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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庆新（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现代以来的各种社会文化事件中，《红楼梦》屡屡充当变革的凭借，被时人认为是一部不可或缺的文化经典作品，由此开启了《红楼梦》经典建构的现代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以随阅即评式直接体悟、随笔漫谈式率性表达为主要特点的现代“小说话”对《红楼梦》的经典之路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它不仅是《红楼梦》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且是现代小说批评的典型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小说批评是时人在文学载体中制造意识形态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因而，现代“小说话”对《红楼梦》的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批评成为《红楼梦》批评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与此同时，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又主张对《红楼梦》的文学意义加以建构，由此推动了《红楼梦》文学经典建构的现代之路。品评《红楼梦》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以至于“一若不提《红楼》，仿佛是没读过小说似的，不批评《红楼》，仿佛是不会看小说似的”。现代“小说话”充分注意并回应这种接受潮流，采取以《红楼梦》为文学经典作品的批评策略，乃至出现“自施耐庵《水浒》、曹雪芹《红楼》章回小说盛行以后，于是小说始由附庸而成大国”的盛况。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批评努力为当今学界所忽视。故而，探究现代“小说话”品评《红楼梦》的思路、策略、意见及缘由等，能够深度探讨中国式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之路。一、类型归纳、小说史定位与《红楼梦》文学经典性的挖掘现代“小说话”批评者身份多样，既有叶小凤（楚伧）、周瘦鹃、谢六逸、李涵秋等彼时小说创作与批评名家，亦有胡惠生、徐敬修等专门小说研究者，有琴楼、臞蝯、鸠拙等一般的读者，更有叶绍钧（圣陶）等社会名流，呈现出蔚为大观的批评景象。其中既有专论《红楼梦》的“小说话”，亦有散见于综合类批评中的“小说话”。现代“小说话”对于《红楼梦》文学经典性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红楼梦》小说类型的研究和对《红楼梦》审美性与文学性典范意义的发掘两大方面。现代“小说话”认为应当对《红楼梦》的小说类型进行细致区分，但归入何种类型却观点不一，有着多种说法。例如，刘家铭根据小说的题材类型进行划分，认为《红楼梦》是“言情小说而实兼家庭社会小说”。《读石头记杂说》言：“《石头记》于家庭社会情形，描摹尽致，故言情小说而实兼家庭社会小说也。”在肯定这一类型的前提下，他进一步挖掘《红楼梦》高超的写作技艺，对《红楼梦》的审美接受加以探讨：“《石头记》者，其事本无可述，而一经妙手摹写，尽态极妍，令人愈看愈爱。旨哉言乎！然不善读者，仍是味同嚼蜡。”寂寞从“章回体”的形式角度对《红楼梦》进行类型划分，确定《红楼梦》是“章回体”。《小说丛谈·体制上之分类》一文列有“章回体”，称“小说体裁，以此为最佳，篇幅既长，述事遂繁，多能将纤悉细故，描写靡遗，其兴味较笔记体为浓，分列章回，有书联句者，《石头记》……等书是也”。胡惠生的《三余漫载》从小说体裁的角度将《红楼梦》当作“中国演义体小说”的代表。上述所举诸例主要集中于短篇类“小说话”，而诸如《说部常识》等长篇理论性或史论类“小说话”对于《红楼梦》小说类型的划分意见也不统一。徐敬修《说部常识》第一章“总说”第四节“小说之类别”中曾将《红楼梦》归入“写实派”，第二章“历代小说之变迁”第八节“清代之小说”中又将《红楼梦》归入“演义类”。这种看似矛盾的归纳意见，恰恰说明现代“小说话”对于《红楼梦》题材、体裁、形式的判断仍处于一种开放式的探索中，由此推动了从多元视角挖掘《红楼梦》文学典范性的可行性，丰富了《红楼梦》审美趣味的建构渠道。当然，现代“小说话”对于《红楼梦》的小说史定位主要是一种价值或思想上的大体肯定，并非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专论著述那般展开深度分析与理论总结。深度挖掘《红楼梦》文本的文学性与审美性，首先需要突破先贤时士关于《红楼梦》文本的种种过度文化诠释，回归《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的存在前提。叶小凤《小说杂论》针对“今世之谈《石头记》者，寻章索义，穿凿附会，乃如汉儒之治经，真足令人绝倒席上”的现象，尝试提出“是小说，则当以小说读之”“我读《石头记》，只当作平常小说读”“一部《石头记》，我只认定是一部《石头记》”等思路，以便客观地看待《红楼梦》“文辞固缜密精妙”的审美价值。这种批评策略使叶小凤充分体味到《红楼梦》的文本魅力：“《石头记》之‘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白玉钏亲尝莲叶羹’，何等工致！何等整齐！而工致整齐之中，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见牵强。有此本领，有此文章，方许作如此艳丽题目。”在这种情况下，《红楼梦》作为文学典范代表的批评导向呼之而出，迫切需要采用一种相对科学合理并且与现代文学批评手段与思想相一致的批评方法予以推进。所谓“做正侧兼顾文章者，如《红楼梦》，而人弃其侧面读其正面，于是贾宝玉、林黛玉乃成拆白淌白之祖师”云云，大概带有批评方法如何推进的指导意图。现代“小说话”批评者还由《红楼梦》文本技艺的高超、审美旨趣的独特想到曹雪芹“才力”的独特，由此将现代小说批评中强调作者才情的批评思路引入《红楼梦》品评中。戴梦鸥指出：“有人说，《红楼梦》在中国小说界里，可算得数一数二的杰作。我说《红楼》自是佳作，不过曹雪芹的宗旨，是显扬自己的才力，不在当时社会的改良着想。所以他才大如海。”叶楚伧亦称赞“《红楼梦》的作手”能够“纯用绝精美的艺术来，引人神往；这是多么可倾倒的天才呀”！这也是现代“小说话”屡屡强调“小说家言，必有其因，始得着手撰著，未必能全书杜撰”，因而从“自叙体”的创作匠心肯定《红楼梦》文本内容的本质因由。与此同时，现代“小说话”批评者也在努力探索《红楼梦》文学经典性的新品评话题。从中国小说史的视角来观照《红楼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例如，铁雪《〈红楼梦〉评》云：“《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笔意轻利，词句新颖，描写人物举动口吻无不毕肖，真水银泻地，无微不至也，价值与《三国》《西厢》相埒，上乘之小说也。”“《红楼梦》一书，魔力之巨，为小说之冠，读之者能令人魂驰神往，脑中莫不有宝黛之影像。”还有的批评者将《红楼梦》与此前及同时期的其他小说进行比较，在中国小说衍变史的内部挖掘《红楼梦》独特的文体特质。典型之例，即如阚铎在《红楼梦抉微》中评价思路。他认为“咸同以来，红学大盛，近则评语索隐充塞坊肆”，“著《红楼梦》者，在当日不过病《金瓶》之秽亵，力矫其弊而撰此书。……《红楼》全从《金瓶》化出”，力图通过《红楼梦》与《金瓶梅》等其他小说作品的比较来拓展评价的话题，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批评定性。其所提出的“黛玉与金莲皆曾上过女学”“《水浒》化为《金瓶》，《金瓶》化为《红楼》之痕迹”“《红楼》以孝作骨，《金瓶》以不孝作骨”“石头是玉之前身，西门是孝哥之前身”“宝玉是孝哥化身，《红楼》所记皆宝玉十五岁以内之事”“两书之大打醮”“黛以文学见长之所由”“李纨孟玉楼之于李师师”等话题，既有从小说史的纵向思路去发现《红楼梦》的写作特色，又有对《红楼梦》文本描写的新诠释，可谓独成己见。如“黛以文学见长之所由”对林黛玉为何擅长文学作出了新的诠释：“黛之文学优长，皆由《金》书所谓‘诗歌词赋，无所不能’二语化出。《金》第三回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诗词百家曲儿内字样，你不知识了多少，如何交人看历日。’既如上所说，然《金》书之如此云云，皆由《水浒》之诸子百家皆通。故《红》书二十一回，黛玉在宝玉案上翻弄，可巧翻出《庄子》来，提笔续书云：‘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此诸子也。又黛玉与钗言：‘小时偷看许多小说淫书’等语，此百家也。黛之别字颦颦，莲邪？瓶邪？故意眩人心目，所谓二而一也。”这种诠释虽然有牵强之嫌，但将《红楼梦》文本所写与《金瓶梅》中的内容进行比较这一行为本身，会令读者看到从其他作品观照《红楼梦》文本特色的可行性，必然会拓展《红楼梦》批评的角度。可以说，上述批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寻求着《红楼梦》在古代小说衍变史中的经典价值，有助于在话题制造的批评过程中展现出一定的新颖认识。上述批评策略与方式的变革及创新，促使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的文学性与审美性提出了诸多新见。典型意见，即认为《红楼梦》是历代小说高超水平的代表，独具感染力强烈的审美特征。如周瘦鹃《小说杂谈（二）》所言：“《石头记》允为吾国旧小说中第一杰作。其描写细腻处，匪特绘影绘声而已，直绘及其一毫一发。每写一人，必兼写其声光气，笔笔有神，故幽怨如黛玉，痴顽如宝玉，富丽如宝钗，粗豪如焦大，古拙如刘老老，吾人每读一过，即觉诸人憧憧往来于脑府心坎中，不能或忘，一若真有其人，而吾曾与之把晤款接者，真神笔也。世之爱是书者，殆不下数百万人，为之缠绵颠倒而不自觉。吾友朱玄子，其封翁年六十余矣，须发皆白，居恒好读《石头记》，好观《石头记剧》（如黛玉葬花、黛玉焚稿等），往往为之雪涕，尝自谓数十年来，自少而壮、而老，于书无所不窥，而独嗜《石头记》。把诵数十百次，下泪亦数十百次，迄于今遂能背其回目，不累黍爽云。”从“描写细腻处”说到“笔笔有神”，正是《红楼梦》能够使后世读者“为之缠绵颠倒而不自觉”的根本缘由。“吾友朱玄子”云云，恰恰表明《红楼梦》的艺术水平符合现代小说批评的审美要求，能够满足现代读者在阅读时进行古今小说比对勾连的凭借需求。而“即觉诸人憧憧往来于脑府心坎中，不能或忘，一若真有其人”，既是批评者一种纯粹审美体验的结果，又是一种艺术高妙的体味感受。陈钧《小说通义》所言“小说之佳者，在能内容美备，于人生各方面无所不包，中土之《水浒》《红楼》，西方之迭更司及沙克雷（W. M. Thackery）之小说，颇足当之”亦属此类。总之，现代“小说话”对于《红楼梦》文学经典性的建构，主要围绕文本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场景设置及叙事手段等内容展开。六逸《小说的作法（续）》所言“《红楼梦》中的男女，各有特征，都能将篇中人物的声音像貌，动作姿势，心理性质，活画纸上”，大致代表着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品评的兴趣点及其常用的话语表达方式。这种经典性挖掘恰恰是批评者在现代社会文化及相应认知体系的限定中，对《红楼梦》某些现象作出的一种感性体验表达。它是一种现代“小说话”批评者普遍认可的常识性知识及其特征归纳，联结着批评者的日常生活，从而形成关于《红楼梦》文本的特殊理解渠道，更是批评者个体经验表达的某种凭借。现代“小说话”对《红楼梦》文学经典性的概括往往局限于只言片语的表达，并乐此不疲。这种现象导致现代“小说话”对《红楼梦》文学经典性的挖掘呈现出碎片化、感性化、随意性、审美经验先行的特点，重视个体经验的表达而在一定程度上轻视逻辑论证，乃至缺乏宏大的理性总结。因此，现代“小说话”对《红楼梦》文学经典性挖掘的学术史意义，不能局限于其提出《红楼梦》文学经典的诸多见解，更在于其建构《红楼梦》文学经典的意图与努力。二、《红楼梦》文化价值重构与审美特质挖掘的交织从现代“小说话”对于《红楼梦》文学经典性的批评实践来看，现代社会的文化环境深刻影响着批评者对《红楼梦》文化意义、审美价值等的认识。现代文化价值与注重审美特质的文艺批评思路是《红楼梦》被现代人接受的主要现实语境，因此，对《红楼梦》文学审美进行现代性的认识转换，逐渐成为现代“小说话”认识《红楼梦》的新惯习。仲密曾说：“《红楼梦》虽是一部古书，在现在社会上，却仍有意义。因为书中的问题，现在依然存留，可以借鉴不少。作《红楼梦》的人不将黛玉一并配给宝玉，却任他死了，任宝玉去做和尚，这是他的见识。推他做中国问题小说的代表也正为这缘故。”这里明确提出可以借鉴《红楼梦》的批评策略。此举是时人对《红楼梦》的现代价值提出新接受思路的典型，由此促成现代“小说话”品评《红楼梦》时文化价值重构与审美特质挖掘相交织的局面。在现代“小说话”批评者看来，重建《红楼梦》的现代社会文化与伦理价值，需要对此前关于《红楼梦》的种种索隐与附会意见进行否定性批判。臞蝯就针对“近人多谓《红楼梦》一书，为记清相明珠家事而作”与“又有一说，谓是书为雪芹写恨而作”等说法，认为“凡此种种之佚话，皆足以资红学家之谈助也”。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此前各种不关注文本而热衷于本事索隐等接受现象的鄙薄。这种鄙薄之意有时体现在他们对《红楼梦》现代批评之种种怪象的批判。寄尘云：“石印的小本的《红楼梦》，便算是诲淫的小说，铅印的加了新标点的《红楼梦》，便算是文学界的杰作。……怪不得人人要办洋装衣服。”这里已注意到批评者的好恶倾向与主导策略会影响其对《红楼梦》等具体小说作品的全面品评，导致批评意见呈现出过于浓厚的主观色彩。现代“小说话”批评者还反对恶意删改《红楼梦》原有文本内容。天狗曾尖锐地批判道：“旧小说加新圈点的出版物生意一好，效颦的就不少，书商要侵吞旧小说的版权，便请胡适之等做了一篇序，就可以据为己有。……什么一百回《红楼梦》，是一位许啸天先生删改校正的。我们别的且不论，先要问问，《红楼梦》在中国的文学上，是一部何等有价值的著作，许啸天在今日中国文学界上，是何等样的一位人物，他的作品怎样，看了这几层，就可以晓得《红楼梦》一书，有没有生要受江湖郎中开刀的外症了。至于出版物的如何，我们尽可以不必看，只消听了‘许啸天删改校正的红楼梦’十一个字，已经足够足够了。”这里从出版与传播的角度要求《红楼梦》接受应有一种弘扬原书的端正态度，而不是随意地删改原意。而要客观评价《红楼梦》文学审美的经典性，就需要从文化价值与社会舆论等方面，对《红楼梦》能够被现代人认可的社会伦理价值进行重新界定。这其实是对《红楼梦》在现代社会文化意义、教化价值予以肯定的体现。如刘家铭认为，“或谓《石头记》为诲淫，大谬。是不知情与淫之别也”，“《石头记》中凡值宝玉、黛玉相逢，每有一片缠绵悱恻不忍辜负之苦心，而终不及于乱”。可见，现代“小说话”不只是对《红楼梦》的“污名化”社会身份进行正名，更多时候是反复强调《红楼梦》具有符合现代社会文化或思想的内核。翰在《小说略评》中指出：“《红楼梦》者，非特写情之小说也，实形容家庭之黑暗，专制之流毒，小人之阴险，俾后之治家治国者知所鉴耳。……吾尝谓《红楼梦》者，家庭革命之导线也。”枫隐《小说蠡测录》亦言：“《红楼》者，政治革命家庭革命之导线也。”这里肯定《红楼梦》写作“家庭之黑暗，专制之流毒，小人之阴险”等内容的时代进步性，认为《红楼梦》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而得以成为“政治革命家庭革命之导线”，具有一种典范引领的流传价值。当然，正如张寄仙所言“新文化家辄盛称《红楼》《水浒》之佳，打倒一切文言小说，奉为白话文之圭臬”，现代“小说话”对《红楼梦》的关注及其推行的品评策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十分显著。这种影响反过来促使现代“小说话”批评者重新审视《红楼梦》在彼时社会变革中的凭借价值。关于《红楼梦》是否应当进入现代学校教科书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例如，叶小凤在谈论“文学改良”与《红楼梦》等小说的关系时指出：“今有倡文学改良之说，而主张以《红楼梦》《水浒》等为学校中国文课本者，此人殆酒酣耳热，故发笑谈乎？”究其原因是可能出现“以《红楼梦》《水浒》授弟子，不至令全校少年为贾宝玉、黑旋风耶？……授课以讲解为要，讲解以辨析字义为要。假令此说实行，试问讲《红楼梦》，于贾琏与多姑娘一场如何讲法”等难以令学生有效接受且获得正面意义的传播效果。由此叶小凤提出“作小说者”应“兼抱”“教育”和“美术”两种旨趣，从而在“一书有尽之主义，及针砭之范围”和“在文采意义之明丽隽永”两方面建构小说的存在价值。在此基础上，现代“小说话”普遍突显《红楼梦》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以寻求其中蕴含的契合当时文化建构需求的传播价值。沈家骧认为《红楼梦》是“旧小说中，笔墨之以文气胜者”的代表。聪强《红楼梦杂评》亦言：“《红楼梦》一书，文笔秀丽，缠绵悱恻。”上述肯定的关键缘由在于《红楼梦》契合现代写情、为人生的文学思潮，或符合现代文学创作的相关“原理”，而具有重新认识的批评价值。例如，汝衡认为自己喜欢读《红楼梦》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作者明了文学原理也”，以至于“《红楼梦》之为千古奇书，即以作者能别开蹊径，打破此种积习”，其二是“书中写宝玉具独到之见”。这两个原因归根到底皆是因为“《红楼梦》写情之妙，即在故意流连，忽进忽退，令人然窥底蕴”与“《红楼梦》纯系描写贵族人生”，均具有一种突破时代局限的思想价值。秋月柳影指出：“小说他负有指导人生，暗示人生，批评人生的种种重责。……现在新文化的小说：他的美妙点，便是对于人生负了重责。他以小说是表现人生。”他认为《红楼梦》等作品“没有受章回规律的影响，那我们便不能不尊敬作者的天才艺术手腕了”，最终具有一种描写一时所得的“清高妙远的感觉”。《红楼梦》能够激起现代人“清高妙远的感觉”，就是对《红楼梦》何以独具审美性的最好说明。需要强调的是，王小隐《读红楼梦剩语》一文尝试在现代社会文化与文艺思潮中谈论《红楼梦》的审美特质，意图将两者统合成一种客观的批评方法，因而成为现代“小说话”在文化价值重构与审美特质挖掘的交织中品评《红楼梦》的典范。首先，王小隐在对现代社会各种《红楼梦》诠释予以“用力过猛”评判的基础上，深刻洞见《红楼梦》内容的经典性。他认为《红楼梦》在人生问题上写得最出彩的，就是“中乡魁宝玉却尘缘”，并将《红楼梦》与易卜生等外国作家作品进行比较，认为“贾宝玉这个人，《红楼梦》是极力写他‘情绪’的满足和优美”，最终写出了“《红楼梦》里所有的‘人生问题’岂不十分紧要？《红楼梦》里所有的‘人生问题’岂不狠有主张”的问题。其次，王小隐从现代文艺思潮的“真际”写作来评价《红楼梦》的审美特质。他指出：“我说是从《红楼梦》文学的手段上晓得的。明斋主人评《红楼梦》三个字，是‘真’‘新’‘文’。我对于其中的真字，更加倍佩服他批评的精当。《红楼梦》文学的手段，是能从‘真际’写，所以虽然是‘满纸荒皇言’，教人读了却写得是真而又真，并不是梦话。大凡一种东西，只要有了‘真’的价值，内中自然就包含许多意思可以推衍。不论是用新旧眼光看，总都有不少的讲究。《红楼梦》既是写‘真际’的文字，他的手段，已是非常的高妙，不用一定先存心作个什么含蓄，自然尽够思量，这就是‘真际’的妙用。《红楼梦》把一时的情况，描写到十分，教人看了，发生的感想，也就随时变化，没有止境。”此举之目的是“要研究他的文学手段，去推测他的哲学理解，并且考证他与史事有关的事迹。《红楼梦》确实包含了‘文学’‘哲学’‘历史’的三项”。这就需要读者熟读《红楼梦》文本，而后才能深刻领悟通过“文学手段”所建构的特色文本的魅力，进而获取一种“随时变化，没有止境”的阅读体验。总之，现代“小说话”在文化价值重构与审美特质挖掘相交织的情况下展开的《红楼梦》批评，成为当时关于《红楼梦》文学经典建构的最主要手段。从阅读活动的推进与阅读体验的形成看，上述批评惯性作为现代“小说话”批评者个体经验的体现，深度再现了其对《红楼梦》形成特殊阅读感受的思想缘由。三、对话下的“体验”遇合与《红楼梦》魅力的怡然感受从现代“小说话”的批评意图看，批评者试图将小说批评当作一种对话的途径，寻求现代小说批评在文化建构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多层次对话。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将《红楼梦》当作文学表达（反映）现实之写作典范且欲与文本交流的普遍心态：“横看竖看从黄帝纪元起到民国九年这四千六百十七年底社会状态，逃不出《水浒》《红楼》《西游记》《封神传》四部小说。……我想新标点的《红楼梦》也不久就会出现；读这些小说的，或许当文学来研究；如果把身子加入书底内容，到底是要受支配的。”一方面，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尝试将自身的批评与先前的批评方式及相关意见进行比对，或在批判过程中强调自身见解的独特性；另一方面，现代“小说话”关于《红楼梦》的批评，更多是在文学审美的范畴中，尝试在批评者与作品、批评者与作者、批评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多层次的对话，而这个环节有效推进的关键就是批评者关于《红楼梦》等文本阅读活动的深度展开。具体而言，现代“小说话”热衷于探究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及世人关于《红楼梦》种种“微言大义”式索隐的得失与优劣批评，希望通过强化《红楼梦》是曹雪芹有意识创作的某种结果来建构《红楼梦》文本的审美意义。所谓“小说家多好以自身所经过之历史，为著述之资料”“《红楼梦》一书，所载皆纳兰太傅明珠之琐事”等说法的“蛛丝马迹，均有些微来历，在读者自得其言外意可也”，已深刻道出现代“小说话”批评者作为一类读者对《红楼梦》“自得其言外意”的领悟，是其在肯定《红楼梦》文本映射着曹雪芹种种思想的情况下对文本展开阅读体认的结果。当然，阅读并表达诠释意见的先决条件是对《红楼梦》这部书尤其是文本内容的认同。尤其是对《红楼梦》所作的“自叙体”类型设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的文学创作强调“文学的核心必然为自传体”等文艺思潮在小说批评中的具体化。既然时人看重文学作品隐含着作者关于自身生命活动的表达，那么，对具体小说的批评也应关注小说文本如何去再现作者的自我表现，挖掘文本“表现一切的内在的真际”等“创作家努力”的细节。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刺激下，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反复强调只有深度“体会《水浒》《红楼梦》”等作品，才能发现文本如何隐喻“各有各时代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在多层次上挖掘《红楼梦》的存在价值，才能在批评者“走进”《红楼梦》的阅读过程中获取批评者自以为有价值、有内涵、有特色的种种体验。这是一种细心感受文本的阅读行为，更是一种寻求共鸣对话的迫切诉求，亦会带动批评者对具体文本的意义挖掘。现代“小说话”关于《红楼梦》的种种意见，除了反复宣传《红楼梦》的优秀与特别之外，又不断强化《红楼梦》在文化价值、文学意义及审美特质等方面为何如此优秀。这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引导者的解释功能，提供了多角度挖掘《红楼梦》所蕴藏的意义与审美的可能性。一般而言，“文学批评在作家和读者之间担任着创造性的中介者的角色”。现代“小说话”对《红楼梦》等小说作品的批评，就是对《红楼梦》等小说作品的文学价值进行创造的探索。它在对具体小说作品进行阐释与解构的同时，也考察着具体小说作品在当时的生存遭遇。尤其是，从文学审美性来展开具体小说作品的意义把握，更多是批评者在理性思索与感性体验融合之后产生的阅读感悟的外在表述。这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对具体小说作品声誉的强化。就《红楼梦》的现代“小说话”批评而言，其已逐渐涉及对《红楼梦》文本中那些永恒价值的重构。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对《红楼梦》文学声誉的推崇所形成的社会舆论，会持续消解《红楼梦》在现代社会中的接受障碍，激起此书在接受者眼中的批评兴趣。基于文学性与审美性来重构《红楼梦》的现代审美价值，使得《红楼梦》被认为具有某种超越时代或阶级限制的文学魅力，可以满足现代批评者关于《红楼梦》文学消费的热情。例如，瓶山樵子指出：“《红楼梦》深悉于世故人情，有指为诲淫小说，其人必不明著者之苦心。曹氏有疾世之心，有难言之愤，深恨胡奴之恶，借之以讽其腐败于利欲攻取，夤缘取媚，言之凿凿，写宁荣两府之家常琐碎，尤多详明，类皆私。殆有所指特，袭小说以为名耳。”由此可见，瓶山樵子对《红楼梦》的品评热情，首先得力于“著者之苦心”的刺激，而后所言曹雪芹的各种“私”写作是为了进一步说明“《红楼梦》深悉于世故人情”的文本吸引力，最终得出不同于世人将《红楼梦》定位成“诲淫小说”的品读见解。在这里，瓶山樵子将传统的“发愤著书说”转化成“有疾世之心”的表述，也就在现代社会语境中肯定了曹雪芹作品含有重视个体价值探索的精神特质。上述批评方式及得出的观点，正是一种对《红楼梦》文本深度“体验”的结果。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美学把艺术作品当作一个对象，而且把它当作αǐσθησιζ［感知］的对象，即广义上的感性知觉的对象。现在人们把这种知觉称为体验。人体验艺术的方式，被认为是能说明艺术之本质的。无论对艺术享受还是对艺术创作来说，体验都是决定性的源泉。”当今学界也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通过‘体验’的方式创作出来的，批评家也‘只能通过某种体验才能把握’”。据此反观现代“小说话”的批评实践，可以看到批评者亦尝试通过深度体验来挖掘、分析、评价乃至定性《红楼梦》的审美特性，从而达成关于《红楼梦》何以成为经典的对话交流。首先，现代“小说话”批评者普遍肯定“《石头记》穷数名人毕生之力”的创作过程，以至于浓缩了写作者的诸多审美经验。其次，在现代写情与“为人生”等思潮中，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因“审其意”看到《红楼梦》“谙于儿女之情味”，从而获得进入《红楼梦》文本的情感投射支点。这使批评者的体验已然含有推进的具体抓手。徐絜自言“《红楼》《水浒》，白话也，吾不厌百回读之”的关键因素在于，这两部小说达到了“小说家言，以动人情绪为贵”的程度。由此可知，现代“小说话”批评者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势必会推动其体验的兴趣。如闻天看到《红楼梦》“对于人生的经验，对于人生的观察，和他所体味到的人生的意义底记述和描写”之后，兴致勃勃地强调：“其中精彩的地方，真是‘美不胜收’，但是最引起我的注意，怀疑，和悲哀底所在，就是林黛玉之天真和薛宝钗之虚伪！”再次，现代“小说话”强调以浓烈的、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红楼梦》文本的诸多审美面向。豁安指出，“《红楼梦》之细腻风光，如锦天绣地爱情之宫，非粗心浅尝所能领略”，只有认真对待文本才有可能形成与文本“别有会心”的对话。最后，现代“小说话”批评者注重对《红楼梦》文本怡然自得的体验摄取。如陈钧指出：“吾人由感官而知人事。然此一切之事实，不过零碎断片，欲于其中悟出真理，必赖心之作用。恒人耳目所及，仅如许多奇零之事实。而小说家则能于其中寻出人生之原理，润饰之点缀之以成不朽之业者，以其目光如炬，能于事物相互之关系处了然于心耳。故其设一境造一事也，不肯劈空而来，往往于若干章回以前，预伏引线，使人得其蛛丝马迹而怡然于心也。读《红楼梦》者，第知贾母阻挠宝黛婚事，不知作书者已将贾母不满意黛玉处预伏其前矣。黛玉身体之工愁善病，身体孱弱，在在皆贾母所不喜也。”所谓“预伏引线，使人得其蛛丝马迹而怡然于心也”，正是看到了《红楼梦》作者对文本的用心创作；“欲于其中悟出真理，必赖心之作用”云云，是陈钧对读者深切体验文本所提出的要求。读者只有对作者的“预伏引线”用心感受，才能在文本中切实感受到作者的“某种体验”投射，最终获得“怡然于心”的感受。正是在这种体验中，现代“小说话”批评者采取的批评策略与《红楼梦》相遇且形成彼此投合的互动状态。这不仅扩大了《红楼梦》被评价的多元视角，而且“使读之者但觉其婉娈可怜”之类的体验成为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常见的精神共鸣。此类怡然自得的感受是对《红楼梦》文学感染力的最生动诠释。结 语现代“小说话”作为一种批评媒介，依托现代报刊出版物，集中反映为时人对现代小说批评活动的种种反思，并体现在对现代小说批评之后各类反馈传播活动进行的价值评判与理论反思上。因此，现代“小说话”批评具有符合并推动现代社会文化及相应文艺思潮的特定立场，以批评对象的文化价值与文学特质作为主要的批评范畴，寻求批评对象的重新阐释。正因为如此，现代“小说话”对《红楼梦》的批评势必会在重点关注此书的文化价值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其文学价值与审美意义。一方面，此举有效矫正了近代“小说界革命”以来过于强调《红楼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性的批评格局。另一方面，从文学经典的接受意义去挖掘《红楼梦》文本内涵的批评策略浓缩成《红楼梦》现代批评的主要范畴，大大丰富了《红楼梦》在社会、文化、人生等诸多方面的现代思想史价值，使其能够与“写情”“为人生”的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并得以进入时人的日常阅读与创作活动中，从而具有跨越时空的“当代性”。所谓“当代性”，特指《红楼梦》与作为批评者所处时代的紧密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越强，越具有进行经典重构的必要性，也就越显示出《红楼梦》的可读性。现代“小说话”对于《红楼梦》的批评一直在宣扬乃至制造《红楼梦》与现代文艺思潮合拍的文本意义，在求真、求美、求善、求知、求趣等方面，对《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加以面向时人的公开化引导。现代读者在报刊出版物中获得的关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会激起读者进行相应的比较思索，从而将读者自身的阅读体验与“小说话”中的意见合而观之，有效促成现代“小说话”批评的公开交流环节。这种意义生产的路径对《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开放式探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现代“小说话”批评者的实践看，批评既是一种阅读体验，亦是一种精神活动，在陶冶批评者自身的情操、愉悦批评者的审美及精神的同时，也从《红楼梦》文本获得的收获中增加了该书文学价值的讨论话题与内涵创造。因此，现代“小说话”对《红楼梦》文学经典与审美特质的批评，提出了《红楼梦》经典建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进一步讲，作为一种批评媒介，现代“小说话”对任何古典小说所进行的文学性批评，皆带有呼应现代文艺思潮走向、引导时人批评跟进的示范意义。因此，现代“小说话”从审美性、当代性、可读性等角度重构《红楼梦》文学经典性的批评策略，不仅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而且蕴含着典型的文化史意义。[color=rgba(0, 0, 0, 0.9)]编辑：采薇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1期“文学与艺术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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