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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7月23日晚，CF40学术委员、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上，围绕“走出外部失衡”这一主题，分享了自己的最新观点。
高善文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引起了各方广泛的关注，并且自二战以来总体上自由和平的国际经贸秩序遭遇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维护国际经济体系一事具有巨大的自我利益。 高善文提出，作为如此大的经济体，中国的贸易盈余波动必然会对其他国家形成重大的外溢效应，从而对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政治上的反弹。 而政治上的反弹，会影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的存亡问题。 出于此番考虑，中国可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础，去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至少做好解释工作。 或者，利用 WTO 这样的平台，去维护自由贸易制度。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重视中国自身经济体量大造成的制造业波动的溢出效应， 必须考虑引导资本的流动，并实行主动的贸易管理措施。 在发言中，高善文博士还对此前重要会议公布的内容进行了部分解读，其言令人振奋，也值得反复琢磨。 投资报（liulishidian）整理精选了高善文博士分享的精华内容如下： [color=rgba(0, 0, 0, 0.9)]
国际经济和贸易秩序 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 今年以来，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开始引起非常广泛的注意。 特别是，贸易失衡与一些被认为是中国在积极发展领域的产能过剩，引起了一些国家严重的不安，从而成为了一个在经济和政策领域受到很多关注的话题。 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依赖于很多的协调和运作机制。 其中，恰当地、明智地处理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是维持这些协调机制非常重要和基础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能把在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总体上自由、和平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秩序视为理所当然。 实际上，它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 特别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在这样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维护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自我利益。 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或更早时期，联合国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的时期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它的变化，会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 中美储蓄率的变化 在很多时候总是反向而动 张斌把贸易失衡分解为周期性的部分和趋势性的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巧妙的做法。 从对于趋势性的描述角度，简单来讲，很多人公认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储蓄率太高，美国的储蓄率太低。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归纳简单地说，贸易失衡总是表现为过剩的储蓄。 之所以有持续的、趋势性的贸易失衡，是因为你总是储蓄太多。 作为这个问题的另外一边，是美国人储蓄太少。 如果我们去检查与储蓄相关的很多统计数据的话，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包括美国现在，特别是疫情结束以后，它的住户部门的储蓄率，相对疫情之前的较长时间，又再次出现比较大的下降。 但是你去检查欧洲等等的很多国家，这个变化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对解释趋势性的变化来讲，从储蓄的角度应该是一个十分便利的角度。 而且非常令人惊讶的就是，中国储蓄率的变化和美国储蓄率的变化，在好多时候总是反向而动。 这种关联之间也许有一点因果关系，也许，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就像很多人很多年以来一直讲的一样，去修正失衡最重要的办法，就是中国人要扩大消费，美国人要增加储蓄。 这几乎是这几十年以来，做宏观经济研究的标准建议。 做出了非常困难 但是非常勇敢的决定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建议，是为了呼应一下这次重要会议通过的非常重要的决议。 我们在决议之中看到，在一些涉及到的利益错综复杂的领域，做出了非常困难但是非常勇敢的决定。 从长期来看，对提升中国的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应该会起到很积极的影响。 我举几个相关的政策。 第一个政策，在保留农民工在农村所有权益的基础上，比如他的宅基地、承包地以及在集体企业之中的分红权， 在保留所有这些权益的基础上，鼓励农民工进入城市，同时给他提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 而且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方法来刺激这个过程的实现。 而在以前，都没有提出过这么明确的政策。 包括在进入城市以后，社保、医疗、子女教育、住房都要与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待遇。 这种政策在这次会议全文之中，我们看到有强有力的表述。 如果这个政策能得到强有力的实施，它毫无疑问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消费率，去降低系统性的国际收入失衡。 户籍制度在经济上 基本上就被废除了 第二个，以居住地为基础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将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逐步地脱钩，而与常住人口登记为基础的居住证相挂钩。 如果这个政策完全落实，就意味着，你没有北京户口，但是你在北京有一定的居住期限，有居住证， 那么子女的上学、参加高考，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包括享受廉租房，与本地居民完全是一样的。 我知道这个对北京市来讲在短期之内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我们理解，全会这个文件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应该是在除了少数特大城市之外， 在大多数城市，都要推进以居住证为基础的、以常住登记人口为基础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 这意味着，户籍制度在经济上基本上就被废除了。 因为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问题，还有大量的城市居民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的问题。 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尽管它都是城市户口，但是仍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歧视。 而这种歧视，很多人认为，是抑制了消费倾向的。 就像疫情生动展示的一样，美国人在疫情结束以后储蓄率的下降和中国储蓄率的上升，这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我个人认为有很紧密的联系。 社会保障制度不是说你退休以后能拿到一定的收入，而是当你遭遇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你会发现，政府站在你背后，愿意给你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这是社会保障的本质含义，而不是说，你退休后给你多少钱。 所以，美国在疫情期间，强有力的政府的转移支付、很快地修复了居民心理的疤痕，实际上使得他们变得对未来更有信心。 疫情结束以后，它的储蓄率比疫情之前有明显的下降。 中国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次在社会保障领域也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覆盖更广、保障力度更大的很多措施。 如果这些措施落实下去，也有助于在长期之内纠正国际收支失衡。 这是我想做的第一个方面的评论。 汇率相对自由浮动时 结合观察汇率和贸易顺差变化 第二个方面的评论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周期性的差异？ 实际上，我自认为我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周期性研究相对花的精力还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在早些年，花的精力比较多，多少还是有一些心得的。 在这个层面上，张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技术层面上有几个瑕疵需要提出来。 第一个瑕疵，2015 年或者是早一些，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存在严重的低估，并且几乎是一个固定汇率制度。 2015 年以后到去年 8 月份，基本上它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这种汇率制度的差异，对于周期性的贸易平衡，对于资本流动等等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如此重要的一个制度性的变化，我们不加控制地去估计趋势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技术性的评论，是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是在资本相对自由流动的条件下， 当我们去观察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必须把它与汇率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不能只看国际收支失衡，这个是看不清楚的。 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并且确实我们也观察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 贸易顺差的扩大，伴随着汇率的升值。 当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贸易顺差的扩大，伴随着汇率的贬值。 这两种不同的组合背后，所需要的解释体系是十分不同的。 在一个相对汇率被控制并且系统性低估的条件下，我们没法很好地观察汇率压力—— 当然你可以观察外汇储备的变动等等，就是需要一些替代的手段。 当汇率相对自由浮动的时候，我们去观察汇率的变化，跟贸易顺差的变化。 结合起来，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在这个层面上，最近这一轮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 2018 年以来的急剧扩大，实际上可以分解为两段， 一段是 2018 年—2021 年， 一段是 2021 年到现在。 之所以做这种分解，是因为 2018 年—2021 年，我们面对的是汇率升值，伴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 所以，它背后基本性的因素是中国竞争力的提升。 而 2021 年以来，我们面临的是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伴随着汇率的贬值。 背后基本性的因素是两个： 一个因素，毫无疑问，房地产等等的调整，国内经济周期的滑落； 另外一个因素是大量直接投资的流出， 而大量直接投资的流出，与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等等是密切关联的。 我们看，现在中国的 ODI相对 FDI—FDI的流出也可以理解为 ODI 流出的另外一个版本— 2021 年以来，这个领域的流出规模巨大，尽管它有美元加息等等的因素，但是地缘政治的因素绝对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 结合多重维度 分析周期性的贸易失衡 再比如说，对2015 年这一轮顺差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存在瑕疵的。 我个人认为，我在这些方面对数据的追踪还是花了一些功夫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来看 2015 年到 2018 年，或者到 2017 年，在那几年的时间里，全球的经济是在明显改善的。 2015 年是全球经济的底，2016年、2017年，全球的经济是明显改善的。 全球的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都经历了很大的上涨， 全球的经济增速在2016年、2017年，是前所未有的190多个国家绝大部分都在加速。 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当时中国的贸易盈余是在下降的。 重要的原因就是，把贸易盈余的下降，无论是解释为中国经济的扩张——中国经济增速在下降，还是解释为全球需求在下降——全球需求实际上是在扩张的，都是说不通的。 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那一轮贬值，在那前后基本结束。 实际上，对这轮贸易平衡的周期性的变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强有力的去产能政策。 是在钢铁、煤炭、水泥、化工等等领域，政府推了强有力的“三去一降一补”的去产能政策。 再叠加经济自发所进行的去产能，使得中国的总体供应能力在那几年有很大的收缩。 供应能力的收缩，就相当于需求的扩张。 整个价格水平和盈利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但是整个经济增速实际上是在下来的。 这也说明，我们观察周期性的贸易失衡，从需求的角度看问题，从汇率的角度看问题，同时要从价格和增长的结合看问题； 我们要同时观察增长率，观察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观察汇率。 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弄清楚，它到底是资本流动驱动的，还是需求波动驱动的？ 需求的波动来自于供应端，还是来自于需求端？ 这才能使得我们对于它趋势的分析，包括它对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变得更平衡。 实际上，对于 2007 年之前的那一段分析，我的看法也是一样的。 大多数流行的分析，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只解释了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的因素在流行的叙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我们看待周期性的贸易平衡需要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在我看来，就是把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 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至少可以做好解释工作 最后一个评论，我是想承接郭凯的讨论，他的讨论非常有高度，非常有视角，有宏阔的历史眼光。 简单来概括，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 1/ 3。 而且中国制造业的产出仍然维持在5%、6%的增速，比全球经济的增速高得多。 你是全球第一，你的占比还在快速上升，这是一个事实。 第二个事实，中国无论水平如何高，没法避免总需求或者总供应的波动。 不可能总供应和总需求永远都严丝合缝地对接， 总需求总是会有很多波动，供应能力、技术的进步总是会有周期性的波动。 而供求之间的波动就会形成缺口，这个缺口就会通过贸易盈余的变化这种压力来反映出来。 这是第二个你没法避免的事实。 第三个没法避免的事实是，作为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贸易盈余的波动，必然会对其他国家形成重大的外溢效应。 因为你的体量太大，在这种条件下的话，中国的贸易平衡一定会对其他国家形成非常大的外溢效应，而且这种外溢效应会在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政治上的反弹。 而政治上的反弹，会影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的存亡问题。 至少，它会被冲击，或者受到大幅度的削弱。 而这在根本上，对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来讲，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当然可以尽量去熨平总需求的波动，但是不可能完全去消除它。 我们可以尽量让汇率的波动更加自由，来实现平衡。 但是，即便汇率自由波动，考虑资本流动等等的因素，这个因素仍然没法解决。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础，去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至少做好解释工作。 你可以做很多解释性的工作，不见得有效，但总比不解释强。 我们可以利用 WTO 这样的平台，去维护自由贸易制度。 主动自发地 采取贸易管理措施 回到第四个，像郭凯讲的一样， 一方面，我们需要实行一些贸易管理措施，或者是引导资本流动的措施。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一些管理贸易的措施。 中国自己去管理贸易，跟你的贸易伙伴去管理贸易的区别在于， 当你的贸易伙伴去管理贸易，施加进口配额，施加关税以后，这个政策是很难逆转的。 这个政策一旦实行以后，多少年情况解决了，你说把关税去掉？ 这个事，它政治上没有足够强的动力去解决它。 而如果中国自发地去发起贸易管理政策，这个政策具有足够的弹性。 政治压力一消失，我们就可以去除它。 政策压力一消失，我们就可以变成出口补贴。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你如果实行类似进口配额的拍卖，进口配额的拍卖形成的收益，是归本国政府所有的。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重视中国自身经济体量大造成的制造业的波动的溢出效应； 必须考虑引导资本的流动，并实行主动的贸易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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