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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萌，男，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特聘研究员。
在“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传统中，时间意识与空间认知均不可或缺，因而地理在文学研究中向来占有一席之地，留下了不少富有话题效应的议题和理论。宋代诗话地理叙事正是这种流风余韵的诗学折射，且因具有跨文本视野而呈现出文学、地理、历史等诸种话语交错并存的特殊风貌，有助于深度剖析地理文化的多重内涵及跨界意义。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人文地理的典型案例，诗话的相关叙述通常只是作为佐证材料，没有得到全面归纳。事实上，诗话空间叙事不仅是对地理的诗性阐释，而且丰富了舆地文化符号的美学认知。基于这样的维度，诗话地理叙事以名胜、风物、文学诸方面建构文化符号的多元可供性，展示出独特的文本价值与复调意味。一、地理名胜叙事的文化符号建构 名胜是最显著、最具传播力的地理标识，它们“被发现”的过程，正是人们为其赋予价值并进行文化符号建构的过程。从名胜形成的历史过程看，它们的特性与底蕴各不相同。宋代诗话主要从特色风光、人文内涵、历史传播三重维度选材，揭示名胜作为地理文化符号的特有内涵及意义导向。（一）基于特色风光建构名胜文化符号名胜固然是美学赋值的结果，但特色风光是其进入审美视野的潜在条件。宋代诗话主要着眼于山水胜景与城市富乐两方面，以点带面地解析名胜的地理特征及文化意蕴。1.寄寓家国情怀的山水胜景名片文化语境中的山水从来不是纯客体存在，而是价值载体，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哲学视域下用“比德”的方式让山水拥有道德属性，而文学书写是把山水视作情怀的最佳寄托。不过，地理叙事并非直接抒怀，而往往是用表面冷峻的笔调蘸满浓重的山水之爱与家国之情。这大致包含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叙事。宏观层次是指事关全局的国家地理叙事，例如泰山、黄河、长城等，以北方居多。《诗话总龟》前集卷七《评论门三》云：“《济黄河》，《援神契》：黄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河。郦元《水经》云：河源出昆仑之墟。《山海经》：昆仑纵横万里，高万有一千里，有青白赤黑河环其墟。其泉出东北陬，屈向东南流为中国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发源乃入中国，常然。《尔雅》：河出昆仑墟，色白。由此言之，今之黄河，所谓白河也，而《物理论》乃云河色黄赤。”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传统文化话语中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引用《孝经援神契》、郦道元《水经注》、杨泉《物理论》以及《山海经》《尔雅》等数种经典著作，阐明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而与天河相应，虽不乏夸张之词，但意在张扬中华文明合应天道的固有特质与宏大气象，能够激发受众的民族自豪感，这在宋代意义不同寻常。同样地，长城是古代社会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的主要屏障，已成为民族心理的实物象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杜子美四》引《复斋漫录》云：“崔豹《古今注》云：‘秦筑长城，土皆紫色，谓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谓之丹徼。塞，则雍塞夷狄也；徼，绕也，免侵中国也。’”这是从地理角度追溯紫塞与丹徼的含义，旨在说明长城等边境防御线是出于保家卫国的自卫需求，这符合传统文化中爱好和平的理性精神。中观层次是指能够彰显地域特征的地理叙事，南方相对更突出一些。《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五《留题门上》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数千百丈，石如染黛，阳朔县尤佳。沈彬有诗云：‘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观此，山水可知。”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而阳朔称首，名不虚传，沈彬《阳朔碧莲峰》所述的阳朔不仅自然景观奇绝，而且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谓“天人合一”观念的现实落地，实现了物理家园与精神家园的统一，令人神往。可以说地理叙事既能融入哲学理念，也能融入文学情境。《诗话总龟》前集卷十六《留题门下》云：“潇水在永州西三十步，自道州营道县九嶷山中，亦名营水。湘水在永州北十里，出自桂林海阳山中，经灵渠北流，至零陵北与潇水合。二水皆清泚一色，高秋八九月，虽丈余可以见底。自零陵合流，谓之潇湘。经衡阳，抵长沙，入洞庭。”潇水与湘水是湖南的主干河流，潇湘也成为湖南的别称，这段叙事追溯两条河流的源头及流经区域，暗寓正本清源之意，又巧妙运用文学笔法，所叙潇湘、衡阳、长沙、洞庭等地名，无不饱含文学意蕴，亦是诗人寄托情志的常用意象。微观层次是指自身特色显著的地理叙事，也以南方居多。《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二《道僧门》云：“温州雁荡山，自古图史不载。按西域书云：‘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唐贯休作赞云：‘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濛濛。’此山南山有芙蓉峰，下有芙蓉驿，前瞰大海。山顶有大池，相传以为雁荡；有二潭，以为龙湫；又有经行台宴坐峰，皆以贯休诗得名也。”雁荡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虽然被发现与传播相对较晚，但声名日渐显赫。这段叙事意在展示雁荡山的典型景点，以及诺矩罗与贯休两位僧人对此山景点命名及美誉度的深刻影响。这说明文人雅士有寄情山水的心理诉求，而山水也需要美学赋能，两者的契合度越高，越能提升山水承载意义的能力。进一步说，即使是为人熟知的山水，也有不断阐释而拓展丰富度的必要性。《诗话总龟》后集卷十九《隐逸门》云：“武夷之溪东流凡九曲，而第五曲为最深。盖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尽耸。全石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处，微戴土生林木，极苍翠可玩。而四稍下，则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旧经所谓大隐屏也。”武夷山的溪流与奇峰早已家喻户晓，但被叙述与诠释的空间仍然存在，这不仅让山水的美学属性与传播力得以叠加，而且能为雅士提供更加多元的话语媒介。2.寄寓盛世向往的城市富乐名片城市既是基本的军事据点，也是经济水平与社会发展的直观呈现，因而城市叙事的重心往往在军事作用与宜居环境两方面。前者着重展示城市的政治地位，后者则饱含对富足生活的憧憬。宋代诗话中的城市叙事明显偏重于后者，尤其是汴京、杭州、扬州等一线城市最受瞩目，因为它们代表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最高水准。《临汉隐居诗话》云：“杭州，天下之佳郡，衣冠之所乐处。故退之云‘东吴游宦乡’是也，入幕尤多佳士。”苏杭的宜居与富庶历史悠久，早已在民间口耳相传，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韩愈《泷吏》中已有盛赞，到宋代仍是如此。扬州有与苏杭鼎足而三的实力，在民间美誉度也很高。《韵语阳秋》卷十三云：俗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言扬州天下之乐国。如韦应物诗云“雄藩镇楚郊，地势郁岧峣。严城动寒角，晓骑踏霜桥”，杜牧云“秋风放萤苑，春草斗鸡台”，“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等句，犹未足以尽扬州之美。至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则是恋嫪此境，生死以之者也。隋炀帝不顾天下之重，千乘万骑，锦缆牙樯，来游此都，竟藏骨于雷塘之下，真所谓“禅智山光好墓田”者邪！ 这里通过比较韦应物《广陵行》、杜牧《扬州三首》其二与《寄扬州韩绰判官》、张祜《纵游淮南》，认为前两人的三首诗只是极力状写扬州风物之美，不如后者写出了扬州让人生死依恋的情状，并引隋炀帝执着于扬州的典故证明人们对其眷恋的深广度。（二）基于人文内涵建构名胜文化符号名胜固然离不开自然景观，但人文内涵才是其鲜活的灵魂，能够使之获得独一无二的意义符号。宋代诗话主要通过历史名人与神话传说两种不同的赋能方式，阐述地理名称的文化渊源与内涵。1.历史名人对名胜的文化赋能名人活动可以给名胜带来生命力与独特性，并产生持续的文化阐释力与传播力。名人与名胜在事实关联的基础上，可以凝练成富有阐释张力的话语意象，并给他人提供情志代入的可能。《韵语阳秋》卷五云：“羊叔子镇襄阳，尝与从事邹湛登岘山，慨然有湮灭无闻之叹。岘山亦因是以传，古今名贤赋咏多矣。吴兴、东阳二郡，亦有岘山。吴兴岘山去城三里，有李适之洼尊在焉。东坡守吴兴日，尝登此山，有诗。东阳岘山去东阳县亦三里，旧名三丘山。晋殷仲文素有时望，自谓必登台辅，忽除东阳太守，意甚不乐，尝登此山，怅然流涕。郡人爱之，如襄阳之于叔子，因名岘山。二峰相峙，有东岘、西岘。唐宝历中，县令于兴宗结亭其下，名曰涵碧，刘禹锡有诗。”西晋名将羊祜在湖北襄阳岘山发出青山不老而人生易逝的感慨，大凡有志于青史留名者莫不感同身受，岘山也因此被凝练成追求儒家“三不朽”价值的象征，引来无数共鸣，以至浙江湖州、金华等地也用岘山命名，这是承续与传播儒家精英使命感的体现。东晋殷仲文，唐代李适之、于兴宗、刘禹锡以及宋代苏轼等人的相继加持，不断给这个话题注入生动具体的内容，扩展了岘山的话语内涵与文化影响力。2.神话传说对名胜的文化赋能宋代诗话中常用神话传说叙事的方式追溯名胜得名的由来，意在渲染名胜的神圣性，并为其赋予独特的文化含义。《诗话总龟》前集卷十六《留题门下》对长沙一带名胜的释名便带有浓厚的神奇色彩，非常契合楚地多志怪的文化传统：鹅羊山在长沙县北二十里，本名东华山，亦谓之石宝山，上有仙坛、丹灶。《湘中别记》云：“昔郡人成君平年十五，兄使牧鹅羊，忽遇一仙翁，相将入此山。兄后寻至山中，见君平，因问所牧鹅羊何在。弟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驱起，令随兄去。旬日却还山下，复化为石。今犹存焉。因名此山为鹅羊山。”醉乡，《湘中别记》云：“后汉时，有人在此乡，忽然醉，经三昼夜始醒，犹有酒气，言与天神共饮乃尔。后任阳羡令，每言岁之丰俭无不验，俄亦仙去。”大哀洲在湘阴县西三十里，《图经》云：“昔舜南狩，二妃寻之至此，而闻舜葬于九嶷。”《博物志》云：“舜崩于苍梧，二女以涕挥竹，竹尽成斑。”神鼎山在湘阴县东北，绝顶有丹井，于此获药鼎及巨人迹，云神仙所履之迹，因此名为神鼎。香水，《湘中别记》云：“在县郭内，其水甚香，若合余水即变。”昔年尝贡此水，民多困弊。至齐末以来，因废罢，以板覆之，上起塔，今犹存。湘乡本谓之湘香，盖由此而名。《列子》曰：“壶顶有口，名曰滋穴，其水涌出，名曰神瀵，臭过椒兰，味过醪醴。” 这里记叙了长沙附近的五处名胜，除大哀洲得名于舜与娥皇、女英的历史传说以外，鹅羊山、醉乡、神鼎山、湘乡均与道教神仙故事有关。这些叙事不仅让名胜获得令人向往的神秘性，实现传播力的大幅升级，而且使之成为文化观念落地的现实载体，达到了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这既是道教文化在地理领域浸润传播的具体呈现，也是名胜分享文化资源并找到独特文化属性的过程，是文化与地理双向选择乃至双赢的结果。（三）基于历史传播建构名胜文化符号名胜在获得自身独有的文化象征符号以后，仍面临历史传播变异的潜在可能，这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名胜文化符号被别处冒领，二是既有文化符号被添加别的内容。要维护名胜文化符号的独特性与纯正性，就有必要辨正纵向传播过程中的空间移位与内涵移位两种现象。1.辨正名胜传播的空间移位名胜文化符号通常有着不俗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但在口耳相传的传播过程中，无论是同名相混，还是记载有误，都会演变成讹传。确立名胜的空间唯一性，既是历史求真的要义所在，也是地理文化正本清源所需。赤壁、东山、崆峒山等让人耳熟能详的名胜都有一名数地的情况，若不详加考订，则会使名胜的文化建构陷于混乱之中。传播过程中的空间移位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情况。一是名胜渊源的空间泛化。一些名胜得名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及地理指向，宋代诗话对此有相关的记述。《韵语阳秋》卷十三云：“崆峒山，汝州、岷州皆有之。《寰宇记》又载泾州保定县有笄头山，一名崆峒山，亦以为黄帝问道之地，益无的据。而卢正援《尔雅》之说，谓北戴斗极为崆峒，其地远，华夏之君所不到，此又荒忽怪诞之言也。”崆峒山是传说中黄帝向广成子问道之所，有华夏人文根蒂的象征意义，不仅有位于河南汝州、甘肃岷县、甘肃泾川数处之说，还衍生出因居北斗星之下而得名的虚诞说法。其实，这种溯源法本就带有神话色彩，难以指实或证伪，却为话语流传过程中的空间泛化提供了可能。二是名胜所指的空间泛化。有时名胜文化符号会从源初地扩散到其他相关地域，宋代诗话对此也有所体现。《韵语阳秋》卷五云：“会稽、临安、金陵三郡皆有东山，俱传以为谢安携妓之所。”“东山携妓”是谢安的典故，也是魏晋风流的典型标识，故而与之相关的浙江绍兴、杭州和江苏南京等地都有东山，实则是后两者分享了前者的文化符号。三是名胜想象的空间泛化。文学想象不受历史边界的约束，名胜所指也会因想象变得复杂乃至含混。《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东坡三》引《江夏辨疑》云：“周瑜败曹公于赤壁，三尺之童子能道其事，然江汉之间，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汉水之侧，竟陵之东，竟陵今复州。一在齐安郡之步下，齐安今黄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许，今属汉阳县。予以谓郡之西南者，正曹公所败之地也。按《三国志》，夫操自江陵而下，备与瑜由夏口往而逆战，则赤壁明非竟陵之东与齐安之步下者也。比见诗人所赋赤壁，多指在于齐安，盖齐安与武昌相对，意以孙氏居武昌，而常为曹公所攻，即战于此者邪？”赤壁之战名闻遐迩，赤壁的具体位置却有湖北天门、黄冈、汉阳三种说法，前两者实为误传，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常指向黄冈，这大抵是出于历史想象而非地理考据。想象固然无损于文学，但名胜的文化建构必须立足于史实。2.辨正名胜传播的内涵移位名胜传播的持续性与广泛性也会带来文化内涵的变动，幅度或许大小不一，甚至变迁之中隐含时代叙事或理论用意的正当性，但厘清流变的过程及节点，才能有效维护名胜文化符号的基本边界与核心价值。名胜传播中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的移位。一是名胜内涵的正向累加。名胜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被叠加诸种情节或细节，这有利于丰富话语情境，深化名胜既有的形象。《韵语阳秋》卷六载：“李白《古风》云：‘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余考《史记》不载黄金台之名，止云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孔文举与曹公书曰：‘昭王筑台，以尊郭隗。’亦不著黄金之名。《上谷郡图经》乃云：‘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为名。’皇甫松有《登黄金台》诗，其迹尚可得而考也。”燕昭王师事郭隗是招贤纳士的著名典故，但在流传过程中，为了突出燕昭王礼贤下士的谦卑态度，从《史记》最初所言“筑宫”，逐渐发展为汉末“筑台”、隋朝“筑黄金台”，愈发见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这种改动不仅无伤大雅，而且戏剧化效果明显，再加上李白《古风》其十五、皇甫松《登郭隗台》等文学作品的宣扬，“黄金台”被凝练为极具视觉及心理冲击力的独特文化符号。二是名胜内涵的负向迁移。在传播过程中，名胜文化符号也会被添加一些不利于事实本身的传闻，客观上为名胜带来负面效果。《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唐子西》引《复斋漫录》云：“《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则蜀道与中国通久矣。《蜀主本纪》载秦惠王谋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后，绐蜀人云：‘能粪金。’蜀主信之，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开道，致牛于成都。秦因遣张仪随石牛以入蜀，遂夺蜀焉。此事尤近诬。”这里添加的扬雄关于秦惠文王用五头石牛蒙骗蜀人而开道灭蜀的说法，实不可信，因为《尚书》中已有蜀道与中原相通的记载，这种传闻并不能渲染蜀道之难，反而暗含贬低蜀人之意，有损名胜文化符号的核心价值。二、地理风物叙事的文化符号建构 我国纬度跨度极大，各地风物也自具特色，并成为区域地理特征的显著标识，故而风物是地域叙事中以平常彰显特殊的文化象征符号。宋代诗话主要选取典型的自然风物与人文风物，体现它们所蕴含的地理文化个性与共性。（一）基于自然风物建构地域文化符号这里所说的自然风物不是指某个具体的风景名胜，而是指带有地域辨识度的地理属性，包括气候、水性、田土、景致等方面，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们构成各地风土人情的物理基础。1.展现与众不同的气候节令文化二十四节气是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指南，但它是基于中原地区地理特性的归纳和总结，越是远离中原，误差就越大，岭南几乎不适用这套地理观测规律。宋代诗话记载了岭南独特的气候节令文化。《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九《纪实门下》引苏轼语云：“岭南气候不常，吾尝云：‘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须以日月为断。’今岁九月，残暑方退。既望之后，月出愈迟。”“岭南气候不常”这个地理判断是以中原为参照，倘若回归岭南所处的热带与亚热带位置，气候同样四季轮回，只是不同于中原时令，由是孕育出别有岭外风味的各色风物。2.发掘别具特色的舆地水性文化水是生命之源，是不可或缺的地理事项。在人们日常所用的淡水之外，较为特异的当属温泉，宋代诗话对此亦有记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东坡一》胡仔按语引唐庚《游汤泉记》云：“佛迹院中涌二泉，其东所谓汤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间，而东泉热甚，殆不可触指，以西泉解之，然后调适可浴。意山之出二泉，专为浴者计哉！或说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汤泉；或说水出硫黄，地中即温，初不问南北。今临潼汤泉，乃在正西，而炎州余水，未必皆热，则地性之说，固已失之。然以硫黄置水中，水不能温，则硫黄之论，亦未为得。吾意汤泉在天地间，自为一类，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后温也。凡物各求其类，而水性尤耿介，得其类，则虽千万里，而伏流相通；非其类，则横绝径过，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间，不能容寻常，而炎凉特异如此，盖亦无足怪者。吹气为寒，呵气为温，而同出于一口，此其证也。”广东惠州白水山佛迹院有冷热截然相反的两处温泉，这种现象可以反驳温泉源于岭南地热或者硫黄含量高两种说法。从水性来说，舆地自有文化秉性，相投则合流，反之则别处，这虽是用拟人化的方式阐释地性，但符合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也有助于推进地理叙事的文化建构。3.发现别处罕见的田土耕作文化除了主要农作物有水稻与小麦之别以外，南北方的耕种方法都是因地制宜，但形成了不同的田土耕作文化。例如葑田是江南水乡的特有景象，宋代诗话对此有专门记载。《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七《林和靖》引《蔡宽夫诗话》云：“吴中陂湖间，菱蒲所积，岁久根为水所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林和靖诗云：‘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正得其实。尝有北人宰苏州，属邑忽有投牒，诉夜为人窃去田数亩者，怒以为侮己，即苛系之，已而徐询左右，乃葑田也，始释之。然此亦惟浙西最多，浙东诸郡已少矣。”葑田是指菱蒲等水生植物长年累积，根系离地而漂浮于水面，形成足以种植的场所。从上述记载可知葑田具有散落性乃至流动性，但仅适用于江南水网发达而耕地稀少的地区，他处无有。4.打造个性鲜明的景致审美文化不同的节令与地气造就了各异的景致，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打造区别度明显的独特风貌。杭州是江南秀美山水的典范，频见于诸多名人笔下。《韵语阳秋》卷十三云：“钱塘风物湖山之美，自古诗人，标榜为多，如谢灵运云‘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滞薄’，郑谷云‘潮来无别浦，木落见他山’，张祜云‘青壁远光凌鸟峻，碧湖深影鉴人寒’，钱起云‘渔浦浪花摇素壁，西陵树色入秋窗’之类，皆钱塘城外江湖之景，盖行人客子于解鞍系缆顷刻所见尔。城中之景，惟白乐天所赋最多，所谓‘潮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尚有可考。”把谢灵运《富春渚》、钱起《九日宴浙江西亭》（或作严维《九日登高》）、张祜《陪杭州郡使燕西湖亭》、郑谷《登杭州城》所述杭州城外美景，以及白居易《杭州春望》《答客问杭州》《江楼夕望招客》所述杭州城内美景合而观之，则杭州独有的个性气质、美学风格、无穷魅力跃然纸上，这种内外一致的审美建构也使之成为极具传播张力的文化符号。（二）基于人文风物建构特色文化符号这里所说的人文风物同样不是指某个具体的风景名胜，而是指带有地域风味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的饮水制茶、寺院景况等，典型地展示出各地特有的风土人情。1.品评实用性与审美性兼具的饮水制茶文化水是人们生存所需，茶提升了饮水的美学属性，使之从生活必需品升华为艺术品，但这离不开对水的讲究。《韵语阳秋》卷十三载：“汝人多苦瘿，余尝侍先人知汝州，见州治诸井皆以夹锡钱镇之，每井率数十千。问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饶风沙，沙入井中，人饮之则成瘿，夹锡钱所以制沙土也。’因思无锡惠山泉，清甘甲于二浙者，以有锡也，则老兵之言不妄矣。”无锡惠山泉被茶圣陆羽称为天下第二泉，说明锡元素可能确实有助于改善水质、有益于人体健康。在饮水的基础上，茶也日渐成为人们的日常所需，并发展为各具特色的茶文化，竞相追求有细节深度的艺术美。《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六《纪梦门下》云：“湖州长兴县啄木岭金沙泉，即每年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其上有境会亭。每茶节，二牧毕至。斯泉处沙中，居尝无水，将造茶，太守具牺牲祭泉，顷之发源清溢。造御茶毕，水则微减；供堂者毕，水已半矣；太守造茶毕即涸矣。太守或行旆稽晚则有风雷之变，或见鸷兽、毒蛇、鬼魅之类焉。金沙池泉在常州宜兴县罨画溪之东，有寺，寺有碑，载当时杭、湖、常三州贡茶唱和。”经陆羽推荐,阳羡茶自中唐以来成为贡茶，常州与湖州为核心产区。阳羡茶有成熟的制茶仪式与技艺流程，有些仪式还被有意披上神秘的面纱，，意在为贡茶造势。再加上文人的唱和传播，深化了阳羡茶的话语内涵，使得茶艺成为这一带最有价值的文化名片。2.品评超越性与世俗性兼备的寺院文化寺院是精神活动场所，普通百姓亦可参与其中。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寺院遍布各地，但其建筑风格、僧团规制、修持仪轨等软硬件同中有异，既有超越性，也难免带有世俗性，宋代诗话对此亦有体现。《珊瑚钩诗话》卷二载：“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当时已为多，而时人侈其楼阁台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诸州，寺院至千区，福州千八百区。粳稻桑麻，连亘阡陌，而游惰之民窜籍其间者十九，非为落发修行也，避差役为私计耳。以故居积货财，贪毒酒色，斗殴争讼，公然为之，而其弊未有过而问者。有识之士，每叹息于此。”杜牧《江南春绝句》批判南朝的佞佛风气，张表臣则指出宋代佛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东南沿海诸州，各有上千所寺院，侵占诸多良田而让政府丧失税源，僧侣也只是为了逃避差役而出家，并不是为了修行，不能真正为人们提供精神力量。这说明宋代佛教在极盛的外表下，伴有不少无法回避的弊病。由此也说明，文化符号的建构需有正向价值作为支撑，否则只会沦落为反面典型。三、地理文学叙事的文化符号建构 地理文学叙事是指以文学笔触叙述人与事的地理关联，进而揭示地理的独有内涵及人文价值。宋代诗话主要从游赏、虚构、辨误三重维度，解析地理审美、地理想象、地理信息的文化符号属性，以便深度理解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一）基于游赏建构地理美学符号游赏是地理进入人文视野并成为审美对象的主流方式，这种互动关系的产生固然出于人的主体性，但地理被发现为审美客体之后，也会对人产生反作用力。由此论之，通过游赏建构的地理美学不外乎发现地理之美与塑造人文精神两个层面。1.文人深化地理的美学精神文人主要通过沉浸式审美发现地理的特别之处，将自身情感体验与地理融为一体，进而提炼出地理各自独有的特征，并逐渐将其沉淀为个性鲜明的文化符号。《韵语阳秋》卷四云：“张祜喜游山而多苦吟，凡历僧寺，往往题咏。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楞伽，常之惠山、善卷，润之甘露、招隐，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阳尝赠其诗曰：‘岳阳西南湖上寺，水阁松房遍文字。新钉张生一首诗，自余吟著皆无味。’信知僧房佛寺赖其诗以标榜者多矣。”张祜喜好游赏且善于题诗，杭州、苏州、常州、镇江等地诸多名寺都有他的佳作，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寺院的文化内涵及影响力，李涉《岳阳别张祜》道出了张祜诗在地理美学与传播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游赏是审美主体将自身情志投入地理而与之相融的过程，需要静心体会，文人的游赏认知应避开兴师动众的误区。《韵语阳秋》卷十三云：“烟霞泉石，隐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鲜矣。谢灵运为永嘉，谢玄晖为宣城，境中佳处，双旌五马，游历殆遍，诗章吟咏甚多，然终不若隐遁者藜杖芒鞋之为适也。玄晖《敬亭山》诗云：‘我行虽纡组，兼得寻幽蹊。’《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叶沧洲趣。’自谓两得之者。其后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隐犹谓之杀风景，而况于鼓吹乎？韦应物、欧阳永叔皆作滁州太守，应物《游琅琊山》则曰：‘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冈。’永叔则不然，《游石子涧》诗云：‘麕麚鱼鸟莫惊怪，太守不将车骑来。’又云：‘使君厌骑从，车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游山当如是也。”从心性相契来说，地理之美只适合静心澄虑而非汲汲求进之人。虽然谢灵运与谢朓俱是游赏名家，但从谢朓《游敬亭山》《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与《隋王鼓吹曲十首》其九《登山曲》来看，他们排场极盛的出游恰恰背离了静心品味地理之美的精髓。韦应物《游琅琊山寺》的弊病与“二谢”相同，欧阳修《游石子涧》《游琅琊山》（或作苏轼《黄州》）才真正把握了游赏的核心要义。2.地理升华文人的美学认知地理虽是审美客体，但会助力文人提升美学智识，这种情况被刘勰概括为“江山之助”，即地理对作家气质、创作状态及作品风格诸方面的熏染，而美学认知是最关键的环节。《溪诗话》卷八云：“书史蓄胸中，而气味入于冠裾；山川历目前，而英灵助于文字。太史公南游北涉，信非徒然。观杜老《壮游》，其豪气逸韵，可以想见。序《太白集》者，称其隐岷山，居襄汉，南游江淮，观云梦，去之齐鲁，之吴，之梁，北抵赵、魏、燕、晋，西涉岐、邠，徙金陵，上浔阳，流夜郎，泛洞庭，上巫峡。白自序亦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其恣横采览，非其狂也。使二公稳坐中书，何以垂不朽如此哉！燕公得助于江山，郑綮谓‘相府非灞桥，那得诗思’，非虚语也。”这里以司马迁、李白、杜甫三位顶级作家广为游历的人生经历为例，说明地理潜移默化的熏陶，会着实提升文人的美学见识，这才是他们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后人对张说文学成就的归纳，以及郑綮的自我创作总结，也证明了同样的道理。事实上，地理不仅有助于文人创作，也有助于其进行文学赏鉴。因为美学认知同样是鉴赏的中心要素，地理是美学认知的催化剂。《竹坡诗话》云：“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杜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周紫芝以亲身经历为证，阐明现实地理情境会触动乃至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若不是有类似的地理闻见，激发文人敏锐的审美自觉，那么他对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三、《子规》《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只是泛泛赏析，难有他人写我心的感同身受。（二）基于虚构建构地理象征符号虚构是文学不可或缺的主体特征，这类想象性建构虽没有实际的地理对应，却是不便明言的社会理想或个人向往的实体寄托。就承载社会理想而言，最有名的文学地理虚构非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莫属。《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柳先生上》引苏轼语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道极崄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亦益衰。桃源盖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常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胡仔按语：“东坡此论，盖辨证唐人以桃源为神仙，如王摩诘、刘梦得、韩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与东坡之论暗合。”唐人认为桃花源为神仙居处，苏轼驳斥唐人的看法，并试图在现实中落实类似的地方。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因为桃花源只是陶渊明抨击黑暗现实而书写理想政治的载体，既非游仙，亦非纪实，但其对社会真实状况有对照意义，故而成为接受度极广的文学意象与文化符号。就承载个人向往而言，文人喜欢虚构神秘的地理场所，并附会为命运之谶，使之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秘密花园。《韵语阳秋》卷十三载：“杜甫诗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则仇池者必真仙所舍之地。东坡在颍州，梦至一官府，顾视堂上，榜曰仇池。自后作诗，往往自称仇池，如‘记取和诗三益友，他年弭节过仇池。’按《唐书·志》，成州同谷县有仇池，与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杂诗》尝曰：‘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送韦十六赴同谷郡》尝曰：‘受词太白脚，走马仇池头’是已。欧阳仲醇父语人曰：‘尝梦上帝命我为长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醇父亡。故东坡有诗云：‘死为长白主，名字书绛阙。’《松漠纪闻》云：‘长白山在冷山东南，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皆白，人或秽其间，则致蛇虺之害。’则知福地何处无之。白乐天之蓬莱山，王平甫之灵芝宫，欧阳永叔之神清洞，皆有诗章以纪其异，其亦仇池、长白之类欤？”仇池是实在的地名，位于甘肃成县，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中即为实指，但《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四、苏轼《次韵奉和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诗四首》其二《见和仇池》中又虚指为想象的神仙福地。长白山亦实有其地，位于吉林，而苏轼《送欧阳推官赴华州监酒》、洪皓《松漠纪闻》中为其赋予宗教色彩。至于白居易所言蓬莱山、王安国所言灵芝宫、欧阳修所言神清洞，均属虚构，并无实地对应。但由于叙述者的名人效应，这些虚无缥缈的地方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理符号，受到广泛的认同与传播。（三）基于辨误建构地理信息符号文学的首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审美，这与以求真为第一要义的地理学有相异之处，故而文学地理叙事存在不准确的情况。对“以资闲谈”的宋代诗话而言，有必要厘清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客观界限及差异，以建立清晰的地理信息图谱。1.辨正地理信息的文学表达在文学叙事中，地理只是一种辅助性存在，服务于情志抒写。这极易造成用文学手段表述地理信息，符合美学标准却有失真之处，读者对此不可全盘采信。《诗话总龟》前集卷六《评论门二》云：“司马相如《上林赋》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谓震泽。按：八水皆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泰山及淮、济，大河焉得东注震泽？又曰：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此文章之病也。”这里指出《上林赋》所述八条河流都流入黄河，不可能再向东注入太湖。《长恨歌》所述峨眉山在四川乐山，根本不在唐玄宗去蜀地的路线上。这些或是行文体例所需，或是渲染气氛所致，都是用文学想象手法代替地理实证，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美学效果，但经不起事实推敲。2.辨正地理信息的承袭误用某些文学地理信息的不确切还可能源自对典故或习语未加辨析的因袭，虽未制造新的错谬，但会以讹传讹，固化原有的误传，宋代诗话对此亦有辨正。《后山诗话》云：“眉山长公守徐，尝与客登项氏戏马台，赋诗云：‘路失玉钩芳草合，林亡白鹤野泉清。’广陵亦有戏马台，其下有路号‘玉钩斜’。唐高宗东封，有鹤下焉，乃诏诸州为老氏筑宫，名以白鹤。公盖误用，而后所取信，故不得不辩也。”苏轼在徐州参观项羽的戏马台，所作《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二首》其一中却使用了扬州戏马台的典故。这是文学手法上的同题迁移，但容易造成地理信息的混乱。除了文学创造的主动致误，被动接受也可能造成谬误。《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三《醉吟先生》引《艺苑雌黄》云：“《琵琶行》云：‘家在虾蟆陵下住。’予按《国史补》云：‘旧说董仲舒墓，门下人至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故东坡诗云：‘只鸡敢忘乔公语，下马聊寻董相坟。’又《谢徐朝奉启》云：‘过而下马，空瞻董相之陵。’盖用此事。郭氏《佩觽》亦尝论此云：‘长安董仲舒墓，名曰下马陵，今转语为虾蟆陵，事出《两京纪》。白氏《琵琶行》，盖徇俗之过也。’”下马陵本为董仲舒弟子尊师重道的体现，但被俗语讹传为虾蟆陵，《琵琶行》中使用俗语而未加考辨，虽无伤大雅，但会隔断该地名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渊源。苏轼《董储郎中尝知眉州，与先人游，过安丘，访其故居，见其子希甫，留诗屋壁》与《谢贾朝奉启》中的正确使用，以及郭忠恕的详细考证，有助于还原地理信息的本来面貌。四、宋代诗话地理叙事的话语价值 地理既是日常生活的现实依托，也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助力，还是深化智识的有效载体。宋代诗话通过展现人文地理的诗性表达，深化地理叙事的情感关联；通过美学视角重新审视地理的文化属性，拓展地理叙事的价值归属；通过辨析地理符号蕴含的话语共识，促进地理叙事的精神共鸣，进而为中国叙事注入新的话语活力。（一）呈现经史地理叙事的诗性意境《尚书·禹贡》与正史地理志侧重地理的自然属性与行政区划的调整变化，突出客观地理事实及政治权力变迁，这是传统“天下观”及社会等级意识的具体显现。宋代诗话则注重诗性赋值，加强与历史文化背景的交融，营造独特的文学地理意境，并带入对地理景观的美学认知，使之显现出别具一格的话语魅力。这种诗性呈现凸显人文关怀及主客体交融，在对地理环境的礼赞中表达出敬畏、向往、珍惜等多种情怀，传递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哲学理念，给客观地理叙事着上情感、心理、审美等多样化的主观色彩，使之更加立体丰富，也更容易被接受。同时，诗话独有的叙事方式与广泛的传播效力让专门的地理知识成为诗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并带有显著的“去中心化”色彩，这为基于不同语境诠释“诗意地栖居”提供了理论范式与典型样本。（二）归纳文学地理叙事的话语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地理叙事通常只是服务于作者的情志表达，由于情志千差万别，文学地理叙事也是内容纷呈，形态各异，让人眼花缭乱。宋代诗话不是散点式阐发，而是通过典型个案与类型分析归纳出它们的主流共性，帮助受众获得更全面的地理认知。地理文学多是通过描写特定景观，或运用相应典故，抒发作者情感，地理显然从属于文学。宋代诗话则反其道而行之，往往从地理视角解读文学文本，归纳它们的话语热点及理论共识，为受众提供系统认识地理的有效切入方式。这种融地理、历史、文学、文化为一体的阐释理路，更具接受广度，有利于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并为地理传播提供了话语依据及实用工具。（三）扩展游记地理叙事的讲述视角游记地理叙事通常采用叙述者视角，借助旅行者的眼光观察世界，地理处于审美客体地位。宋代诗话的叙事视野更为丰富，既有以人为主体观照地理客体的视角，也有以地理为主体的全能视角。前者与游记相似，将地理景观融入人物经历和情感体验，使地理叙事更具生动性与共通性。后者则与游记有所不同，常是客观描述或归纳地理的基本特征、类型规律及意义贡献，使地理叙事具有广阔的宏观背景与立体的知识支撑，有效避免单个叙述者的认知缺角或价值偏执，从而让受众获得综合而非单一的地理认识，也为地理阐释提供了可靠的学理基石。这种兼顾主客体双方的叙事视域，折射出诗话内含的话语张力与融会能力。（四）丰富中国叙事话语的价值体系宋代诗话地理叙事从三个维度深化了中国叙事话语：一是注重人文地理的情感属性。在追求客观事实的同时，诗话也注重地理与人文的内在关联，展示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及互动关系。这不仅增强了地理叙事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也易引发受众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激发话语热度。二是深化人文地理的审美属性。有别于地理著作常有的严谨冷峻，诗话往往把诗性视为地理叙事不可或缺的要素，使之充满诗情画意，给人带来高级美学享受。这不仅丰富了地理叙事的形式和内容，也改变了人们对地理的常见认知，使之登堂入室成为美学的座上宾。三是升华人文地理的价值属性。与地理文学一样，诗话也是多种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既显示出地理与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又反映出地域文化特色和风情，还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和探索。宋代诗话蕴含的这些多重价值指向有益于提升人文地理的文化意蕴与传播力。概而言之，与时间横轴相对，地理纵轴是宋人编织空间美学、建构文化符号、寄托人文理想，进而塑造宋代文明特质的基本载体。相较于经史地理文献侧重自然地理及政区沿革，宋代诗话的叙事重心不在描述地理的自然属性，而在美学赋能，从名胜、风物、文学三重维度揭示出地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话语价值。这说明宋人在俯察地理之时，始终带着审美视角，并将其作为构建文化符号与传播观念的强力支点。同时，基于地理的广域性，这种浸润式升华和散点式联结有助于推动对人文地理的多层次理解，拓展受众的美学认知，并为文学叙事提供了跨界样本与话语助力。编辑：采薇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8期“文学与艺术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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