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策略] 孔涛：深化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研究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我国国家安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重大飞跃，必将对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研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性工作，是时代的呼唤，是理论工作者的政治责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国家安全工作进入了新的时期。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党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安全环境。”“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党和国家的“基础性工作”，这一定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世界发展大势相一致，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迫切需要。那个时期，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势头强劲，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形势总体稳定。

2008年起，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更为严峻，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017年对世界大势作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为推进国家安全研究、加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国际安全形势的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提高国家安全学科服务和支撑国家安全的能力。

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系统的学科理论和知识作支撑。范维澄指出，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定位是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综合性、交叉性核心支撑学科，培养具备宏观、全局和全球战略思维及观大势、察风险、谋远略、控全局能力的国家安全专门人才。国家安全学四个二级学科方向分别是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技术。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安全工作的规划指引，国家安全技术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技术支撑，国家安全治理是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下国家安全工作的具体实践。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是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技术、国家安全治理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成长，关乎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技术和国家安全治理的研究。

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是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统领。目前，我国国家安全学还没有形成成熟、系统的学科理论，有些理论文章停留在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粗浅解读层次，高质量的国家安全学理论教科书非常罕见，严重制约国家安全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强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体系，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学，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体系，除具有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作为“交叉学科”门类的综合性、交叉性特质外，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实践性、历史性、开放性。政治性，即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时代性，即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要求和世界大势，致力于服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时代命题。实践性，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指导我国国家安全治理工作。历史性，即根植于悠久而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从中汲取历史智慧和文化滋养。开放性，即坚持改革开放，始终面向世界和未来，善于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共同安全提供理论指导。以上几个方面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的特色内容及构建路径。

第一，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大力推进国家安全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学理化。全面系统研究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国家安全的创新性、引领性、标志性论述，阐明其蕴含的学理、哲理、道理。推动传统和非传统领域国家安全有关论述的学理化、系统化。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和学科理论核心，提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根本理论、重要理论。

第二，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老一辈革命家的国家安全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不同历史阶段，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提出了许多国家安全观点、思想、理论。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其远见卓识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国家安全思想、理论与战略，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这些国家安全观点、思想、理论，涉及不同阶段的国家安全形势和多个领域，经历了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宝库，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的重要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应结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站在新时代的视角，历史地、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进行理论概括和创新发展，以此夯实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的根基，丰富其内涵，拓展其深度，增强其理论力量和实践作用。

第三，深入发掘中国历史中的国家安全思想。从先秦经秦汉、唐宋、元明清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创造了大量的生存、发展、安全智慧。许多杰出的执政者和知识精英创造和总结了深刻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留下了众多关于国家安全的观念、思想、韬略和学说，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汲取了丰富的国家安全智慧，他强调“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并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阐述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的构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古为今用，系统梳理从中国古代到近代各时期留下的国家安全观点、学说和实践案例，深度发掘其理论价值，充分汲取其历史智慧。要立足新的时代需求，遵循学科理论构建的逻辑，对国家安全方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的历史文化底蕴，增强其民族特色和魅力。

第四，研究借鉴国外优秀的国家安全理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坚持共建共享，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这些政策、策略决定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必须拓展世界眼光，以开放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胸襟借鉴吸收各国国家安全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维护和塑造我国国家安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坚持以我为主，增强“四个自信”，以开放胸怀，对他国国家安全理论的先进因素，大胆借鉴参考，加以中国化、时代化，以始终保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的优势。同时，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对他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消极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理性批判，为维护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提供有力理论武器。此外，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通过学术交流渠道，开展国家安全理论的国际对话，展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的科学性、优越性，扩大各国战略学术界之间的共识，为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发挥引领作用。

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全发展，同时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既要防范化解有可能阻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又要管控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太空、海洋等领域的基础性、关键性安全风险。国家安全学研究应坚持创新驱动，加强政产学研用结合，生成“新质学术生产力”。

国家安全学是一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价值追求的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当前，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扎实推进，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更加牢固，有利条件增多。同时，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新情况新问题和风险隐患增多，重点领域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化解任务繁重。同形势任务相比，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形势和任务呼唤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开拓创新，更对国家安全学学科提出了研究解决国家安全重大现实问题的迫切需求。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必须响应时代呼唤，以强烈的使命感、宽阔的视野、鲜明的目标导向、敏锐的问题意识，加强对国家安全重大急迫现实问题的研究，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理论指导、战略参考、治理方案和技术支撑。

国民认知风险问题。人民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国民对国际国内重大现实问题及相关决策的共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思想基础，直接影响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及国家安全技术运用，在重大风险发生的关键时刻发挥巨大作用。2017年，美国首次在军事上提出“认知战”概念。此后，西方国家将认知战运用于策动“颜色革命”、挑起地缘政治冲突、开展大国博弈。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大国竞争、战争与和平等重要问题的国民认知状况，都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对此，必须从全局高度、战略高度加强科学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为主动塑造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共识、预防化解国民认知风险提供可行方案。

社会安全风险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经济社会发展是社会安全的基础。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时期，一些领域的社会矛盾相对平缓，群体性冲突、个人极端事件下降。当经济、就业和收入下行压力到一定“阈值”，社会矛盾、群体性冲突和犯罪风险有可能上行，社会安全的脆弱部位容易出现高风险。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在此背景下，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波动变化，社会安全事件多年持续下降的态势在局部有可能短时小幅度反弹。对此，应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统计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等多学科方法开展典型调查，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开展多领域监测分析，科学研判，及时预警，提出疏导化解之策。

经济金融风险问题。我国经济历经各种困难挑战保持了健康、可持续发展，2023年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前景光明。也应看到，受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和国内结构性矛盾等因素影响，经济、金融方面存在较多风险因素。防范金融风险，标本兼治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维护经济金融大局稳定的任务艰巨。与此同时，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仍不容忽视，类似2018年美国次债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和中东地区社会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对此，应跟踪研究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掌握国内经济、金融、财政风险因素底数，建立数据库、分析模型和指标体系，分析成因、特点、演进规律，预测风险趋势和影响，提出应对国内外金融经济风险的有效办法；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向社会、政治领域传导，防范国际势力插手破坏我国经济金融大局，防止形成系统性风险。

恐怖主义风险问题。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但是，反恐怖主义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际反恐困难挑战严峻，有的国家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搞“双重标准”，甚至利用危害其他国家的恐怖组织服务自身地缘利益。国外各类恐怖极端势力借乱生事、跨境勾连，恐怖网络蔓延扩展。今年3月22日俄罗斯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袭事件、3月26日巴基斯坦达苏水电站项目中国企业人员遭遇恐怖袭击事件，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应居安思危，高度关注公共安全特别是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加强对国内外恐怖主义势力和反恐战略、政策的应用性学术研究，建立数据库，完善预测预警平台，丰富政策工具箱，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科学支撑。

科技发展风险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历史和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表明，科技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发展决定一国多方面的国家安全能力，并直接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因此，为保证我国高科技安全，捍卫我国发展权利，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认真研究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如西方极限打压、断链断供断交流以及国内创新体系、科技体制、科技评价等方面制约因素，从法治、战略、政策、外交等方面提出对策，预防化解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安全风险。同时，高度关注高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引发的新兴风险，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基因技术、量子计算等方面科技发展及其应用给我国经济、社会、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造成的安全风险。坚持边发展、边治理，组织科学家、技术专家、企业家、政府治理专家研究高科技发展趋势及其风险发展趋势，建立风险等级测试评估体系，完善国内综合治理的体制、法律、政策、技术和制度，参与制定全球治理原则、框架和标准规范，推动政府、高科技企业以及国际社会协同治理高科技风险。

超大城市总体安全风险问题。城市是产业和人口集中的优势区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是人民安全因素高度集中的地理空间。超大城市是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支撑，超大城市安全对于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超大城市安全是系统工程，既要统筹城市发展和安全，也要统筹城市内部各领域安全，还要统筹城市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对超大城市安全的研究，要多学科发力、跨学科发力，在城市治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城市公共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单一领域安全，上升为城市总体安全的研究。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国家战略高度，聚合理工农医、社会科学等多学科力量，运用系统方法，综合诊断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的总体安全风险、中长期安全风险，提出一揽子对策，做到“一城一策”“动态施策”。坚持底线思维，深入分析超大城市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改革开放等方面重大风险，盯住关系国家和区域安全的科技、产业、金融等领域和重大基础设施，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的研究，夯实超大城市安全发展的基础。（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