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快推动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胡晓鹏（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前10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9%，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3.2%，消费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面对如此之好的消费增长势头，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一重大问题呢？

消费和投资始终是国内需求的两个“轮子”

通常来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有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才能够实现消费增长。相对而言，投资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和可控性，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预期决定投资规模，政府可以根据经济运行状况自主选择投资规模。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投资如果没有消费支撑，产能尽管可以扩张，但增加的产能最终还是要需要消费来消化，否则将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困境。进一步说，即使出现了有消费支撑的投资，如果新增产能不能与消费升级同步，供大于求的矛盾依然存在。因此，消费和投资作为驱动经济增长国内需求的两个“轮子”，它们彼此之间应当保持协调互动的关系，由此实现的国民经济增长，才符合健康可持续的基本要求。

2023年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成果完成的交易总量中，有83%是被国内居民消化的最终消费品，这是我国近年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政策的成果体现，初步形成了以消费主导的内循环格局。毋庸置疑，当前投资贡献率和消费贡献率的“二八”比例关系，只是对我国经济运行情况的如实反映，谈不上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优劣好坏的判断。这是因为，面对复杂多变且极具不确定性的国际经贸环境，必然会发生总需求降低甚至有效不足的情况。比如，国内出口受阻是常态，能稳定住净出口贡献就已经不易。与此同时，生产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还不稳固，投资规模缩减引起投资贡献率降低也合情合理。这种情况下，消费扩张填补了投资缩减和出口降低的缺口，消费贡献率的快速提高发挥出对经济增长的托底支撑作用。不过，目前扩张的消费规模不能被视为稳定且持续的增长，笔者认可80%消费贡献率的短期增长托底作用，但从长期看也不必放大它对经济增长的持续能力。

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非常重要

到底是消费拉动还是投资拉动对国民经济高质量运行更好呢？目前的诸多讨论和观点看起来似乎各有各的道理。但在笔者看来，一国经济增长到底应该由什么力量拉动，是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特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就是因为长期致力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才诱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事实上，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形态，消费对国家经济增长一直稳定在60%以上的水平。之所以如此，这和发达国家服务经济主导的产业结构有关。

通常来说，一国进入服务经济阶段后将出现三个变化特点：一是因服务业效率提升缓慢，个人收入水平虽然很高但上升速度却非常缓慢；二是因制造业比例较低和国内基础设施高度完善，国家没有大规模投资的空间余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减低；三是因服务贸易规模小于制造业实物贸易，国家的净出口逆差将成为常态。此时，维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剩下消费。要保证消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就必须确保居民消费能力的稳定。那么，居民的收入从哪里来呢？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就是消费金融创新，这就是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程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当然，除了金融创新之外，通过国际分工获得更多的增加值溢出，以及使用本国强势货币向全世界征收通胀税等也是维持消费稳定扩张的常用方法。然而，美国的问题在于金融创新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严重的金融泡沫化。

对于制造经济为主的国家，实体经济的投资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投资可以实现资本规模的扩张，物化资本增加可以实现技术效率提升，这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另一方面，投资也是需求，是对物化生产成果的消费，它可以和消费一样驱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服务型为主的发达国家。现在的问题是，实体企业从事投资的钱到底从何而来呢？经济学把这个任务落到了储蓄身上，并天然认为储蓄是转化为投资的基本方式。由于储蓄是消费的剩余，所以实践中后发国家会制定政策并确保储蓄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关系。

但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仅是短期的数量效应，更在于投资对技术效率的改善。如果投资扩张不能转化为技术效率提升，那么，该国或者遭遇经济危机，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从这个角度看，过高的消费贡献率的确与我国制造经济主导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我们没有必要放大它的长期宏观意义。事实上，假如我国目前80%的消费贡献率是稳定状态，那么它可能蕴含的经济风险将会更大。因为，要维持如此之高的消费规模以及持续扩张能力，在居民收入短期难以有效提高的前提下，就必须依靠消费金融产品。尤其是在尚未达到高收入阶段之前，国家的金融风险会被放大，即一方面过早让金融业比制造业更受欢迎，制造业萎缩会让居民丧失稳定的收入来源并降低收入增长速度；另一方面金融业内部的消费性金融扩张速度显著快于生产性金融之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就会降低，这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笔者看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随着国民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的增加而递增的，但递增却也并非毫无限度，理论上会存在一个最高值。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开启的“制造业回流”看似是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的一次调整，但其实也是对确保美国合理经济增长速度的一种努力。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前三季度能够保持5.2%的增长速度实属不易，特别是如果与二季度发布的各项经济数据相对比，这个增速确实可以传递出中国经济宏观面基本稳健的信号。但在数据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居民消费扩张对稳定短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较高的消费贡献率只是数量意义的增长，既需要从消费升级角度寻找确保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消费升级引致供给优化的渠道，又需要从生产角度寻求稳定投资贡献率的途径和方法。进一步来说，中国的居民消费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不高的基本特点，低收入者不愿意消费主要与社会保障、未来收入预期有关，而高收入者消费不高的原因就和国内消费品供给水平不高有关，所以不能放松对国内消费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让低收入居民尽快实现收入的增长，要让高收入居民拥有更多的消费选择权，这才是稳定消费贡献能力的关键。

总而言之，对我国来说，短期里要认可消费贡献率提高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正面积极效果，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消费扩张无疑是支撑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的重要动力。长期里，要努力拓宽居民收入渠道，在确保居民收入稳定和增长的前提下，提高投资贡献率水平，要格外注意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扩张的持久性，也要格外注意消费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联动关系。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认为，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复苏的势头仍不稳固，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面的支持，加快恢复实体经济的投资热情，改变投资贡献率偏低的情况。（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