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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策略] 王礼鑫: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成就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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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25 09:43: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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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礼鑫,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了解客观实际、认识革命与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制定战略、策略(政策)时使用的思想与工作方法。目前,不少学者采取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等理论框架阐述了百年调查研究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等。但已有研究还未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发展史上的成就与贡献等。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发展史中,从实践发展、理论发展两方面进行梳理,分析其起点,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成就与独特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原理、应用原理制定改造社会方案的方法的统称。具体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方法,列宁的调查研究方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等。它们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方法,主要目的和功能是创立原理;而列宁和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主要目的和功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社会主义建设政策。这种区别的根据在于马克思的天才断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这个论断可知,一方面从目的看,理论包括两类:一类用于解释世界,一类用于改变世界;另一方面从功能看,理论也包括两类:原理和应用,前者主要是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原理性理论,后者是应用原理改造世界的方案、计划。毛泽东曾经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起点,奠定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之方法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国别化方法提供了指导。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中国化。一方面,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等传播开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工具。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方法的总根据,其立场、观点等影响或决定了具体的调查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是对实践的能动反映等观点,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永恒发展、普遍联系、对立统一、质量互变等辩证分析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提供了动力、工具和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开展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等也传播开来,为早期党员所借鉴、使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社会调查已在中国兴起,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等也传播开来。如已具有丰富社会学调查经验的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后将调查注意力转向城市贫民、工人、农民19191920年间,蔡和森等新民学会成员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在法国、德国、日本、南洋等地进行调查。19202月,陈独秀委托他人调查汉口工人的状况。《新青年》陆续刊登各地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材料。19219月至1923年,毛泽东到安源煤矿调查,还对湖南劳工会、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进行了调查。可见,在调查对象选择、调查表的使用、调查过程等方面,这些调查研究都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发展史中,列宁实现了调查研究方法从原理创立到原理运用、从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到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两次转换,尤其是形成了战略策略政策制定中调查研究方法的思想,发展了认识论,为毛泽东等实践调查研究、发展调查研究理论等提供了启示。一方面,列宁实现了调查研究方法从原理创立到原理应用的转换,即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俄国革命实践中。这一转换,列宁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所谓“自觉”,即列宁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策略”部分开始,明确提出了原理与原理应用,提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题。另一方面,列宁实现了调查研究方法从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到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转换。伴随实践活动从领导革命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转移,列宁的调查研究方法推进到建设实践活动中。因此,他的调查研究方法集中体现为革命战略策略制定时所采取的方法、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战略政策制定时所采取的方法。前者包括从事实出发的根本原则、运用阶级观点分析事实、运用辩证法设计方案、实现创新的方法——发挥革命创造性等。后者包括确立政策出发点的方法——政策要能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满足人民的基本要求,抓主要环节的方法、从地方吸收经验的方法、从失败中学习的方法等。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员开展的工人调查、农民调查日益增多。在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实践得以丰富、完善,提出了调查研究理论,其标志性成果分别是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由此,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理论体系继续完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关于革命战略策略形成中调查研究方法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将其作为调查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体系化的调查研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独特贡献,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实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应对执政条件下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推动了调查研究方法的革故鼎新,调查研究的实践、理论、认识论基础等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还建立了调查研究制度。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类型和方式多种多样。从具体主体看,可分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和政策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从过程看,常见的有间接调查与直接调查、全面调查与典型调查等。间接调查,即通过审阅资料、材料、报告等进行调查;直接调查,即到现场、到实地、到群众中进行调查。全面调查,即通过大规模抽样、普查、审阅全部材料等;典型调查,即选择不同情况中的典型进行解剖麻雀式调查,如蹲点调查。现实中,一项重大决策也采取多种具体调查方法。调查研究制度不仅包括把调查研究作为工作的内容而规定下来,建立规范调查研究活动的体制、规则,而且包括建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常见的调查研究制度有领导干部联系点、咨询式调研制度,重大决策调研论证制度,集体调查研究制度等。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除了实践形式,还有理论形式。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调查研究理论,阐述了调查研究与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党的建设等之间的关系。调查研究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此外,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调查研究理论。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理论,回答了什么是调查研究、为何开展调查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等基本问题,提出了“调研开局、调研开路”、集体调研等观点或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确立了调查研究的哲学基础。1.调查研究的实践发展第一,在全党范围内推动和实现了调查研究活动的经常化。党不仅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而且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采取直接调查、典型调查等方式。把调查研究作为党员或领导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的观念,在建党前后,就以开展调查研究实践活动、倡导调查研究等形式出现了。而明确将调查研究作为工作内容,则始于毛泽东等领导的红四军。如古田会议决议要求:“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19613月,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每年要亲身进行几次深入基层的典型调查。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活动例行化的主要表现,即对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次数、方法和调查研究报告撰写等的要求,以号召、倡导发展为规定。19937月,江泽民发出号召:县以上各级领导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亲自动手写调查报告;形成优秀调查报告交流、转发、上报等机制2010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要求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每年撰写12篇调研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历次主题教育都将调查研究作为重要内容。2023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对调查研究的重点内容、方法步骤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规定推动了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活动的常规化、例行化。在调查研究的多种具体方法中,党特别强调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采取直接调查、典型调查的方法。毛泽东尤其重视并要求领导亲身去基层、去现场、去群众中进行典型调查。为此,他还详细阐述了领导亲身调查的步骤、方法等,如亲自主持调查会、准备调查提纲、亲自记录与整理等。1961年,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后,刘少奇到湖南农村蹲点调查了44,践行了党所要求的直接调查、典型调查。陈云在青浦调查中,相较于传统典型调查,增加了与同类及非同类地区的比较、同地方领导人交换意见等,发展了执政条件下的直接调查、典型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决策层不仅身体力行开展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多次重申领导干部亲身调研的必要性、重要性。江泽民强调指出:“越是领导职务高的同志,越要亲自下功夫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调查研究,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拿出对工作全局有重要指导作用的调研报告。”他还多次提出要求: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第二,建立了以调查研究为主要职责的政策研究机构,在领导机关中推动了调查研究工作的职能化,确立了政策性文件起草中调查研究活动的程序化。党政机关普遍设立了政策研究机构,以调查研究作为主要职责。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室下设政策研究室,为调查研究机构设立之先导。1941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后,全党范围内开始设立调查研究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在1951年决定,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等视条件设立政策研究室。数十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部门到人大、政协等机关,逐渐设立了政策研究室、研究室等。改革开放后,政策研究室已普遍设立。中国共产党还实现了党政机关或部门调查研究工作的职能化和政策性文件起草中调查研究活动的程序化。不少机关、部门作为政策主管单位,在政策制定中,调查研究活动已成为规定动作,调查研究已成为基本职能。政策性文件的起草过程一般包括:领导机关提出议程、组建起草小组、起草组调查研究、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正式决策会议征求意见、通过(或搁置)。这种流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趋于固定或程式化。其中,调查研究活动至少有三种:起草组调研、征求意见环节中的调研和正式决策会议征求意见中的调研。政策性文件起草中坚持调查研究,是我国政策制定所依循的基本流程和机制第三,创造性地发展出集体调查研究、咨询式调研、领导干部联系点、领导干部试点等新的调查研究实践形式。一是形成了集体调查研究的传统。集体调研指领导班子在一段时间聚焦同一重大问题开展调查,为集体讨论、制定政策进行准备的活动。全党上下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始于19418月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纠正政策错误中,集体调研活动进行过多次,为后来形成集体调查研究制度奠定了基础。如1961年初,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主要领导人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还带动全党形成了上下一齐调查研究的局面。各级领导干部在同一时间围绕重大问题共同调研——集体调查研究制度颇具雏形。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人围绕重大决策分头进行调查研究已成惯例二是开展了咨询式调研。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知识的类型、数量等大量增加,毛泽东多次实事求是地强调所懂不多,因此,他在决策时注重向党外专家咨询。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决策咨询工作。1986年,江泽民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代领导要有智力上的延伸,要组织智囊团提出各种供选择的方案,协助作出正确的选择。后来,他进一步提出:凡属重大决策,都应该先由决策咨询机构进行研究论证,广泛听取专家意见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2014年,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见,咨询式调研的对象还扩大到外国专家、智库。三是形成了领导干部联系点、试点调研等新实践。传统上,典型或蹲点调查所选的“点”,包括工作先进、落后或中等的地方。领导干部联系点、试点调研等从蹲点调查发展而来,二者分别代表了两种点——落后“点”、先进“点”调研的发展。联系点,即各级领导干部在一定时间内确定一个地方或单位,建立长期联系,经常前往调查。试点方法,即选择一个或若干地方实施新的政策或制度等,在党的历史上由来已久,但在改革开放后普遍采取,早期如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试行法规等,后来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贸试验区等。不少政策、措施等,通过对试点的调查研究、总结提炼,然后由点到面,向全国推广。从功能看,前一个“点”为领导干部掌握基层情况、了解群众愿望与要求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一个“点”为领导干部推动政策创新、增强创新能力等提供了条件。2.调查研究的理论发展创立调查研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独特贡献。第一,提出了完整的调查研究理论,回答了什么是调查研究、为何要开展调查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调查研究内涵、目的、形式、方法等的观点。关于什么是调查研究:“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一内涵在最早阐述调查研究的《反对本本主义》中被明确提出;持续明确了调查研究方法的政策制定本质,对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经会议讨论等制定文件的政策制定过程进行了总结。关于为何要开展调查研究:目的上,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形成革命道路与战略、策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变为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等。重要性上,提出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方法,是群众路线的主要落实方法,与民主集中制相辅相成,是转变党风的重要一环,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关于如何开展调查研究:要求上,强调历史的系统的调查,详尽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方法上,实现了从阶级分析方法到人民内部矛盾分析方法再到务实分析方法的转变,推动了调查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形式上,提出领导亲身开展是调查研究的主要形式。还总结了调查研究的类型,初步归纳了调查研究制度。第二,创造性地提出了“调研开局、调研开路”、集体调研等观点或理论。一是“调研开局与调研开路”,即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主动权。《反对本本主义》已经蕴含了“调研开局、调研开路”观点。毛泽东曾犀利地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多年的经验教训时再次重申调研开局、调研开路,并明确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与领导工作的主动权联系起来,提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改革开放以后,这一观点一方面以实践的形式得到坚持,另一方面邓小平、薄一波、江泽民、习近平等也多次进行了阐述。其中,习近平明确使用了“调研开局、调研开路”这一术语,并多次强调“调研开局、调研开路”、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主动权等。二是初步形成了关于集体调研的理论。集体调查研究的理论,主要回答什么是集体调研、如何集体调研、为何集体调研等问题。薄一波基于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和全党上下一齐调查研究的经验,一是将集体调查研究思想作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内容,二是初步论述了集体调查研究必要的原因:促进各级领导干部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解决的步调江泽民指出高级领导干部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可以使领导干部通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增加共识,减少分歧,有利于统一认识、统一步调”。习近平强调:“主要负责人调研,同大家有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总结、概括出领导班子集体调查研究所具有的从“共情”到“共识”的原理、机制——通过调查研究,领导班子成员从了解情况到产生共同的体验和认识,再到形成一致意见,为集体调研制度作出了理论说明,发展了调查研究理论。第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调查研究方法提供了原理支撑。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以政策实践观念构建过程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的认识论与其调查研究理论相辅相成,《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为调查研究方法奠定了哲学基础。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哲学层面进行了新的概括,明确提出“精神变物质”等命题,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等观点。“精神变物质”论断凸显的是政策、理论等改造世界的属性;而调查研究方法是“精神变物质”的方法,是政策、理论形成的方法。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以“加工厂”为比方,阐述了政策制定过程以及该过程中领导者与群众、理论与实践等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将解放思想融入思想路线,拓展了调查研究方法的认识论基础。解放思想通过价值重塑、知识更新而促进创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政策等的整体更新。“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事业在不断前进,我们的政策措施和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勇于创新。”创新的勇气、决心和行动最终转化为创新成果。解放思想成为思想路线的最重要成果是:促成、孵化了理论与政策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产生的孵化政策创新、推动理论或政策整体性更新的功能,是通过解放思想开辟道路的。中国共产党还对理论创新(包括政策创新)过程、方法以及对调查研究在理论创新中的功能等进行了论述。如就创新来源、创新过程即如何创新,形成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观点。就调查研究在其中的作用,提出领导者从群众、实践中发现或总结创新的方法或途径即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邓小平强调:“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的领导人多次论述了创新,由此,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等在创新中有何作用等更加清晰。如就为何要创新取得了一致认识:时代在变化,社会实践在发展,因此必须以新的思想、观点去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战略、政策等适应发展了的实践。“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要的是,党形成了尊重群众首创、善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基层和群众的创造的观点。邓小平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时深刻指出,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因此,领导干部“光坐在上面拍脑袋不行,要依靠群众在实践中去摸索,去创造。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善于发现基层和群众的创造,总结提高,加以推广”。习近平提出:“人民的伟大实践是认识的真正源泉。只有切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愿,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才能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这些思想,充分阐述了创新在本质上是主观与客观、原理与实际、价值与知识的结合,深化了对创新本质和过程的认识,具有普遍价值。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经验启示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正在强起来的历史性巨变,这取决于正确的理论、道路、政策。而正确理论、道路、政策形成中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政策制定、理论创新方法。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下经验启示。第一,将调查研究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客观实际、认识革命与建设规律、制定战略策略政策等,但归根结底是制定战略策略政策。江泽民说过:“历史经验说明,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研究。”继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习近平明确阐述了调查研究与决策之间的关系,提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在“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的基础上,他提出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这就更清晰、明确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功能与目的以及作为政策制定方法的实质。201710月,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论断,这标志着“关于正确决策与调查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的思想,不但在理论内涵和表达形式上已经成熟,而且已经为全党所广泛认同”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方法,受到列宁调查研究方法及其制定战略策略经验的直接影响,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体系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一种标签。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动力、工具和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群众史观确立了人民群众立场,要求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动力之源。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辩证思维、矛盾分析等为分析与综合提供了有效工具,这是党开展调查研究的锐利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主要矛盾、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是党开展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意味着对问题、政策及涉及的原理、理论,对客观实际,对符合原理且能解决问题的各种手段,对问题、政策的各方面各层次等,都要形成系统意见,而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活动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创造,推进理论创新。问题意识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领导干部要主动调研新情况新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创造。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勇于实践,对新情况、新问题主动调查研究,敢于探索,推动创新;另一方面,要善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基层和群众的创造,总结提高,加以推广。通过调查研究,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件、讲话和文章中来理论创新与政策制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持续、永无止境的。因此,调查研究并非一次就能大功告成,而是领导工作不休、调查研究不止。习近平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他在不同岗位担任职务时不仅亲身开展典型调查、全面调查等,而且积极实践、探索调查研究的新制度、新机制、新方法。关于调查研究,习近平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不仅从党的思想路线高度来认识调查研究,而且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概念、方法和要求等,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要以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调查研究方法也将继续发展。可以预期,具备科学根基、植根优良传统、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将成为世界范围内颇具优势的理论创新方法和政策制定方法。
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10期“党建热点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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