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安:超大规模人口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对中国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所承继的最为凸显的一个条件就是超大规模人口，严格来说是超大规模的农民人口。甚或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千百年来世代依附于土地、以农耕营生的农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历史，只有消除根源于农村人口的巨大压力，才能从根本上破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瓶颈”。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起点，只能被限定在农民群体占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传统农业大国的历史情境下。从这一意义看，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题，乃是一个超大规模人口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体系冲击下的城乡社会改组，并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创新发展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回应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期待与诉求。

正因如此，本文旨在综合分析超大规模人口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维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机遇和挑战。研究内容具体涵盖以下几方面：首先，探讨超大规模人口如何影响土地利用、农业技术应用以及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继而考察超大规模人口特征与粮食安全问题的关系。这是因为粮食安全本质上是土地、技术和劳动力这三大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中国，超大规模人口带来的粮食需求压力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其次，讨论农村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超大规模人口与农村基本经营组织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有效的组织形式是实现经济要素优化配置的关键。土地、技术与劳动力在农村的配置及其效率优化问题，与我国农村基本经营组织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这也是当前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但从超大规模人口视角开展的专门性研究仍十分缺乏，因而两者之间的内在机理有待澄清。最后，考察超大规模人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主要聚焦于超大规模人口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鉴于从超大规模人口视角出发审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问题的研究，在学界尚处于探索初期和起步阶段，学人们对此倾注的笔墨仍比较有限，同时这本质上又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问题。因此，从宏观层面多维度地全面剖析和讨论显得尤为必要。希望这些分析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更多针对超大规模人口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的学术探讨和深入研究。

土地、技术和劳动力是农业生产最为基础的三大要素。而这些要素与超大规模人口之间的联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人口规模直接影响土地的需求和利用模式、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劳动力的配置和效率，从而对农业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作为超大规模人口发展中国家，“人地矛盾”问题尤为突出。从国际整体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农业领域堆积了过多的劳动力，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具体而言，2022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为25.33%，农业劳动生产率为5243美元；而中国以外其他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占比的平均水平则为14.23%，农业劳动生产率为6706美元；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更是分别达到3.06%和33727美元。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晚于202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若按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的整体水平，中国农业领域的劳动力仅剩2448万人，这意味着要转移15215万人，这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和不可行性。这是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非单纯一味地加快城市化的内在逻辑。

随着市场化改革，劳动力、土地、技术和资本这四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相继展开，但从整体效果来看，相比于劳动力、技术和资本要素，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尤其是农村土地难以实现其应有的资产价值。

基于这一问题导向的内在逻辑，当前高质量发展以及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为超大规模人口国家的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机遇；同时，通过长期研发和积累的土壤改造技术、土地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也为持续开发农村土地的可利用空间提供了有效支撑。这成为突破超大规模人口国家“人地矛盾”问题的重要抓手。

与机遇相对应的是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仍面临着外部环境快速变迁和内部产权亟需明确等两大挑战。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全球贸易遇冷，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格局向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内外双循环转变，原有的农民工低端就业集聚的制造业领域海外订单出现了明显下滑，并且叠加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就业挤出，80%以上的农民工就业面临着稳定性的风险。广东的东莞、深圳，浙江的义乌、绍兴等地甚至开始出现农民工“返乡潮”，这一方面给乡村振兴带来了人才回流支撑；同时，也加剧了大多数农民对于土地这一近乎“唯一”资产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改革将被赋予更为重要的意义，自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农村内部的发展来看，农民的土地产权亟需被进一步明确并赋予其能够获得财产性受益的价值。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完成了从“平均主义”向“差异发展”的转变，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而从当前新发展理念落实、新发展格局形成和高质量发展推进的维度来看，从“差异发展”走向“均衡协调”，尤其是破解城乡二元体制成为最为迫切的政策导向，农村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与产权的明确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为充分解决超大规模人口国家农村土地利用的特性问题，充分把握技术和政策机遇，应对内外部挑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将从扩大规模和提高效率两个维度展开：首先是扩大农村可利用土地规模，提升国土开发空间，当前我国农村不少土地因存在季节或区域性缺水、尾矿处理不善和气候问题等未得到充分利用，废弃地、荒地和沙化地较多，这部分土地可通过土壤改造技术与跨区域调水相结合得到合理开发，充分扩大农村可利用土地的规模；与此同时，应在农村进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产权改革、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有效整治。这样，既能够充分提升原有土地的利用效率，也能够从源头上解决新增土地的产权和收益归属问题。

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特征，在国家农业资源禀赋有限的前提下，数量超大、质量较低、结构超小的小农户一方面延续着传统农业中家庭经营所需要的技术组合，另一方面也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分享着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的高效成果。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原发性动力，农业技术进步的核心意蕴在于促使农业生产要素的现代性更替，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从内容上来看，农业技术进步是由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应用组成的动态循环演进过程，故而在超大规模小农群体约束下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道路的目标便是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技术有机衔接。

超大规模人口蕴含的超大规模科技人才，为我国农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超大规模人口通常意味着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分享，这有助于农业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农民可以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或数字平台，快速学习新技术和管理方法。然而，当前我国超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人口主要是通过小农生产方式，这也给农业技术进步带来了一定挑战。具体表现在农业特性、农户状态与资本特征的协同。第一，从技术应用客体来看，农业生产具有自然和经济社会的双重风险，相比于其他产业，农业的技术创新应用效益较低、周期较长，在超大规模人口集聚与科技创新资源有限的束缚之下，科技创新更多地趋向于非农行业的技术突破。第二，从技术应用主体来看，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超大规模小农户，一方面对于现代性技术知识的掌握较为薄弱，缺乏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风险承担能力弱，且在“半工半耕”的生计状态下，追求可预期的农业产出，缺乏应用新技术的强烈需求。第三，从技术应用结构来看，现代农业技术创新趋向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历史经验表明，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便呈现上升的趋势并日益完全由农业资本存量变动主导，这一状况形成了对广大小农户的侵蚀和“去能”，引致了潜在的农村贫困和社会不稳定问题。故而在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应用的过程中，需要兼顾经济性与生态性、多元性与公共性，保障小农群体权益、满足全体人民需求。

在超大规模人口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超大规模人口极大地丰富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多样性，为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有力支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领域可以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投入，从而催化农村多元经济的跨界发展。第二，在超大规模人口环境中，劳动力资源配置具有更高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周期性需求上，劳动力能根据农忙和农闲季节，在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实现高效流转，从而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与产出和收入的增加。第三，超大规模人口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累积和网络效应的放大。在人口密集的农村社会环境中，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网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本，极大地提高了农户在信息获取、资源配置和社会支持方面的效率。

作为超大规模人口国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还要积极吸引外来人才。重点吸引确实具有“三农”情怀、拥有特殊技能的人才，以弥补乡村人才的不足。主要包括能够搞活农村经济的企业家、能够高效治理农村的管理者、能够提高农村党建水平的党务工作者、能够增强农村科技实力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助力乡村公益事业发展的热心人士。为此，不仅要把人才引进来，更主要是用起来、用得好、有作用。对于由于客观原因引不来长期稳定驻扎人才的地方，可以积极探索兼职农业农村现代化顾问的形式，为当地农业农村现代化出谋划策、贡献力量，切实发挥顾问人才对当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智力贡献作用。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食为政首，粮安天下。”粮食安全乃“国之大者”，中国作为超大规模人口国家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一议题，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多元和多层次的经济现象。

马尔萨斯曾提出过这样一个理论：在农耕社会中，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被饥荒、瘟疫或是战争等消灭掉；然后剩余的人口在人均资源占有增多的情况下，又开始加速剩余，然后就会进入下一个循环，如此往复，周而复始。数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过程中，“绿色革命”将以化肥和农业机械化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自1830年开始，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的时间越来越短。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增长更是突飞猛进，随之而来的是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至2022年，世界人口超过70亿。众所周知，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养育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指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面临粮食需求的增速快于粮食供给的增速的问题，快速的人口收入增长驱动粮食需求不断攀升，粮食供给则会因为农业技术转移较工业更加缓慢、粮食生产的边际成本递增的原因提速较慢。而且，低收入国家为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通常会采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策略，对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业进行剥夺。因此，保障超大人口规模国家的粮食安全，如何突破资源约束，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如何体现制度优势，如何照顾群体差异同时兼顾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以及结构安全，势必召唤人们去做出新一轮的更大的努力。

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是粮食生产不可替代的基本生存资料，适宜的生态环境条件也必不可少。

总量上，我国耕地与水资源有限，人均占有量低。传统的粮食生产一味追求粮食产量，奉行“高投入，高消耗”的模式，导致了水资源浪费、地力透支和农业面源污染的后果，粮食产量难以保障，粮食质量难以提升，进一步加剧了人粮矛盾。

分布上，由于地貌和自然降水的限制，中国约90%的优质农田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但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农业社会都不能实现粮食自给，这也是历史上中国人下南洋、到北美的主要原因，许多著名侨乡都是没有耕地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缓解粮食危机，在地多人少的地区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来陆续又有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等，是如今许多国有农垦集团的前身，也是粮食生产北移的开端。多年经营下，荒山水泽如今已是沃野千里，但是，粮食生产的北移给北方地区的生态造成压力，导致北方地区扩大对天然草地的开垦，以及需要大量超采地下水来维持农业生产。北方土地的生态环境本就比南方更为脆弱，且水资源相对短缺。同时，南方是粮食的主要消费区，粮食生产地和消费地分开，“北粮南调”使得北方不得不建造大量仓储设施，且物流运输成本高、压力大。

周期上，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与粮食生产周期波动的特点也要求保证粮食数量安全。过去的四十多年，我国粮食生产规模与效益波动周期一般为 8-10年。尽管我国粮食生产波动幅度不大，但由于部分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生产手段相对落后、防灾抗灾能力不强等，导致粮食安全体系脆弱，亟须补齐这一短板。

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论证了生产技术可以产生对约束条件的替代，同样，农业技术进步对资源约束条件也存在替代效应，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善粮食生产的条件，二是提升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农业技术创新可有效改善粮食生产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有效灌溉面积、化肥、农用机械等。威廉∙配第曾谈到：“一英亩土地，如果加以改良，可以和辽阔的土地相抗衡。”一方面，针对粮食生产中存在的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可以通过农业技术创新来完善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提升其防灾减灾能力，从而降低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和质量造成的影响，如农田灌溉除涝技术、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光照管理技术的创新等。另一方面，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可有效改善粮食生产要素，提升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在提升粮食生产效益的基础上，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拓宽粮食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在粮食生产中需要综合考虑多个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农业技术创新可强化各种要素对稀缺要素的替代作用，从而达到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的目的，如播种收割机械对劳动力的代替、精准施肥技术对土壤肥沃程度的改善等，都有助于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从而提升农业生产者的利润空间。

农业技术创新可以优化粮食内生条件，主要是对粮食进行生物创新，通过品种改良，提升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粮食品种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粮食生产效益的高低和粮食安全保障的有效性。我国的晚明时代通过航海引进了玉米、马铃薯、地瓜等高产且能在稀薄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客观上使得中国人口第一次破亿；始于1960年代的第一次绿色革命，让高产的三大主粮（稻谷、小麦、玉米）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种植；尔后兴起的分子遗传改良和基因组育种加速了新的农艺性状的获取，确保了全球的农业进步和粮食需求；袁隆平院士团队的杂交水稻年增产水稻约240万吨，每年可多养活8000万人口……一次次的技术变革都佐证了粮食品种对满足超大规模人口需求的重要性。

制度是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市场等因素与粮食安全之间调节运作的稳定器。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解释了“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的理论，他指出饥荒往往是社会中一部分人食物获取权的失效，实证了即使粮食产量没有出现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饥荒。这便指向了粮食的社会与政治属性，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粮食综合生产体系、粮食储备调控体系、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三位一体，构成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机制。其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基本要义，强化粮食储备调控是主要支撑，统筹利用国内外农业资源是重要路径。

提高和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要义。目前，我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本思路是：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完善农民直接补贴制度，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完善粮食市场宏观调控体系。粮食储备调控体系是粮食安全管理的主要支撑，在稳市、备荒、恤农方面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的储备粮系统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运作机制，从托市收购政策的实施，到收储入仓制度，再到轮换粮制度，中央和地方多级储备作为粮食市场的重要主体，为全方位保障国家和地方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是粮食安全格局的重要路径。国际合作不可或缺。在一定程度上全球供应链体系能够增加供给、调节供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粮食资源的重新配置，保障超大人口规模国家广义上的粮食安全，提升应对多重冲击的韧性。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food security”即“粮食安全”有非常精准的定义：“应该以满足人们更加丰富的饮食需要和需求偏好为目标，确保每个公民在时间、空间、经济上无障碍地获得足够、安全、富有营养的食物”，“既要有充足的食物数量且产品结构能够符合当地居民消费偏好，又对食物品质、营养做出要求”。

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更高素质、更多层次的消费人群，简单的口粮安全已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迫切需要提供更优质、更丰富的食物。“吃饭”已经成为人们享受生活的方式，反映人的品味、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等的重要途径。此外，不同地域和群体的饮食文化和习惯也根植于超大人口规模国家中，保障粮食安全，务必尊重其差异。

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整个历史来看，农村经营组织及其所体现的经营方式的发展变化，不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运动在农村社会的反映。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规模化的企业或组织的诞生，主要就是由于专业化分工。马克思则一方面肯定了分工对促进劳动生产由简单协作到机器化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意义；另一方面深刻指出由分工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国作为超大规模人口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人们的生活需要愈加多样，追求个性化、品质化的生活体验，数量巨大的人口及其需要，将倒逼农村三产融合的进程，从而促进多元农村基本经营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超大规模人口为农村基本经营组织带来了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发展需求和机遇。

其一，在超大规模人口的环境下，消费习惯的多维性为农村经营组织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市场机会。一是随着人口收入水平上升，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和安全性的关注也随之增加。这要求农村经营组织在种植和生产过程中更加重视质量控制，例如使用更安全的农药和肥料，或采用有机耕作的方法。二是消费者对食品多样性和特色性的需求也在增加。例如，对有机产品、地域特色产品等的需求逐渐增多。农村经营组织可以通过开发符合消费者口味和需求的特色农产品来抓住这一机会，满足农业产业的升级发展需求。三是随着消费水平提升，对高端农产品（如有机食品、出口级产品等）的需求也在增加。这为农村经营组织提供了进入高端市场的可能性，既有助于提升整体利润水平，也有助于其进一步发展壮大。

其二，超大规模人口会使得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变得更为复杂，但也正因如此才能为通过信息技术和高效物流来实现规模经济提供更大的空间。超大规模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效应，助力了农村建设更为完善的物流和仓储网络，从而有利于更快速、更安全地将农产品从生产地运到消费地，降低存储和运输成本。2022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已支持建设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超2600个，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截至2021年底，36.3%的市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通过电商开展销售，利用电商销售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0.8%。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村经济提质增效，为农村经营组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更有利于创造一批就业岗位。如2016至2019年，通过与地方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组织建立产销合作关系、提供全产业链服务，京东已直接带动80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实现销售额超600亿元。互联网产业同农村基本经营组织的结合切实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农村的就业机会。

其三，庞大的人口规模自然带来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不仅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也使得市场风险相对分散，更有利于农村经营组织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特别是拥有庞大内需市场的同时，超大规模人口也意味着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相比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对外竞争优势明显不足：一方面，我国农产品的产业化、品牌化水平不高，需要农村经营组织在实现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方面发挥推动作用；另一方面，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24.7%，而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例仅为7.1%，这表明我国农业就业结构调整远远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由此也导致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明显，需要农村经营组织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发挥承接农业劳动力转移、优化就业结构的作用。农村经营组织在满足巨大的内部需求的同时，也要具备竞争力以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

其四，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分工深化往往要求农村基本经营组织不断创新其管理和合作模式。其中，股份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多种形式可以相互补充，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社会结构。中共十九大以来，各地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形成省级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近千个，探索出契约型、分红型、股权型等多元利益联结方式。截至202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23万家，纳入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超过400万个，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多元化、多样态、多层次的农村基本经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带动庞大数量的小农户融入大市场、构建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的有力依托。

顺应“超大规模人口”这一国情农情，到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可以说，多元形态的农村基本经营组织是承接我国超大规模人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经营主体与组织载体。

在超大规模人口背景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里，主要聚焦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三个方面。这是因为这三个方面将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超大规模人口带来的压力和机遇在这些领域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对这些领域进行深入分析能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人口规模对农村人居环境与文化的直接影响在于资源需求上。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出发，人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在中国，城乡通常扮演着不同角色，资源供给能力也有差别。相对于城市，农村在资源生产性方面具有独特性，一方面体现在其能通过农业生产为城乡居民供给满足物质需求的各种农作物；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农村具有丰富的生态与文化价值，能为大量居民供给生活空间，也是各类乡土文化、农耕文化的起源地，能供给各种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从机遇方面来看，超大规模人口的需求增长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文化建设提供了动力支持。一方面，农村具有丰富的生态与文化资源，而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温饱，对于生态产品、休闲观光和文化体验的需求越来越大，乡村成为市民养老、旅游、创新创业的新空间。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与文化建设，提升村庄的吸引力，撬动超大规模人口的消费向农村转移，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文化建设的动力来源。另一方面，农民对于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推动着农民的自发行为，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以文化建设为例，2010年到2019年，我国自发组织群众业余团体数量从15.6万增长到27.1万，文艺活动也日益丰富，2021年农村文化演出场次达到109.8万场次，汇集人数达3亿多人。可见，村民本身具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和意愿，能够自发组织进行环境与文化建设。

从挑战方面来看，一是超大规模人口特征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文化建设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截至2022年，我国仍有20%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70%的生活污水没有得到妥善治理，农村水电路气讯等基础设施仍然滞后。二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文化建设存在地域上的不均衡性。以污水处理为例，2022年东部地区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乡达到73.3%，中部地区则为54.5%，西部地区只有37.7%。更值得注意的是，超大规模人口特征易出现政策供给的同质化与单一化导致政策错配与资源浪费的问题。

作为超大规模人口国家：其一，人口规模越大，意味着农村人口基数越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所要覆盖的人群就越大，因此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和难度也就越大。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2》显示，我国农村人口为4.98亿，虽然连续三十多年呈下降趋势，但这一规模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由此，要构建起覆盖接近5亿人口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是一大挑战。

其二，超大规模人口，必然导致人口结构复杂。这就需要提供更具有针对性、专业性、全面系统的保障服务。

其三，农村人口地域差异性大。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人口素质以及参保积极性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2》显示，我国约有行政村49万个、4.98亿人，而这49万个行政村、4.98亿人分布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地区，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些差异将会对构建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带来许多挑战。

其四，我国已进入乡村数字化时代。在信息共享、信息化手段的利用上，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别。这一点，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也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充分解决农村以及农村弱势群体的数字红利问题，保障其“数字权利”。

其五，目前仍存在因“二元结构”引发的带有身份标识的农村人口社会保障与城市不同。为此，我们提出“社会福利权”这一概念，旨在让14亿人口均拥有平等的“社会福利权”，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不管是有劳动能力还是已丧失劳动能力，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当务之急要把“社会福利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以建立健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2021年全球人口数量达到78.37亿人，其中高收入国家人口数量达到12.91亿人，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5.89%，中国人口数量达到14.13亿人，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8.03%。从国际来看，拥有超大规模人口的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意味着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将增加1.28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超大规模人口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将会产生双重影响：

一方面，超大规模人口给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带来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较为严重，农村内部发展分化问题也日趋加剧，叠加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使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正如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所说：“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另一方面，超大规模人口也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其一，通过不断优化农村教育，增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口质量，为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其二，规模庞大的城乡人口蕴含着强大的人才红利，这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强调“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聘大学生村官53.7万名，累计选派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大量人才在农村中干事创业，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三，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将在宏观层面重塑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样态。人口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新格局促成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优化配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当前我国已经出现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共存的局面，以城镇人口郊区化迁徙和农民工返乡创业为特征的“逆城镇化”现象开始大量涌现，成为一股影响我国城乡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乡村振兴为“逆城镇化”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载体，“逆城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物质和要素前提，有利于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践证明，我们能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而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根据预测，按2050年80%的城镇化水平测算，2050年中国农村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规模仍将分别保有2.4亿～2.6亿和1.1亿～1.3亿。通过超大规模人口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超大规模人口特征不仅放大了各种机遇，也带来了各种挑战。只有基于“超大规模人口”这一国情农情，才能真正走出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来源：乡村发现转自：《河北学刊》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