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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size=14.6667px]2023[size=14.6667px]年第[size=14.6667px]23[size=14.6667px]卷第[size=14.6667px]3[size=14.6667px]期,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张川川、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魏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炜。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 | 针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我国政府于2003年和2009年相继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并开展试点。截至2012年年底,覆盖全部农村人口的社会养老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在缩小城乡差距和保障农村人口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均以提高政策实施对象的福利水平为目标,从实际政策效果来看,也均对居民消费水平和健康状况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无论从政策目标还是实际效果来看,两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彼此之间可能存在挤出。例如,如果社会养老保险能够通过提高收入显著改善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被保险人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可能会下降。由于新农保和新农合都遵循自愿参与原则,适保对象可以非常灵活地选择是否参加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项目间的挤出更容易发生。本文以新农保和新农合为例,考察了社会养老保险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医疗保险参与决策。尽管针对新农合和新农保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并且研究内容涉及制度设计、政策影响和参保决策等许多方面,但是尚未有研究注意到这两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首次从理论上提出社会养老保险可能会挤出医疗保险,并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进行了经验验证。具体而言,本文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数据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利用新农保分批次逐步推开的政策特点,使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检验了养老保险对医疗保险参与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新农保试点导致60岁及以上的养老金领取人口和60岁以下的参保缴费人口参加新农合的概率分别降低了15.4%和10.8%。上述经验事实同本文理论模型的预期一致:对于养老金领取人口,新农保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收入效应)提高了参保人对医疗保险的需求,但是养老金收入改善了其健康状况(健康效应)、提高了参保者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导致医疗保险需求下降;对于缴费人口,由于他们不仅没有养老金收入,还需要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所产生的收入效应意味着他们会减少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尽管缴费在理论上也会通过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起到增加医疗保险需求的作用,但是对于相对年轻、健康状况更好的参保缴费人口而言,参保缴费所产生的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相对更小。我们在数据条件和研究方法允许的条件下,从经验上检验了健康效应,发现新农保显著改善了60岁及以上人口的健康状况,但是对60岁以下人口的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这些实证发现与理论推断是完全一致的,也与论文所得到的新农保显著挤出了新农合的实证发现是一致的。为了检验实证结论的有效性,我们使用城镇户籍人口样本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并且使用《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检验了DID识别策略所隐含的“共同趋势”假定,检验结果均表明结论是可靠的。本文的研究结论加深了我们对家庭部门在面临政策干预时的最优化决策行为的理解,同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当明确各政策项目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存在政策效果的溢出,这会影响到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实际政策效果,在政策效果评估类研究中应当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和做出全面的考虑。其次,社会保障各项目之间如果存在严重的挤出,会损害政策效果。例如,社会养老保险对医疗保险的显著挤出,会导致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下降,从而降低医疗保险的风险分担作用。如果退保中的自选择行为与参保人健康状况有关,还可能加剧医疗保险参与中的逆向选择问题。这意味着在设计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时,需要通过适当降低参保缴费上的灵活性避免出现过度退保。对于新农合而言,可以适当延长新农合的保险等待期、要求连续参保缴费或者将自愿参与改为强制参与。本文虽然在研究内容上首次提出和检验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医疗保险的挤出效应,但是研究主题和篇幅所限,并没有全面考察我国现有的各类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挤出效应产生机制的检验也不全面。首先,论文只是结合理论分析和现有数据条件下的实证检验讨论了收入效应、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等作用机制,没有深入考虑包括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等因素在内的其他作用渠道。其次,本文针对作用机制的分析建立在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是从需求侧进行分析,新农保试点启动后政府行为的改变可能也会导致新农合参合率下降。举例而言,相对于新农合,新农保是一项新的社保政策,基层政府在推动政策落地方面可能面临更大的考核压力,从而使更多的行政资源从新农合转向了新农保,在推动新农保参与率提升的同时导致了新农合参与率的下降。由于缺乏政府在两类项目上的行政资源投入数据,我们无法从经验上对该机制进行检验。最后,除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之外,在全国层面或者个别地区,还实施有最低生活保障、高龄老人津贴、土地养老保险等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障项目,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就各类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背后机制逐一进行严谨的分析。张川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百人计划文科A1类),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微观经验研究,特别是使用自然实验方法和观察数据进行政策评估,通过政策量化评估揭示家庭部门的决策规律和公共政策的福利效应,研究内容聚焦于养老、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民生领域。合作或独立完成的部分研究工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等国内经济学和管理学权威期刊,以及Demography, AEJApp, JDE等人口学和经济学国际权威期刊。 魏旭,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青年龙马学者,金融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微观理论和金融理论研究。合作或独立完成的部分研究工作发表于《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经济学和管理学权威期刊,以及Journal of Envri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等经济学和金融学国际权威期刊。 黄炜,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领域。研究论文发表于Nature,REStat,AEJ-AE,JoLE,JDE, JEP, JEBO,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和《世界经济文汇》等国际国内顶尖学术期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