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研判国内外形势，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发展新挑战，为世界各国发展注入新动能。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尊重全球化发展规律，摈弃逆全球化思维，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既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

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符合人类开放融合的历史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大潮流。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科技革命缩短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距离，世界成为“地球村”，为全球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国际金融深化发展促进资本自由流动，为全球化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世界主要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全球化创造了共同的市场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为全球化创造了和平的发展环境。跨国企业携带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及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投资，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成为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制度保障。全球化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对我国而言，对外开放是顺应全球化大势的必然选择。我国通过40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既促进全球合作深化，又促进自身经济快速发展。1978至1991年以沿海地区开放为重点的探索开放阶段，我国抓住了“亚洲四小龙”产业向外转移的机遇，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1992至2000年对外开放进入加速向纵深推进的阶段，我国积极吸引外资，承接发达国家机电产业的转移。2001年加入WTO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事件，此后我国大幅削减贸易和投资壁垒。2023年7月1日起，中国对62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八步降税，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国际规则的法律体系。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21万亿人民币，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二，货物进出口规模及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取得的成果。

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彰显夯实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全球化的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从理论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提高世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国际分工水平，推动各国生产力发展；延伸及拓展市场边界，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增长。从实践看，根据麦迪逊数据库测算，1970至2010年全球经济增量是公元1至1000年经济增量的2300多倍，而公元1000至1700年全球经济增量仅仅是公元1至1000年经济增量的16倍。虽然全球经济发展与诸多因素有关，但观察最近几十年的变化，全球化是最重要的现象，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各个经济体快速发展离不开全球化的积极因素。

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强调：“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发展不断减速分化。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叠加乌克兰危机，对国际经贸合作产生了新的冲击，要素资源配置特别是劳动力跨境流动受到较大影响，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必须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抱团取暖，等待春暖花开。然而，全球开放合作并没有稳步推进，英国已经脱离欧盟，美国主导搞“小圈子”“新冷战”，人为限制芯片等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升温，逆全球化问题突出。

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构成多重挑战。一是从注重效率转向更加关注公平。那些自认为没有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好处或受益不明显的国家更加强调公平。二是从侧重发展转向更加重视安全。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冲击，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面临重塑。三是从全球多边合作转向区域或者双边谈判。WTO自多哈回合谈判以来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球合作更多依靠区域或者双边协定。四是从一视同仁转为区别对待。美国等发达大国对华为等企业出台限制性措施，经济问题泛政治化现象突出，人为制造障碍。五是从传统经济转向数字经济。数字税、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存储等问题成为全球经贸摩擦的新内容。

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贸大国，与外部深度融合。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中国不仅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而且是全球化的建设者、推动者。面对逆全球化问题，我国不能做旁观者，而是要将解决逆全球化问题、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作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作出的战略抉择。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2022年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致辞强调：“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如果世界各国能够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国际上的事由各国一起商量、一起合作、一起得到好处，那么不平衡的问题就能得到显著缓解，逆全球化的声音就会减弱。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必须坚持合作共赢，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有效应对全球化不平衡的巨大挑战，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举措。制度型开放要双轮驱动，既注重如何对标国际高规则高标准经贸规则，也要积极探索在重要领域参与新规则新标准的制定。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高标准并没有明确的涵义，主要是通过与WTO等传统经贸规则的对比来阐释。一是提高传统规则水平。目前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大多把零关税作为基本条款，高于WTO的要求。二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为主流。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开放，推动开放由货物贸易向服务和投资领域拓展。三是范围大幅度扩展。把数字经济、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政策、反腐败等传统协议较少涉及的内容纳入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四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触及国内规制等问题，需要相关国家采取深层次的改革才能适应。

中国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实践。RCEP是全面的协定，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市场准入，也包括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内容。RCEP是现代化的协定，采用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及负面清单，纳入了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章节，适应数字经济的需要。RCEP是高质量的协定，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超过90%，新增中日、日韩两对重要国家间的自贸关系。RCEP是互惠的协定，最大限度兼顾成员的各方诉求，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差别待遇，设置了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章节。RCEP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中国参与RCEP体现了中国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成功实践。

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强化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决心。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提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规则标准相比RCEP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范围更广，包含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环境、透明度等条款。二是自由化程度更高，CPTPP采取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三零”标准。三是准入标准更高。RCEP使用了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的混合模式，而CPTPP采取负面清单模式。此外，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原产地规则等方面也存在差异。CPTPP的前身是TPP，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2021年9月16日，我国商务部向CPTPP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尽管某些成员国尚未赞成中国申请加入CPTPP，但中国正在和相关成员进行接触、沟通和磋商。

参与经贸新规则新标准的制定是自贸区战略的重要任务。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如果说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而推进制度型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被动适应的特征，那么以自贸区/自贸港战略引领制度型开放则体现出较大的主动性。自贸区分为自贸园区（FTZ)和自贸区（FTA)两种，自贸园区是一个国家地区范围内设立的实施特殊贸易投资政策所形成的开放区域。自贸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关税主体之间达成贸易协定。自贸园区是自主开放、单方给惠，自贸区是相互开放、双向给惠。我国正在实施的上海自贸试验区等都属于自贸园区，自贸试验区完全由我们独立确立并管理，可以根据国际经贸合作的需要而自主探索各种规则标准，并在全国进行复制推广，再通过区域或者双边谈判，把成熟的规则标准纳入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建立的自贸协定之中。

以自贸试验区探索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实践全面推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成为我国全方位扩大开放的“排头兵”和“领头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已经进行多次扩容。目前已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湖南、安徽、北京、新疆等省份共设立22个自贸区（自贸港）。

自贸区/自贸港战略从多方面引领制度型开放，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创新。首先，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大幅压减。2013年，中国推出首份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经过多次压减，条目由最初的190项减少到30项以下，新版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海南推出第一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2016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广到全国。其次，开放促改革取得新成效。自贸试验区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机制。第三，探索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夯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自贸试验区自行复制推广10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大批制度创新成果。第四，中国已经和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颁布并施行，经贸合作规则标准不断升级。

改革和建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最终目标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世界各国提供发展新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既要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营造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又要推进制度型开放，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合作新规则，探索适合我国的开放治理新机制，还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加快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次区域谈判，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内容。2022年9月19日，习近平主席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在各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关键的实体支撑和动力系统是结构完善、健康稳定的产业体系，如果缺乏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发展偏离度过大，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摇甚至陷入困境。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产业转移出现加速态势，国际分工合作不断加深，世界主要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推进，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等产业转移，发达大国掌控研发服务而处于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具有丰富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国家，通过源源不断向全球提供大宗商品等原材料参与国际分工，世界各国形成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新冠疫情全球性扩散叠加乌克兰危机，造成了世界各国生产生活断链掉链等问题，警示全球经济治理必须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潜在挑战。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体现在实体经济上，在金融领域也要强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缓解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金融压力。一方面，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针对乌克兰危机，欧美对俄罗斯采取严格的金融制裁，外界担心俄罗斯由于金融断链将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警示金融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的巨大作用，揭示美国主导金融霸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当前乃至未来较长时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占优策略。另一方面，打造国际金融新平台。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重点在于援助，难以满足世界发展对基础设施等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平台，有助于缓解相关领域的金融压力。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需重点解决三大问题。一是数字经济对价值分配及税收构成挑战。消费者是数据的重要提供者，自然也是价值的创造者，价值创造的新模式促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边界模糊化，不断挑战国际经贸合作的利润分配及税收等问题。二是数字经济对国家安全构成挑战。数字经济的基础是互联网，世界各国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协调，互联网社会构成了超越国界和主权的社会，但这种体系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可能面临借助该体系从事毒品等非法商品买卖、洗钱、从事恐怖活动等危及国家安全的活动。三是数字空间信任体系亟待重构。信任是互联网社会的最大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互联网信任问题，那么世界各国就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数字经济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加快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密切观察、主动作为，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加快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避免数字经贸合作无序化。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可以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中国已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相关程序正在稳步推进。其次，推动数据跨境流通改革，扩大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空间。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深化对数据要素运行规律的认识，着力消除制约数据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数据安全与数据共享之间实现平衡。第三，推动全球数字空间信任体系建设。加强数字技术研究，发展数字货币，探索构建互联网信任体系，解决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新空间。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也为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造了新空间。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等差异而限制相关国家参与，努力保障各方在发展中的诉求，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当前较为开放的治理平台之一，践行了合作共赢的治理理念，有助于缓解当前治理体系下全球不平衡所滋生的政治变数等问题。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拓展新空间，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发展创造新动能。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主旨演讲指出：“10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包括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