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合村并居的真正动机并不是为了农村发展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现在，整个乡村不仅在变，而且是处于剧烈和复杂的结构性变动中，大量农民“离土出村”。尤其是，现在出现了“农二代”乃至“农三代”，他们和村庄的关系非常疏离，在农村往往也没有安置住宅。人在变，人的代际关系在变，人、村庄和宅基地之间的关系也在变。

一方面，农民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农民进城，就在城里买房了，居住方式一改变，农村的住宅就得不到很好的修缮，变得凋敝破败。另一方面，农村的生产方式也在变，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这就导致村庄和耕地的距离在客观上就变远了。所以，村落的含义和功能在变化，连同原来的布局、结构和形态也在变化。相应地，宅基地的功能和配置方式自然也在变化。在如此复杂和巨变的大环境中，如何进一步变革宅基地的相关制度，这恰恰是政策的难点。问题的核心在于，怎样在整个城乡中国的变动中，找到合适的解决路径。

现在有不少地方在“乱动”，比如宅基地私下买卖，农村很多人滥占耕地，建起超豪华的别墅，但又有很多农户根本没有宅基地来盖房子。大量乡村是土地浪费和空心状态并存，乡村聚落极其不景气。目前在变动中，我们面临的最大政策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农民和土地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盲目用行政力量推动解决乡村问题。如果用运动式的方法，简单地规定要在多长时间内合并成多少个村子，这是肯定会出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宅基地和村庄的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行政力量不能强制抹去宅基地和村庄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村庄之间的边界是无法模糊的。比方说，各个村子都有独特的族群与文化，土地的多少也不同，这些既有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东西是不能被强制改造的。

目前在乡村治理中，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宅基地闲置问题，推进合村并居运动，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错误的根源就是对问题复杂性的认知不够。这场运动，威胁到了农民“住”的权利。衣食住行，这是农村生活最根本的权利，农民当然会不满意。这本质上是在用“乡村振兴”的名义来推动乡村归并，用行政的力量来代替基于传统的配置力量。而合村并居的真正动机并不是为了农村发展，而是为了城市发展，这就更加剧了城市对农村的破坏。

实际上，乡村振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它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要注意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不能过于简单，不能让乡村振兴跑偏了。乡村振兴中最忌讳的就是靠单一的行政力量推进各种运动。这会导致很大程度的混乱。总体来看，目前，“乱动”与“不动”并存。但是，不求变也不行。不求变，或者单单依靠行政力量介入其中，都会出现问题。在变动时，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未来的乡村依然是有各种功能的。比如，乡村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是“农一代”落叶归根的地方，也是现在的“农二代” “农三代”偶尔回来寄托乡愁的地方。

在我看来，未来的乡村肯定不再是以农业环境为主的单一村落，它应该转向一种适度聚居的、满足各类新需求的新村落。但是，这一定是一个慢变的、渐进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一定是根据发展出现的新需求来对乡村进行功能定位，进而进行制度设计，而不能简单地做一些行政规定。（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