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何中华：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就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的自觉确立，意味着从文明类型学的高度给出了判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得以梦想成真的基本衡准。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赖于文化自主性的自觉确立。离开了文化上的自主意识，我们即使建成了现代文明，也无法找到“谁的现代文明”，又是“为谁的现代文明”的正确答案。对于中国来说，建设现代文明是有主格的，其主体只能是以文化自主性姿态正在走向历史性崛起、实现伟大复兴历史目标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主性的自觉确立，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文化意识上的自信、自立、自强，它构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主体条件。

任何一种文明的存在，都离不开特定的时空坐标。正是在时空坐标的经纬中，不同文明才获得了各自的“此在”性规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称谓，实际上已经内在地蕴含着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维度。在民族性维度上，它表明现代文明建构的主体是中华民族而不是别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凭借其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的自我肯定。在时代性维度上，它表明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和现代转型，从而意味着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能动建构，而不是传统文明在原生态意义上的自我复制和重演。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定是现代化的，是经过了现代性“洗礼”的产物，是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果。同时，它又首先是“中华民族”的，这是其“主格”的规定。离开了这一点，无论现代与否，都将离开附丽其上的根基。无主体的现代性就不成其为现代性，因为属性一旦脱离了实体也就丧失其依据和意义。因此，现代性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中华民族是作为能动的主体性角色建构现代文明的，而现代文明也赋予中华民族主体地位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形式。文化的时代更新不能以牺牲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为代价。这正是当年“全盘西化”论者所忽视的地方。离开了现代文明，中华民族就无法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自我肯定，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现代文明终究是从属性的，只有在中华民族保持其自我同一性的前提下，它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关系不能倒置。就此而言，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并非平分秋色的，而是有着体用之别的。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只有民族性维度才赋予中华民族“是其所是”的质的规定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甚至贬低时代性维度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因为离开了时代性的转换，中华文明就无法经由现代性的中介而获得“世界历史”意义。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只有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是可能的。否则，就无法激活自身所蕴含的优秀因子，从而获得持存的可能性。离开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无从获得其当代形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赖以实现的基本路径。只有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被真正建构起来。中国式现代化是自主发展的现代化，决不是依附于发达国家、以丧失文化自主性为代价的现代化。其“中国式”的特质，就有赖于上下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因此，正是基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才固有其“中国性”，从而获得特定的民族形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种双重的肯定中，以其独立自主的姿态建构起来。

文化自主性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它首先是指一个民族达到文化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文化自觉；其次是指一个民族对本位文化及其传统所塑造的特性抱有足够的信心。可以说，它就是文化意识上的自信、自立和自强。因此，离开了文化的自觉，就谈不上文化自主性。我们知道，作为个体的人，只有达到了自我意识，才能作为主体而存在。康德说：“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黑格尔也说：“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列宁指出：“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这都意味着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个体的人，必须以自我意识的自觉作为绝对前提。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也同样如此。这种“自我意识”以民族为单位得以表达时，就是民族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它构成一个民族获得文化自主性的绝对前提。

当然，仅仅在文化层面上意识到自我还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文化的自我意识也有可能是以文化自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还必须对本民族文化持有“温情与敬意的了解”，从而作出积极的评价，并抱有足够的信任和信心，这样方能以主体性的姿态自觉地确立起文化自主性。这无疑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意识上的条件。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一个民族倘若无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自我贬低和自我否定，从而丧失其文化自主性，恰恰是败于他者之手在文化意识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发展国家是否摆脱依附性，从而实现自主发展，这是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自主发展内在地要求后发展国家，必须正视本土文化资源。因为对于它们来说，真正的现代化并不是置换性和替代性的，而是从本土文化传统本身内在地生长出来的，是在保持文化主体自我同一性的前提下实现的新陈代谢、自我重构。这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拒绝他者，而是在充分利用一切有益的外部因素，并以此来诱发并激活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自我迷失。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其意义不仅仅限于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更深刻的在于它还意味着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肯定并捍卫自身的文化自主地位。因为所谓“中国式”的特质，归根到底是由上下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和塑造而成的。离开了这一悠久而深邃的文化根脉，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特质，“中国性”及其凸显也将丧失内在的根据和深远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启蒙现代性所导致的文化匀质化，对非西方文化独特性的同化和褫夺，使人类文明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和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的这种“世界历史”作用的悖论在于：它一方面带来了进步，一方面也带来了野蛮。因为它在推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特殊形式强加给非西方国家。这正是“现代化=西方化”神话的历史根源。

究竟何谓“现代性”，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启蒙运动带来的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文化后果是，“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及其独断化的历史表征。因为从历史上看，理性精神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内核。现代性的观念建构，本质上是由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修辞完成的。理性的独断化使“科学”沦为“科学主义”。由于近代自然科学源自西方文化传统，这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修辞为“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观念支持。它试图用西方模式来格式化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之路。如此一来，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就面临被西方文化及其发展模式所同化的命运，从而丧失发展的自主性。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自我迷失，最深刻地表现为其文化主体性的遮蔽和解构。

启蒙精神在历史上原本是以“批判”的姿态现身的，但当它取代中世纪神学信仰之后，其本身却陷入了独断性。这是富有讽刺意味的。这种理性精神的独断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的紧张和冲突。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也就是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淡水资源匮乏、核威胁、道德衰弱等，成为这种紧张和冲突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的典型表现。海德格尔说：“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此所谓“技术”，乃指现代科学外化或物化的形式亦即现代技术。因此，“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人类要解决“全球性问题”，摆脱生存危机，其出路何在呢？西方式现代化并未显示出这种解决的可能性和出路。即使寄希望于西方传统的内部革新，那么它所依赖的契机又将源自何处呢？历史反复证明，文明的危机也是对于他者的借鉴的契机。作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从另一条道路上证明了摆脱危机的可能性。对于西方式现代化陷入的困境来说，无疑具有一种深刻的昭示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对于预防和克服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积极的预防和免疫作用。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保持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理由。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一方面，西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释放和中国现代化本身潜在风险的叠加，造成了后发展国家所特有的巨大压力。必须最大限度地规避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避免跌入“现代化=西方化”的陷阱，在维系自身的文化特质和文化自主性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非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由“模仿战略”到“脱钩战略”的调整，乃是寻求由“依附性发展”向“自主性发展”转变的内在要求。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质决不意味着保护落后，这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对外贸易的情形。在对外贸易中，捍卫本国经济的自主地位并不等于闭关自守，也不是消极的贸易保护主义。后发国家无疑应当充分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但这种“移植”不是置换性的取代，而是通过消化和吸收，以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肯定和充实本己的文化生命体，使其通过新陈代谢实现自我扬弃、自我优化、自我更新，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都不能不在时代性和民族性所构成的特定坐标中获得“此在”性的存在。我们只有在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恰当地看待文化现象，并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其所蕴含的确立文化自主性的诉求，同样也不例外。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在其早期阶段是以文化进化论观念为主导的，它着眼于时代性维度，强调文化的变迁和更迭的普适性逻辑。如此一来，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其传统存在的差别，统统都被归于进化程度上的高低之别，因为按照这种假设，所有的文化都能够且理应被纳入同一进化模式加以排列，后出的总是先进和优越于先出的。它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文化激进主义，即把传统虚无化。后来，文化相对论替代了进化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不是发展程度上的，而是类型学意义上的，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其传统并无高低优劣之别，它们都有各自存在的权利和理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文化相对论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其实，这两种思潮在各自的意义上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其局限性。以“李约瑟难题”为例。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当年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而是发生在欧洲？它被称作“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一个真问题，又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假问题。在时代性维度上，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可通约性，李约瑟的追问具有足够的正当性；但在民族性维度上，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异质性差别，从而不具有可通约性，所以这一“难题”就是一个假问题。

从历史上看，异族军事上的征服，往往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征服，而是存在着逆向征服的情形。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说得很明白。例如，马克思说：“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恩格斯也说：“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如果无视或撇开文化时代性维度的考量，就不能恰当地解释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诘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事实，为什么不是相反呢？其中的不可逆性和必然性又意味着什么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无论征服与否，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的征服，一个民族的文化独特性都无法抹去。这种独特性不仅对于它所属的民族而言具有标志性意义，即使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存在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就像生态系统的维系离不开生物多样性一样，人类文明系统的维系也离不开文化多样性的维系。

从学理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乃是对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化派和国粹派及其对立辩证扬弃的结果。国粹派固守中国本位文化而拒绝现代化，在文化心态上表现为虚妄自负和盲目自大。西化派肯定现代化却否认本土文化的价值，在文化心态则表现为自卑和自虐。尽管两者看上去截然相反，但其方法论上的缺陷却是一致的，即割裂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联系和内在统一。一种文化，倘若离开了民族性，就将丧失自身的特点和主体地位；倘若离开了时代性，也将面临被历史所淘汰的命运。因此，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不能偏废。但在晚清以来中西古今文化的博弈、碰撞和选择中，却往往容易陷入偏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目标的自觉提出，意味着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上恰当地处理了这一矛盾，克服了文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自觉地捍卫了文化上的主体性，保留了文化的民族特质；另一方面又实现了现代化的文化转型，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能动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光明的前景。（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