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周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空间

周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城乡融合空间形态的生成和发展，伴随着城乡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有效结合，相关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城乡关系演变的战略目标和根本遵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保障，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空间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基于二元经济的城市化理论是一种乡村转化为城市的理论，其前提是把城市与乡村视为两个不同的空间板块。二者在产业结构、技术、文化、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景观特征上有明显的差别，在地理上有清晰的分界线。乡村板块向城市板块的转化即城市化，从城市化进程开启以来，城市便逐渐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导地位，乡村则被忽略，城乡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城乡差距。

实际上，尽管城市和乡村有自己独特的空间景观、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风格，但作为地理概念，城市和乡村的分界并不清晰。特别是在城乡交界区域，要素、人口、产品、思想等在城乡间频繁流动，乡村居民向城市移民的同时，城市资源也向乡村转移，很难将城市和乡村分隔开。即使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给城市和乡村划分一条分界线，这一界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渗透的。考虑到城乡边界的模糊性、交叉性和变化性，应对城市偏向的观念和政策予以反思，尤其是到了城市化中后期，随着城市化率长期持续平稳、逆城市化不断加深、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日益均等化，城乡融合将成为必然趋势。

从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来看，美国的外郊区和城乡连续体、澳大利亚的乡村居住点、亚洲国家的Desakota区域以及非洲的次级城镇等城乡融合空间形态，以现实的存在打破了城乡二元简单转换的思维定式，表明在典型的城市形态和乡村形态二元空间之外，存在着城乡融合空间。当下日益普遍的资本下乡、乡村旅游、城市居民移居农村、乡土青年返乡创业等现象，表明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正发生方向性改变，城乡关系由乡对城的依附和城对乡的帮扶向城乡互促共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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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在实践中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遵循“贸工农”发展思路，在乡村地区大规模发展服务业和工业，乡镇企业快速成长，不仅解决了大量乡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而且使乡村生活和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与城市没有明显区别。以城镇为中心形成多个城乡交错带，相互之间通过现代化交通和通信设施相连接，是珠三角在空间形态上的特征。

珠三角空间模式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因而具有明显的不可复制性。随着20世纪90年代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出现了城市边缘区形态，它是一种亦城亦乡的过渡空间，一方面城乡互动、交流活跃，另一方面城乡要素混杂、二元矛盾突出。城市边缘区内，乡村在保留部分原有经济的同时，接纳了大量城市外迁产业和新兴产业，工业开发区与农业生态园并存，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交错，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混居，征地拆迁、生态环保、产业布局、治安管理都面临各种问题，农业功能发挥和乡村工业化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从实质上看，城市边缘区是一种城市主导的城乡融合空间形态，乡村更大意义上是被动接受者。这种模式脆弱且不稳定，是城乡的一种机械混合，并未实现真正高质量的有机融合。

进入新时代，产生了以乡村为主体的城乡融合空间形态标杆示范乡村，该模式下的城乡融合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乡村在开展农业规模经营和发展高端设施农业的同时，或开发与当地物产相连的第二产业，或依靠优美的自然风景开展旅游、商业、培训等第三产业，实现乡村资源与城市产业的融合。其次，乡村大多拥有国家级景区，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景观上是典型的乡村风貌，同时，村里建有影院、公园、博物馆，定期开展读书会、运动会、文艺汇演、敬老活动，实现乡村景观与城市文化的融合。最后，按照城市社区建设标准，在县城为村民建有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专人负责管理安全、卫生、交通等事务，定期为村民提供健康普查和宣传，村民以乡村居民身份获得了城市社区的精细化管理和服务，实现乡村身份与城市治理的融合。

在乡村的基础底板上呈现城市元素，或者说城市特质借由乡村空间来表征，是标杆示范乡村的核心特征，充分体现出立足乡村、多维融合的新时代城乡融合特色。从立足乡村来看，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通过土地、金融、技术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改革，变乡村资源为资本，拆除横亘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墙垛，打通城乡路径，依托乡村空间和景观，在产业、文化、社会层面注入城市特征，重构乡村功能与空间组合。从多维融合来看，利用乡村自然风光和生态环境开发旅游康养和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借鉴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管理村庄，以人为核心为村民创造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化生活，在乡村这一空间上实现城乡在产业、治理、民生层面的多维融合，新时代的标杆示范乡村成为新型城乡关系下城乡融合空间形态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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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珠三角空间模式到城市边缘区再到标杆示范乡村，所经历的发展变化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进程密不可分，同时受到土地管理、城市规划、户籍制度等体制性因素影响，折射出城乡融合关系的发展演变脉络。

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包干到户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面对有限土地的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在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就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农民的选择，也是珠三角空间模式形成的历史原因。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以及乡镇企业的衰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城市地域范围不断向外拓展。这一时期，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土地城镇化特征显著，由于城市边缘区存在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开发意愿强烈，加上政府主导的园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大量城市边缘区的出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面对土地城镇化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在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时，大力倡导就地就近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事关城市，更要求城市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

新时代的标杆示范乡村立足乡村，实现了空间、产业、治理、民生层面的多维融合，借助乡村资本开发、农业生产技术革新、移动居住、村庄开放、乡村基础设施改善等“融”的手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空间。(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8月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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