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郝春文：敦煌文献图版编纂印制的新进展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陆续推出由荣新江教授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以下简称“法藏”），目前已经出版了60册。此书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的“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阶段性成果。该工程被列入“2021—2035国家古籍整理工作规划”和“‘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是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以高清全彩方式编纂印制新一代的敦煌文献图集——《敦煌文献全集》，这套文献图集的最终目标是囊括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法藏”是《敦煌文献全集》的组成部分，也是这套“全集”最先出版的一种。全书预计分160册陆续出版，八开精装，采用高清四色全彩印制，刊布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P.2001至P.6040的图版，涉及文献编号4000余号，图版近40000幅，定名文献6000余种。

　　 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文献自1900年被发现之后，其主体部分被掠往英、法、俄、日等国，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和学术的伤心史，而看不到原材料也成为中国学者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最大障碍。以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而论，早年中国学者只能通过伯希和了解其中的极少数藏品。自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只有刘复、胡适、王重民、向达、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少数学者有机会到法图阅览法藏敦煌文献。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国家图书馆才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片公开出售。20世纪80年代，《敦煌宝藏》陆续出版，其中包括据缩微胶片编纂印制的法藏敦煌文献图版。以缩微胶片和《敦煌宝藏》为代表的第一代敦煌文献黑白图版的刊布，使得多数学者只能就某件或某几件敦煌文书做点式研究的状况一去不返，学者们可以在国内阅读、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并且由于看到的材料比较全面、系统，能够据之开展专题的整理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但是，敦煌文献是数百年至一千年前的手写文书，有的光鲜明亮，字迹清晰；也有很多色彩黯淡，文字模糊。第一代敦煌文献黑白图版拍摄时都是用同一光圈速度拍摄的，其结果是前者文字都很清晰，后者则往往更加模糊不清。这样的情况在法藏敦煌文献表现得尤为严重，学者们在阅读、整理、研究时，常常是明明看到图版上有字，但就是看不清楚，只能望图兴叹！

　　 20世纪9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英藏敦煌文献》（1~14卷）大型文书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34册）和国内外诸多藏家的敦煌文书图版。这些陆续刊布的大开本敦煌文书黑白图版，由专业摄影人员用当时先进的摄影设备重拍照片；印制则采用了当时刚刚流行的电子分色技术；装帧采用大八开形式，一版一印，以便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敦煌文书的文字内容。第二代敦煌文书黑白图版虽比第一代有很大进步，但仍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图版和朱笔书写的文字或修改，以及朱笔句读仍然较难辨识或完全不能辨识。20世纪90年代，高清彩色扫描和高清摄影技术也逐渐应用到敦煌文献的数字化方面。英国国家图书馆策划组织了国际敦煌学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计划把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献彩色图版上网。21世纪初，法国国家图书馆率先将馆藏的敦煌文书彩色图版全部上网，这是第一代敦煌文献彩色图版。这些高清彩色图版使得原来黑白图版上模糊不清或完全看不到的朱书文字，绝大部分都变得清晰可辨了。对于那些墨迹脱落或污损严重的文本，高清彩色图版的清晰度也远优于黑白图版。

　　 现在陆续刊布的“法藏”，其图版的清晰度又高于IDP网站的彩色图版。如IDP网站的图版是1~2MB的JPG格式图片，像素规格96dpi24位。而“法藏”的彩图大部分是20~30MB的tif格式图片，像素规格180dpi24位，图版的清晰度有了很大提升。如P.2011《刊谬补缺切韵》卷一至卷五，该件的抄写格式是以双行小字标注字音，再加上年代久远，有些墨迹已经脱落，极难辨认。“法藏”将其清晰度提高将近十倍，使原来难以辨认的小字均清晰可见（见P.2011图5、图30、图46等）。“法藏”是根据辨识文字的需要来确定图版的像素，不仅整体高清程度优于IDP网站的图版，那些底本文字模糊，或有小字，或有朱笔书写标记者，其像素都提高了几倍至几十倍，使绝大多数文字达到清晰可辨的程度。换言之，“法藏”不是简单的IDP网站图版的纸本化，而是高清程度远超IDP网站图版的第二代高清彩色图版。这一做法在敦煌文献图版编纂印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应该成为将来编纂出版其他收藏单位高清彩色图版的模板和路标。

　　 “法藏”还补充了一些IDP网站遗漏的彩色图版。如P.2046，IDP网站只有黑白图版；P.2061和P.2499，均无图版。这类漏收或遗漏部分图版的号码，“法藏”都给补上或补足了。法图在对馆藏敦煌文献进行修复时，曾将原来的裱补纸剥离下来，这些裱补纸很多是废弃的残文书。法图没有对这类剥离下来的文书单独编号，而是附在原来的编号中，以Piece表示，如P.2023号剥离下来的残片就标做P.2023Piece，多数没有彩色图版。这类遗漏，“法藏”也都给补上了。至于图版的编排格式，“法藏”除了延续以往敦煌文献图集的逐幅逐页展示的方式外，还根据需要设置了总图和局部图。设置总图的一般是长卷，如果只有逐页展示的图版，读者就不易把握长卷的整体面貌。至于局部图，则是根据需要放大某一局部的细节。这极大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利用。

　　 对于敦煌文献图录的编纂者而言，定名是其主要工作之一，也是衡量其编纂质量的重要尺度。由于很多敦煌文献是残篇断简；还有不少类似个人笔记性质的文书，内容杂乱。所以，确定以上两类文书的性质和名称，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关于法藏敦煌文献的定名，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荣新江主编在“前言”中提及先后对法藏敦煌文献进行过编目工作的有伯希和、那波利贞、王重民、黄永武和施萍婷等。目前大家还在使用的几种目录是《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出版）、《敦煌遗书最新目录》（1986年出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2000年出版）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四册，出版于1970年至1995年）。此外，1995年至2005年间陆续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34册）图集也在定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以上几种目录和图集最晚出版的也有二十多年了，而最近二十年敦煌学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有些文书的定名也可以根据现在的研究给予更恰当的名称。“法藏”主编和团队成员不但熟知有关敦煌文书定名的最新信息，对敦煌文献整理定名的水平也处于国内外之前沿，加之掌握了目前最清晰的文书图版，所以在文书定名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弥补了其他目录的不足。

　　 “法藏”在文书定名方面的贡献一是给一些原来未命名的文书确定了名称。由于敦煌文献多数是写本，很多是当事人个人使用的文本，中间转换主人的现象也属常见。所以不少文书正面和背面抄写的内容不同，抄写者也不同，一个号码或一卷往往可以分别列为多个标题。以往的目录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是正背分别著录标题；有时则以正面的内容为主，背面的内容则概而言之；还有一些内容性质和标题一时难以判断，干脆就缺略了。“法藏”则给那些原来概而言之或忽略的文书分别拟定了标题。如P.2002号，正面是《无上金玄上妙道德玄经》，背面有绘画多幅及纪年题记。以往诸家目录均只著录正面的内容，背面的绘画则多以“佛像若干尊”名之，不仅定名笼统，也不准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首次将背面之绘画分为六个标题，比以往目录的定名前进了一大步。“法藏”则进一步给该件背面拟定了十二个标题，即“白画金刚像”“白画供养人像稿”“白画观音菩萨头像”“白画胁侍菩萨像”“白画供养菩萨像”“一人二马图稿”“辛巳五月六日题记”“白画金刚像”“白画人像稿”“白画金刚像”“白画人像稿”“白画相扑稿”。“法藏”的定名，不仅比《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定名增加了一倍，真正做到了所有内容毫无遗漏，而且定名也更加准确。又如P.2014是刻本《大唐刊谬补阙切韵》，该件上粘贴有三张用以裱补的纸条，这三张纸条上都有文字，以往目录均只著录了其中一张纸条上的“后唐清泰五年（938）敦煌县令吕状”。《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给另外一张纸条上的文字拟名为“寡妇阿阴状”。“法藏”编纂者发现与“寡妇阿阴状”粘接在一起的另一张纸条上的文字不属于“寡妇阿阴状”，将其定名为“某人谢状”，遂使其定名趋于圆满。二是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定名。如P.2020正面，以往的目录均只著录为“粟特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据其内容拟名为“佛与净主人关于十二相的对话”。“法藏”考定其为粟特语《究竟大悲经抄》，纠正了原来错误的定名。三是进一步明确不够确切的定名。如P.2023Piece，《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拟名为“阴恒庆阴流定残片”，“法藏”将其比定为“社司转帖”，将描述性的拟名确定为符合当时习惯和惯例的准确名称。又如P.2011第二件，以往诸家目录和图录均定名为“祭文”，“法藏”则据其内容拟名为“唐辛酉年（901）七月二十二日侄女祭大阿耶文”，不仅确定了此件的年代，还增加了祭奠者和被祭奠者的身份，从而最大限度地向读者提示了此件所蕴含的学术信息。

　　 如果用更高的标准要求，“法藏”也还有值得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如文书图版的重行问题需要有更严格的规范。由于敦煌文献有很多是长卷，在采用逐页展示方式进行编排时，为方便读者确定次页的内容和前页是否衔接，一般会在次页首行重复前一页的末行。以往出版的敦煌文献图版，一般是次页重复前页的一行或两行。“法藏”目前的状况多数是重一行，但也有重两行（“法藏”二册135页）或三行者（“法藏”一册176页、“法藏”二册217页），还有重半行者（“法藏”一○册63页）。鉴于现在的技术手段已远胜于前，希望以后各册能有更严格的规范要求，最好只重一行。“法藏”对所收文书的拟名，虽然绝大多数以往未拟名的文书都拟定了名称，但也偶有遗漏，如P.2042，标题5“大佛名十六卷略出忏悔卷一”，最后有“麦粟粟黄麻油面”一行，此行文字显然不属于前者，按“法藏”体例应单独拟名为“杂写”。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讨论，可能是出于各册页数平衡的考虑，有的长卷被分别编印在了不同册中。由于一个长卷是一个整体，而目前各册实际也未能做到页数的绝对平衡，所以还是应该将一卷文书放在一册中比较恰当。

　　 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原材料始终是最重要的。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到英、法、俄等国直接阅读敦煌文献原件仍非易事。一部敦煌学学术史表明，以缩微胶片和《敦煌宝藏》为代表的第一代敦煌文献黑白图版和以《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敦煌文献黑白图版的刊布，都曾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以IDP网站彩色图版为代表的第一代敦煌文献彩色图版的陆续刊布，也给中国学者阅读和利用敦煌文献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鉴于IDP网站的彩色图版仍有提高的空间，而且藏品至今未能全部上网，笔者在2020年向学术界提出重新编纂出版高清全彩敦煌文献图版的建议（见《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光明日报》2020年8月17日史学版）。随着以“法藏”为代表的第二代敦煌文献彩色图版的陆续问世，以后其他收藏地的藏品也将以“法藏”为模板，陆续推出。可以预期，以高清全彩方式编纂印制的新一代《敦煌文献全集》全部出版以后，国内外学者阅读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将得到很大改善，而这也必将极大地推动国际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