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山等:农业强国的测度指标、国际比较与中国选择

刘同山 陈斯懿（南京林业大学城乡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强国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都明确提出,要“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也特别强调,要“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一些学者就中国建设农业强国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例如,胡鞍钢和鄢一龙(2017)指出,中国将从农业大国迈向世界农业强国,而农业强国需要农业更加现代化、更具现代性。魏后凯和崔凯(2022)分析了建设农业强国的中国道路,提出应当采取分类、分阶段稳步推进战略,并形成完善的支撑体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道路。2023 年 1 月,《农民日报》头版连续刊发 9 篇聚焦建设农业强国的评论员文章,从建设什么样的农业强国、为什么建设农业强国、如何建设农业强国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进行了系统阐释与分析。

强弱是相对的,学术上对“强国”的界定主要基于关键指标的评价和国际比较。一个国家是否为农业强国显然也是相对的。有学者指出,农业强国应当是世界范围的、具有普遍认同性、可进行比较的概念,它是指以国际比较为参照,能够体现“农业强”的国家,虽然各国建设农业强国的路径不尽相同,但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农业竞争力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是农业强国的基本特征。当然,由于农业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是提供食物,所以讨论一个国家是否为农业强国,先决条件是该国可以解决本国居民的吃饭问题。

有学者选择一些指标或标准,对全球农业强国进行了分析。魏后凯和崔凯(2022) 将人均名义GDP、劳均农业增加值、农业固定资本形成额占比、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和城镇化率作为判断农业强国的5 个指标,发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以色列、日本等10 国为全球农业强国。不过,上述5个指标侧重强调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和城镇率显然都与一国的经济水平高度相关),而没能突出农业的特点,容易出现农业强国主要是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其中更为遗憾的是,没能对中国是否为农业强国、排名如何给出分析。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高、粮食保障能力强、技术装备基础强、国际竞争力强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强,是全球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然而,尚未发现有学者从农业发展的特点出发,设定具有广泛接受度的指标,对全球农业强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中国农业在国际上的地位、距离顶级农业强国有多大距离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

鉴于农业强国测度指标在理解中国农业在国际中的地位,以及判断中国建设农业强国成效的重要性,为了进行国际比较,同时考察中国的农业强国建设情况,需要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农业强国测度指标。本文借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CIP 的思路,参照一些学者分析的农业强国的基本特征,结合农业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全球农业竞争力综合指数(CAP),然后利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02—2020 年的国别数据,考察了全球农业强国情况及其动态变化,以求为中国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国际比较和经验参考。

因单个指标难以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采用综合指数对世界各国的情况进行比较是常用做法。例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13 年提出了工业竞争力绩效(CIP)指数,用来比较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状况。CIP考虑了生产与出口能力、技术升级与深化、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由 8 个指标组成。其中,生产与出口能力由劳均制造业增加值、劳均制造业出口两个指标反映;技术升级与深化由中高级制造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中高级制造业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四个指标反映;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则由一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一国制造业出口值占全球制造业出口值的比重两个指标反映。

考察各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全球的综合排名,认定工业强国和农业强国,既有相似性,也有明显差别。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农业强国和工业强国都注重生产能力,以及在满足自身需求后的产品出口能力;农业强国和工业强国都要对全球有重要影响。按照后一个方面的要求,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产值占全球农业产值的比例非常小,那么将会限制该国成为全球农业强国(除非该国在其他方面优势非常突出)。这种相似性意味着可以借鉴 UNIDO 比较工业发展情况的 CIP 思路,生成一个农业竞争力绩效指标来考察全球的农业强国及其变化。差别则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工业化,因此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对工业强国建设有正向作用,然而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较高,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因而可能较落后。同时,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不同,农业较多地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导致农业更需要注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例如,化肥、农药过量使用,直接会影响农产品质量,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过量使用化肥、农药虽然会带来农业产出的增加,但对土壤、生态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都会有负面影响。因此,农业可持续发展应当是农业强国的一个重要维度。此外,由于世界各国工业的统计数据更易得,而农业数据相对较少,也导致工业强国和农业强国测度产生不同。CIP 的第二个维度,技术升级与深化,对于农业而言,是难以通过统计数据来反映的。

(一)指标体系构成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借鉴 CIP 指数,构建一个世界各国的农业竞争力绩效(CAP)综合评价指数,用来分析农业强国及其变化。构建全球农业综合指标,既要注重指标的简洁性和全面性,又要考虑计算指标所需数据的易得性和权威性。

遵循上述原则,本文的 CAP 指数,包括生产与出口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维度。生产和出口能力的指标由劳均农业增加值、劳均农业出口值两个指标反映;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的指标,由农业增加值占全球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两个指标反映。上述两个维度的指标完全参照了 CIP,只不过把制造业换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用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表征。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由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演进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国家能在只发展农业的情况下成为现代国家,那么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表明一个国家财富增加有多依赖农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农业和非农业的发展情况。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越小越好。可持续发展能力用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来反映。一般而言,当前农业发展中使用的化肥越少,以后使用化肥的空间越大,而过量使用化肥耕地,则面临较大的面源污染和可持续发展压力。因此,很多学者都支持,应当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农业强国的一个关键指标(霍学喜,2022)。CAP的各维度及其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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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和方法

1. 数据来源

上述 6 个具体指标使用的数据,都可以从 FAO 数据库获得。数据不仅易于获取,还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权威性。其中,化肥使用量是氮、磷、钾三种化肥的加总。FAO 数据库包括全球 143 个国家的相关数据,涵盖了所有主要经济体和农业大国。考虑本文的研究对象农业强国应当是农业发展较好的国家,所以本文以农业GDP为标准,选择以2002—2020年为研究期间,取期间每年农业GDP排名都在前 100 的国家,最后得到 85 个样本国家。对于个别国家的有些指标在某个年份数据缺失的情况,本文使用同一指标前后两年数值的均值来补齐。

2. 数据标准化

指标体系构建完成以及数据来源确定后,为了确保指标的纵向可比性,我们采用极值法对具体指标做标准化处理。在标准化之前,根据具体指标与农业强国的关系分为正向指标和反向指标两类。其中,正向指标与农业强国水平呈正向关系,反向指标与农业强国水平呈反向关系。由于农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越小越能反映一国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弱,即工业化或称现代化程度越强,而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使用量越少或者说化肥使用强度越低,一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所以农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和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是负向指标,其他的 4 个指标都为正向指标。

确定指标的正负向关系后,我们借鉴 UNIDO 的测算工业强国的 CIP 指数的方法,基于各具体指标在某一年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具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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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权重是计算指数的一个关键问题,常见的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专家打分法、均权法等,如樊刚等(2003)的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数等则是用主成分分析法,中国工程院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采用的是专家打分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布的工业竞争力指数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创立的人类发展指数的采用的是均权法。本文借鉴 UNIDO 的工业竞争力绩效指数(CIP),采用均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与主成分法以及专家打分法相比,均权法的优势在于:一是不需要频繁调整权重,有利于研究结果的纵向比较,而且与国家政策长期性、稳定性的导向相符合;二是可以强调农业全面均衡发展,有利于体现农业强国各个领域均衡发展的政策内涵。本文参照 UNIDO 测算 CIP 的做法,使用均权法确定 CAP 各个指标的权重。CAP 有 4 个维度,按照几何均权法,每个维度的权重都为 1 / 4。若某个维度有 2 个指标,则每个指标的权重为 1 / 8。各维度具体指标的权重见表 1。

4. 计算 CAP

参照 CIP 指数计算方法,将 85 个国家反映农业竞争力绩效情况的 4 个维度的指标数据标准化后再进行几何加权平均,即为 CAP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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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CAP 得分,可以对 85 个全球主要农业国家 2002 年以来的农业竞争力绩效进行排名。表 2 列出了 2020 年全球农业 30 强。由于所谓的农业强国,是指基于多个农业关键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后,一国农业整体或农业优势部门的现代化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并引领世界农业发展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把排名第 1—15 名的国家称为农业强国,并把排名第 16—30 名的国家归为稍次于农业强国的准农业强国。农业强国和准农业强国之和,约占 85 个样本国家的 1 / 3,约占全球国家的 15%。接下来,本文将对农业强国、准农业强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以更好地体现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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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 CAP 排名的结果表明,2020 年全球 15 个农业强国依次为荷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西班牙、阿根廷、加拿大、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德国、丹麦、巴西、乌拉圭和墨西哥。除乌拉圭排名第 14、跻身世界农业强国可能令人稍感意外,其他国家或者占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或者拥有良好的农业科技,或者在国际农业市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被认定为农业强国不存在太大争议。地处南美洲的乌拉圭之所以能够排名第 14,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国畜牧业占比超过 80%,且背靠美国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正向指标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劳均农业出口值都较高,而负向指标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使用量则较低。荷兰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第一农业强国,得益于其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劳均农业出口值和劳均农业增加值这三个正向指标排名高,分别为全球第 2、第 2 和第 4 名。可见,荷兰的农业生产和出口能力强(效率高) 、对全球农业贸易的影响大。美国名列前茅,是因为它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常年居世界第 1,农业增加值占全球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居世界第 3,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大。不过由于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劳均农业出口值指标不如荷兰,导致总排名屈居第 2。

2020 年全球 15 个准农业强国依次为马来西亚、俄罗斯、土耳其、瑞典、泰国、印度尼西亚、波兰、中国(大陆)、英国、希腊、日本、乌克兰、智利、瑞士和伊朗。马来西亚在准农业强国中排名第一,主要是因为其 6 个排名指标都稳定靠前,没有排名特别靠后的指标拉后腿。与其他 14 个准农业强国相比,其劳均农业增加值、劳均农业出口值、该国农业增加值占全球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和该国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排名较高,农业生产和出口能力和全球影响力综合实力较强。俄罗斯在准农业强国中排第二,主要是其负向指标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使用量低,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仅为 24. 95 千克。同时,俄罗斯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较大,农业增加值占全球增加值比重和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比重排名较高,有力地支撑了俄罗斯进入准农业强国的前列。作为人口不足 1. 5 亿却拥有1710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国家,俄罗斯的农业出口有其天然优势。被誉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相似,凭借其农业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较大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成为准农业强国的一员。对于地处东南亚的泰国来说,劳均农业出口值较高、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较高,或者说农业出口方面影响力较大,是其成为准农业强国的原因。而同样地处东南亚,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都较大的印度尼西亚能够成为准农业强国,则是凭借其农业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此外,还有中国和日本两位亚洲国家进入了准农业强国。2020 年,中国在全球农业 30 强中排名 23,在 15 个准农业强国中占据中间位置。对于中国进入准农业强国的原因,将在第三部分进行专门分析。日本农业出口能力较弱和对全球贸易的影响较小,但非农部门发达,负向指标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低,使其 2020年进入准农业强国序列。

作为一个基于国际比较的动态概念,农业强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准农业强国可能一跃成为农业强国,而一些农业强国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排名下降成为准农业强国,甚至进一步丧失竞争力而失去准农业强国地位。接下来本文将考察全球主要农业国家的农业竞争力绩效排名变化,并分析其原因。图 1、图 2 分别报告了 2002 年以来农业强国、准农业强国的排名及其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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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的结果表明,进入农业强国的国家具有很好的稳定性。除乌拉圭、墨西哥个别年份跌出农业强国外,其他 13 个国家在 2002—2020 年间都属于农业强国,表明大部分农业强国的农业竞争力绩效在全球比较稳定。不过,有些国家虽然 2002—2020 年一直是农业强国,但期间排名有较大波动。例如,荷兰在 2002 年是排名第 11 名的农业强国,到 2017 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农业强国,并在此后几年一直保持第一农业强国。荷兰之所以能够稳居第一,主要是凭借较高的劳均农业增加值、劳均农业出口值和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法国的排名变动情况则与荷兰恰恰相反。2002 年,法国在农业强国中位列第 3,此后持续下滑至第 9 名左右。全球生产和贸易影响的下降——农业增加值占全球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两个指标分别由 2002 年的 0. 15 和 0. 63 下滑至0. 03 和 0. 45,是导致法国农业强国排名下滑的关键。总的来说,除少数国家能够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自身农业竞争力外,大部分国家难以弯道超车、提高全球排名。农业发展严重受制于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等,是一个国家农业竞争力排名被历史锁定的重要原因。

同时,一些国家可能会因某些原因被挤出农业强国序列。例如,瑞典 2002—2008 年全球排名在第 14,2009 年排名下滑至 17 名,并持续震荡下滑至 19 名,丧失农业强国地位。劳均农业增加值增长较慢、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下降,是导致瑞典从农业强国下滑为准农业强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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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强国的情况类似,2002—2020 年间,15 个全球准农业强国也是稳中有变,如图 2 所示。具体而言,除瑞典从农业强国下滑为准农业强国外,俄罗斯、印度尼西亚、中国在 2002 年尚未进入准农业强国,但是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上述三国的农业竞争力大幅提升,CAP 得分进入全球前 30 名,成功跻身准农业强国。其中,俄罗斯 2007 年进入 20 名,之后一直稳步前进,至 2020 年排名为第 17 名,有冲击农业强国的势头。俄罗斯之所以能稳步前进,得益于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率指标的快速上升,以及劳均农业出口值的上升。与俄罗斯相似,印度尼西亚主要也是依靠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率指标的上升,跻身准农业强国。中国在 2002 年全球农业竞争力绩效排名是第 38,到 2019 年排名提升至 27,首次迈入准农业强国队列,2020 年排名进一步提升至 23 名。对中国跻身准农业强国的原因,将在第三部分进行分析。2002—2020 年间,日本农业竞争力绩效全球排名徘徊 30 名左右,属于准农业强国的边缘国家。这与魏后凯和崔凯(2022)主要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衡量农业强国时,日本是排名第 10 的农业强国的结论明显不同。农业出口能力弱,是日本农业全球排名不高的原因。2002 年至2020 年期间,日本的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最高不超过 0. 40%。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退出了准农业强国序列,例如奥地利、芬兰和匈牙利等国家。各国退出准农业强国的原因不尽相同。奥地利从 2002 年的 20 名逐步下滑至 2020 年的 31 名,主要与其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农业增加值占全球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两个指标得分变少有关。对于芬兰而言,农业生产和出口能力、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两个维度四个指标得分的相对下降,是导致其排名从 2002 年的第 21 下滑至 2020 年的第 32 从而跌出农业强国的原因。匈牙利则主要是因负向指标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急剧上升,拉低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匈牙利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使用量,2002 年为 91. 3 千克/ 公顷,2020 上升至 156. 87 千克/ 公顷,约是前者的 1. 5 倍。

总体而言,农业强国、准农业强国的排名结果及其变动情况,比较符合社会各界对全球各国农业发展状况的认知。而且,经济强国不等于农业强国。表 2 中基于 CAP 排名列出的农业强国,并不全是发达国家。阿根廷目前是发展中国家,但其农牧业十分发达,因而成为全球排名第 6 的农业强国。上述结果表明,CAP 得分能够综合反映各国农业发展状况,使用 CAP 得分排序全球农业强国、准农业强国具有很好的说服力。

由图 2 可知,中国在 2019 年首次进入全球农业 30 强国家序列,成为准农业强国。从指标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准农业强国,主要在于其农业规模对全球生产和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农业增加值占全球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两个指标得分较高。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增加值占全球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也明显较高,2015 年甚至开始超过 15 个农业强国的均值,成为中国跻身准农业强国的重要推动力(如图 3 所示)。同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发展带来的两个正向影响——负向指标农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降低和正向指标劳均农业增加值的提高,也在中国迈入准农业强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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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全球农业强国、其他准农业强国相比,中国劳均农业增加值、劳均农业出口值、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亩均化肥使用量 4 个指标得分不够理想,拉低了中国农业竞争力绩效的全球排名。如图 4 所示,无论是劳均农业增加值还是劳均农业出口值,中国的指标不仅与农业强国的均值有很大差距,还与其他 14 个准农业强国的均值有明显差距。而中国的两个负向指标——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和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使用量,则远高于农业强国和其他准农业强国的均值(如表 3 所示)。上述指标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竞争力以及全球农业强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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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中国成为准农业强国,依靠的主要是体量优势而非质量优势。从生产和出口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的指标得分看,中国与全球农业强国,甚至与其他准农业强国的差距都非常明显。这也构成了中国进一步跻身全球农业强国面临的重要挑战。由于中国农业增加值占全球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高达 31. 1%,而且农业出口值占全球农业出口值的比重也已超过农业强国的均值,中国进一步提高全球农业增加值比重、扩大农业出口份额的潜力非常有限,所以中国要成为农业强国,需要从存在明显差距的另外三个维度持续发力。具体来看,考虑到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农业强国建设。

第一,继续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实现剩余农业人口的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劳均农业出口值。在农产品全球价格天花板的影响下,要想增加劳均农业增加值,最重要而直接的方式是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全球农业强国和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看,需要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吸纳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同时借助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措施,为农业高效发展提供支撑。增加劳均农业出口值,除了切实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之外,还需要通过品牌建设、品种改良、品质提升等方式,增强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和农业全球影响力。

第二,切实保障国民经济尤其是非农部门经济的较高速持续增长,继续降低农业部门增加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当前中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依然超过 7%,远高于一些农业强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不谈抑制农业发展、减少农业增加值或者农业增加值与国家 GDP 同时萎缩的情况,通过国民经济发展增加 GDP 来降低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就是最合理有效的方式。过去 20 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由此让农业增加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比重下降。不过,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新冠疫情、中美冲突等诸多因素影响,最近几年中国非农部门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导致农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未能持续降低。下一步,应当深化体制改革,激活市场、主体和要素,释放经济发展活力,以较高速的经济增长促使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的下降。

第三,加快推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多措并举进一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和化肥使用强度,有效提升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化肥农药的不合理、过量使用,不仅抬高了农业生产成本、损害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还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土壤板结,并损害了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中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遏制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推动农业绿色生产的措施。要降低化肥农药的使用强度、提升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专业化、职业化、规模化的新型农业经营种田技能培育,改变传统的经验农业不能科学合理施肥用药的问题;二是加大对有机肥、绿色高效杀虫剂研发推广的支持力度,从源头上推动化肥、农药减量使用;三是提高对化肥、农药使用量的监督,将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推动农业绿色生产作为地方政府生态文明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四是健全农产品质量市场检测机制和惩处机制,引导和倒逼农业生产主体从强调农产品产量向注重农产品品质方向转变,推动农业绿色生产。

本文参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了工业竞争力绩效的思路,从农业生产和出口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用来考察全球各国农业竞争力绩效的 CAP 指标,并使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 2002—2020 年的国别数据,测度了全球 85 个主要农业国家的农业竞争力绩效(CAP)得分,然后依据 CAP 得分对全球各国进行排名。研究结果发现,2020 年全球 15 个农业强国依次为荷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西班牙、阿根廷、加拿大、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德国、丹麦、巴西、乌拉圭和墨西哥。紧随其后的全球 15 个准农业强国依次为马来西亚、俄罗斯、土耳其、瑞典、泰国、印度尼西亚、波兰、中国(大陆)、英国、希腊、日本、乌克兰、智利、瑞士和伊朗。2002 年以来,农业强国和准农业强国在总体稳定的同时也有少数调整。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最近几年持续提升全球农业竞争力,并在 2019 年首次跻身准农业强国,关键在于其农业发展对全球农业生产和贸易的重要影响。然而,在生产和出口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中国与全球农业强国甚至其他准农业强国的平均水平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国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实现剩余农业人口的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劳均农业出口值;二是切实保障国民经济尤其是非农部门经济的较高速持续增长,继续降低农业部门增加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三是加快推动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多措并举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有效提升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东岳论丛》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