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等:“复合型”乡土资本

刘伟 陈家建（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至今日，关注流动农民在城市里的发展能力，依然兼具学术与现实意义。至2021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数量3.85亿，同2011年相比，十年间增加了1.55亿，其中农民工数量为2.93亿。“流动”似已沉淀为社会稳态，而城市里的流动农民是其核心组成。关于流动农民如何融入城市并获得发展，研究者虽然作出大量讨论并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该群体的“半城市化”似乎并未根本转变。

“组织化”对流动农民获得城市生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流动农民通过组织团结获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是其建立城市发展能力、实现城市融入的重要途径，但其组织化进程却十分缓慢，大部分流动农民在城市里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导致流动农民的“半城市化”和难于获得城市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有关城市流动农民的研究和政策实践，主要以“治理”为取向，对该群体“组织化”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同乡组织的合作维权与收入溢价，以及加入工会等正式组织的政治与经济增权等“治理”议题之下，遮蔽了组织化对流动农民城市发展能力建设的积极意义。

站在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同乡组织在农民流动进城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从进城初期来看，流动农民普遍有寻求组织庇护的诉求，流出地的乡土资源不仅成为流动农民“流动中的社会资本”，还转化为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社会资本，发挥了较强的组织力，是将农民带入城市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农民通过同乡精英带入城市，加入同乡网络以谋得庇护，依然是“乡-城”流动的重要机制。然而，流动农民的社会关系在城市里很快转向“拔根”状态，以组织为基础的同乡团结很容易瓦解，令流动农民愈难扎根城市。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流动农民的组织问题，哪些组织过程令流动农民建立起城市中的发展能力，虽兼具学术与政策意义，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本研究延承学术界将“乡土性”作为解释城市里的流动农民组织过程之所以成功的要素，以流动农民组织何以在城市里通过持续“组织化”的方式建立起发展能力作为问题意识，试图对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组织过程的内在机理展开研究。

已有文献分别从个体的乡土型社会关系与组织的“乡土型”社会资本，解释了“乡土性”对流动农民城市发展能力建设与组织化利益凝聚的积极作用。

从个体动员的角度，乡土型社会关系对建设流动农民的城市发展能力优劣兼具。优势方面，乡土型社会关系具有地缘共享性，有先赋的组织动员力与城市生长空间。首先，乡土型社会关系为先赋型社会资本。其强信任与强网络关系天然具备，表现为流动农民依托乡土型社会关系进入城市的被动员过程，此处不再赘述。其次，乡土型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城市里的生长空间。有研究发现，一些农村流动劳动力以老乡群或同乡会等组织形式，将家乡的“乡土”生活复制进城市，甚至形成同原本社会格格不入的异质性社区，这类社区以乡土型社会关系作为组织的维系纽带，发展出“系”这样的组织运作机制，不仅在流入地逐渐形成同乡群内相对稳固的权威关系，还在流入地形成了国家、社区领导者、普通商户之间复杂的权力互动，有学者认为这为“后乡土传统”在城市的社会复兴提供了组织基础。这些研究一方面证明了乡土型社会关系有在城市里获得生命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提示了乡土型社会关系需要在城市社会里作出适应性转换。劣势方面，乡土型社会关系具有非稳定性、非拓展性与过渡性。首先，非稳定性。有研究认为，“流动中的社会资本”作为先赋资本，发挥的组织力与动员力主要在流动初期，其形成并适用于乡村场域，进入城市后易受到城市市场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冲击。在流动农民逐渐融入城市，建立起“后致”资本后，便倾向于减少对“先赋”资本的依赖，非稳定性特征降低了流动农民对乡土型社会关系的预期度。其次，非拓展性。现实里，“先赋”的乡土型社会关系往往既未得到有效维系，也并未获得“后致”社会关系的有效“接续”。一方面，流动农民很难建立起具有庇护属性的社会关系以接替“流动中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流动中的社会资本”也往往并未在城市里拓展出持续的个体社会资本效果，令流动农民在城市里的社会位阶始终偏低，难于获得城市里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有研究者主张制定政策助其建立新的个体资本，但现实中缺乏政策抓手与政策动力而难于落地。再次，过渡性。已有研究将流动农民的发展目标置于“城-乡”二元范式之下，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城移民”看待，“流动”仅被看作是该群体向城市融入时的“过渡形态”或是城乡二元之间的“中元形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流动农民中的大多数终会归入城乡二元中的一元。在这一范式下，乡土型社会关系的“过渡性”被更多关注，而在现实中发展出的“拓展性”及其内在机理，则被看成偶例而被忽略。

从流动农民组织的角度，组织层面的“乡土型”社会资本为维系组织发展有积极的效果。组织作为个体与公共的关联“通道”，不仅连接着个体成员，还联结着市场、社会网络、制度乃至国家政治，某种意义上组织将个体带到国家。已有研究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城市里的流动农民组织依托“乡土型”社会资本维系组织发展的经验情境。一是占据城市市场的“同乡同业”组织。这类研究从多个角度关注到流动农民同业组织的成功要素。季中扬认为，传统手工业在外拓展发展空间时，遵循先在某地方发展成“在地同业”，后利用传统人际关系网络以“在外同行”的方式拓展经营空间，形成“在地同乡”与“在外同行”的“主从”与“内外”分工，是乡村里“前店后院”模式的空间延伸。谭同学注意到“同乡”以“有限差序”嵌入城镇化与大市场，在聚集资源、降低成本并赢得市场竞争时，相较于差序格局的“亲亲”机制，基于方言的“文化亲密”是城市里与市场里更为适配、更为核心的机制。这类研究暗含着传统乡土因素在被应用于城市适应时的机制演变，体现着社会与经济的互嵌互动，并在互动中作出适应性转型。尽管上述研究并未站在组织的角度作出分析，但却提示了“同乡同业”组织得以发展，在于将乡土关系进一步拓展并嵌入在城乡间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两个结构性维度中。二是城市里“正式”组织与“自组织”间的平衡关系。在“有组织”的流动农民中，加入工会还是成立自组织是研究焦点。工会组织被认为是国家主导下保障城市里的流动农民基本权益的组织，理论上可对流动农民形成政治性保障，但却存在组织性优势与制度性劣势的问题。自组织有建立紧密社会网络的天然优势，城市里的流动农民更愿意选择自治组织庇护权益，而工会组织则难于对城市里的流动农民形成有效庇护。有研究发现，不论正式与否，农村流动劳动力组织均具有“半正式组织”的特征，需要在工会组织与自组织的各自特征中找寻平衡，呈现出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共生”性，但如若这种平衡关系没有达成，自治性的组织在满足群体诉求的同时也容易黑帮化。

综而述之，已有研究证明了“乡土性”作为城市里流动农民的独特特征，在其获得个体生计资本与建立和发展组织化利益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从组织的角度分析，“乡土型”社会资本作为流动农民的重要组织社会资本，通过建立起地域、血缘为根基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信任，贯穿于不同面向、不同阶段的组织成长过程。成功的流动农民组织，依托“乡土型”社会资本结群，不仅在城市里的流动农民中建立起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体系，还助力了流动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多重身份认同”和在城市中的个体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研究缺乏站在流动农民发展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展开学术分析，进而缺少对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问题形成全面解释。比如，既然“乡土型”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的天然优势与组织成功之关键要素，但为何几乎所有类型的流动农民组织或多或少运用了“乡土型”社会资本，却有成功也有失败？同时，已有文献无法清晰描绘成功的流动农民组织究竟怎样克服了前文所概括的流动农民乡土性社会关系的非稳定性、非拓展性与过渡性等特征，在城市里形成组织团结、获得组织庇护与个体发展机会。可见，一般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无法拓展出适应城市社会的组织能力。流动农民组织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需要在城市社会里作出新的建设与发展，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从组织社会资本的角度，对全面解释上述问题尝试提出一个解释框架。

（一）概念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

流动农民在组织中获得持续的庇护与发展能力，反映到组织层面，表现为组织拥有持续且有效的成员整合（对内）与网络拓展（对外）能力，也即在城市场域建立起富有建设能力的组织社会资本，以将组织成员带入城市的市场与社会。

组织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尽管不同学者因视角不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存有差异，但将信任与网络关系作为其核心要素，已达成普遍共识。组织社会资本所创造的组织价值，在于其是否能够持续有效地为组织内部提供信任基础，形成组织间的有效合作，以及不断强化、拓展组织网络并稳固其在网络中的位置，令组织网络成为彼此有联系的社会实体。已有研究大量揭示出流动农民借助乡土资源进入城市的现象，通常以同乡组织为载体，比如同乡同业组织、同乡包工组织、同乡带班组织，以及基于血缘与亲缘的小型生产单元等初级组织等。这类组织之所以能对流动农民发挥较大的组织动员力，主要以“乡土型”组织资本作为维系变量。

本文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概念，用来概括城市里的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对“单一型”的先赋乡土组织社会资本（以下简称“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升级建设，助力流动农民组织转变为可适应城市社会的“生长型”组织的一类组织社会资本类型。组织的“复合型”乡土资本，既可令组织在城市中持续地获得凝聚成员信任、实现组织整合、拓展组织网络等组织能力，又可向组织成员持续、稳定地提供乡土性社会关系，令组织成员在共享乡土资源的同时，突破前文所述的非稳定性、非拓展性与过渡性之桎梏，不断强化组织化利益、壮大组织发展，从而以组织团结的方式将组织成员带进城市市场与社会。“复合型”乡土资本以“乡土”为基础，是流动农民组织在流出地乡土资源的基础上，应对城市社会的生产生活而作出的再拓展与再生产，其建设过程，并非在城市社会土壤中拓展出的新型的组织社会资本，而是当组织在面临城市社会场域中的发展困境时，选择不断回到流出地乡村，在乡村场域中拓展出新的组织社会资本，以不断助力流动农民组织实现对城市社会的嵌入过程。

具体而言，组织社会资本作为组织的重要维系变量，应当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从个体到组织的整合过程，也是组织信任与组织秩序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组织目标为“整合”，包括了形成组织观念、搭建组织结构、建立组织权威、确定行为标准、构建组织秩序等，经由这一过程，组织中的个体被整合进组织所设定的规则与权力之下，本文以“组织动员”为概括。二是从组织到个体的应责过程，也是履行组织职能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组织目标为“应责”，包括了分配组织资源、提供组织庇护、形成利益传输、提供组织福利、执行组织惩罚等内容，经由这一过程，组织通过履行回应组织成员诉求形成覆盖全体组织成员的组织化利益，本文以“组织应责”为概括。三是组织向外界乃至公共的协调过程，也是组织逐渐在区域或组织间通过社会互动而逐渐稳固组织位置和提升组织位阶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组织目标为“连接个体与公共”，包括了拓展组织合作、交换组织利益、加入组织网络、获得社会声望、谋得政治承认等内容，经由这一过程，组织以整体为单元通过同公共关系、地方关系乃至国家代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获得持续的组织社会资本，并不断强化与扩展，本文以“形成组织网络”为概括。三个维度的组织社会资本建立过程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交互影响中互促前行，且三个维度需要同时推进，方能获得组织化的成功。

（二）案例介绍

“Q烧烤”是一个典型的以同乡同业为基础的城市流动农民组织，为陕西省D市的著名四川小吃品牌，经营者多为四川省大佛县江口镇居民，该品牌创始人章木森于1998年只身一人来到陕西省D市，开设了第一家“Q烧烤”。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壮大，“Q烧烤”已成为覆盖陕西全省、深受当地群众喜爱、价格亲民美味的四川小吃品牌。

截至笔者调研时，“Q烧烤”在D市似乎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正式组织形态，如，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组织成员平时忙于各自经营、社会交往无多，甚至没有能囊括所有组织成员的网上联络群，组织形态非常“松散”。尽管如此，“Q烧烤”依然表现出较强的组织特征，如，其于2005年注册商标并成立商会，依托家乡的政治力量，建立了大佛县江口镇驻D市的“Q烧烤”飞地党支部（2007年）和异地工会（2018年），获得了家乡党委政府赋权的正式组织身份。该组织以江口镇的“同乡”为开店的准入条件，从业者遵守统一的管理规则与经营模式，有极强的组织归属感，共享一致的价值理念并获得组织庇护，其内部有“大致”的层级之分，以商家联盟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共享组织利益，甚至还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获得了一些由流出地或流入地政府赋予的组织称号。

在章木森的家乡大佛县江口镇的居民心目中，显然不认为“Q烧烤”是“松散”的组织。章木森及“Q烧烤”的发展历程被当地百姓津津乐道、口耳相传，成为极具传奇色彩的公共话题，笔者在大佛县访问过的每一个人，几乎都能在此话题上讲出一二。事实上，江口镇居民总能或多或少、沾亲带故地同“Q烧烤”扯上关系，也或远或近地被整合进“Q烧烤”组织，一份2018年的统计信息显示，整个陕西省的“Q烧烤”店铺达到800余家，江口镇的相关从业人员超过8000人，高出该镇外出务工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大佛县，不论各级官员还是各类居民，对章木森的评价“言说”十分一致：只身走出该县、出人头地、不忘同乡，领导了一个庞大的同乡同业组织，带领本乡百姓共同致富，其组织领袖形象深得民心。尽管“Q烧烤”组织远在D市，却被大佛县居民看成组织秩序严谨、目标明确、庇护有力，成员互动亲密、组织归属感强，且组织网络强大的成功组织。总之，相对于D市的组织松散状态，“Q烧烤”在大佛县的社会情境里享有更高的组织合法性，具体表现为以流入地同乡成员（大佛县与D市）为核心的高度组织认同。这一反差的背后，是该组织为了建立城市发展能力在流出地拓展出的“复合型”乡土资本在发挥作用。

本文将“Q烧烤”在陕西省D市里连续20年成功的组织化历程作为个案，试图通过展示该组织的“复合型”乡土资本的建设历程，揭示城市里的流动农民组织之所以成功且长效维系所需获得的组织要素，以及透过该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化历程，进一步尝试揭示组织化何以成为流动农民获得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关键中介。本研究小组于2017—2020年四年间多次赴该组织的流出地四川省大佛县、陕西省D市展开调研，访谈对象涉及县乡两级地方官员、村干部、普通村民、组织领袖、组织成员等，收集信息具有可信度，能够真实反映组织的发展历程。

（一）组织建立：运用“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把乡村规则“搬挪”进城

流动进城的农民极易经由地缘性的乡土型社会关系被快速组织起来。组织则借助流出地的“乡土型”（同乡）社会资本，将流出地乡村社会的秩序向流入地城市“搬挪”，将乡村社会里的价值认同、行为标准、秩序规范快速转变为城市里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观念、组织秩序与组织规范，“Q烧烤”组织的形成初期也是如此。

1.乡土型社会关系：个体的家庭义务与亲缘应责

站在流动农民组织的角度，乡土型社会关系不仅在动员流动农民进城和提供生计上有重要意义，其中的个体的家庭义务与亲缘应责，还为流动农民组织在城市里的建立，提供了乡土型的信任与网络基础，进而形成了强动员力的组织基础。

20世纪80年代，贫困是四川农村从家庭到村落的基层常态，个体考上大学并留在城市，往往是家庭的集体决策并举全家之力的结果。将农村的亲戚带到城市谋生，被视为已在城市立足的农家子弟不可推卸的“亲缘责任”。章木森进城谋生因其投靠了大舅子老高。老高于20世纪80年代从江口镇考上D市的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被家乡亲缘寄托了改变穷困现状的厚望，总被父母亲戚叨叨着“给老家亲人安排工作”。1998年，章木森为了还清家中举债，隔三岔五给老高写信、打电话拜托帮忙找工作。老高多方打探，发现在夜市摆摊卖烧烤是成本低、盈利高的商机，适合文化程度不高但能吃苦耐劳的章木森，便把章木森接到D市，开始了其“亲缘应责”。老高对章木森的帮助，可代表当时个体对家庭义务作出应责的立场与边界，而其帮助过程，既是对流出地乡土社会秩序的遵守，也是其与章木森间形成彼此认同权力关系的过程。

老高的“亲缘应责”包括两个步骤。一是提供资金帮扶：安排考察项目与提供启动资金。老高先是出钱带章木森吃遍了就职学校周边夜市里的所有烧烤，以考察烧烤摊的经营过程与经营方式，和测算租房、设备等经营成本，随后便全额提供启动资金支持章木森“单干”。二是动用关系资本：“得把活路给人安排好”。老高先是找门路安排章木森到一处烧烤摊位上做学徒。章木森很能吃苦，一个月左右学成，开始筹备摆摊。后又找关系帮忙摆平“事”，比如在夜市地盘基本被“瓜分”的情况下，老高找到熟识的小卖部老板，以定点在其小卖部拿饮料为协议获得了在其店门口摆摊的许可权，落实了烧烤摊点，1998年10月时，章木森的烧烤摊正式开张。至此，老高认为已“仁至义尽”，无论结果怎样都心安理得，给家庭、家族、村庄以“交代”，即便章木森没成功，也不再提供更多帮助。而这两个步骤，后来演变为“Q烧烤”组织扩张时期“个体应责”的基本规则。前任江口镇党委驻D市“Q烧烤”党支部书记老曹告诉笔者，亲戚做学徒、后协助其单干的培养模式，变成了Q烧烤组织心照不宣的规则，在组织扩张、网络传递过程中被保留下来。直到今天，这一模式仍为有意开店的同乡务工者提供庇护与保障。

2.“乡土型”社会资本：应责传递、网络拓展与组织架构建立

随着同乡网络扩大，乡土型社会关系中个体的家庭义务和亲缘应责，转化为流动农民组织在城市里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通过快速凝聚组织信任、形成组织秩序实现了组织动员，并通过回应组织成员的谋生诉求实践着组织应责。

首先，通过应责传递，同乡网络为基础的组织初步形成。老高对章木森的应责过程，在同乡血缘与亲缘中不断复制扩散。大佛县的烧烤美味且独特，同本地的西北烧烤相比“差异化”优势明显。章木森经营有方，时正值北方夜烧烤淡季，但其生意却越做越好，从最初一晚卖十几元，到1999年初已攒下六千余元。同年春节，章木森把家里的欠债全部还清，老高的家庭应责与章木森的家庭集体决策均取得了成功。赚到钱的章木森，开始复制和传递亲缘应责，先是将哥哥带到D市一同经营烧烤摊，又相继把自己的小舅子、姐夫等亲戚带了过去。彼时，“Q烧烤”以路边摊的形式经营，成本低、准入条件少，经营环境复杂，经营过程受地方社会环境影响极大。随着“Q烧烤”生意趋好，动员更多的同乡形成组织，既能共享利益又能彼此照应，有较强的组织动力。经由亲属间“传帮带”的快速扩散，至2000年时，“Q烧烤”在D市“红火了起来”，已有大约40—50户大佛县江口镇家庭在D市从事“Q烧烤”生意，很快形成了以章木森为网络中心，以其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亲疏不等的初级同乡组织。

其次，通过复刻“乡土”里的权力关系，以同乡各族姓精英为主的“元老”集团形成。农民出身的章木森成为“掌舵人”，面对初具规模的同乡组织，压力陡增、自觉应对能力不足，特别有了同乡间竞争后，自家收益产生波动，对维系组织与个人生意均没了信心，动了逃避返乡的念头。组织“主心骨”心生动摇，组织存续面临危机。此时，江口镇各家族在D市经营Q烧烤生意的能人站了出来，章、高、曹、吴等江口镇几大姓氏中的有能力者，组成了“元老”集团，约定共同议事决策以应对组织老乡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元老”集团奉章木森为中心，而章木森则始终视老高为尊者，“元老”集团并未将章木森的其他血亲纳入其中，而是逐渐发展形成同江口镇各族亲关系相平衡的组织领导格局。“Q烧烤”在一定程度上“复刻”了乡土秩序中的伦常关系与权力格局，而这一过程似乎“自然而然”被同乡成员接纳。自此，以章木森为组织领袖，同乡大姓家族的同业精英组成“元老”集团，同乡其他成员各自开店的组织架构初步形成，“Q烧烤”组织也由个体“家族化”转变为组织“同乡化”。

可见，“乡土型”社会资本的两个要素对流动农民组织在城市里的快速形成发挥了作用。一是以血缘、亲缘应责为内核的社会网络关系，形成了组织信任与组织网络。不论老高还是章木森，亲属之间的“传帮带”，是需要刚性履行的家庭责任。个体和家庭的应责传递，很快吸纳了大量同乡从业者，在城市里形成以最初创业者为网络中心，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这构成了组织形成的信任与网络基础。二是以流出地乡村的权力与秩序关系作为组织维系规则，维系了组织初期的稳固。随着同乡从业人数不断增长，组织需要更有力度的组织管理来平衡利益分化。此时，“复刻”流出地乡村的社会秩序，比如亲族力量、权力关系、网络关系等，不仅有利于快速的组织化，还能快速团结组织成员，维系组织运转的同时，保证成员的利益共享。总之，流动农民组织以乡土社会里的关系与秩序格局为基础，以流出地的乡土型社会资本为维系变量，建立了组织力，令组织在初期拥有较强的组织动员与组织应责能力。然而，支撑这种组织力的乡土秩序与伦常规则，同城市市场社会里的秩序价值产生张力，令组织在城市里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危机。

（二）组织动荡：“单一型”乡土资本在城市里的组织能力式微

“Q烧烤”的利润十分可观，作为一项产业，每年的纯利润在2亿元以上，组织成员亦收益不菲，“中等生意的店，纯收入一年七八十万，差一点的，一年二三十万没问题”，吸引了大量江口镇居民前来淘金。2002年前后，“Q烧烤”在D市逐渐声名鹊起，经营模式逐渐由摆地摊升级为开店铺。2002—2007年间，店铺数量快速增长，组织规模迅速扩大，至2007年时已达400余家，有超过4000余江口镇人在D市从业。随着市场影响力扩大，“Q烧烤”同既有市场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同时，经营成本增加、回本周期拉长，租店面、抢市场、稳人员等组织内部的利益分化逐渐显现，组织发展遇到诸多瓶颈。为应对危机，2005年，“Q烧烤”在D市正式成立了商会，章木森担任会长，集团“元老”分别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同年，章木森在D市注册“Q烧烤”著名商标。但组织应责与组织动员能力依然面临挑战，引发了组织动荡。

1.城市市场里的组织应责能力弱化

进城初期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具有“单一性”，其对于传统农业里小农分散经营形态下的社会关系有天然的整合能力，其组织动员主要在组织内部发挥作用，对小农特征的组织成员可进行有效且快速的组织动员。而面向城市里的外部市场与社会时，却难于形成具有市场性与政治性的组织网络以提供组织庇护。组织一旦发展壮大，便面临组织协调与市场应对能力不足而组织应责能力式微，引发组织的内忧外患。

组织协调能力不足表现为组织层面的无序扩张与个体层面的小农无意识。“Q烧烤”具有明显的地缘性产业特征，以家庭为经营单元，是对农村“小农式”生产方式的延续。初期，“Q烧烤”的经营规模小而灵活，一个家庭的男主人负责烧烤，女主人负责收钱，再雇1—2个帮工便能较好地经营。该模式投资与试错成本低、灵活性高，有利于店铺快速增加，“早期老家（江口镇）到店里务工的人，99%都开了店”，但到2007年时，一般的店铺规模已扩大至需要8—10人维持经营，稍微大的店需要20人左右，一般的开店成本由初期的几千元增长至二三十万元，帮工也由初期的一个月拉长为1—2年。此时，“Q烧烤”既未从组织层面作出有序发展的规划，也缺乏优化市场管理、庇护组织成员利益的组织管理能力，店铺间的恶性竞争很快爆发出来。比如，店铺选址向优势口岸扎堆，劣势口岸则无人问津，做事靠谱的同乡工人被各店明里暗里争夺等，造成了“自己人间”的相互干扰。与此同时，普通经营者受困于“种田”思维，缺乏市场意识，自乱了市场却并不自知。

“一到两公里之内原则不能开，要市场保护，但那会儿好一点的十字路口开三五家、五六家都有，看到生意好，都是亲戚老乡，有地方我就给你来一个。”

“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明白，跟我们在家种田是一样的，只要它不违反我的利益，其他就无所谓，不需要去了解市场逻辑，当有一天反噬的时候，他才发现利益受损了。”

除此之外，“Q烧烤”还需要应对与本地同行的竞争。因烧烤为晚间生意，普遍经营到凌晨。早年间，D市夜间的治安环境存在漏洞，客源鱼龙混杂，吃“霸王餐”的事情更是屡屡发生，部分店铺曾遭黑恶势力闹事，如本地的地痞流氓找茬收钱和竞争对手的恶意报复等，组织缺乏对正规渠道寻求庇护的协调能力，陷入“内忧外患”。

2.组织动员的团结力强却秩序构建能力差

组织扩张时期的“Q烧烤”，“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动员力呈现出组织团结能力强却秩序构建能力差的张力，引发了组织利益散化、组织信任弱化，甚至出现组织团结“黑帮化”的迹象，组织秩序也出现了趋向瓦解的苗头。为避免受到恶势力欺负，同乡组织成员间“抱团取暖”意识不断增强，店铺间小范围的快速组织力不断增强，与D市本地人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

“每个店里2—3人有手机短号，有店里闹事，就相互通知，比110报警还快。3—5分钟，最多10分钟会到齐，（我们）只有相互帮扶才行。”

每个店铺需要独立的空间与客源范围，以确保生意空间边界清晰、不被侵犯，但这一方面组织却管理无力，令成员处在无序竞争之下。久而久之，组织信任被削弱，前期形成的一些口耳相传、自觉约定的组织规则，比如店铺一般在江口镇同乡之间传递，以及近乎不求回报的个体亲缘应责以扶持亲属开店等规则开始被打破。一些店铺用了非大佛县的人做帮工，最多的时候，务工人员中D市及周边本地人的比例大约占到了三分之一，甚至有非大佛县人盘下了一家店，但却明显不按“规矩来”。随着竞争逐渐增大，有的店铺老板不愿意将手艺传给同乡，避免“锄头挖自己”，还有一些从业者开始乱打招牌，不使用或乱使用“Q烧烤”的商标，组织秩序有了瓦解的趋势。

此时，“Q烧烤”在D市的组织存续陷入了瓶颈，除了需要拓展组织网络关系以建立起适应正式市场的竞争能力外，还需要建立起对非正式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除了需要形成“抱团取暖”的组织动员外，还需要理顺组织内部的秩序规则以维系持续的组织信任。总之，组织亟待拓展出新的组织社会资本以维系组织发展。

（三）回到家乡：为组织在城市里的存续拓展“复合型”乡土资本

“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地缘性与封闭性，虽有利于组织团结，却阻碍着组织融入城市的社会与市场。作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这一时期“Q烧烤”的发展困境，根本在于组织缺乏城市里的发展指导，“单一型”乡土资本既无法指导组织建立抵御城市竞争的网络能力，也无法在新挑战、新困境中指导组织维系信任进而维护组织秩序。如何拓展新的组织社会资本？“Q烧烤”组织选择了“借力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回到流出地，叠加拓展出乡土型的政治资本与乡土型的市场资本，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以形成新的组织能力。

1.在“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资本属性

既然“单一型”乡土资本难于指导“Q烧烤”在D市中拓展出组织网络关系，那么回到家乡，将组织带入家乡的政治网络中谋得在D市里的组织庇护，是“Q烧烤”作为城市里的流动农民组织更可能建设起来的一类组织社会资本。2007年时，因江口镇有4000余人在D市从业，“Q烧烤”引起了江口镇党委政府的关注。一方面，从业者的收益主要存回家乡的银行，提升了本地的金融能力。另一方面，4000余名本镇流动农民的管理与服务成为江口镇党委政府的重要关切。2007年时，在大佛县县委组织部、江口镇与“Q烧烤”组织的共同推动下，江口镇“Q烧烤”流动党支部在D市挂牌成立，流动党员15人左右，先后由“元老集团”成员担任支部书记。流动党支部成立后，大佛县所属Z市的市级领导、大佛县县委书记、县长等都曾多次到D市慰问、看望、调研，支部书记加入了江口镇支部书记工作微信群，同属地党支部一同，接收和回应各类指令信息。十多年来，“Q烧烤”同家乡党委政府间的公务活动频繁，而“Q烧烤”流动党支部亦获得大佛县江口镇党委的多次表彰。2018年时，四川Z市指导“Q烧烤”成立了市级异地工会，匹配了工作经费。“元老集团”或组织核心人物在返乡后，主动承担起村社干部职务，以巩固“Q烧烤”组织在同乡的政治力。流动党支部的前任书记老曹，2019年将两个门店交由女婿经营后返乡照顾母亲，主动参选担任所在社区的社区书记。“元老”老张返乡后，2016年起担任所在村的村支书。自流动党支部成立起，“Q烧烤”主动同本乡建立日渐紧密的政治网络关系，为组织拓展出了来自本乡的政治性社会资本。

这一政治性的社会资本，为“Q烧烤”在D市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庇护。2012年，“Q烧烤”在D市遭遇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危机，本地著名报纸H报连续一周刊登“Q烧烤”负面新闻，报道其以猪肉冒充牛肉的食品诚信安全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舆论谴责，“Q烧烤”声誉大损、发展一度停滞。为澄清事实，“Q烧烤”流动党支部向江口镇党委提出求助，大佛县迅速联合工商、食品等五个相关职能部门和江口镇党委到D市展开调查，并把“Q烧烤”的肉品送往云南省昆明市（国务院食品安全指定的动物食品安全检测所）进行检测。“当时的检测结果证明了我们用的是货真价实的高品质牛肉，这样才保住了‘Q烧烤’的声誉，没有对我们的发展造成影响。”老家的党委政府向“Q烧烤”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庇护，为“Q烧烤”组织在D市的商业经营提升了关键的抗风险能力，拓展了“单一型”乡土资本在城市里建立组织网络、应对组织竞争的能力。

同时，这一政治性的组织社会资本并非“Q烧烤”的个案，具有地缘普遍性和明显的流出地特征。

问：（县里）除了这个（“Q烧烤”）流动党支部，还有其他的流动党支部吗？

答：有啊，还有很多，可能有十多个。打个比方说，就像江口（镇）的这个（Q烧烤），我们有很多党员都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大家可能聚集的点都不是很远，比如可能是在某一个市区里面，（党员）人数达到一定的范围，我们就会建立一个党支部，然后通过（所在）乡镇给它（流动党支部）推送清单，让他（支部书记）加微信、qq群啊，督促他们每个月去做一些组织生活。

2.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适应市场规则的乡情约束

“回到家乡”，如何建立起维持组织秩序能力的组织社会资本？2007年起，随着“Q烧烤”流动党支部的建立，“Q烧烤”商会（2005年成立）的活动阵地，由D市逐渐转向江口镇。与流动党支部被正式体制赋权，发挥将组织带入本乡政治网络以获得庇护不同，商会的活动更加民间化，通过在家乡民间的组织形象塑造，传播组织价值、形成组织规则，将家乡的准组织成员稳定带入城市市场、共享组织利益、持续壮大组织能力。具体而言，有连结乡情社会、传递组织规则、凝聚组织价值等组织形象的塑造过程。连结乡情社会方面，“Q烧烤”从组织与个体两个层面分别发力。组织层面，“Q烧烤”以商会的名义从事了多项“回馈家乡”的公益活动。2013年起，“Q烧烤”商会为江口镇贫困高考学子每年捐资1—2万元不等的助学金，在汶川地震后专门召开捐资大会，筹集7万元捐给大佛县红十字会，2014年春节返乡时，在大佛县的政府广场举办大型文艺演出，向全县展示“Q烧烤”的乡味乡情，传递“Q烧烤”的组织价值，还在江口镇各村的一些重要的公共事务如修路、春节乡镇党委政府组织的联谊活动中参与决策、提供资源保障等。个体层面，在返乡时以“Q烧烤”成员身份在日常生活里礼尚往来、相互走动、加深乡情，“每次过年回来我们都会约上村上、镇上的领导吃饭，最重要是家乡的感情”，“我们在D市的人，回去了的，每两周会有一两个小时，组织老乡们一起，自编自演在自己院坝娱乐，为了（拉近）家乡感情”。随着第一批从业者将生意交由子女经营而陆续返乡后，大佛县中以“Q烧烤”从业者为名组织的各类联谊活动愈加频繁。经由这一过程，“Q烧烤”维系了组织在本乡中的乡土人情，深化了组织与乡情社会的密切连结。

与流出地乡情社会的连结强化，意味着巩固了传播组织价值的乡情社会基础。一次次的互动中，“Q烧烤”不断在家乡成员与身在D市的同乡中，推动将前期自觉遵守的两项重要规则（亲缘应责与扶持开店）和一项日常经营中的约束规则（统一酱料）转变成组织价值，以令这些规则在江口镇居民中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如今，新增的大佛县从业者在进入D市前便已知晓、认同并遵守这些规则，“来（D市）之前我们就晓得，我们转店都是内部人之间（流）转，亲戚朋友之间（流）转，不会转给外人”，强化了店铺在同乡之间传递与扩张，巩固着“Q烧烤”在D市场竞争中的组织基础。同时，“Q烧烤”的所有加盟店铺只能使用章木森提供的烧烤秘制酱料，也成为了共同遵守的重要规则。时至今日，章木森依然为酱料核心秘方的持有者和所有门店烧烤酱料的唯一提供者。在老高看来，“Q烧烤”酱料的秘制配方是该产业成功的关键，“只要配方在我们这里就不怕，外边也有假的，但味道肯定不一样”，但有“Q烧烤”从业者告诉笔者“虽然都是他提供，但一时供不上怎么办，我们自己也会拿来试，试出来口味，也都大差不差”。实际上，酱料售卖的价格十分便宜，近乎于向店铺赠送，酱汁唯一供源更多在维系组织秩序上发挥意义。店铺的同乡传递与酱汁的唯一供源等规则若被打破，便会得到家乡从党委政府到乡情社会的道义谴责。“Q烧烤”组织通过不断回到家乡建立乡情团结，为组织秩序加持了乡情约束，在保护手艺、维护同乡权益、强化组织共同体意识方面强化和凝聚着组织内部的统一价值，巩固了组织团结，也维系了组织在家乡地缘意义上的“半封闭”性。

综而述之，“Q烧烤”组织通过在“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流出地的政治属性，令其可在城市组织网络能力弱的情况下，建立起在城市市场里的应对能力；同时，拓展出适应市场规则的乡情约束属性，转变了乡土性社会关系的非稳定性、非拓展性和过渡性，持续巩固了“Q烧烤”在流出地的地缘关系里的半封闭性，并运用乡情社会的约束力，强化了组织规则和组织价值，稳固了组织动员和组织应责能力。经由上述过程，“Q烧烤”建立起了适应城市并且在城市里获得持续发展能力的组织社会资本，助力了组织稳定而持续地壮大。2018年时，“Q烧烤”已几乎覆盖整个陕西省，加盟店铺达800余家，江口镇从业人员超过8000人。同年，“Q烧烤”组织获得D市官方的正式承认，在D市总工会下成立了“Q烧烤”行业协会，其在城市里的组织社会资本也开始逐渐建立了起来。5

建立起“复合型”乡土资本，是本案例流动农民组织二十余年来在城市里获得发展能力，成功将组织成员带入城市市场与社会的关键。为尽管使用“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但为何流动农民组织有成功亦有失败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解释。具体而言，该组织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后者包含前者又优于前者。通过“复合型”乡土资本，组织得以在城市社会里维系了组织信任，建立了组织动员、组织应责与组织网络拓展能力，壮大了组织，在带领流动农民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的同时，又并未离开乡村。那么，“复合型”乡土资本的哪些特征，助力了流动农民组织在城市里获得持续的组织能力？建立“复合型”乡土资本究竟是偶然机会，还是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复合型”乡土资本可在弥补城市组织网络建设不足、增进组织信任从而巩固组织团结两个方面，持续发挥组织社会资本的功能，形成与“单一型”乡土资本的接续关系。

在流动农民组织的建立初期，“单一型”乡土资本以流出地的地缘性乡土关系和乡土秩序为组织社会资本底核，通过先后将家庭义务、个体应责、同乡支持，甚至宗亲网络等流出地地缘性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提供了流动农民初进入城市时的快速组织化与强动员力，是促成流动农民组织快速建立的优势型组织社会资本。然而，这类组织社会资本以流出地的乡土秩序为底核要素，同城市里商业化、现代化、科层化的市场秩序形成张力，很难拓展出城市里的组织网络关系，无法抵挡城市里的市场秩序对乡土秩序的冲击，导致组织建立容易却难于维系，出现了乡土性社会关系的非稳定性、非拓展性与过渡性等特征，而组织失败。因此，组织需要适时作出转型，将以流入地乡土秩序为底核的组织社会资本，转化为对城市的市场与社会形成具有适应力的组织社会资本，也即需要重建城市里的组织网络关系并不断维系组织团结。

对于外来组织而言，选择回到家乡，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叠加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以适应城市社会便有更具现实意义的可能性。如果说“单一型”乡土资本的组织能力是在城市里快速建立组织以将同乡成员带入城市获得生计，那么“复合型”乡土资本的组织力则在于探索、获得并不断稳固组织在城市市场与社会里的生存空间与结构位置，从而将组织带入城市社会，以保障组织成员在城市里的持续生计，二者具有组织社会资本的“延承性”。具体而言，“Q烧烤”组织回到家乡建立了两项重要的组织社会资本要素，组成了“复合型”乡土资本。一是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资本属性，也即拓展出强有力的流出地政治性的组织网络。通过成立飞地党支部、建立商会、成立异地工会、组织成员加入流出地行政体系（如担任村社干部等）方式，将组织深度带入流出地的政治网络，获得流出地的正式庇护，得以在流入地获得组织之外的网络支持。二是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适应市场规则的乡情约束，将适应于城市市场的组织秩序规则通过乡情约束在组织成员中不断强化，通过以组织商会在流出地从事的公益性活动和公共事务性活动，以及组织成员人情往来活动等方式，不断回到家乡的乡情社会中扩大组织声望、传递组织规则、塑造组织价值，维系了组织在D市市场存续的价值规则，并通过在家乡的成员互动，将遵守组织价值规则转变为家乡社会里的价值评价，形成了对组织成员的乡情约束。总之，“复合型”乡土资本，分别从组织团结（组织信任、组织秩序）与组织网络两个维度，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地缘封闭性、个体应责与宗亲关系网络等特征基础上，拓展出了组织适应城市市场与社会的“复合型”乡土资本，两种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形成了有效接续，维系了组织发展。

最后，笔者进一步认为，“复合型”乡土资本对流动农民的个体发展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复合型”乡土资本介于城乡之间，其建设于乡村却应用于城市，某种意义上，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积极互动。一方面，“复合型”乡土资本形成了组织庇护，通过组织将流动农民带入城市社会、城市市场乃至国家政治；另一方面，“复合型”乡土资本的建设过程也是流动农民不断被带回乡村的过程，这一过程维系稳固甚至进一步塑造了他们在乡村中的互动、关系身份、网络及价值，将流动在外的他们继续带回流出地乡村社会并获得位置。可以说，组织的“复合型”乡土资本建立过程，也是塑造作为成员的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而不是因缺乏组织庇护而流向底层。从这个意义上，流动农民组织的“复合型”乡土资本，可成为理解“流动中国”城乡关系的又一个视角。 （来源：乡村发现转自：《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