新服务。比如说，出现了电视、电脑、手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满足了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当然，需求的发现和引导是通过生产产品以及在市场上试错这种方式来完成的。也就是说，需求者在表达自身需求时是相对被动的。

当然，渠道商的崛起说明了发现需求和联通需求的重要性。在“管道模式”下，生产商一般都会把生产出来的产品交付给渠道商。渠道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需求者的信息优势，可以更好地把产品销售出去，或者说更好地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匹配。由于渠道商这方面的价值，因此，他们也要获得利润。渠道商和生产者的利润分割是通过谈判确定的。基本的逻辑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就是谁在自己的领域内垄断性强，谁就越有谈判的砝码。在这种模式下，需求的发现，或者说需求信息是逐个环节反馈到生产端的。因此，这是一种试错的发现模式，为了试错，肯定也有一定的资源浪费。但无论如何，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需求在引导资源进行良性配置上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让需求更容易展现和记录的模式，即平台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多领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无论是供给者，还是需求者，都在这种模式上享受到了好处，也凸显了注重需求视角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党和国家也注意到了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具有需求视角的重要性。因此，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同时强调了注重需求侧管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把“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也是大势所趋。⑤这些都表明，对需求的认识逐渐加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目前，关于农业强国特征的一般性描述和讨论，习惯于侧重于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比如，认为农业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可称其为农业强国。然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言，农业强不应该仅仅意味着效率或者竞争力，还应该有一个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和谐统一的视角。基于此，我们强调建构农业强国需要注重需求视角。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从需求角度出发，才能有效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回应他们的合理诉求和关切，这应是农业安全的应有要义，也是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农业强国应该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强，还应是满足需求的能力强。满足需求的能力强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调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能力强，另一个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或者盛行时，本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满足本国人民需求的能力强。满足这一需求不仅需要提高生产能力，还应该提高流通体系的效率和适应性。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农业产出能力强，而对需求变化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升级化、多样化需求，那么，这样的农业也很难称得上是强大的农业。这其中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数量上足够，另一个是质量上确保。而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上遇到了一个瓶颈。一方面是生产优质农产品的主体较少。个别有机农场、家庭农场在养殖或者种植方式上尽量采用了生态的、循环的方式，但大田作物、蔬菜作物大部分都不是以这种方式生产的。在生产中，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品的外观形象，会施加过量化肥、农药，会使用某些禁止使用的除草剂、膨大剂等，大田作物相对好一些，因为周期长，在自然条件下，通过风吹日晒雨淋，残留物相对少一些。种植大棚内的蔬菜可能就仍会存在农药残留。大田作物易保存，而作为生鲜的蔬果，可能在流通过程中还会被施加一些防腐的办法，这都会使得农产品看起来外观不错，但安全和品质打了折扣。为什么大家不去按照严格的程序去操作呢？因为没有内在激励。在没有内在激励的情况下，外在约束的力量也是打折扣的，因此尽管国家和地方也会出台政策，打击那些过量用药不按规程用药的生产者，但是效果有限。没有内在激励的本质原因就是如果按照规程生产，成本会增加、产量会降低，如果没有价格的差异化，总收入是会降低的。收入降低就会导致利润降低。当然，任何一个生产主体都不会主动做降低利润的事情。个别有机农场、家庭农场生产的东西面临两难选择：利用现有的流通体系，即市场化的批零体系，产品卖不上价；如果自己独立建立渠道，成本太高，不易实现。这也让那些有生产优质产品意愿的主体越来越少，信心越来越不足。

另一方面是消费者也不能用相对合适的价格购买到好的产品。商超中有很多农产品，菜店、粮店、菜市场等也有各色各样的农产品售卖，但从这里购买到的，都是普通的农产品，优质的农产品也难以得到消费者的信任。作为消费者是没有任何方法来对农产品进行溯源的，只是听凭售卖人的一张嘴，这是不足以建立稳定信任关系的。在这样局面下，消费者只能凭借自身的经验来进行判断，当然，这一判断肯定是有偏差的。由于差异化的价格体系难以建立，优质的农产品也不会进入到这一批零体系。⑥那些做高端生产的有机农场，他们都会自建销售渠道。自建销售渠道，当然成本也会很高。很多消费者或许也有食用健康有机农产品的想法，但是如果价格太高他们实际上也是承受不起的。结果就是导致那些农产品的市场扩张性较差。他们只能满足部分的高端消费者。即便如此，这种模式也有很大的瑕疵，那就是专业化分工生产和多样性需求的矛盾。也就是说，有机农场尽管会多品类地进行种植，但相对于整个农产品的谱系而言，种类是相对局促的，这就使得有些高端用户难以完全脱离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如果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的农产品覆盖面，追求健康安全的目标实际上也打了折扣，久而久之，就会重新回归到现有的庞大的市场批零体系中。

这就让我们的农产品市场演化成一种“纳什均衡”状态。生产端没有足够的动力生产优质农产品，消费端也不相信优质农产品会生产出来，因此，他们仅凭经验来选择价格低廉但品质一般的农产品。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农业安全，也不是农业强国的表现。

第二，从需求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优化或重构生产经营体系，从而保障中国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农业强国。目前，生产经营体系是有优化空间的，无论从效率还是从公平上看都是如此。从效率上看，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信息的传播和分享能力大大增强。数字经济已经向各行各业渗透，包括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流域。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生产关系必然需要发生与之相适应的转变。我们提出重构或者优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正是建基于这种逻辑之上。这种体系的重构和优化会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呢？我们认为也许会，但如果我们加强顶层设计，有意识地利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可能会让转变的过程更为顺畅。很多人认为现有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没有问题，因为这是市场演化的自然结果。而且，还认为，之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市场受到了政府有形之手的不适当干扰。在某些局部问题上，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笃信市场万能似乎也是不合适的。以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为例。大部分人认为，随着市场的竞争和技术的进步，优质农产品的成本会降低，这意味着价格会下降，从而能够让更多的人消费得起，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优质农产品的时候，劣质农产品或者说普通农产品就会渐渐失去市场。相当于说，市场自发地把那些生产普通农产品的生产者给淘汰了。但事实上，这一过程并没有发生。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对于优质农产品价格的降低作用有限。实际上，从目前的农产品成本结构上看，土地和人工成本占据相当比重。由于土地租金和人工工资的存在，导致优质农产品的价格大大高于普通农产品的价格。普通农产品的生产多数都是由小农户完成的，而对于小农户来说，土地是没有租金成本的，劳动投入主要也是依赖于自身，没有雇佣。在农业生产领域，技术的壁垒其实没有那么高，如果有机农场使用一项确实能够降低农产品成本的技术，那么，包围着有机农场的小农户会迅速地学习和模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进步不仅惠及有机农场主，也会同样惠及小农户或者家庭农场等相关主体。因此，由于土地租金和人工工资的存在，让优质农产品和普通农产品永远有一个价差，这个价差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然后，有些人就想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认为只要小农户逐渐退出市场，农产品供给侧的问题就解决了。然而，小农户的存在是中国的国情。⑦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变革都离不开这一国情。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可知，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仍是小农户，也就是说，小农户是农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中国的农产品产量是相对过剩的。这一点从直觉经验上可以得到验证。只不过，由于种植、养殖主体决策的多元性、多样性，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不足的局面经常出现。导致的结果就是某一种农产品价格会在某些时节突然上涨，所谓的“过山车”。这一价格反过来导致包括小农户、家庭农场等众多农业生产经营相关主体的收入波动。事实证明，小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最强的，很多家庭农场或者规模化企业很容易在这样的波动中失去了发展的可能。很多大农场看似规模很大，其实内生的动力缺乏，主要实在攫取国家的支持资金，如果没有国家政策上的扶持，很快就会破产。实际上，小农户的生产并非注定缺乏效率。通过实现现代经济和小农户的对接，可以让小农户嵌入到更有效率的生产经营体系当中，打造出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道路。

优化或重构体系的核心点是提高主要生产主体——小农户的积极性。如何让他们有内在的发展动力呢？方案就是要让他们的分享价值的能力增强，即通过优化利益联结机制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收入。我们认为，农业价值创造和分享能力都是农业强国的底色。“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这决定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必然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衡量农业强不强，主要要看对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带动能力强不强，农民能不能充分参与并分享农业强国建设带来的好处。这也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建构农业强国需要注重需求视角。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分析一下农产品的需求特征。与工业品相比，农产品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决定了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有其独特的表现。

第一个特点就是对农产品的选择空间相对小。这主要是因为农产品的自身种类就相对少。按照传统和习惯，我们一般会把农产品分为粮油、果蔬及花卉、林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和其他农副产品六大类。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主要农产品就是蔬菜、粮食、水果、肉、蛋、奶以及水产品。中国的蔬菜品种是相对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吃蔬菜，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的地理范围广阔，南北气候水文等条件差异大，可以生产很多品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栽培的蔬菜有一百多种，其中主要栽培的有四五十种。从2011年开始，蔬菜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农产品。此前，粮食一直是我国第一大农产品。目前，国人平均蔬菜年占有量是515公斤，每天差不多3斤蔬菜，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也是美国和日本的4.55和5.65倍，排名世界第一。粮食的品种可分为麦类作物、豆类作物、稻类作物、粗粮类作物、薯类作物，但在餐桌上主要食用的无非是稻米和麦面。水果种类也相对多，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最常出现的水果是桃、李、枣、栗，其次是梨、梅、杏等。现在平常人家食用的主要有香蕉、苹果、橘子、梨、枣等。肉类主要是畜肉和禽肉。畜肉主要是猪肉、羊肉、牛肉以及其他的一些肉品。禽肉主要是鸡、鸭、鹅等肉品。当然，不论是哪一种肉品，也都是一部分有品牌，一部分没有品牌。品牌也有多个。水产品主要是鱼、虾、蟹、贝类，种类较多，但主要的食用对象也是有限的。综上可见，农产品的品类总体上是不多的，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平时所食用的品类则更为有限。这一点与工业品大大不同，工业品种类更为繁多一些。

第二个特点就是农产品交易或者说购买的频次相对多。这是我们与一般工业品相比较的结果。农产品的主要功能是要给生命体提供能量，完成新陈代谢。因此，人体必须按照生物学的规律每天进食，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农产品的需要是每天都有。工业品则不同。比如说我们购买一个电视机或者手机，可能一年或者几年才买一个。而且，如果我们去大的商超采购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有品牌的农产品。而我们就近在菜市场进行选择，可能选择的就是没有品牌的普通农产品。农产品的交易频次多，也是因为农产品多数都是生鲜产品。即便是在冰箱的话，生鲜产品也不能保存太久。肉蛋奶实际上也不能存放太久。一些加工后的农产品保存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比如袋装的小米等粮食产品。这也决定了我们采购农产品的频率要高于工业品。这样的一个需求特征表现为交易上就是经常交易，但每一次的价值都不会太大。

第三个特点是不同消费者之间需求结构和需求数量有相似性。农产品的家庭消费由于受到消费人数、购买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家庭消费会有不同。但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所占的比例会不断降低。这也可以用农产品消费的收入弹性比较小加以解释。农产品消费主要与家庭成员的数量有关。尽管由于年龄结构的不同，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差别，但不会差异巨大。家庭成员的数量又是差不多一致的，因为在同样的政策环境下，家庭生育后代和养育老人的选择基本上类似。比如，原来每个家庭都只能有一个孩子，现在可能有一定比例的家庭有二胎或者三胎。

在认识到对农产品的需求特点之后，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从需求视角开始设计新的模式。即我们需要思考，需要什么样一个模式来捕捉收集需求信息，然后让信息向生产端，也就是供给端流动。从而完成类似于订单农业和期货农业的交易。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更为精准地匹配供需，可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从而可以让流通成本进一步降低，节省出来的成本可变成收益分配给消费端和生产端，也就是需求端和供给端。供给端可以获得更高的出产价格，并且有动力提供优质农产品，需求端可以有机产品和普通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即可获得更优质的农产品。

捕捉需求需要利用科技的力量和更为合理的商业模式。之前的社区团购和新零售做过类似的事情。社区团购就是通过导购员收集一个社区的需求，由于每一个家庭特征不同，农产品需求的局部特征也会不同，导购员会以社区为单位，对所有的需求汇总。然后把者些信息发送到平台。关于平台，我们随后还会介绍。每一天都进行同样的事情。这样每一个社区的需求信息就像水流一样不断地流到平台上。新零售也是如此，每一个社区周围都会有线下门店，门店中有一些日常生活品，作为引流商品，可以让社区附件的人群来到门店，或者选择在线上下单，新零售提供两种入口，既有线下的门店入口，也有线上的APP、微信小程序等入口。这些都可以将显示出来的农产品需求信息收集并汇总，然后进入到平台——这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显示需求是不容易的。因此，要给消费者提供非常方便的且多种形式的入口，在显示需求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消费者更有激励显示自己的真正需求。由于这些需求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走了新的通路，并且，不经过人为的扭曲，因此，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完成供需的对接。平台是一个重要的连接器。平台这种商业模式自古就有，然而，平台的扩展总会收到时空的限制，缘于当时不存在数字技术。目前之所以平台能够大行其道，成为更为重要的商业模式，在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让平台的扩展不再受到时空的约束，且边际成本很低，理论上可以包容数量不限的交易。当然，这主要是指信息层面的交易，真正的交易完成需要线下物流的配合。而物流依赖于道路、人力、交通工具等因素，因此，不可能无限承载下去。连接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平台是一个双边平台，因此，具有双边网络效应。所谓双边网络效应指的是随着消费者的数量增多，生产者更有意愿加入到平台。反之，也是成立的。消费者是一边，生产者是另一边。一边的决策与另一边的数量有关。这是一个重要的特性。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完成消费者和生产者向平台的聚集，并且形成自己的“护城河”。即，其他的平台不能迅速模仿，从而让自己聚集而来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没有意愿向外迁移。平台的价值和利益与双边的用户数量有关。数量越来越大，意味着可以成功匹配更多的交易，带来更多的价值，用户也愿意为平台的这种创造性“买单”。在一种良性反馈的机制下，平台会不断扩展自己，最终达到一个合理的规模。平台具有规模经济，也具有范围经济。也就是说，平台能够收集的信息越来越多，或者说覆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越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就越明显。我们主张收集信息、传导信息的合理载体是平台。平台是从需求端入手，变革中国农业的重要模式。

供销社最具有做平台的条件。一则供销社在百姓心目中是一个重要的国字头品牌，消费者和生产者对这一品牌都比较认可和信任。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历史比较悠久。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农民就自发组织了很多合作社，类型多样，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以及支援前线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合作可以改善合作者的处境，可以提高效率。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计划经济的思维下，合作社成了上下相连、纵横交错、遍布全国的流通网络，替代了原来的市场网络。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重新回归，供销合作社的覆盖范围不断被压缩，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多层次的网络依然存在。有些农资，比如化肥、农药、种子等依然需要依靠这一网络向农户供应，同时，也积极收购农副产品，供应城市消费以及为工业提供原料。也就是说，尽管产品分布的频谱较为单一，但作为连接城乡、联系工农的大网络依然存在。老百姓虽然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么依赖供销社，但在城市的某一角落，在乡镇上的某一核心地段，还依然可以看到供销社的招牌。这一网络是多年积累历史形成的，具有内在的一些天然优势。

二则国家近些年来也认识到平台的作用，也希望供销合作社能够发挥其网络大，覆盖面广的作用，从而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上做出贡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提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健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台。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在部署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时，明确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提升行动，建设县域集采集配中心。与此同时，强调合作社要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供销合作社等各类主体大力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服务，开展订单农业、加工物流、产品营销等，提高种粮综合效益。

当然，做平台是不容易的，它不是搭积木，比如说平台所需要的要素全部准备好后，这一平台就能够自动地涌现和发展壮大。供销合作社虽有网络大、政策鼓励等优势，但也不意味着它一定能做好，还要看思路和方案的正确性和团队的执行力以及管理能力。结合本文提出的思路，我们希望供销社的职能和作用如下：

第一，立足于服务农民的历史传统。供销合作社的本质不是“供销”，而是“合作”，“供销”是合作社的特色而已。“合作”本质上应该是农户、农民之间的合作。其他人是辅助者，是参与者。农民要能合作好？就必须保证合作能给他们带来效益。所以，供销合作社不论做什么决策，指定什么方略，都要以服务农民，促进农民之间的合作，进而为他们带来收入上的提高为宗旨，形式可以多样，形式是为内容和中心主旨服务的。农民由于文化水平相对不高，可能不懂得合作的好处，需要引导，这是政府需要帮忙的。总之，合作社的定位不是盈利，而是服务；不应是“供销”，而是“合作”（带动小农经济走向联合协作）；不应是重新打造一套农村国营商业体系，而是落实2015年中央关于合作社改革的文件，发展成为是一种综合性的服务组织（类似日韩农协那样）。

第二，以农产品上行为主。历史上，供销社一般做三件事情，一个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下行，比如，化肥、农药等，另一个是工业生活用品从城市到乡村的下行。这两个都可以归为工业品的下行，还有一个是农产品的上行，即将农产品卖到城市中去。农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位于城市。我们认为，供销社在新时代的任务就是形成与传统市场体系构成竞争关系的新的销售通路。工业品的下行其实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试想一下，现在还有哪些生产主体为买不着生活用品而发愁，目前的物流已经能覆盖到乡镇和农村，农户也可以利用淘宝、京东等平台购物。农业物资本来都是通过供销社系统采购的。供销社如果增加工业品的销售，那实际上也是没有利润空间的。疫情期间，或许有一些不法商贩囤积居奇，导致物资供应出现了延迟，但这种非常态下的状态不构成供销社增加工业品供应的理由。对于大多数农业主体来说，农产品的合理出售是最大的忧虑。因此，作为支农助农的组织，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创新，完成类似于日本农协的角色。只要中间信息不扭曲，供给端和需求端能够无障碍交流，那么，信任就很容易建立起来。这种对接和连接就会反向引致农业供给端的变化。比如，供给端有动力生产优质的农产品，因为可以获得差异化的价格，并进而增加自己的收入。由于有供销社网络的支撑，他们可以把中间的流通成本节省下来，从而能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受益。

第三，要吸收新零售、社区团购等模式的思路，寻求自身的突破。曾几何时，很多人认为社区团购抢了菜店的生意，那些都是普通的小买卖者，因此，觉得不合适。但事实上，如果与农户增收的“大利益”相比，这些城市小买卖者的利益都是“小利益”。不能为了一种旧的不合时宜的模式而让效率停滞。一个社会只有不断进行帕累托改善才能让这个社会不断进步，从而增加竞争力。小规模的商业经营者自会发生适应性改变。就好像目前很多线上商品被网购取代一样，那些线下的门店都把目光转向了服务，比如美容美甲等，这些是网店不能代替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就业结构不断发生适应性变化。

第四，坚持人民经济，而不是资本经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这一思想也是我们发展新型供销社的指导思想，从而让供销社能为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农业强国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建设农业强国是我国当下的战略目标。本文认为，建设农业强国应该注重需求视角。需求视角有助于我们优化和改变现有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可以有助于实现农业安全。人类社会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类的物质文化等生活需要。满足不了需要的生产没有意义。这一关系截止到今天实际上仍然没有变化。所有的产品，不论是工业品，还是农业品，如果不能与需求进行匹配，那其实是没有价值的。由于需求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尤其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被满足之后，因此，我们往往觉得谈需求可以，但如何从需求角度做文章往往觉得没有抓手。我们只能以一种试错的方式来试图发现需求，比如设计师根据生活经验冥思苦想，然后推出一些产品组合。在资本力量的加持下通过广告等各种媒体，改变人们的偏好函数。一些原本看不上眼的衣服，如果通过一系列的科技和狠活让人们认为此种商品非常高大上，比如奢侈品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会导致人们的需求。需求看起来似乎是被生产决定的。而事实上，需求应该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人们实现自由发展的标志之一。在技术条件已经大为改变的情况下，需求可以不再如历史上那般被动，有自由选择权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载体显示自己的偏好，与此同时，这些偏好可以被记录和储存。这就让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了改变的可能，包括我们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农产品作为一种必需品，人类社会须臾不可或缺。发现消费者的需求，让需求引导生产，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优化产业链供应链，有助于打造效率更高、安全性也更高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从而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宏大目标。（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