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艳静等：社会保险参与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影响研究

一、引言

消费不平等可以衡量居民之间福利水平差异（颜迪、罗楚亮，2023；杨碧云等，2023），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参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和艰巨任务，在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同阶段目标中都提到了缩小消费差距的重要性。从“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再到“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无不强调缩小消费水平差距、降低消费不平等的重要性。然而，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差距有逐年扩大之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不平等问题仍然突出（朱迪，2021；姚健、臧旭恒，2022）、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仍然较弱。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约为36.1%，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巨大，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缓解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是关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问题。

从宏观层面来讲，消费不平等是不同收入阶层消费水平或者消费结构的差异（周龙飞、张军，2019）；从微观层面来讲，消费不平等是个体自身消费水平与所在群体内的其他个体进行比较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吴卫星、柴宏蕊，2023）。为降低消费不平等、促进共同富裕，政策制定者从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作出了努力。学者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和研究了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因素。从宏观层面而言，产业结构升级（徐敏、姜勇，2015）、金融市场发展（Pardo & Santos，2014）、收入不平等（Krueger & Perri，2006）、公共转移（朱德云等，2021）等都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从微观层面而言，影响因素包括收入冲击（姚健、臧旭恒，2022）、金融素养（王慧玲等，2021）、数字普惠金融（商海岩等，2021）、数字鸿沟（杨碧云等，2023）、负债水平（张雅淋、姚玲珍，2020）、住房财富（张雅淋等，2022）等。这些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借鉴。近年来，已有少量文献开始关注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参与与消费不平等的关系，但目前研究局限于新农保对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李亚青、蔡丽沣，2023），还缺乏关于农村社会保险参与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系统考察。

探讨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是以保障农民年老后基本生活的一种养老保险政策，可以有效防止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马光荣、周广肃，2014；曾之遥等，2020）；而医疗保险则能够有效应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杨丽、陈超，2015）。对于消费处于较低水平的农村居民而言，完善社保降低了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进而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因此，社会保险参与可能成为降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重要途径和载体。那么，社会保险参与是否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分别产生什么影响？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是什么？阐述这些问题，对于制定合理政策、缩小消费差距、降低消费不平等，进而促进我国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构建社会保险参与广度、社会保险参与深度和消费相对剥夺指数，从微观视角探讨了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以及可能的作用机制，以丰富相关研究。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农村视域下，将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纳入消除消费差距治理的框架内，既丰富了农村社会保险政策效果评估，又拓展了消费不平等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多角度探讨了养老保险参与和医疗保险参与影响家庭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第三，从两个维度、两种保险类型，即养老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系统探讨了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本文所得结论为降低我国消费不平等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接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第四部分是基准回归结果分析与稳健性分析；第五部分是异质性分析；第六部分是机制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农村养老保险参与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需要平滑一生的消费，当期消费不只是取决于当期收入，也取决于持久收入，一般情况下，人在年轻时需要进行储蓄以备老年时期的消费所需。在养老保险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家庭需要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备未来的养老所需（Chamon & Prasad，2010）。同时由于农村居民收入较低，缺乏必要的抵押物或者质押物，从而从信贷市场获得流动性的能力相对更弱，受到的流动性约束更大，因此其储蓄倾向更高。而农村社会保险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后，会降低家庭因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而增加的储蓄，进而增加消费（Diamond & Orszag，2005）。

首先，养老保险参与可以增加农村居民当期收入或者未来预期收入，降低未来收入风险，从而降低储蓄、增加消费。对老年人而言，老人领取养老金会增加当期收入（张芳芳等，2017；黄宏伟、胡浩钰，2018），不仅可以降低对子女在经济上的依赖，产生“挤出效应”（解垩，2015），还可能有余力增加对子女在经济上的支持，从而产生“挤入效应”（Deindl & Brandt，2011），这样既能够释放老年人的消费力又能够促进年轻家庭增加消费。对于年轻人而言，养老保险能够增加未来收入预期，从而显著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提升家庭的消费水平（曾之遥等，2020；马光荣、周广肃，2014）。就目前来看，已有丰富的文献支持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水平存在促进作用（张芳芳等，2017）。不仅如此，养老保险对低收入家庭的作用可能高于高收入家庭，原因在于，相较于高收入家庭，养老金收入占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比重更大（黄宏伟、胡浩钰，2018），且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而农村恰恰是收入较低的群体，因此，养老保险更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其消费不平等程度。如周广肃等（2020）研究发现新农保能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的消费不平等程度。李亚青、蔡丽沣（2023）研究发现新农保能够降低农村居民的总消费不平等程度，且在参保环节和领取环节均有体现。

其次，养老保险还可能促使家庭就业结构更加合理，从而增加收入，提高家庭消费。老年人领取养老金获取稳定的收入和预期收入还可能会促使老年人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样会增加隔代照料，解放年轻劳动力，增加年轻父母外出务工和创业的机会，从而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庭消费（Eggleston et al.，2018）。

综合来看，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家庭生命周期储蓄，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家庭收入结构更加合理，这两方面均可以增加家庭消费，缓解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村养老保险参与能够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

假设2：农村养老保险通过降低家庭储蓄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

假设3：农村养老保险通过改善家庭收入结构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

（二）农村医疗保险参与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由于未来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理性的经济人会根据对未来的合理预期，调整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如果未来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则人们会增加预防性储蓄；而如果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预期降低时，则会相应降低预防性储蓄，进而增加消费。在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由于对未来健康风险等的担忧，居民会增加对未来支出不确定性风险的预期，从而导致其预防性储蓄较高（周晓艳等，2011）。对农村居民而言，由于医疗保障缺乏而导致的大病返贫现象较为普遍（石明明等，2019），这不仅增加了农村家庭的脆弱性，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水平，特别是对于健康水平较差的农村居民而言，更会通过增加预防性储蓄的方式保障身体未来的健康水平，这将进一步削弱其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增加其消费不平等程度（孙红敏、袁辉，2023）。

随着医疗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和完善，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与能够降低家庭为应对因健康状况出现问题而增加支出的损失，从而减少其因应对医疗支出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孙红敏、袁辉，2023）。目前已有多位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检验等方法证明了医疗保险对居民预防性储蓄的负向影响效应（Engen & Gruber，2001；高梦滔，2010）。周晓艳等（2011）运用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检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我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并发现了新农合与农村家庭储蓄行为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家庭预防性储蓄的降低，将进一步导致家庭消费水平的上升，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杨丽、陈超（2015）基于预防性储蓄视角检验了公共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公共医疗支出对农村家庭，尤其是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随着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农村居民对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的不断增加，农村家庭因未来医疗支出而持有的预防性储蓄将会减少，这将导致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从而缓解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由此，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4：农村医疗保险参与能够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

假设5：预防性储蓄是农村医疗保险参与影响家庭消费不平等的主要作用机制。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抽样调查项目，收集了丰富的有关家庭金融微观层面的信息，如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以及个人和家庭特征等相关信息。样本覆盖面广泛，以2019年为例，样本分布于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67个县（区、县级市）、1481个社区；覆盖40011户家庭和127012名个体，具有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并结合已有文献（谭卓敏等，2023），本文对数据作以下处理：1.由于本文主要考察社会保险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故仅保留农村样本；2.选取户主年龄大于等于18周岁且小于等于80周岁的家庭；3.在考察养老保险参与广度时，计算的是家庭中年龄介于16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成员拥有养老保险的比例，如果家庭中的家庭成员均大于60周岁，计算出的养老保险参与广度也为0，但是这类家庭也可能会有部分成员或者全部成员拥有养老保险，但是已经到了领取养老保险的阶段，不能与实际养老保险参与广度为0的家庭进行区分。鉴于此，本文删除家庭中所有成员均大于60周岁的样本；4.删除数据失真、变量数据缺失或者存在异常值的样本，最后保留总观测值26246个。

（二）变量选取（完整版详见知网）

（三）模型构建（完整版详见知网）

四、基准回归结果分析与稳健性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农村家庭社会保险参与广度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本文根据式（1）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表2列（1）-（3）所示。其中列（1）为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列（2）加入家庭经济特征变量；列（3）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且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列（3）为例，养老保险参与广度的系数为-0.0098，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广度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医疗保险的系数为-0.0258，且至少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家庭医疗保险参与广度提升也能够显著缓解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且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降低作用要大于养老保险参与广度的作用。综上所述，农村家庭社会保险参与广度能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4得到验证。

为了检验农村家庭社会保险参与深度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本文根据式（2）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表2列（4）-（6）所示。其中列（1）为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列（2）加入家庭经济特征变量；列（3）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且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列（6）为例，养老保险参与广度的系数为-0.0014，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深度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医疗保险的系数为-0.0027，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家庭医疗保险参与深度提升也能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且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医疗保险参与深度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降低作用要大于养老保险参与深度的作用。综上所述，农村家庭社会保险参与深度能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

（二）稳健性检验

1.克服自选择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研究的问题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选择社会保险的家庭可能与不选择社会保险的家庭在系统上有所不同。比如选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可能收入和资产本身就高、身体状况本来就差等。自选择问题可能会导致社会保险的参与状况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估计偏差。为了降低自选择问题而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运用Heckman两步法（Heckman，1979）来对结果进行重新估计。在本研究中，需要通过控制家庭选择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倾向来纠正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由于Heckman在两阶段的解释变量中要求具有严格子集关系，也就是在第一阶段中应当包含第二阶段中的解释变量，且至少存在一个解释变量只影响投资咨询决策而不影响财产性收入。为此，我们在第一阶段加入同社区其他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率和医疗保险参与率作为识别变量。

表3中的列（1）和（2）为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识别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3中的列（3）-（6）为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是在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加入自我选择矫正后的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虽然自选择问题对结果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表现为尼米尔斯比系数显著，且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系数相比出现略微变动，但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变化。这说明回归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对家庭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改善作用。

2.变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对变量选取不恰当可能会对现有模型的估计结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文从变换被解释变量的角度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计算家庭消费不平等指标时，需要确定参与对比的群体范围，范围选取过大没有比较意义，范围选取过小又会因为调研样本不充分等问题而导致信息出现损失。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以省份和年份为参照划分了比照群体，为了避免参照群体过大而导致估计结果的不准确，本文又以所在市和年份为参照划分比照群体，消费不平等计算方法不变。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在变换了被解释变量后，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高度一致。

3.剔除异常值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排除某些特殊样本在特殊年份的异常消费值对回归模型造成干扰，本文又进一步按照年份对家庭消费在1%分位数上进行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处理，处理后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表5可以看出，在剔除了异常值后，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对家庭消费不平等依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4.变换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虽然在基准回归中，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减少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但是考虑到医保保费和养老保险保费呈现逐年上涨的情况，从而导致对参与深度变量衡量的影响，本文又运用2015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保险参与深度因保费上涨而出现衡量偏差的情况。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逐步加入家庭特征变量、户主特征变量后，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对家庭消费不平等依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五、异质性分析

（一）经济环境差异异质性分析

我国南北方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风险偏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对于解释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非常重要。因此，本文参考陈洁、罗丹（2010）的研究成果，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将本文所涉及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分别考察南北方地区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从表7可以看出，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对北方地区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影响更大也更显著，对南方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少，且显著性较差或者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北方地区相对于南方地区而言更加保守，更加厌恶风险，社会保险参与能够有效规避未来支出和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南方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较北方高，南方地区消费可能更加均衡，从而导致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相对更小。

（二）生命周期差异异质性分析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家庭会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而合理安排消费，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为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标准，本文将样本家庭划分为青年家庭（≤45周岁）、中年家庭（46～59周岁）和老年家庭（≥60）周岁，并分别考察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8可以看出，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尤其是医疗保险参与状况对青年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影响最大，对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小。青年家庭相对于中年和老年家庭而言预期寿命更长，为了预防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而持有的预防性储蓄更多，因此参与社会保险更能够降低因为预防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而持有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降低消费不平等程度。

（三）社会保险对分类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前文主要分析的是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总消费不平等的影响，而对于分类消费不平等情况的影响也很重要，因为厘清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分类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对于把握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又进一步的将总消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并分别计算生存型消费不平等、享受型消费不平等和发展型消费不平等的衡量指标。本文参考宿玉海等（2021）对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的划分方法，将家庭食品支出（不包括外出就餐支出，包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市场价值）和衣着支出两部分归为生存型消费；将家庭外出就餐、文化娱乐、旅游支出以及家政服务部分的支出归为享受型消费；将家庭教育培训的总支出归为发展型消费。最后得到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这三类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

从表9可以看出，社会养老保险先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对生存型消费不平等影响最大，对享受型消费不平等影响次之，对发展型消费不平等影响最小。而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对发展型消费不平等影响最大也最显著，对生存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不平等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六、机制检验

当受访者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提升时，会降低生命周期储蓄和改变家庭的收入结构，增加非农劳动就业。为此，本文选取非农劳动收入和家庭储蓄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并参考路晓蒙等（2023）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得到估计结果如表10的Panel A所示。列（1）、（2）、（4）、（5）首先分析了养老保险参与对家庭非农劳动收入和储蓄水平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对家庭非农劳动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能够增加家庭的非农劳动收入，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家庭养老保险参与深度对家庭储蓄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深度增加能够降低家庭储蓄水平。列（3）和（6）分别进一步分析了家庭非农劳动收入和家庭储蓄水平与消费不平等的关系，结果显示非农劳动收入增加能够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而储蓄水平增加会提高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这部分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参与能够通过家庭收入结构和生命周期储蓄这两个渠道，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本文的假设2和假设3得到验证。

当家庭参与医疗保险时，会降低因对未来支出不确定性而持有的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的降低会增加家庭消费，进而会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本文选取预防性储蓄作为中介变量，回归结果如表10的Panel B所示。列（7）和（8）首先分析了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对家庭预防性储蓄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均对预防性储蓄具有负向影响，但医疗保险参与深度的系数显著，这说明医疗保险参与深度增加能够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水平。列（9）进一步分析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和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预防性储蓄增加会加重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这部分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参与能够通过家庭预防性储蓄这一渠道，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本文的假设5得到验证。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受访者家庭数据，通过构建测度家庭社会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指标以及消费不平等指标，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分析了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社会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状况均具有改善作用，具体表现为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对消费不平等的改善作用大于养老保险参与广度，医疗保险参与深度对消费不平等的改善作用大于养老保险参与深度，这说明社会保险参与状况有利于降低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且医疗保险的作用更大。第二，家庭养老保险参与深度和广度增加时会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和降低家庭生命周期储蓄，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医疗保险参与深度增加会家庭预防性储蓄，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第三，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现象，经济环境变化、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使得社会保险参与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在南北方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且对青年家庭消费不平等影响更大。第四，养老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对生存型消费影响最大，对享受型影响次之，对发展型消费影响最小，而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的影响正好与之相反。此外，本文还运用Heckman两步法对自选择问题进行了处理，同时使用多种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基于以上结论，为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更好地促进农村家庭社会保险参与，并最大限度地促进农村地区的消费均衡，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投入，尤其是将低收入农村居民纳入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范畴，扩大农民受益面，提高农户因参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带来的实惠和效应。第二，扩大社会保险参与广度，加强社会保险参与深度，做到广覆盖、深保障。政府和社区应该加强社会养老保险宣传力度，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保，做到早参保、全参保，以降低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预期，增加消费。第三，创新养老保障产品，满足农村居民多样化参保需求，对不发达地区和不发达群体实施政策倾斜，增加其参与意愿，对发达地区和收入较高群体制定多样化参保产品，满足其多样化参保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