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亚等：加快提升农业保险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农险具有促进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益、维护粮食安全的作用。我国农险保费规模居全球首位，产品创新和科技应用不断提升，农业再保险实行“中国农再+商业分保”新机制。但农业保险发展存在许多问题，结合我国农险发展前景及全球农险变化趋势，从提升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能力的高度，本文建议完善农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建立涉农保险税收优惠；完善农险数据基础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伟大战略目标，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主题，要求坚决守住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部署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也对农业保险提出许多新任务新要求。而农业保险具有促进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现阶段，无论是学界或是业界，对于农业保险和再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仍主要集中于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虽已有学者针对农业保险如何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展开理论研究，例如冯文丽和苏晓鹏（2020）提出应设计多元化的农险产品体系，以更好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庹国柱和李慧（2022）提出“大农险”是基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提出的，尽可能地将农民的主要财产，例如农房、农机、渔船、农业设施等，以及人身意外伤害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范围。但从行业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方特色农业产业等领域的保险保障力度和服务水平仍然相对滞后。因此，未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应找准摸透服务乡村振兴的最佳实践路径，主动融入乡村发展大局，为建设农业强国保驾护航。

第三，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从“保成本”向“保收入”提升。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以保障物化成本为主，以保障农民简单再生产为目的。而农业生产者不仅需要稳定的农产品产量保障，还需要避免农产品因价格下跌而造成的收入损失风险。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由“保成本”向“保收入”过渡，积极开展“准收入类”保险试点。2018年，根据《关于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六个省份开展完全成本或收入保险试点，由中央财政为试点地区提供保费补贴。2021年覆盖粮食主产省份大约60%的产粮大县，2022年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产粮大县实现全覆盖，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

第四，保险市场经营主体大幅增加。2008年经营农险公司7家，2021年全国获得农业保险经营资质的财险公司35家。市场集中度较高（图2），人保财险、中华财险、太保产险和国寿财险四大主体的市场份额占比超过七成，综合性大型保险公司的优势凸显，而五家专业农险公司市场份额占比不断减小，不足15%。

第五，现代科技在农业保险中的应用显著提升。3S（遥感、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人工智能（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第五代移动通信（5G）、物联网等科技在农业保险中得到广泛应用。一是科技提升农险业务精度和效率。种植险方面，以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定位和遥感为主的3S技术为保险机构开展精准的承保理赔提供了可能性。养殖险方面，猪脸识别、牛脸识别等AI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保险机构养殖险业务精准度的提升。基于大数据技术发展，各类天气指数保险产品涌现，如海水养殖风力指数保险、草原牧区牛羊天气指数保险等，拓宽了农业保险的可保范围及产品类型。二是科技促进农险服务渠道延长和覆盖面扩大。各大保险机构均开发了针对农险的客户端，如太保财险的“e农险”、人保财险的“人保易农险”、平安财险的“平安爱农宝”、国寿财险的“国寿i农保”等。三是科技提高了农业保险监管效能。2015年，全国农险平台正式上线，所有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全部接入，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农业保险业务数据的集中管理。

第六，产品创新多点开花，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全国农业保险承保的农作物品种已多达数百种，保险类型覆盖价格保险、收入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区域产量保险等（表2）。从“小农险”到“大农险”，涉农保险的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已推出多种涉农保险产品，如大病保险、农房保险、贷款保证保险、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险等。

第一，创新产品落地转化存在瓶颈。在市场需求方面，“三农”领域存在巨大的风险保障需求，但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自愿保险意愿不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投保意愿还须培育，农业产业化发展带来的风险和财富管理需求未充分显现。在市场供给方面，创新产品缺乏财政补贴的有力支持难以为继。农业保险成为准公共产品，具有高度政策依赖性；农险保费集中于传统农险产品，农险承保机构的竞争重点和资源投入也集中于传统农险主战场。

第二，农业保险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不足。这主要包括：数据共享难且获取成本高，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不充足，监管条例和管理手段滞后，农民对农业保险科技的接受程度有限，复合型人才缺乏制约农业保险科技创新与发展等。

第三，大灾分散体系亟待建立。我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阶段我国已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形成了“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商业农业再保险”的再保机制，保障小灾、中灾风险，但仍缺乏更高级别的国家层面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以保障巨灾风险。虽有部分省份开始探索，但保障能力有限，需要尽快在国家层面建立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体系，为推进我国农业抗灾救灾做好“兜底”保障。

第四，财政补贴税收政策质效有待提升。一是许多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尚未纳入财政补贴范围，目前享受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补贴的大宗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品种合计不到300个，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以千计。二是涉农保险产品未纳入财政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范围内，现有政策只针对狭义农业保险，不能完全满足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我国农业再保险先后经历“分散再保”、“农共体”主导、“中国农再”主导的三个阶段。自2021年我国农业再保进入“中国农再”主导的第三阶段。

第一，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发生重大变革。2020年12月31日，作为国家层面政策性农业再保险供给主体的中国农再正式成立。在制度体系上，中国农再由财政部出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农共体作为农业保险业务分入和分出的平台型组织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在安排模式上，农共体独家经营全部农险直保业务20%比例的“约定分保”业务；直保公司可以自行确定剩余部分的分出需求，通过市场确定再保条件和定价；除中国农再外，其余再保主体采取市场化自由分保。农业再保险市场转变为“约定分保”+自由分保模式。

第二，“中国农再”主导下，我国农业再保险的发展变化。2021年，中国农再与35家农业保险承保机构签署再保险标准协议，承担行业20%的农业风险保障，保费规模超过190亿元。但由于“约定分保”比例较高，直保公司额外市场化分保需求减少，2021年比例合约商业分保规模下降尤为明显，非比例合约商业分保规模也有所减少，如表3所示。

第一，再保主体的市场地位差异扩大。中国农再独家经营全部农险直保业务20%比例，中再为首的国内再保人以及外资再保人只能承接“约定分保”之外“商业分保”业务。

第二，商业再保规模急剧下降。中国农再成立以后，“约定分保”占据农险直保市场20%份额，较高的约定分保比例显著抑制了直保公司额外安排商业分保需求，商业再保分出被严重挤压，业务规模急剧下降，2021年商业再保业务规模约占直保市场规模的9%左右。

第三，商业分保业务质量明显下降。中国农再成立后，商业分保的业务规模下降，而商业分保安排中高风险业务占比却明显提升，非比例超赔合约安排也被动增加。

第二，全球农业保险产品变化明显。一是保险产品责任范围扩展。由保障单一雹灾责任的产品向保障多灾因责任的产品扩展，从保产量风险的产品向保收入保利润的产品升级。二是产品种类明显增加。农场收入保险、指数型保险、有综合保障功能的作物产量保险或收入保险等农业保险创新产品在全球相继涌现。三是保险产品与科技相融合。科技正逐步融入农业保险产品，3S技术、无人机、卫星遥感、移动装置APP等技术已嵌入农业保险产品。

第三，科技赋能在全球农业保险中作用凸现。一是提升了农业保险公司的数字化水平，为代理人和投保人提供了全面的系统支撑；二是通过数据的聚集和应用，发挥数据累积优势，为农业产品创新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三是通过遥感、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实现快速定损，提升农业保险理赔的效率和精准度；四是通过新技术、新模式的引入，降低农业保险产品开发及购买门槛，进一步提升农险在发展中国家的覆盖范围。

第二，农业再保险市场集中度提高。全球主要农险再保市场商业再保规模约70亿美元，占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17%，其中印度、美国、中国、巴西前四国农业再保险保费规模合计约占整体近90%。从再保主体来看，慕再在全球农业再保险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市场份额22%；中再第二，市场份额18%；印度国家再第三，市场份额16%。慕再、中再、印度国家再三家再保险公司合计超过整体的50%。

第三，各国国有再保险公司大多以本国农险业务为主。大部分国有再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本国农业保险业务，海外农业保险业务相对较少，如印度再本国农业保险业务、韩国再本国农业保险业务均占其整体农业保险业务的85%以上；巴西再本国农业保险业务仅46%，而海外农业保险业务超过50%。

第四，各国普遍建立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大多国家在国家层面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国际各国一般采用分层结构的保障模式（见图5），除了直接保险、再保险外，在再保险之上还设有大灾基金以及包括紧急预案在内的保障。从主要农业保险国家的大灾基金制度来看，大灾基金的资金来源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全部财政拨款，代表国家为美国、法国、日本；第二种是通过农业保险部分保费或部分利润的积累，代表国家为加拿大、西班牙、俄罗斯；第三种是前两种方式结合，代表国家为巴西、意大利。主要用于承担超出农业再保险体系的赔付，为农业生产大灾风险提供更高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加快做大做强农业保险，有助于提升农险服务粮食安全的政治性、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责任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感，农业保险将从多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强调农业保险服务“三农”的政治责任。要积极不断完善农业保险体制机制建设，建立长效发展机制，持续推进“提标、扩面、增品”，让更广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享受适当、有效、可及的农业保险服务，增进农民福祉，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程度提升保驾护航。

第二，持续推进农业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不断完善创新的多元化农业保险产品体系，达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农险市场均衡。发展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农险产品，提供差异化、定制型、综合型风险管理服务。

第三，持续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要拓展服务内容，增强服务能力，积极运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主动提供防灾防损服务，从简单的“险后”补偿向“险前”预警、“险中”响应转变，加强农业保险的专业化、前置化的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和损失，增进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为农民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优质、高效的农业保险保障。

第一，持续推进“扩面、提标、增品”，助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进一步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提升保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推进产品的精细化开发；着眼于大农险发展逻辑开发保险产品。

第二，加强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供全流程、全产业链保障。顺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保障需求，设计、开发和推广综合性一揽子保险供给。

第三，发展绿色生态保险，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的提出为绿色保险提供了发展机遇，充分发挥保险风险识别、风险保障、风险管理的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提供重要的保障。

第四，保障粮食安全，助力“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一是继续加快推进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覆盖。二是积极推进制种保险试点，促进种业生产的高质量发展。三是积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缺陷保险、耕地地力指数保险等相关业务，为农田建设保驾护航。

第五，农险领域的数字化科技应用与创新不断加强。在遥感、测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应用的同时，政府部门正推动完善农业保险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整合财政、气象防灾、产量、价格、农业农村等各类涉农信息数据，建立农业数据信息服务平台。

第六，支持地方特色农产品发展，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2022年《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均明确将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政策扩展到全国。2021年，财政部共安排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资金24.07亿元，较上年增长100.5%，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迎来发展的机遇期，为促进我国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力量。

第一，完善多层次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通过立法构建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完善再保险体系和分保机制，构建政策性和商业性协同共生的农业再保险市场；建立财政支持的国家大灾风险基金制度。

第二，参照农业保险的税收政策，建立涉农保险的税收优惠。将涉农保险纳入农业保险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范围或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调动保险机构参与涉农保险经营的积极性，放大财税政策的支农、惠农、促农效果。

第三，完善农险数据基础建设，加强与“三农”数据的共享。实现农业保险全方位信息化、智能化和线上化；有效管理“三农”数据资产，实现数据共建、共治、共享、共用；在农险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完善技术架构，服务农业保险发展。

第四，加大财政投入，与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协调配合。加强农业保险财政投入与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协同效应研究，以农业保险作为支持保障机制服务国家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针对性提高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力度；加强农业保险财政投入环节的科技应用，实现财政补贴资金精准高效发放。（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