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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国粮 于 2020-2-27 11:39 编辑
贾康（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各位参会者，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的2月21号，星期五，首先感谢大家参加万得的本场会议，这是万得举办的专题会，我们有幸请到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贾康走进直播间，就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财政政策分析这一主题进行交流，欢迎贾院长的到来。
贾康：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我先介绍一下贾院长，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政府高参，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多次受到中央领导之邀座谈经济工作，“中南海问策”。贾院长还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再提示一下，会议进行过程当中参会人员可以随时将问题输入在我们参会页面的互动区域之内，我们将代为向贾院长提问，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下面会议正式开始。
众所周知，新冠疫情对我国短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先想请贾院长从全局的角度和我们谈谈怎么理解本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所形成的影响。有请贾院长。
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作为研究者来谈谈自己探讨性的看法。大家肯定很关心疫情和它的影响，如果从全局来说，应该看到疫情显然对中国的国民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冲击和损害，但是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这次疫情是阶段性的，而且这个阶段现在看起来并不会太长。在今年的经济运行态势来说，已经可以有一个确定性来做出判断，就是在疫情的发展使经济一段时间表现走低以后，一定会迎来一个反转，即前低之后的“后高”。“前低”现在看来影响是在一季度，主要是2月以后的这段时间，“后高”很可能就出现在二季度和后面的三四季度。当然，这还得具体跟踪疫情到底怎么样得到控制的过程。
我在概念上再强调一下，自己作为探讨者，我觉得咱们一般宣传上所说的“战胜疫情”，大家都是万众一心，人同此心，但是在具体概念上要细想的话，这个疫情肯定是会被战胜的，因为战胜疫情它只是早晚的问题，这个结果绝对是可期的。从人类历史上来看，类似的这种疫情过去发生过，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历史上，什么叫疫情的战胜呢？就是最后人类生存下来了，这就是战胜了。如果反过来讲不能取胜的话，意味着人类要灭绝，历史上没有这样。那么这次疫情更不会这样。我们在必定取胜的这样一个可期的结果面前，关键是在当下，我们怎么样尽可能减少在克服疫情中间的代价，尽可能使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对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跟踪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应该讲应对这种突发性的灾难，是难以万全的，不可能美满的，但我们一定要大家一起努力，争取尽可能地追求应对疫情的高水平，这是一个问题的实质。
如果说，今年的前低而转到后高，这样一个前景是有确定性的话，对于企业界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得考虑针对自己的行业、自己的企业、自己的生产经营的特定情况，要有预案了，一旦机会来了，机遇是偏爱有准备的人。这是我一开始跟各位朋友勾画的一个非常粗线条的全局性的框架认识。
主持人：我们进一步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由于这个疫情会对我们经济形成一定的影响，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对经济有损害，但是我们坚信疫情一定会过去，对当下的影响有哪些？
贾康：当下的影响，最突出的是服务业，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我们本来是春运高峰，但是客运量锐减一大半，其他的餐饮业，类似的一些和旅游相关的服务业，以及家政服务行业、门店式金融服务，那都是带有阶段性的断崖式的状态下调，这个无可讳言。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受到非常大冲击，有些行业相对来说在冲击的力度上要明显小得多，有一些行业是必须这个时候于资源调度上尽可能发挥产能的，比如和抗疫情相关的一些我们必须要做的重点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这些行业现在开足马力增加它的供给。
主持人：对于不同行业的影响会是不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吗？
贾康：而且非常明显，它们的不一样，在直观的表现上非常明显。
主持人：您目前有没有预估疫情对全年整个GDP的影响大致会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呢？
贾康：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实话实说，我不认为现在哪个研究群体，哪位专家，有足够的把握来精确预测这次疫情对于中国今年经济运行的影响而开诚量化结果，比如GDP因此而下调具体多少多少，但是咱们探讨问题非常粗线条地讲，作为经济方面的研究者，特别是要密切关注经济运行的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领域，总得做一些预测，我的感觉，一季度GDP的增长速度会从去年四季度的6%有比较明显的下滑，有人预计可能下滑一个点——这种情况出现也不奇怪，但是我觉得这不可能很精确地作为一个预测，大家就按照这样一个量值，认为它有多么充裕的道理，因为相关的信息太复杂，现在没有一个主体能完全把握，政府内部肯定是千方百计把所有信息整理在一起做出预测的，但是他们的预测我知道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公布。学者的预测，只能做一些参考。咱们假定一季度如果说必定不乐观，整个中国经济运行下滑一个点，那么二、三、四季度前低以后的后高，我觉得经过努力以后是有希望达到6%左右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经过努力我们觉得有可能实现的状态。全年是多少呢？乐观点讲全年仍然有可能接近6，甚至6左右。如果说相对悲观一点，今年我们原来所说的年度的经济运行目标按6左右提，可以稍微往下调低一点，但绝对也不会下滑到5.5以下，那个区间一定是5.5以上的一个区间。这是一个很粗的线条，现在可以讨论中相对来说有一定把握做出预测的一个前景。
主持人：好的。非常谢谢您给了我们这种学术性的前瞻的指引。其实大家现在也很关心，今年还是全面建成小康之年，还有十三五规划的收关之年，如果一季度经济不够理想，我们可不可以预计二季度开始政策面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刺激措施的出台？
贾康：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原来在没疫情发生的时候就提出的，即我们要适当地在经济扩张这方面结合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把握优化结构的同时，增加一些刺激经济的扩张力度，当然，这个刺激和扩张绝对不是说沿用过去的那种简单追求总量的思路，前提是要优化结构，提高增长质量，而要调动的是我们通过改革来进一步发挥增长潜力的空间，这个空间在中国具体考察一下，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们可以做的投资，以及以有效投融资来调动出来的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做一些粗线条的考察就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值得我们依仗的在现阶段上的这样一个发展支撑力，也就是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上现在仍然有的回旋空间、韧性和继续往前走的成长性，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按照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努力过程，我们应该把它的潜力调动出来的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支撑力量。疫情来了以后，无非就是在这样一种刺激之下，我们要更好做出我们主观努力的回应，这种主观努力，您刚才关注的政策要领上，从中长期的配套改革对接到当下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可以说，宏观政策与财政政策必然是要更加积极，而且更加积极并不简单只是总量上的适当扩张，一定要在优化结构、促进改革、解放生产力这方面把工夫用足。货币政策会在原来所说到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个概念之下，更实实在在出台一些必要的措施，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有关部门推出了这样一些措施。这两大宏观政策综合在一起，进一步体现积极和适度的扩张，要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在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必须针对自己的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定制化解决方案上。这个挑战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它结构特征的挑战性非常明显，不同的主体应对这个挑战并不是简单重复中央所说到的一些思路和概念，而必须落在自己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的形成和执行上，这当然就是一个考验。
宏观政策的适度扩张对于企业来说，直接的感受会是我们投融资的相关条件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贷款相对而言更容易得到，当然，得到贷款的，首先还是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这样的一些经济活动，在具体的自己参与竞争的准备方面，我觉得我们的企业集团和企业还是要特别考虑怎么样能够在竞争中可做的事情上争取捷足先登，比别人快半拍，很可能你的市场份额就能得到扩大。比如一旦疫情的拐点真正出现，整个市场预期向好了，大家都开足马力往前把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努力提升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比别人走得稍微快一点儿，只要快半拍，那你的市场份额就不但能得到保持，而且有可能扩大。如果大体跟总体的态势同步，充其量你能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而你如果比别人慢一拍，那很可能你的市场份额就要萎缩了，这是竞争中间必然的。看看有没有高水平地准备的预案，该出手时要出手，现在就要在这方面做前瞻性的考虑了。
宏观的政策落到具体的行业和企业层面上，当然有很多值得讨论之处，后面还有时间，我也愿意回应企业的朋友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作为研究者，有一些也是纯粹作为研究的仅供参考的意见建议，但是这个机会难得，我很愿意跟各位朋友做这个交流。
主持人：好的。谢谢。刚才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地方会有定制化，落脚点是在各地的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中来，同时您提到要有竞争性的意识，做前瞻性的规划，在拐点出现之后就能得到好的市场预期。我们想问一下，比如今年前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年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等等，我们怎么能够理解，或者落实到具体的细节的空间方面，到底是指哪些，这是一个问题。
贾康：是的。我想举个例子，大家注意一下，现在一些报道陆续出来了，大家在关注疫情的同时，怎么样复工复产，成为一些地方现在开始注重抓好的一个现实问题。当然，这是要冒风险的，农民工回到自己的辖区之内，带来一些新的传染的可能性，怎么样不再出现震动辖区全局的“人传人”这种不良事件，这确实是个考验。但不能说有这种风险我们就什么事儿不敢做了，已经看到有些具体的报道，现在最新的说法，全国制造业500强的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了97%，这些复工的企业没一点风险意识吗？它们一定是权衡之后在能够积极考虑的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做复工的安排了。跟它们投资和经营环境相关的地方政府在做什么呢？传来一些南方增长极区域的消息：地方政府明确地说，这些农民工回来整个路费是免费的，什么叫免费的？我理解，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这个免费实际上不是真的不花钱，就是政府动用它自己的支援力量，来最简单地一刀切都包了，让这些民工在可能复工的情况下做得更积极一些。这样，算大账搞一些复工，整个经济态势的发展会更有支撑力，就是我说到的可能就比别人快半拍，那么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这些增长极区域，他们这方面意识比较强，已经看得出来这两天陆续报道出来这种地方政府出台具体措施、支持复工复产的这些情况。
主持人：对，广东、浙江这些省份，尤其是经济发达的省份他们做的工作我们都能看得到。受到疫情影响之后，前面谈到的提质增效和结构调整会不会因为疫情影响，财政政策的基调进行一定的调整？
贾康：我觉得基调不会变，更加积极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在更加积极这方面适当抬高力度，这也是财政服务全局必然的选择。当然，这又会说到中央财政它的一些已经表示的政策措施。大家都知道，列在一起有十几条之多，它其中很多是关系到地方政府怎么执行的问题，以及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指导之下它自己怎么样更多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样一些我前面说到的定制化的问题。中央已经安排的现在的支持的资金量最新的说法800亿元以上，到位的有一半以上了，那这几百亿的资金，地方要结合自己可能动用的财力，在区域的特定情况下争取抓住重点有所作为。
主持人：这样就能使疫情的阻击战变的更加主动，为后面的复工复产，经济的走强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
贾康：另外，动作起来它更适合各个辖区具体的实际情况，这个针对性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我们还想知道，由于经济是有放缓的趋势，财政也仍然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加上我们去年减税降费了两万多亿元，目前财政上还有没有减税降费的空间，如果有，空间有多大？
贾康：我估计今年财政更加积极的时候，会继续强调减税降负，去年已经有的这些措施是作为基础，今年能够在具体安排方面体现出粗算匡算之后多大的量值，现在还不好说。去年两万亿以上是前面一万亿出头的情况下上一个大台阶的，但是实话实说，2019年财政过紧日子的特征已经更加明显了，财政现在大家关注它的扩张程度的代表性指标——赤字率，已经接近3%，今年再提高一些赤字率，是有必要的，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能够一下把中国的赤字率抬得多高，未必是一个最后形成的实际选择，决策层和管理部门还会审时度势，瞻前顾后。适当提高赤字率，今年我们具体的减税降负就得基于最基本的一些数据情况，反复测算，寻求一个最积极稳妥的安排。在去年已经有一些减税降负措施的基础之上，我个人粗线条的预计是这样的：在降税这个方面，今年对第一大税增值税会继续强调按照原来的方向，可能的情况之下减轻它的税率负担，表现的举措会是考虑继续降低税率，而降低税率原来就有一个基本原则，要争取把三档税率并成两档，而并税率必然是从高往下才可操作，不可能把低的往高去并。现在的13，9，再加上底下更低的一档，未来到底怎么定，我们还不好推测，因为一定是有关部门根据所有的税源调查情况反复测算以后，他们来最后下决心。如果这一年做不到三档并两档就不排除分两年、三年分步走来做，但这个方向可能会坚持。正税里还可以打主意的重头戏，实话实说我观察不多了，企业所得税还可以打些主意，但已不是最代表性的减轻负担的重点领域里，因为我们企业所得税早就是上市公司和高科技企业按照优惠的15%掌握，这比美国的减税计划达到的水平还要明显低一大块。我们的中小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早就说，在实际征收方面是减半的，标准税率25%减半就变成12.5%了，那是很低的一个实际水平了。小微企业更是简易征收办法，相当优惠。所以，正税看来看去，我觉得增值税还会是重点。还必须讨论全景图概念之下，正税之外可以降什么，这个负担特别值得看重，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有广泛讨论的五险一金。关于五险一金，现在明确说疫情冲击之下，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可以缓交，也就是这一段时间你可以不交，过了这一段再说。过了这一段以后怎么样配套改革，我觉得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基本养老的缴费率去年可以降到16%，但有些区域它高到20%以上它仍然过不了日子的情况下，可以降到16%对它来说没什么实际价值，它没法操作。真正的一个重要的改革措施，是要乘势把我们整个全中国基本养老的缴费这个资金池，提升到说了十多年的全社会统筹这个水平，分散的至少几十个、可能还接近上百个各地的资金池，合成一个大的全社会统筹的资金池以后，其中资金的互济共济的调节功能会大大提升，带来的是有可能通过精算咱们得到一个量值，就是这个时候于新的机制之下，我们保证从短期到中长期一直有这样一个衔接的情况下，标准的缴费率可以降多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看重的机制创新。我觉得只要腾出精力来，我们应对疫情跟着的应该是这种配套改革。有现在有影响的同志提出，在我们五险一金旁边，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这是养老的第二支柱），它的建设是不是应该配套，很有道理。还有就是很敏感的大家都关注的住房公积金何去何从，也完全可以纳入配套改革的方案来讨论，这些就不光是一个税的问题了，是税外的、非税的负担，但是它们都属于制度性成本怎么通过配套改革来降低的问题。还有几百种行政性收费，不是每个企业都会碰到，但合在一起，它是中国企业负担里非常明显的有影响的一块，而且国际对比来说，这么多的行政性收费是很独特的中国现在体制没有消除其弊病的一个特征，只有通过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消除它，我们才可能进一步提高中央所说的治理水平的现代化程度，这也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一旦战胜疫情以后，争取前低迎来后高、更好的发展以后，这种以改革解放生产力的事情，而且一定是配套改革才能得到意愿的事情，我们应该紧紧抓住不放。
主持人：好的，非常谢谢您，您关于空间的问题给我们详细的解释，而且您提到一个概念叫标准缴费率降低，而且后面配套的措施应该是更为重要的。
贾康：是的。
主持人：我这边平台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有参会者谈到您今天发言还有一点保守，有个问题，因为是学术讨论，想问一下，现在有一种观点，货币政策已经从适度松紧变成了灵活适度，这意味着货币政策有望进一步边际宽松，今年降息降准可以期待，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贾康：我是认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如果对应到灵活宽松这方面，实际上就是它的方向是非常具体化的——这不是像过去所说的比较模糊的松紧适度了。怎么紧？其实前一段时间它无可指，剩下的都是怎么松的问题。疫情冲击之下，更是要解决好在本来已经形成的降息降准通道上，怎样更好瞻前顾后，推出必要措施的问题。所以，这个前面您提到的观点，我是认同的，可以拭目以待，在降息降准的通道上，年内还应该有后续的一些具体安排。
您前面提到的有朋友认为我说的比较保守，我不知是指的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问题，我不会保守，我一定会积极回应大家的问题。
主持人：好的。就想问一下，其实最近有些草根的调研说，今年当下物价水平较年前已经有了大幅的提升，2月份的CPI可能会继续在高位运行，是否会对当前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产生掣肘，这其实也非常专业，但也确实是个问题，您作为学者碰到这样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贾康：对的。物价在现在按月度来说有相对高的水平，上一个月已经在4以上了，二季度由于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冲击，供给对于需求来说更多表现为供给不足。所以，市场决定了物价的表现是要继续往上走的。但是我认为这是阶段性的现象，总体来说，现在的这个物价上升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因为前几个月的CPI，就是消费物价水平，上升过程中就有具体分析，它主要是由猪肉的阶段性的供不应求带动着肉禽蛋这些替代品合在一起形成的，就是由于食品价格上升形成的相对高的CPI上涨率。经过一定努力之后，几个月就可期待的是调动我们一些供给潜力，包括加大从国际方面的猪肉和其他一些替代品的进口，以及鼓励我们本土的各种各样的主体，包括中小主体，包括前一段时间过分去抑制的农户提高养猪的积极性，这样的问题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加以校正，鼓励养猪场、鼓励农户来增加存栏数，经过几个月经济运行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这些猪形成的市场上的供应，会平抑原来的缺口，物价跟着就会往下调，这个可能性仍然是在疫情冲击之后，继续发挥它合乎逻辑地增加有效供给的结果的，这个结果是可预期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物价方面，今年的前低而后高的过程中，CPI不会跟着这个后高往上冲，反而它会在我们的供需结构性问题得到比较好的一些应对之后，表现出往下的回落。在物价的角度还得看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生产资料制成品出厂价格PPI，这方面前几个月PPI表现是偏低的，甚至有时走在负值的区间，这更构不成物价上升的压力。如果把CPI、PPI合在一起，中国总体来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适当更加注重扩张，是有操作空间的，我们应对像CPI阶段性上升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一样，以突出结构优化为要领，它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也是现在可以得到认定的。
主持人：您最后那个我没太听清楚，您说了突出结构，因为我们知道……？
贾康：我刚才举的例子是，现在有一个基本判断，居民消费品物价上升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猪肉供给不足，几个月之后我们的综合措施会使猪肉的供给上来，它对于CPI往上的拉动作用就会得到消除，减弱了这样的拉动作用甚至消除了这个作用之后，我们的局面自然就会比较合乎意愿，这个前景已经看到。
主持人：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通胀这方面的压力？
贾康：对的。
主持人：不会形成更掣肘的影响？
贾康：在今年来说，这个担心我觉得结合着前面的分析来说，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消除的，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密切跟踪物价的变化走势。
主持人：OK。其实在前面您谈到今年的财政政策的时候，您说到更为精准的可能转变，您能不能给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精准是指哪些方面的精准？
贾康：我举个例子。我前面强调的中国经济成长性过程中，与工业化、城镇化联系，我们有效投融资可操作的具体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值得来认真把握。这个所谓发挥我们潜力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在我们很多的城市区域和改善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一些政府可以积极引导和支持的这样一些和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相关的投资项目。对它们的具体掌握，这是在实际生活中支持我们一旦有操作条件以后，有潜力迎接“后高”以后应该抓住不放的事情。那么在中心区域来看，大家就注意到，中央所强调的抓住一些必须要做的投资事项里，有一个跟老百姓现实生活中直接相关的“老旧小区改造”，这是很多事情里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北京来看，在具体表现上来说，北京常住人口两千多万中，有至少几百万人居住的原来四层到六层这样的多层、但不是高层建筑的住房，是没有电梯的。一二十年以前入住这些地方的时候，这些住户都觉得没有电梯是天经地义的，大家欣然接受，包括很多商品房买了以后，没有电梯大家也高高兴兴入住了。更早的20年、30年以前的，那更是这样。但现在情况变化了，一个是老龄化了，一个是大家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就在考虑我们这里有没有可能结合着老旧小区的改造加装电梯。在北京覆盖几百万人口的加装电梯，是个多大的投资量，大家可以粗粗的算一算，它的投资如果有现实的需要，是老百姓美好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有效供给从何而来？这可能就是一个由政府、企业、专业人士共同参与，而且加上机制创新的我们在经济运行前低后高以后可以做文章的重点。大家没有疫情形成压力这样一个外部的制约了，可以放开手脚做事情了，这个时候北京也好，其他的城市也好，老旧小区改造，结合着加装老百姓改善生活的这个电梯，就得在已经有的一些经验基础上，争取有一些相关的主体早动手、早介入。介入以后，他不光是一个顺应实际需要的投融资活动，而且也是这些相关的主体从企业来说，掌握自己可能的市场份额，形成自己的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而相关地方政府部门改善民生表现自己值得肯定的政绩的一个组合，是一个各个方面大家都会加以肯定的事情。这些具体要做的事，比如说四层到六层这种楼加装电梯，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早已经成熟，那就是这些产能谁能准备好，一旦来了需求以后，建设的高潮如果真的在某一个地方辖区形成，能不能及时加入竞争，把自己的产能具体落实到这个区域里的有效供给的形式上，那你这个市场份额就跟着体现出来了。政府要做的事情，在这里面必须总结经验，给出必要的指导。比如一个楼门里五层，二层以上的人都同意可以大家凑点钱出来加装电梯，技术上有解决方案，但一层人不高兴，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政府的规则里是不是可以改变原来说的一个楼门里百分之百的人都同意才能建设这样一个老办法，不要求100%同意，那么你怎么让一层的人在这方面能够接受，他有不同意见可以听取意见，但是他得服从多数人，或者说80%以上——咱们假定有这么一个条件，是政府需要用公权来规定的规则，这个事儿就可以做了，这就考验政府的管理水平了：让大家可接受，把事情做起来，还不要出别的麻烦事儿。还有必要的情况下，政府是不是应该配上一些必要的“四两拨千斤式”的资金支持，有些老旧小区入住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每户出点钱凑不到那个临界点，差那点钱，政府以补助的方式来做，很多地方政府现在有这种能力，那么怎么做，怎么分批分期逐步把整个地方政府辖区里可做的这些事儿相对完满地做好，这对政府来说是考验。政府和企业一起做这个事情，有一个好的机制，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大家都可能听到过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英文简称“PPP”，因为电梯的建设可以对接它的运营和维护，可以把整个建设运营维护合在一起设计好成为某种PPP的形式，企业加上政府，加上一些专业机构合在一起，大家的相对优势就造成一个“1+1+1>3”的机制创新，这种机制创新带来的是绩效提高，老百姓得实惠，政府在自己财力很有限的情况下，花一点小钱、引子钱，事情就做成了。而企业在自己比较长期介入PPP的生产和经营管理过程中，虽然不能取得暴利，但是可以取得它“在商言商”的“非暴利而可接受”的覆盖很长时间段的投融资回报水平，这皆大欢喜。这种事情在中国可做的，我觉得可以称得上俯拾皆是，城镇区域这只是举了一个小例子。我们其他的一些城市群，必须要做的建设，很多的时候都有类似的机制创新非常明显的空间。看我们能不能在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下，真正把这种事情做好，做得有声有色。如果在战胜疫情这个关键的拐点出现之后，大家乘势一鼓作气，在前低后高的过程中更好的调动我们的潜力，那我觉得今年在二季度以后的前景应该讲就是相对乐观的了。
主持人：嗯，如果把这些工作做好，二季度以后经济前景就是乐观的。贾院长，网上很多投资人都在问一个民生问题：老百姓当下关注的热点是房地产，最近各地房地产相关政策的松绑，也在问下一步对房地产会有什么利好，房价会不会因此上涨？这个很敏感，或者说这个该怎么应对，很多人确实很关注这个问题。
贾康：大家一向关注这个问题。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中国的房地产这些年的情况是已经分化了，如果作为一个房地产大板块来说，大家都把它称为“冰火两重天”了，这个“冰火两重天”的特点在疫情之前是如此，疫情发生以后以及我们战胜疫情以后，它必然还是如此。在冰火两重天的情况下就不能笼统地讲我怎么看待房地产，对于企业人士、市场主体来说，一定要讨论你关注的那块房地产在哪儿，是在北京、深圳、上海，还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如在所谓二线城市这个笼统概念里，好几十个二线城市，你关注的是哪个二线城市，这些城市里的差别可是非常明显的。
进一步来讲，如果明确地说我关注的房地产、可能出手的投资项目是在一线城市，你也不能笼统说一线城市都是按一套办法就能处理得好，你得说是在哪个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哪个地段，你想做的这个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这些才是在讨论房地产的时候最有意义的，一定是要针对着冰火两重天格局之下，各个城市已经一城一策、各个城市不同的地段在实际生活中的差异化也在明显表现出来的情况下，我们的思维要跟上这种多元化和差异化。当然，您前面提到的问题也有一定的意义，就是大的态势如何，房地产概念下，咱们不讲那么多的多样化和区别对待，是个什么样的特征？我的观察大致是这样的，中国在这个如果说还是把它放在一起来讨论的房地产概念之下，这个业界在2016年“930新政”之后是出现了一个下调的过程，“930新政”以行政手段把一线和几十个二线城市当时老百姓已经反映过高的热度硬压下来以后，其实三四线城市回调非常有限，但是毕竟一线和这几十个“930新政”覆盖的二线城市，代表了当时大家感受的房地产的主流，认为它需要一个下调过程。接着就要说这个下调现在走到什么阶段了？我粗线条地说，如果不讲一城一策具体分析了，就从面上来讲，笼统的讲，它基本就在底部了。我不认为这个“930新政”打出来的这样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它还有多大的下调空间。大家可以注意现在逐月的各地房地产成交均价——我再强调一下这个均价意义不大，这个均价像是把姚明和潘长江合在一起取个身高的平均数，对于你投资来说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你看景气还得看这个指标，对于认识整个氛围来说，它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均价现在是在继续走低吗？我看到的最新情况不是了，大家要注意，如果说疫情的压力期过去以后，最大的可能性，房地产市场在这样一个粗线条判断的基础之上有可能借助着我们前低后高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会由大家一起努力来把它的一些潜力空间更好体现出来。这个潜力空间当然也要配上政府的更明智地于各个辖区内贯彻中央所说的要以基础性制度建设来配套这样一些必须同时考虑的问题。比如某一个地方政府辖区，它的保障房建设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保障房的供给就不是市场轨上咱们所说的房价所能够覆盖的供给问题了），政府牵头的公租房、共有产权房能够使低端社会成员，低中收入阶层住有所居，剩下的中端以上的市场的表现，更多的要遵从市场规则了。如果说在当前的氛围之下，政府不会对“930新政”再加码，而实际上有不少的城市，包括有一线城市的郊区，另外包括很多原来仿照“930新政”的二线城市，实际上都在根据“一城一策”适当放宽行政管制的情况下，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跟着整个形势未来将出现的“后高”，房地产市场对于整个经济全局的支柱产业功能和意义，自然会有进一步的表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于疫情过后的房地产市场总体来说是相对谨慎乐观的。但是我愿意再强调一句，这也是不得已，主持人说的你必须做一个全面的判断，回过头来讲一定要注意是“一城一策”，一定要注意是“市场分化”，是“冰火两重天”，自己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具体考虑你在哪个线，哪个市，哪个市的哪个地段，哪个地段的哪个类型想出手，这是最重要的具体分析。
主持人：非常谢谢。您关于房地产给我们投资人的建议我想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我们在网上很多投资人都在问房地产。还是那句话，市场是在分化，要差异化地具体来对待，但是从整个全盘来看的话，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您是持谨慎乐观的。
贾康：您总结的还相当简洁，大概就是这个提法，还要回过头来再强调一句：不能说谨慎乐观我们就可以放松风险防控方面的考虑，因为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发展以后，竞争程度在提高，已经有些房地产企业感受到了持续的压力，而且有一些房地产企业真的走到了要破产清算的边缘。所以，风险防范的意识在这时候要同时加以强调。
主持人：好的。我们再看一下，互动区域有投资者想问您，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到目前已经提前下达1.85万亿，这个数字我看到好像1.84万亿，差不多，占去年全年额度在40%以上，他想问财政政策还有没有新的空间？
贾康：这可以理解为积极财政政策里的举措之一。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地方专项债这个事情已经在做，它实际上体现了财政和有关管理部门考虑怎么更加积极呢？我前面说到的地方层面要自主考虑在辖区之内的一些有效投融资项目怎么配资金——那么地方专项债的特点是什么？是对应于项目，要有对具体项目的可研（可行方案研究）作为基础，然后把资金配上去，这方面相对来说失误率可以控制得比较低，而实际效果的显现会更快一些。所以，管理部门早就在布置2020年地方层面这些以地方债支持的投资项目，可以用专项债的名义更多地按照戴帽点调控的方式加快进度。所以，这从全国来说，体现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在提前布置，提前发行，是在执行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方面体现出来的可做的一个重点事项。在疫情出来以后，这个过程只能是更加积极吧。
主持人：更加积极，OK。还有一点，专项债因为它前期也有一些政策，把部分的基建项目的资本金进一步拓宽，能不能理解成为表明基建投资将会进一步的发力？
贾康：您说到的资本金的拓宽可以结合到运用专项债具体形式上，有关政策规定，专项债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充实项目资本金的，而充实项目资本金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增信。增信的结果是使货币支持方面的贷款的配套更具备条件，有一定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商业性信贷就可能更积极地给这些项目做融资的配套，财政政策它所产生的放大效应就可以更合乎意愿地体现出来。
主持人：对。放大效应。专项债从它的落实层面还是会落脚到交通基础设施，还有生态环保这些项目当中，它会不会挤占跟我们老百姓相关的消费或者产业升级这些领域的空间呢？
贾康：在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呢，总体上讲，只要不犯一些低级错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老百姓可以调动的一些他们的购买力，更多的是在有效投资带来整个市场预期的好转，以及经济发展中间老百姓对于发展的后劲儿有信心的情况下，才会很充分地体现出来，使老百姓更愿意把当期的收入拿出来用作消费。现在政府更进一步做这个全面的基础设施、公共项目的投资等等，就是改善预期，提升市场景气，使老百姓心里更有底，在更有中长期向好的这样一个底气的情况下，更敢花钱去消费，这是相得益彰的事情，它不会产生由政府过多的投资形成的对于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和对于老百姓消费支出的抑制效应。这个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政府所做投资的结构方面的重点，以及在整个产业链里它是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儿、提升景气的效能，总体来说，它跟后面我们调动老百姓消费潜力来说，应该是就相互呼应、相得益彰的一个匹配。如果我们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有变化了，我们经济下行压力得到明显消除以后，经济什么时候又高涨了，就不能简单沿用现在政府加大投资力度这种政策，那时就得瞻前顾后考虑要有所节制，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早，现在还要更多考虑针对当下这个阶段老百姓明显还是在预期方面有种种犹犹豫豫的考虑、企业的市场预期还是有很多不乐观因素的情况下，政府更积极的做一些优化结构的投融资，是必要的。
主持人：明白您的意思，还是要根据经济的不同阶段我们来看待这个问题，它是否会出现翘翘板这种情况。
我们想再问您，从政策层面来看，具体落实到行业方面，会不会出台针对于像我们当下比较热的科技创新、核心领域自主可控，这些领域当中的一些鼓励、支持的措施？
贾康：科技创新肯定要作为积极支持的重点。比如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个疫情发生以后，国家要赶快研制疫苗，一旦有了专家认定的可靠的技术解决方案，那就要在我们的所有可能形成产能的领域里，加足马力把疫苗生产出来，它支撑着的就是科技这方面所能形成的这种现实的支撑力。所以，疫情带来的对我们重要的警示，就是如果防患未然的话，我们在前面十几年曾经有过SARS冲击之后，虽然有在防疫技术这方面的意识和努力，但是作为国家的一个科技创新支撑着的战略储备式的一种产能似乎仍然还是不足的。这一次面对疫情给我们又提供了新的警示，就是未来从中长期考虑，怎么样加快科技方面的研发，形成可能有较快解决方案的疫苗生产的产能等等，这显然是一个重点。
主持人：对，这应该也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我们想问您一下，具体的微观层面，行业层面，现在网上投资人想请您谈的，我看了一下有对服装领域，有对贵金属黄金、粮食等等很多行业的预判，这个太多了。
贾康：咱们聊天式谈谈，服装领域里的特殊服装就得考虑，防护服现在这么紧张，国际上都得去争取一些外援，以后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我觉得防护服产能要做加码的考虑。匹配什么？国家的收储制度。谁也说不清楚压力一来了，要多少防护服，从政府储备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来说，它就得从专家论证之后的可选方案中选择一个相对合理的方案。现在最大可能性，是要增加这样一种带有战略储备意义的物资的储备量。
服装上还有一个问题正好对应这种特殊服装，要注意到现在有政府的一个说法：不要有顾虑，你有多大的产能你放开了做，事情过去了以后，多出来的部分政府统统收储，这时企业有产能，为什么不开足马力抡圆胳膊干这个事儿呢？
主持人：对。对于这种特殊的服装，有医疗用途的特定的服装是这样的。
贾康：这还只是服装业里很边角的一块，突然显出它的不可替代性和战略性。
主持人：再请您谈谈对银行业转型的看法，还有半导体行业。
贾康：咱们一个一个说吧。您说的银行业转型指的是哪个朋友提出的问题呢？他关注的是哪一块呢？
主持人：他没有具体谈，腾云这位投资者，他只是了解一下对银行转型的一个影响。
贾康：我觉得在千头万绪的事情里，总体而言，银行的机构和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应该多样化，这个多样化的供给才是有效供给。我们现在总体评价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中一个突出的痛点是什么？就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总是感觉融资难、融资贵，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从金融来说，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已说了多年。中国现在的企业总数，按照现在管理部门的统计是超过一亿家了，其中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这些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在过去，得不到充分的融资支持由来已久，过去一些银行金融机构实际上有歧视性的考虑——这不是人家故意歧视这些企业，根据它实际形成的融资风险控制中间的情况，我把贷款给大企业、给国有企业，哪怕出点问题，问责时的风险度跟给民营企业出问题的风险度，不在一个数量级，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所谓政治正确这个概念了。在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地说“民营企业是自己人”以后，还要求我们所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今后怎么以贷款支持民营企业的，要纳入它的年度绩效考核，这不是看起来在领导层面最权威的解决了这个政治正确基本问题吗？但是在总书记有这样重要的一个方针指导之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困扰我们，那是什么原因呢？我的分析就是它后面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银行金融机构人家商业性定位，也是要在商言商，这些贷款的风控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叫责任终身追索，没有说谁可以推翻这个原则，你如果贷款出了问题以后，这辈子你都得考虑怎么承担责任的问题。风控是要有人签字的，哪怕政治正确了，到具体考虑这个贷款给哪个企业的时候，如果是国有企业、大企业，一笔出去多少个亿，至少几千万，它前期的风控那个调研要承担一定的费用，形成成本，然后一旦做出去以后，他的业务量对应于那个成本来说，实际单位成本是比较低的，一次决策所花费的决策成本、前期的调查成本，合在一起覆盖好几个亿的贷款出手了，而你要对一大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每一家也就是几十万、上百万贷款，合在一起一百多个才能合成一个亿，每一家你都得做风控吧，每一家都得有这种成本吧，合在一起这个成本很高，而风险实话实说它就是比较高。所有的经济体都碰到这个问题，这是技术性问题。所以，政治正确的问题解决之后，技术性的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一个良好愿望能解决的问题了。我的研究里，就强调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借鉴现在的一些信息时代的新的风控经验，比如一些互联网公司推出小贷，是以大数据来做低成本的控制风险的事情，实际已经取得了相当明显的一些成效。像网上的一些淘宝户，他们可以比较便捷地在网上申请取得小额贷款，这就是融资支持，过去想象不到的融资支持的这种阳光，现在能照射他们了，这就是一个进步，技术性的难题需要技术创新、信息时代的新的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手段去化解它原来的阻碍，这是一个思路。但这还不够。
我们如果设想，在这种大数据、云计算的风控中间一定要有申请小额贷款当事人他原来的一些电子痕迹的积累，而我们农村区域的很多创业创新的小微主体，他过去没有形成什么电子信息痕迹，那么网上申请小贷他还是过不了关的。那这时候要靠什么呢？必须靠我们更加积极创新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就是财政为后盾的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等，这个体系做起来以后情况就更复杂了，更有挑战性了，它要区别对待，而怎么能正确的区别对待，不是凭关系，而是凭真正掌握比较客观的一些标准和依据？这都是整个机制创新里我们必须经受的考验。这次疫情来了以后，财政部门就已经公布的支持政策里，就有融资担保、财政贴息这样一个重要要领，它就是以政策性融资这样一个手段，要对一些受影响比较大的企业，包括小微企业（这是专门强调的一句话，包括小微企业）来给予融资支持。所以，说到银行金融体系，只从间接融资这个视角来说就有这么多可讨论的问题，如果要再说直接融资，那就是股市、债市、私募，又另是一篇大文章了。
主持人：对。
贾康：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定制化，是有很多很具体和复杂的问题的。
主持人：好。因为刚才您提到小微企业，这次疫情对中小企业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下一步会不会出台针对于中小企业的这些扶持政策？
贾康：我估计还会继续，这是政府这方面优化政策的一个重点。中央政府的态度非常明显，前面说到财政、税收十几条的重要支持政策里，就包括咱们提到的这个事情。另外，地方政府层面他一定要考虑，在自己的辖区之内除了一些重点企业、一些大中企业之外，大量的小微企业怎么得到必要的支持扶助？对各个地方政府，这也是他们比拼怎么样提高辖区的治理水平，做出经得住考验的政绩的一个重点。
主持人：是。有投资者想问，您对于半导体行业的，芯片这类高科技企业怎么看？
贾康：这是个尖端的领域，探讨一下。半导体行业有它的特殊性，在新技术革命这个概念下，半导体行业最尖端的就是在世界上能够引领潮流的芯片制造的水平，咱们在美中贸易摩擦冲突升级以后已经感受到了，给我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些沉重打击的案例再次提醒：中国现在在芯片制造这方面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我们当然不能甘心这么下去。像现在华为明确地说启动了它的备胎，那就体现出它的战略中间其实已经考虑了，过去在这方面秘而不宣、不声不响的，但是准备了一个后手。华为启动了备胎，现在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呢？我现在粗粗看到的所有这些信息，还不能说它就居于第一阵营的领先水平或者先进行列了，但是它有望经过努力以后缩小和最先进水平的差异，至少对于我们现在华为这样的已经成了气候的企业来说，备胎的支撑力是不言而喻的，在有压力和刺激的情况下，他们会更加努力地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来尽快争取提高他们自己这种芯片的水平。其他这些企业，大家在竞争中肯定也是高低不一，各有各的一些具体考虑。但是回到全中国来说，本土的芯片制造能力到底怎么样追赶国际一流水平，我提出一个非常框架性的思路，就是必须承认，这是在一般的商业原则所讨论的比较优势的这个原理之下无法覆盖的一个领域。比较优势中最高端的、比如第一流的可以成批量以稳定质量源源不断提供出来的芯片制造能力是在美国那边，但是它现在非常明确地要限制了，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哪怕你说我多出些钱它也不卖你，限制供应。这个时候光靠比较优势，碰到天花板过不去了，那怎么样呢？就必须回到我们自己要在本土调动一切可能性，来形成本土上的自主生产能力，用得着一个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举国体制。这个举国体制过去曾经使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勒紧裤带也搞出了尖端的“两弹一星”，这对于整个后来国家发展中间在全世界格局里的战略支撑意义，是大家都感受到的。
主持人：巨大的。
贾康：现在这个芯片，如果我们也要按照举国体制攻关来争取最后走到一流水平，必须注意跟“两弹一星”时代的一个重大的区别：“两弹一星”我们在这个举国体制之下，把它鼓捣出来了，我们就基本达到了战略制约和平衡的目的，虽然现在披露出来可以说中国现有远程投射能力的导弹弹头数量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几十分之一，但是战略平衡却已经形成了，它们的那些弹头数多，无非也就是说威慑能力很强，它说我可以毁灭世界30次、50次，我们这个能力理论上所说到的这个能力，我们有两次就足够了，于是大家都不敢动手，那么和平与发展自然而然成了一个客观必须接受的主题了。但芯片这个事情不一样了，芯片你鼓捣出来一些以后，最关键的是能不能在实际生产领域形成的全球化市场之上，来经受市场竞争的考验，以相对低的成本、相当稳定的质量，源源不断大批量地投入市场。这样你才可能形成这种批量带来的在经济全球化格局里的持续的影响力。这种大批量的稳定的可以在市场上经受考验的能力，我称为举国体制2.0版才能形成，因为它必须是我们一些前沿的团队搞出样品之后，还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经受全球市场考验，要具备一系列的工艺技术方面的knowhow，就是那些诀窍，这是一般企业如没有一个团队长期努力无法形成的那样一套东西，最后支撑着达到这样一种稳定大批量源源不断生产、而且始终争取占据在前沿位置的这样的一种供给能力。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如三年、五年不成，六年、八年行不行？这条路是一定要走通的。这就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复杂性了。你光讲什么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不够了，你光讲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举国体制作用也不够了，一定是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的一种合理结合，一定是守正出奇提供有效供给的这样的机制创新、来形成超常规发展过程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对我们半导体这个行业的解读我觉得真的是高屋建瓴，让我们看到国家体制的决心。
您再给我们谈谈汇率吧，正好有投资者想问一下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降息降准，如果降息降准，今年会不会加快人民币贬值的步伐？
贾康：人民币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总的说它的倾向性，是对美元按照市场更多起作用的机制来说，以贬值倾向为主，当然也是波动中间，人民币的贬值并没有出现有些人预料的特别悲观的一下子破7以后降到什么样一个更低水平。现在疫情之后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情况，实话实说，我也没有能力做多么精准的预计。但我觉得如果处理得好，我们对于整个市场力量的这样一个预判，是中国经济会由前低迎来一个后高。后高的特征就是经济的景气往上走，繁荣程度有一定支撑力。在后高的过程中，我们总体的国际竞争会显得更活跃，以更活跃市场的力量来更多地支持汇率的形成机制，它的表现应该讲最大的可能性不是人民币兑美元再做多么明显的贬值，我觉得处理得好，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在前面一段时间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下的一种延续。我现在看不出来“后高”时，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使人民币对美元——如果市场决定为主，更明显的一个贬值，美国方面现在也认同了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我们官方的说法跟实际做法总体是一致的，汇率的决定要更多由市场来起作用，市场大的态势还是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这个比值的走向。
主持人：明白您说的意思。我们有个投资者在网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您说的有点宏观，咱们来个接地气的，我不知道您炒不炒股？
贾康：对不起，我曾经在多年以前试着进入股市体会了体会，然后就知道自己不是炒股的料，所以，我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朋友们直接讨论的。但是我愿意讨论一下，您说的关心股市的这位朋友他提的是什么问题？
主持人：他想问这轮行情对口罩、抗病毒药物、防护治疗概念都有一定上涨，后面对于云办公、在线教育、网络游戏这种新经济这些板块，会不会持续受到资金的关注？其实也是对于未来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契机的一个设想。
贾康：是，这方面我自己的点评是，中国的股市你必须承认现在它还明显带有消息市和政策市的特征，理论上所说的股市应该是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在中国的表现要很长的时间了，你要说从一个一个年度，更短的一个一个季度，甚至更超短期的情况来看，这种对应性和基本面联系不大，更多的还是跟消息、跟政策动向联系在一起，形成股市它的波动。从不断的消息市、政策市形成的波动中看到中长期，它却又回到一个消息和政策再对接基本面的话，中长期来看是不是会体现为我们现在承认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形成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和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日新月异发展相关的前面这位朋友关心的那些事情，那就应该成为一个持续跟踪的一个特定视角了，这个跟踪过程中跟消息、跟政策变动相关的那个波段的操作，我没有发言权，但这个视角肯定是值得关注的。有心在这方面积累经验的朋友，不妨在关注的过程中试着来积累一些实际操作的经验。
主持人：好的。非常谢谢。时间真的很快，一下就将近9点15分之后了，咱们再回到今天的会议主题中来，您对于疫情对中国经济总体的影响，您看还有没有需要再跟投资者再拎一拎，或者再有什么补充的内容？
贾康：我觉得我前面说的一些看法，最简要的一个小结，就是我认为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是看得清楚，由前低一定会迎来后高。如果咱们再做更大胆一点的想法，这个后高在未来，除了湖北，是不是其他的一些区域基本上都会在3月份就先后看到后高的逐步展开了。如果是说这样一个不同区域或早一点、或晚一点势在必来的后高就在不远的将来，那么我们相关的主体，企业界的朋友，以及一些地方管理部门的这些朋友们，是不是应该早一点考虑自己有所作为的预案？因为战胜疫情这个概念我前面就强调了，是一定会出现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治理水平，降低这中间的代价，把我们可做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有可能腾出精力考虑预案的朋友，一定在这方面要抓住，这个预案的设计不妨可以考虑多样性，比如在量的上面可以取高中低做三套方案，根据情况的变化密切跟踪，在自己所处的行业，所处的区域，实际展开到底是高方案还是中方案还是低方案，这是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的，然后乘势争取有所作为。
主持人：好的。谢谢，谢谢您今天提了几次预案的重要性，以及乘势有所作为，非常感谢您今天晚上精彩的分享，也期待您有机会多到我们万德3C的会议室来坐一坐，聊一聊。
贾康：好的，谢谢！
主持人：感谢您，今天的会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各位参会者的参与，好，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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