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策略] 赵建军 博海：科学把握“双碳”承诺与自主行动的关系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重承诺。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依据来看，“双碳”承诺的作出有着鲜明的问题指向与时代特征。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旨在寻找经济发展与碳减排之间的平衡点，是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思考后作出的重要研判和战略部署，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通常讲到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是涉及到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但也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为此，党和国家提出新发展理念，促进从简单追求数量和增速的发展，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首要目标的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稳定的绿色发展。可以看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双碳”承诺所力争实现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正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从碳源到碳汇的全过程控制，要求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后开始逐渐下降，而其中的净碳排放量（即排放与吸纳之差）通过吸收、储存或抵消等方式降至零或负值。因此，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坚持绿色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

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看，“双碳”承诺反映的是变更传统工业化的高碳化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受到西方传统工业现代化模式的影响，以及中国的赶超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约，我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以高速度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加剧，例如水资源污染和短缺、大气污染和雾霾、土壤污染等。鉴于能源结构不合理、高碳经济模式的巨大惯性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八五”计划开始到“十一五”规划，每一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都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要求。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我国逐步进入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可以说，“双碳”承诺的作出，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注重低碳经济转型，优化能源要素的利用，促进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有助于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问题，推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因此，“双碳”承诺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速发展，培育新动能和新优势等方面，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发展的国家战略来看，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在今年7月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解决影响环境、气候、资源、生态的传统能源消耗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双碳”承诺致力于减少碳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生态修复和保护、倡导可持续发展，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旨趣上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具有高度的契合。

首先，碳排放是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碳排放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持续高碳排放会导致温室效应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等生态危机。因此，减少碳排放成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其次，低碳转型是从高碳经济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路径，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低碳转型涵盖了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转型、节约资源、提高能源效率、推动循环经济等多方面，利于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造生态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良性循环。最后，实现“双碳”目标需要通过增加森林面积、湿地保护、草地建设等措施吸收和储存二氧化碳。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减少碳排放，还能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维护生物多样性，使生态文明建设得以扎实推进。

美丽中国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下提出的国家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具有丰富内涵。美丽中国之美首先在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通过减少碳排放、推动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善空气质量、保护生态系统、减少环境污染，使中国的生态环境更加美丽和可持续。在2018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当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这一关键期，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此，在今年7月的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就包括“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问题。

2020年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列出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5类指标，衡量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评估体系。其中，生态良好中的5个二级指标中就包括森林覆盖率的增加。实施“双碳”承诺需要加大森林建设和生态修复力度，通过推动植树造林、湿地保护、退耕还林等措施，增加森林覆盖率，吸收和储存二氧化碳，改善生态环境。此外，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中，衡量环境容量的指标体现出环境质量的改善程度。“双碳”承诺的达成实现可以促进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通过植树造林、湿地恢复、风景区生态修复等措施，增加植被覆盖和生物多样性，提高对大气中CO2的吸收和固定，减少土地退化和生态破坏，从而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2022年，我国森林面积2.31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24.02%，草地面积2.65亿公顷，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0.32%；2022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下降到265.34万平方公里，较2021年减少2.08万平方公里，减幅达0.78%，年际减少量和减幅均较上年度有所扩大。可以说，“双碳”目标的实现可以通过替代高碳和高污染能源，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大气污染物的释放，减少雾霾和细颗粒物（PM2.5）的生成，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水质等，提升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质量，成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正确处理“双碳”承诺与自主行动的关系，是对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绿色转型作出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战略部署，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坚持辩证唯物的观点。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思想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双碳”承诺的作出正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根基上，赋予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双碳”承诺的达成涉及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全球与地方等多重层面的平衡，是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环境挑战下的综合性世界观。也就是说，自然的先在性、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等，为正确处理“双碳”承诺与自主行动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在此意义上，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在生态维度的生动体现，体现了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探索，以及如何在不同层面的目标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

其次，“双碳”承诺的提出，体现出碳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减排对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延续传统工业化进程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与环境的严重透支，因此，以承诺的方式通过减少碳排放和增加可再生能源等措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以适应和引领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

最后，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之间的关系能够推动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应该看到，我国为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最短时间实现“双碳”目标，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力争在生态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了相关政策调整、法规制定和产业结构转型等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通过实施能源节约和环保政策，中国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2021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了18.8%，超过了“十三五”规划目标。2021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6.6%，比2015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通过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变革，中国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断推进社会关系的转变。此外，“双碳”承诺的达成更深层反映了发展观念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而“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引领了人们对生态文明和碳减排的认识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在舆论宣传、教育和文化领域加强了环境意识的普及和提升，推动了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碳减排的认知和关注。

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思维强调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系统性和相互关联性，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系统论思维看待一个国家的发展，则需要看到整个发展战略的复杂性，要注重经济社会运行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可以看出，中国的“双碳”承诺不仅仅是单一的碳减排目标，而是以碳减排为核心，涉及经济增长、能源转型、环境保护、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目标。通过制定综合性政策，如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推进低碳技术创新、加强环境保护法规等，实现系统性目标的协调推进。在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方法上，把握好“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充分考虑了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正确处理“双碳”承诺与自主行动的关系，就要求系统全面发展地看待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制定政策时注重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有机统一，坚持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在二者关系的处理上需要跨部门合作和协同行动，通过众多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与协调，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面的协同行动，以形成整体效应并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有益经验。

矛盾是指事物内部的相互对立和统一的关系，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特点。恩格斯认为，事物的矛盾运动是普遍的、反复的、无穷尽的，而且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如果从矛盾包含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来看待“双碳”目标的达成，则可以理解在承诺与自主行动之间存在的深刻辩证法意味。“双碳”承诺不仅是简单的降低碳排放问题，特别是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与水平并没有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完全脱钩，因此，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碳减排，需要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在此过程中能源结构转型、技术创新、社会参与等方面也包含着诸多衍生矛盾需要处理。

从世界范围来看，碳减排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是一种普遍矛盾。当下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着碳排放问题的制约。作为碳排放大国，我国在解决自身碳减排矛盾的同时，也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与其他国家共同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应该看到，“双碳”承诺的作出，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更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各国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双碳”目标时指出：“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所以，最直接的处理好“双碳”承诺与自主行动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在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同时也是中国在世界环境议题中，推动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所体现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在正确处理“双碳”承诺的达成上，也需要通过自主行动处理自身发展，以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中的诸多“对立统一”，如传统能源企业利益的博弈和资源分配的矛盾，参与国际碳市场谈判等，来推动中国实现碳排放的转化和发展。无论是基于国际社会在气候、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共识，还是党和政府对于实现“双碳”承诺给出的具体政策和行动安排，在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上，需要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保持自身发展与世界预期之间的平衡。

碳排放可以看作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双碳”目标的实现是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减排任务的完成需要在经济活动本身去寻求解决办法。作为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组成和分布情况的重要反映，经济产业结构给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而碳排放是指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释放量。一般来说，不同产业的活动对碳排放的贡献是不同的。传统的重工业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因其经济活动通常涉及大量的能源消耗和排放，往往对碳排放贡献较高。相比之下，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等轻型产业对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正确处理“双碳”承诺与自主行动关系的重点，就是从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进行分析，找到降碳减排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抓重点优化产业结构，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行业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一是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力度非常重要。通过扩大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产能规模，可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需求，并有效地降低碳排放量。同时，还需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市场推广，以促进其在能源消费中的规模化应用。二是需要加快能源生产的优化与升级。在能源生产端，推动能源行业向更清洁、高效的方向发展是关键。这可以通过引导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来实现。此外，应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其供能能力，降低碳排放强度。三是在能源消费端，需要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强对公众的能源教育和宣传，提高节能意识是关键。同时，还可以推广能效标识和认证制度，引导消费者选择节能环保产品。此外，还应建立完善的能源市场体系，通过经济手段激励企业和个人实施节能减排，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转型后的能源领域将逐渐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朝着更加清洁、高效、可再生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还能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更为绿色的动力。

从我国经济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这其中工业和建筑业是碳排放的重要领域，钢铁、化工、电力、石油和采掘业等行业又占据了工业近90%的碳排放量。而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低碳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核心技术普遍缺乏，这些都使得第二产业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困难重重。因此，要把握“双碳”承诺重点领域，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完善现代绿色工业体系，推动绿色循环产业的发展。具体来说，一是通过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推动高碳排放行业的技术转型和升级。应加强绿色节能技术、碳捕获利用和储存技术以及循环经济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碳排放减少。二是积极培育和推动绿色循环产业的发展。这包括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如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及推广和应用节能环保技术和装备。同时，应加强对绿色循环产业的政策支持和引导，鼓励企业加大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推动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升级。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协调合作，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均衡性。建立联动机制和共享平台，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经验分享和技术交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在全国范围的复制推广。

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之间的关系，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将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能力。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我国产业结构完整丰富、经济体量庞大，实现全面减排和绿色转型必然涵盖多个行业和领域作，“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科学理性的指导原则，以国家战略引领、社会共识为基础，制定全面系统、科学可行的碳达峰和碳中和行动计划。制度作为一系列规则和约束，能够引导和塑造人们的行为，影响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的运行。特别是在生态治理领域，良好的制度体系能够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推动市场参与者更好地进行碳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可以形成社会共识和约束，推动企业和公众主动参与生态治理，从而提升生态治理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建设全方位的“双碳”监测体系，谨慎形成碳排放数据计算区间。应建立健全的碳排放监测、数据统计和信息公开制度，提高监测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实现全面掌握碳排放情况，为政策制定和评估提供可靠依据，以便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超时空负外部性，在经济增长与碳中和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第二，强化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制定更为严格的减排政策和法规，并确保其执行力度。应加大对减排政策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加强对违规排放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第三，提高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应引导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和融资支持力度，通过发展绿色债券市场、设立绿色基金等方式，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为低碳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第四，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国际碳减排合作与交流，借鉴和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应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推动制定更加严格和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减排协议，并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共赢。（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10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