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王成 邓倩：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境遇与实践要求

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必然。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性攻关期。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以全党和全社会之力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让乡村民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如何在新时代充分发挥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优势，优化乡村振兴战略格局，对于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关于乡村振兴的内涵，即指提升农村内生动力改善乡村风貌，其目的就是满足社会需求，维持基层稳定和国家权威，实现农业农村的“善治”。二是关于乡村振兴的价值，既要设计科学、合理的规范和制度，又要激发“人”的自觉意识，才能实现城乡良性互动。三是关于乡村振兴的路径，必须更好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中介组织、社团、行业组织的作用，形成社会治理合力。四是关于乡村振兴水平的测量，必须体现民主、法治等原则，从社会民生、社会公平感、居民幸福感等主客观因素考虑进去。上述研究成果表明：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为其提供了足够的政策空间与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农业农村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双循环战略核心环节和战略动力源泉。本文基于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背景，阐释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进而实现对现有运作机制的革新与完善，以期为乡村全面高质量振兴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引。

由古及今，农业、农村和农民始终是数千年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新时代乡村文化在接续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之外还承担着以下几个方面功能效用。

文化是道德产生和生长的基本场域，道德与文化具有共通性和同构性特征。作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总是现实而又具体的，没有离开具体现实条件的抽象道德，没有脱离社会历史背景的永恒道德形式，任何道德观念都有其不同的时代和阶级限制。道德一经产生就有其相对独立性，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教化和意识形态控制手段，与文化内在关联又彼此区别。从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先贤到东方孔子、老子、孟子诸子百家，“轴心时期”的贤人达士无不强调“公序良俗”在“意义”“秩序”层面重建与重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道德作为调节基于利益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方式和规制，是衡量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具有历史性特征。一般而言，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两个范畴，私德适用于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关系调整；公德则是用于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就政治伦理学而言，道德本质上指向“善”。古代希腊哲人认为，知识是指从具体现实的道德理性行为中寻求各种道德的一般而普遍的定义。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共性，具有永恒的价值性和普遍的意义性。随着科技革命向纵深领域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历经颠覆性变革。实现富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充分利用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深刻透视、反思与整合和引导当代中国文化，有利于充分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基于此，以文化振兴作为现代乡村振兴和提升乡风文明的路径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支撑。

在社会主义情境下，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最为具体的体现形式，是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根”和“魂”。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是道德文化的主要载体，道德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文化的产生、发展、转换与升级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人的主观选择性与社会规律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和制度认同以文化认同为根基，没有文化认同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难以持续稳固，而文化认同的根本又在于道德认同，因此在我国当前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引领广大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和道德认同。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阶段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石，只有立足于农村、农民的一般性特点和实际情况，切实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使农民坚定理想信念、培养道德情操，奠定乡村振兴之基，筑牢乡村振兴之魂。道德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向度，可分为对先进文化以及对落后、腐朽文化两种样态，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阻碍和延滞作用。

文化是实现价值和引领价值的载体和媒介，二者好似一对孪生儿，没有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振兴只能是“镜花水月”。文化振兴与发展暗含价值的实现，没有不包含价值的文化。解码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以及当代中国的兴旺发达的奥秘，一个重要的维度在于：中国文化经由文化自闭导致的文化虚骄与文化自卑的两极病态以后，在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洗礼下，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整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沁润与指导下得到了深刻重塑，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再次崛起准备了前提性条件。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核心，乡村振兴需要以乡村文化振兴为其起点，何为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从其整体性意义来看，乡村振兴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与进步，才能真正实现这种意义上的蜕变与转化，其前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从哲学的一般理论和范畴出发，价值则指代物的属性对人的需求的满足，体现了客体与主体的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出发，价值是基于利益之上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在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以认识论的视角出发，价值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是一种主体利益在对象化世界的映射和投影。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超越，最重要的表现在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人在其本质意义上将成为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的中心，而不同于在资本主义语境下人的物化与异化。价值无疑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和引领民众的手段和方式，文化是教化人心的基本方式和手段。基于文化而形成的价值理念包含社会主体对共同理想和信念的信仰和追求。文化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则是蕴含于文化之中的一条主线，价值决定文化，文化反映价值。

乡村文化的改造与发展对于乡村社会的改造与发展而言，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和地位。乡村振兴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价值维度的实现而言意义重大，是实现中国乡村文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代中国乡村振兴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因素互动的系统工程，包含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主体的现代化以及文化现代化。其中，主体的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程度具有主导性和引领性。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一文中认为现代社会中历史的发展是贯彻人的“各种意志”的活动，而隐蔽于技术统治之下的人的存在则是“散见于文化与文明的广泛领域之内”。我国是一个有着绵延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今天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次深刻重塑。伴随时代变迁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乡村社会的需求越来越体现出双重性特征，即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的统一。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的引领。可以说，一旦失去具有正确价值追求的文化指引，乡村振兴要么失去灵魂。基于此，乡村文化振兴是决定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关键一招”，只有自觉将乡村文化振兴摆在振兴“三农”的首要地位，才能有效抵制“意识形态终结”“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对乡村振兴的干扰和阻碍。

乡村振兴离不开物质文化的支撑，更需要精神文化的推动。人世间一切美好的理想与追求，以及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靠不懈奋斗才能实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立足于文化自信，用理想信念集聚中国力量，用中国文化激发中国智慧，用中国自信展现中国精神。人民富足、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文化自信，而乡村振兴也离不开乡村文化的振兴。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力量源泉已经由“物质空间”向“知识空间”转换，乡村文化振兴与发展已经成为先进生产力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的内源性动力。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主体和主力军，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动员力度，把乡贤文化与桑梓情怀有机勾连，让农民真正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内涵、具体措施、发展前景，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为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形态，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当代中国乡村文化重塑的思想保障。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曾指出：经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以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为之一新，精神上已经“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城乡融合、协调推进、产业融合、文化守护和改革创新的国家战略，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把乡村文化振兴有效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使之不断向日常生活加以渗透，多形态、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和宣传乡村振兴战略成果，有助于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在他们的著作《理性的衰落》和《启蒙辩证法》等中就将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的理性的形式化和现代化视为一种“文明涂地”和“野蛮复归”，而主体在其本质意义上丧失了理性和人本身，整个人类社会及其精神世界就像“着了病魔似的”，借助工具理性以及技术培训来提高大众的能力，最终只是将其塑造为资本主义操控下生产系统和社会机构服务的“仆役”。以他们的视角出发：“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这个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更是沿着这条道路致力于对资本逻辑下后工业社会文化和文明的批判，进而极大发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名的“文化批判理论”。马尔库塞认为，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作为一种虚假的或是被歪曲的意识形态成为诞生于人类社会却又操控人类社会的一种异己的外在力量，“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循此路径，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性概念下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实现主体，需要把外在动力变为内在动力，把盲目的动力变为自觉的动力，这是个人主体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新时代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境遇

乡村振兴在根本上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情，只有通过乡村文化的道德维度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加以引导，才能在更深层次和更高维度推动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振兴中存在诸多痛点、堵点和难点。

首先，工业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不平衡和自我割裂。在我国乡村振兴和发展过程中，乡村经济振兴与乡村文化振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一方面，乡村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导向，缺乏内在文化支撑的农村经济往往难以实现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乡村经济则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因而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保障，发达的乡村经济能为乡村基础文化设施提供经济支撑，提高村民的文化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使空心农村、失地农民等新问题日益凸显，乡村传统伦理、邻里信任，以及生活方式等不断受到冲击。总体来说，乡村基础文化设施文化功能发挥有限，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目标相距甚远，造成二者陷入恶性循环和相互掣肘的困境之中。其次，城镇化导致现代乡村人口的单向度流动，加剧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衰落。城镇化对现代乡村和乡土文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城镇化在推动乡村居民从乡村向城镇流动的同时，迫使大批乡村居民离开世代繁衍栖息的乡土长期居留城镇，抽走了农村大量有知识、有技术且年富力强的劳动力资源，使“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愈加明显，边远地区中有些村落甚至随着留守老人的逝去无人居住而逐渐消陨，这种“有去无回”的单向度流动在意义和秩序层面瓦解了传统农村中稳定的乡缘、业缘以及维系其中的情感纽带。最后，城镇化与工业化交织之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乡村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影响到乡村文化建设尤其是乡村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乡村文化衰落、危机与转型根本上是由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二元经济的外化表现，在本质上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乡村发展的不充分，这在理性层面的直接结果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精神层面的贫乏为代价的。在多元张力的冲击之下，乡村振兴在事实上形成一种二律背反。一方面，在工业反哺农业以及城镇化延伸效应的刺激之下，乡村社会经济在其总量上一再出现跨越式增长的虚假镜像，物质文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和档次得到了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空心化”“老龄化”又导致大量基础设施的荒废，乡村精神世界在意义层面逐渐“虚无化”，所建文化和基础设施利用率一再下降。

首先，农村劳动力的单向度流动及其价值观错乱削弱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力。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进城务工，既推动了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又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实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双赢”与“共生”。然而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资本逻辑支配下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进一步吞噬导致农民工群体在意义层面的虚无化和无力感，农村个体的孤独、迷失和焦虑使得一些农民工个体变成游荡于都市的“流浪者”，他们在城市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城乡差距拉大的事实对于农民工群体以及乡村主流文化无可避免地形成了冲击。其次，传统乡村文化的功利化和传统乡村道德的虚无化削弱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公信力。乡村社会呈现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织、城市文明和乡土文化激烈碰撞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使乡村文化发展迷失方向，造成文化断裂和价值观错乱。随着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思潮在城乡社会广泛传播，使乡村居民价值观念从相对统一趋向日益弥散化和多元化，在价值选择上更易产生困惑。在市场经济的推波助澜下，一些乡村居民以金钱标准取代了道德标准，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道义责任，价值取向更加功利化，人的价值在意义层面逐渐沦丧直至虚无化；一些乡村社会风气日益低俗化和奢靡化，操办红白喜事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封建迷信活动盛行，盲目信教之风蔓延，聚众赌博现象屡禁不止，在纸醉金迷之中意志消沉。最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冲击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力。在乡村与城市现代性碰撞与互动之中，其背后隐藏的无序竞争的资本逻辑是导致乡村社会价值观和信仰发生变异以及现代社会撕裂的重要原因。乡村文化的异化无疑是乡村社会最为深层次的异化与脱轨，是关涉人的本质性异化。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国内一些“网红村”应运而生，这些“网红村”大多数依托网络积攒人气后通过售卖土特产获利，由此催生的“饭圈文化”和粉丝文化、直播文化有效推动了村域经济的发展，但有些网红主播为了能够以网络直播形式传播低俗文化和恶搞文化，甚至假借网红经济之名大肆传播淫秽色情文化，有的为了增加点击率和点赞率，不惜造谣惑众、颠倒秩序、混淆视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首先，基层治理主体责任缺失致使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突出。各级乡镇政府主导、协调和管理的职责对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影响着乡村文化振兴实现进程和建设效果。然而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部分基层政府过于注重经济绩效和生态环境追责，乡村文化振兴和发展因为其不能快速取得政绩而被悬置，多数基层一把手往往把工作重心向经济事务倾斜，缺乏主动加强文化建设的意识。长期以来，大量优势和优质文化资源、文化人才和文化服务集中于城市，政府对于城市文化建设的投资也远高于乡村，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导致了文化的二元结构，乡村文化发展条件和机遇愈加难以和城市相比。其次，乡村文化建设流于形式导致乡村基础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部分乡村基层政府把文化基础设施的修建视为“面子工程”，重建设、轻使用，图书室、活动室等公共设施有名无实，平时冷冷清清，检查时敲锣打鼓、热闹非凡，乡村文化振兴被看成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点缀和“门面”，其基本设施一再被挪作他用甚至废弃，很多举措流于形式和口号，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不高。同时，留守在农村居住和生活的人口中很大比例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人员不仅无法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任，更使乡村治理主体乏力，不能承担起乡村治理的重任，特别是影响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行。最后，地方政府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导致部分乡村文化振兴未能与乡村实际情况相结合。基础文化设施是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乡村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不可或缺的场所。一些地方的农村文化基础建设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严重缺乏，不少地区乡村居民文化生活贫乏，宗教、迷信、赌博甚至淫秽色情活动乘虚而入，成为乡村居民主要文化形式。一些地方文化设施的建设存在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对地方特色资源的结合与利用被忽视，对乡村文化遗产挖掘不深，特色文化资源流失，各地文化建设模式千篇一律，自然地域特色被掩盖。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践历程中，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的统一，把乡村文化振兴放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从而不断增强制度效能。

文化不可能是脱离社会形态的“普世存在”。文化振兴和文化自信的根基在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价值。确立一种适合当代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具有规定性的伦理秩序、道德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乡村社会重构的首要任务。萨义德从意识形态视角出发认为，文化并非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而是多元力量角逐以及权力较量的“场域”。“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在解析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权力结构时即已指出其政治权力的核心不在于绝对的暴力和强制，而是其占据霸权地位的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哈佛大学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概念一经提出和阐释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从其视角出发，与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类传统有形的“硬性命令式力量”截然不同，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作为国家软力量的存在形式和话语构建资源，以柔性、隐性或无形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吸引力、强制力、竞争力和渗透力，与社会层面、个体层面、心理层面理论与实践等多维空间相互关涉。这就是说，文化作为观念的内在存在和外在表现形式，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阻碍和延滞作用。众所周知，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激烈竞争与博弈中，任何一个民族要站稳脚跟，实现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必须保持其精神独立性和文化稳定性。社会主义国家的乡村发展与振兴一旦在精神文化领域失去自身特质，无限融入异质性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资源，最终只能亦步亦趋，甚至有可能经由“颜色革命”重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体系附庸存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点在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乡村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不能例外。“中国气派”“中国话语”抑或“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就是要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再生和话语转换运动。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形成，建基于文化力、自信力二维有效融合、再生，是实现“西方话语”向“中国话语”转变的关键，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规模与速度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为我国经济社会特别是城镇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需潜力和推进动力。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打破了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利益格局相对单一、集中的基本态势，走向了利益多元化、平等化和契约化趋势，但在此过程中逐渐滋生的利益差距、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和“理性经济人”思维加剧社会割裂与不平衡状态，给乡村文化振兴形成严峻挑战。迅猛发展的市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特别是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主导的城镇化的发展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近年来伴随乡村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受到侵蚀，村民之间的交往日趋功利化，维系乡村的价值基础遭到破坏，乡村文化和乡土秩序逐渐松动乃至崩塌，黑恶势力和黄赌毒盗拐骗等犯罪行为乘虚而入，造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失范，文化复古主义、国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主义和汉族地区基督教思想夹杂激荡、沉渣泛起。

文化具有反复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等多元复杂特征。理论的先进性取决于实践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立基于革命性和批判性。如前所述，现代工业文化在我国乡村社会的“安营扎寨”使得社会的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一再遭到冲击与削弱，大众文化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形成垄断甚至操控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使得现代乡村文化丧失其内在的超越的维度，出现了众多的“逃避现实者”。社会主义文化是作为人类社会全新的观念存在，本质上与西方文化形态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存在差异性。基于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必须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之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是中华文明奔腾向前的不竭动力。恩格斯曾明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全球化历史的大逻辑出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体进程中始终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构、建构和重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社会面临急速转型和剧烈调整变动，错综复杂的现代性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此，乡村文化振兴在话语的时空维度仍然面临挑战，必须正视这种复杂性、反复性和艰巨性。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复杂的态势、信息传播技术的深刻变革以及转型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和调整，乡村文化振兴是党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现实性问题，全面研究新的历史时期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振兴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其中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农耕史，以农耕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乡村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振兴助力乡村振兴，依托传统乡贤文化培育现代“新乡贤文化”，把“塑形”和“铸魂”紧密结合，防止只重形式而忽视内容，注重传统乡土文化向现代乡村文化的转型。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内蕴，传承农村耕读传世、仁爱孝悌、克勤克俭、敦亲睦邻、笃实诚信、守望相助、谦和好礼等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守护好中华文化的根脉。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结合时代发展与社会需要，将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内容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之一。实现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双重维度进行分析和把握，勾连其规律属性与价值属性，并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12挖掘传统民间文化资源，培育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乡村文明。要保留乡村风貌，坚持传承文化。加强乡村社区文化建设，要注重突出发展乡土文化特色，充分发掘本土的人文资源、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资源，并对之加以整理、保护、传承和利用，使之成为农民所共享的丰富精神财富。

理论创新的根本驱动力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社会生活需要的扩展和延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农”问题的存在与发展存在着内外两个方面的促动力。一是经济领域的革故鼎新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水平与中国乡村经济水平很不匹配，这是内生变量；二是受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叠加交织，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及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侵入，使得乡村文化领域更具多元性、挑战性，这是外生变量。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真正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就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构建中国话语，超越西方中心话语体系。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背景下，只有不断改进民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才能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从根本上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当前，中国社会和广大农村正处于价值重建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全方位提升和构筑乡村文化自信，从而在更广泛领域和更深层次推动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与道德的认同和建构。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和农村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乡村文化对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更富渗透力和控制力，对于社会大众的思维导向、政治认同以及价值认同产生了潜隐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即已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为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一方面，我国经济领域的持续快速发展，为乡村文化振兴带来机遇；另一方面，广大农村民众的教育和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社会保障等问题都深刻影响其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直接决定了乡村文化振兴能否实现。只有解决事关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的民生问题，确保其正当利益需求不受侵扰，切实解决其实际问题，才能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这就要求我们，把拓宽乡村人民群众利益获取、分配、保障渠道和改善民生公平公正放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不让其感受到被边缘化和被剥夺，将社会转型中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分层保持在合理区间以确保不出现“极化”现象，弥合工具理性支配下市场经济中价值理性的缺失以及利益矛盾凸显所造成的社会撕裂；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建设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加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实施惠民文化工程，特别是推进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一系列惠民工程的建设，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其他农村文化供给，举办农民书画展、摄影展、文艺会演、体育赛事以及乡村地区节庆活动等，为农民群众搭起展示自我的平台。（原载于：《中国农村研究》2023年第2期，第207-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