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李迎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社会建设经验是中华五千年社会文明的思想文化基础，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着深远影响。我们应当立足新的时代条件，挖掘中华传统社会思想、社会建设经验之精髓，为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铺就文化底色、筑牢精神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学的文化根基

　　 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学受近代以来实证自然科学的影响，在追求一般性、普遍性理论时忽略历史特性，是自社会学开山人物孔德以来的一个主流倾向，抽象化、数理化、模型化等取向在当代美国社会学中表现尤其突出。这些倾向早在古典社会学时期就受到马克斯·韦伯等人的质疑，并随着时间推移受到越来越多批评。实际上，自然科学和制度学派所揭示的路径依赖效应已充分彰显了历史特性问题的重要性。毕竟，每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每个人和每个社会都带有过去的痕迹。

　　 中华文化传统使得中国社会运行、社会转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需要进行国际比较，更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根溯源。由此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清醒意识到，由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声音还比较小，中国道路、社会转型的独特性还未被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借鉴。之所以如此，与中国社会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文化底蕴阐释不足有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都有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自古及今一脉相承。应当深刻认识到，着眼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社会学深入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研究和文明比较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急迫性。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文明独具特色，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与世代传承中形成诸多思想流派、历史经验，体现着中华民族认识、理解和改造社会的独特智慧，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社会思想、社会建设经验，建设平视世界的中国社会学，是对全球社会学的中国贡献。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其视野存在固有的局限性，突破这种局限性并不是要排斥西方社会学理论，而是只有在坚持文化自觉、本土自觉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应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讲好社会学的中国故事。中国社会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关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学知识体系具有内在契合性

　　 一百多年来，社会学界流行的一个“定论”是，社会学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其实，早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就明确认为荀子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严复把荀子“明分使群”之论与斯宾塞社会学之论进行比较分析，将斯氏《社会学原理》翻译为《群学肄言》。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严复指出“群”与“社会”“中西字义之冥合”。群学具有内涵丰富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起源，群学在后来两千年不断丰富发展，成为当代中国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历史资源。作为群学精义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思想体现了群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追求，正如严复所指出的，群学的功用与西方社会学都是“发挥修齐治平之事”。中国传统的群学内容涉及现代社会学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角色、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设置、社区、社会问题、社会控制、社会变迁等几乎所有议题，为中国现代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话语资源和思想基础。

　　 作为社会学逻辑起点的现代性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的勾连。现代性是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经典社会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都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比较上探讨分析二者的关系问题、揭示其变迁方向的。在西方社会学中，孔德已初步有了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对比。滕尼斯提出“社区”和“社会”概念并加以比较。迪尔克姆社会学理论的中轴是“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当代社会学代表性人物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等也无不涉及现代和传统的问题。欧美社会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预设：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二是西方中心主义，将现代化视为西方现代化向边缘区域的扩散和复制的过程。这两个预设受到很多批评质疑。例如，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等人主张多元现代性，强调不同历史文化在现代性建构中的作用。郑杭生主张“新型现代性”，以与西方“旧式现代性”相区别。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控制自然资源、争夺自然资源为中心，社会和自然不和谐，使自然和社会都付出代价的现代性。新型现代性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双赢、人与社会双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建构，立基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宏阔历史过程，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这一深刻社会变迁的阐释成为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容。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实际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是传统中国社会思想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国乡土社会关系模式。他发现，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池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团体格局相区别。费孝通打了个比方，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家国同构”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体现了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融合。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反映了“家”与“国”之间这种同构关系。“家国同构”影响至今，有学者研究发现：脱贫攻坚充分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形态，这种形态不是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下利益主体的互动和博弈，而是立国为家、化家为国的“家国一体”。全面深入挖掘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中华传统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成为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巨大且独特的突破口、增长点、创新点。

　　运用传统文化资源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凝结着数千年来的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是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中华文明中产生了不少曾领先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思想、社会建设经验，如邻里互助、民约治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治理策略；也有不少属于糟粕、负面的内容，如等级观念、人治观念；还有不少内容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足方面，如“关系”“无为”。这就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梳理和甄别精华与糟粕，紧跟时代和实践要求，选取思想精髓，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从概念（范畴）、命题等基本元素做起，运用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扎实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其一，提炼展示中华传统社会思想、社会建设经验精髓的社会学标识性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群、小康、大同、家国同构、礼治、无为而治、守中致和、和而不同、道法自然等都是富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又对现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概念范畴，应当通过学理化提炼，将其吸收到中国现代社会学体系中。其二，从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上结合现代社会学理论演绎出各种社会学命题、判断，并运用实证方法和逻辑方法加以证明或证伪。家国同构、天人合一等既是理论范畴，也是命题判断，其在现代社会的影响，都可以加以实证分析和逻辑论证。其三，在大量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抽象综合形成富有中国文化特色、传统底蕴的社会学理论，包括社会学的微观理论、中观理论乃至宏观理论。

　　 以问题意识为先导，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学理论创新。推动理论创新，问题意识是先导。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其根本目的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指引，切实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提升现代社会学描述、分析、解释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使亿万人民凝神聚力、团结奋斗，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中国古老的“群学”智慧、经验，可以提供多方面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路径借鉴。例如，美好社会、共同富裕吸收了大同社会、太平社会等中华优秀传统社会理想，但如何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实践要求以及现代化的一般标准作出新的阐释，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整合融通，建构从形式到内容焕然一新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创新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理论自觉，结合时代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社会思想、实践经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中具有一般意义的蕴含规律性的思想、理念、经验融入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当然，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要复古、排外或否定科学的一般性，而是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形成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