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晶等:高质量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

朱晶 李天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特聘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条件与必要支撑。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部分地区仍处于欠发达状态，这些地区在居民收入、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资源等方面相对落后。为应对这一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维度的全面振兴，也包括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还包括促进农村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农村的全面发展。推动不同地区农村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党和国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将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受限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我国不同地区间农村发展面貌仍呈现出巨大差距。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之间的悬殊差距，成为当前中国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雄厚、政策支持力度大，其农村在收入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一些偏远和欠发达地区，农村依然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资源匮乏、人居环境亟待改善等问题。这些不平衡不仅限制了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推进，也对实现共同富裕构成了重大挑战。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欠发达地区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构建新的发展格局、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梳理推进我国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剖析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而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高质量推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发展思路和重点任务显得尤为重要。

围绕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学者从政策背景、社会体制出发，强调了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大多数学者认为，加快推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乡村地区长期存在的政策缺失、资金短缺、人才不足、资源紧张等困境的关键途径。相关研究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从资源配置、政策支持等角度对推动欠发达地区农村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我国乡村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内生动力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困境。此外，部分研究也提出了针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包括重视区域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和普及、促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等。总体上，已有研究为高质量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诸多有益启示，但围绕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象特征、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构建及实现路径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一是，现有关于我国农村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层面，结合欠发达地区具体情况的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与特征仍待系统梳理；二是，现有文献更多关注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在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而针对我国乡村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针对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目标及机制设计的探讨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有鉴于此，本文在紧密围绕欠发达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从收入、消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等方面重点分析我国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与特征，并从区域共同发展、区域共生发展、区域共建发展和区域共享发展四个方面提出高质量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目标与机制构建，据此进一步提出未来高质量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与对策建议，以期能够为推动农村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推进全面共享共同富裕成果提供参考启示。

随着我国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人居环境等方面均得到明显改善，乡村振兴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然而，受制于我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条件各异，不同地区农村发展的均衡程度仍然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经济层面的收入和消费，还是社会层面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人居环境质量，目前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还很不均衡，相关政策措施、体制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收入差距明显：促进区域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迫在眉睫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尽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下全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背景下，不同区域间农村收入差距问题体现得更为突出。

首先，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差距。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高。2022年，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9729元和37565元，位居各省区农村居民收入排行的前2位。中部地区的农村收入水平居中，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例如，同期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707元，远低于东部地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5.7%。

其次，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程度超过了区域发展的整体差距。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五个省份与最低的五个省份之间的收入倍差达到了3.26倍，而城镇居民的收入倍差仅为1.75倍。不同地区农村间的收入差距明显高于区域发展的整体差距与城镇差距，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成为“洼地中的洼地冶。甘肃、贵州、青海、云南和陕西五省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算术平均值为1235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1.8%，凸显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最后，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也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如浙江和江苏，农村劳动力广泛参与工业和服务业，使工资性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更多依赖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例如，中部地区河南省的家庭经营纯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35%和15%，而西部地区如贵州省，转移性收入的比重更大，达到25%。此外，非农就业机会的匮乏和产业结构的单一，进一步限制了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消费层次分化：提升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任重道远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依然是新发展格局下国内需求不足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整体有了显著提升，但随着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提升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及其多元化程度显得尤为关键。

一方面，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因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而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能力也相应较强。例如，2022年，上海市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8847.6元，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而其消费能力也相对不足。以贵州省为例，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3707元，仅占同年上海地区消费支出47.5%。

另一方面，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带来的地区农村消费结构差异十分显著。东部地区由于同时具备相对发达的消费市场以及较高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因而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更加多样化。以浙江省为例，2022年，浙江省农村居民除去食品以外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1570元/人，占到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的78.5%。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仍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主，而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占比则相对较低。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2022年农村居民除去食品以外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9240元/人，占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仅为72.0%。

(三)公共服务不均：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量质齐增需求迫切

尽管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我国乡村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能力等明显改善，但部分地区与“硬件冶条件匹配的“软件冶能力短板依然突出，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仍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乡村教育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乡村教育资源丰富，教育设施完善，教师队伍素质较高。中西部地区虽然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教育设施有所改善，但在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上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张炜和周洪宇构建的中国乡村教育指数(CREI)，2021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师资建设指数分别为63.07和64.51，不仅与东部地区(74.27)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均低于全国均值(67.81)，在学生支持指数和教育生态指数上，也表现出了东部强、西部弱、中部塌陷的态势

在乡村医疗卫生方面，东部地区医疗卫生设施完善，医疗资源丰富，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但由于东部地区乡村人口分布相对密集，农村居民享有的医疗资源会有大幅分摊，按人口分布的公平性较差。例如，上海、浙江以及广东的乡村医疗卫生资源集聚度均小于1，按人口配置的农村卫生资源压力大。而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普遍较小，尽管按人口分布的公平性高于东部地区，但按地理分布的公平性较差，卫生资源在地理上聚集性仍相对较低，且整体水平也明显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在乡村社会保险方面，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普遍享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并且待遇方面相对较好。2022年，上海市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1300元，而四川省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仅为128元。中部地区虽然在社会保险覆盖面上有所扩大，但在服务体系和保障水平上仍显不足。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条件限制，社会保险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不高，许多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中国社会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上海提供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17040元，而安徽与贵州的标准为8730元和5686元，二者之和也不及上海。

(四)基础设施滞后：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短板仍需努力

农村基础设施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坚实基础。党和国家始终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发展任务和目标，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特别强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发展目标。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一定短板，尤其是区域间发展严重失衡，表现为在边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这些短板问题不仅制约了乡村振兴的进程，也影响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在乡村道路交通建设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公路网络较为完善，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几乎全部通硬化路，交通便利程度较高。中部地区尽管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农村道路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资金投入不足、自然条件较差等问题，部分村内道路尚未完全硬化，交通便利度仍需提升。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薄弱，农村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对农民的出行和农产品的流通造成不利影响。《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1年，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村庄硬化道路占道路面积的比重分别为38.16%和54.21%，均不及东部地区59.05%的村庄硬化道路占比。

在乡村水电气基础设施方面，东部地区经济条件较好，农村供水、供电和供气设施较为完善，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实现自来水入户、电力稳定供应和高天然气覆盖率。中部地区的农村供水、供电和供气设施虽然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设施老化、维护不足等问题。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供水、供电和供气设施建设较为滞后。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在供水方面，2021年东部地区供水普及率达到93.5%，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4.7%);在燃气方面，东部地区燃气普及率为67.0%，而西部地区燃气普及率不及东部地区的三分之一。

在乡村物流和电商发展方面，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物流和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农村居民能够通过发达的物流网络快速购买和销售农产品，电商已经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东部地区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占比达17.7%，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更是走在前列，浙江省同年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占比为42.1%，接近全国水平的三倍。中部地区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物流和电商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在物流网络覆盖和服务质量上仍有提升空间。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薄弱，物流和电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例如，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甘肃陇南市，当地盛产核桃、花椒、油橄榄等优质农产品，但由于交通不便利，运输成本高等因素，农产品商品转化率低，呈现“富庶的贫困冶现象，限制了当地扶贫脱贫发展进程。

在数字乡村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互联网覆盖率高，网络速度快，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普遍可以享受到高速稳定的互联网服务，这为农村电子商务、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根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2021年全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已达到39.1%，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2个，其中东部省份占到7个。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薄弱，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互联网覆盖率偏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信息化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推广。

(五)环境质量欠佳：改善农村生态提高生活条件势在必行

人居环境是衡量农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投入，东中西部地区在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地区间在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等硬件设施以及在绿化和环境治理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一方面，东中西部地区在生活环境改善的硬件设施保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垃圾处理方面，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全国生活垃圾处理率均值为83.0%，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生活垃圾处理率分别为95.0%和84.6%，西部地区的生活垃圾处理率仅为76.1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污水处理方面，东部地区的污水处理率为64.2%，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仅为34.8%和26.5%。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垃圾处理以及污水处理设施较为完善，垃圾分类和污水处理机制更加健全，处理效率更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设备老化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部分农村地区的污水垃圾处理系统尚未完全建立，垃圾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相对更低，对于农村人居环境的影响更为不利。

另一方面，东中西部地区在绿化和环境治理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东部地区农村绿化和环境治理工作进展较快，绿化覆盖率高。例如，东部地区的农村绿化覆盖率高，环境优美，居民的生活质量较高。中部地区的绿化和环境治理工作虽然有所推进，但在绿化覆盖率和治理效果上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农村地区的绿化工作进展缓慢，环境治理力度不够。西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薄弱，绿化和环境治理工作相对滞后。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绿化覆盖率分别为20.4%和17.4%，显著高于15.2%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仅为11.9%，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东中西部地区在环境教育和居民环保意识上也有较大差异性。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环境教育普及率高，居民的环保意识较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薄弱，环境教育工作相对滞后，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待提高。

当前，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发展呈现收入差距明显、消费层次分化、公共服务不均、基础设施滞后和环境质量欠佳等不平衡的特征，为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带来诸多挑战。面向新时代，需要更好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刻理解新时期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目标，着力构建区域共同发展、区域共生发展、区域共建发展和区域共享发展新格局和更为有效的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一)区域共同发展：协调发展的基础

确保所有农村区域的发展水平共同稳步提高，是实现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振兴不仅要求全国农村整体发展水平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还要求不同区域间农村发展的差距得到合理控制与缩小。这意味着，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是农村区域的共同发展，决不允许任何区域的农村在发展进程中掉队。对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而言，要继续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好市场规模和要素集聚优势，以加快科技创新为引领，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全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样板示范作用，并在此前提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而言，要进一步加大乡村振兴支持的力度，加快补齐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发展短板，从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农村区域共同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上，还体现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等方面的发展上。特别是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应加大政策倾斜，促进民生事业发展，使所有区域的农村人口全面享有我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发展成果。

(二)区域共生发展：协调发展的核心

推动农村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共生发展，是实现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一般都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较高的发展水平和强劲的发展能力，因此其发展具有源源不断的内源动力，再加之乡村振兴等政策的外源动力支持，农村发展大步向前。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不具备区位优势，想要摆脱落后状态，仅仅依靠政策和发达地区的外源动力支持是不够的，必须注重自身内源动力的发展。从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来看，帮助欠发达地区通过培育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能够有效促农增收的主打产业是关键。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需要通过进一步细化和挖掘区域内的各种资源，以优势资源就地高效转化利用为发展主线，实现由“资源产出地冶向“产业崛起地冶的转变，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通过区域共生发展，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可以依托自身优势，逐步走出发展困境，从而推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

(三)区域共建发展：协调发展的支柱

汇聚政府企业社会合力助推农村发展，是实现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柱。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发展而言，发挥一切力量显得尤为关键。其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为区域共建提供坚实的基础；企业则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投资和技术支持，促进欠发达农村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就业促进；社会各界，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团体，也能在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助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区域共建不仅能够弥补单一主体力量的不足，还能通过各方协同合作，形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合力，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进步，为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持续动力。此外，区域共建发展还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支撑。

(四)区域共享发展：协调发展的保障

基于先富带后富的原则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保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不仅需要率先实现发达地区农村发展水平的提高，还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促进发展成果共享，逐步实现农村区域协调发展，从而走向共同富裕。收入分配作为发展成果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要在不断做大“蛋糕冶的同时，注重分好“蛋糕冶。考虑到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发产生有利于公平分配的拐点，有必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前瞻性地考虑公共政策调节，完善共享式增长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以确保乡村振兴的过程既能够共同致富，也能实现富裕成果的共享。例如，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促进各地区间的资源和要素流动，实现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共同提升；探索并完善地方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强村带弱村、先富带后富的实现。

为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区域发展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应将促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贯彻落实区域共同发展、区域共生发展、区域共建发展和区域共享发展的理念和思路，从优化农村收入分配结构、推进农村消费需求升级、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及协同农村区域政策等方面着手，高质量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

(一)激发农村经济内生增长动能，拓展农民收入来源

高质量推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农民增收，要优化农村各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制度，补齐增收短板，消除农村收入分配与收入结构的区域间不稳定因素和制度障碍，让每一个地区的农民钱包鼓起来成为激发农村经济内生增长潜力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不同区域间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多措并举提升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其他收入，成为缩小农村区域收入差距的关键。

一是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的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产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加欠发达地区的就业岗位，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就业。建立健全农民就业服务体系，深化区域协作和城乡联系，推动劳动力资源能够以合理且有序的方式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流动，并向农民提供就业信息、职业介绍、就业指导等服务，保障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畅通与多元化。

二是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性资金投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公共卫生服务、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以减轻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改善公共资源区域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稳步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缩小城乡间、乡村间低保差距。

三是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推进农村体制综合改革，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力度，积极创造和改善中西部农村生产经营环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盘活闲置或低效使用的村级集体经济资产，畅通市场化转化路径，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增值富农机制，为拓展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开辟更多渠道。

(二)推进农村消费需求转型升级，提升农村市场效率

在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我国农村消费市场潜力不断释放，并逐渐转化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为我国农村经济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因此，扩大内需，提振消费，让农村区域间的消费需求与结构不断扩容升级是提升我国农村区域间市场效率的重要手段。

一是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良性互动。积极推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村从传统生产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以满足不同区域间农民消费的品质化和个性化。鼓励和引导城市资本下乡，广泛吸引社会投资、外资等多种方式，鼓励和扶持各种投资主体在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以满足欠发达地区农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二是促进消费需求与新发展格局下农村消费新变化匹配。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村推广应用的契机，加快新的消费业态、消费模式、消费场景向农村地区的渗透与推进速度，在提升农村地区收入水平的同时，激发农村消费增长的活力与空间。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建设，强化产品出村进城和出城进村的基础条件支撑。注重对农村居民消费习惯的有效引导及农村消费服务与维权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推动农村居民形成理性、积极、健康消费的风尚，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三是积极推动消费创新与乡村文化赋能，因地制宜发掘各地区消费新增长点。一方面，要发掘各地区农村的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等乡村消费市场的新场景、新业态，提升产业链整体质量，因地制宜促进各地区农业与旅游、科普、康养等服务业高度融合发展，为乡村消费市场创造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推动当地文化产业与乡村经济深度融合，打造乡村文化产品的消费创新，促进文化赋能与消费创新的结合。

(三)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增长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强区域发展能力的重要前提，农村基础设施的均等化是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各地区的乡村建设应遵循乡村建设规律，立足地方实际和农民现实需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不断提升区域间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基础设施水平。

一是通过横向转移支付，逐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持续完善农村基础医疗、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推动各地区农村居民享有和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社会公共服务。因地制宜地促进各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的优化配置，将财政支出向群众关心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文化上倾斜。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推动远程教育、远程文化和远程医疗向欠发达地区农村推广，提升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公共服务辐射广度与深度。

二是打通城乡和区域间的公共服务资源的流通通道。推动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继续往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村覆盖、向户延伸。推动建立和完善各地区之间的农村物流、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提高各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资源要素流通渠道的便捷性。充分发挥乡村基础设施增收与振兴的“双重冶作用，特别是针对欠发达的地区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三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以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切入点，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探索城乡“一体化冶管理体制，明确并压实乡村基础设施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落实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好的管理经验和好的公共服务监管制度，因地制宜地推广到乡村，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四)构建农村经济绿色发展模式，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

绿色发展是一种生态优先的思想，强调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作为重点，促进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发展。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以绿色发展为重要宗旨，以绿色发展带动农业产业升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民生活。

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激活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内生动力。农民作为生态资本的直接管理者和人居环境改善的直接受益者，是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力军。既要提高村民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人翁意识，激发其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也要通过奖励政策、教育培训等多种途径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大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有生态保护意识的新型农民，提高他们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

二是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常态化和可持续性。按照人口、产业、功能等进行科学的规划和布局，完善村级基础设施和设施，构建“三位一体冶的村级管理责任体系，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管理。推进农村公共厕所、生活污水、垃圾治理设施、农村清洁卫生等配套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建立健全制度、标准、队伍、经费和监督“五位一体冶的农村生活环境管理体系。

三是加强科研投入，推动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鼓励多种途径的科技创新，开发更多适用于农村地区和满足区域多样化消费需要的卫生厕所、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技术及产品。加大示范推广力度，指导地方和农村居民科学选择适宜的技术模式。做好农村环境和生态技术与设备应用的成本效益评估，完善相关技术和设施的管护机制，确保技术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四是推进农业产业向绿色化转型，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广绿色种植技术，促进植物健康生长、提升土壤质量。发展生态农业，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农产品品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通过实施科学合理的农业废弃物处理措施，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五)协同农村区域发展政策，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目标

实现农村区域均衡发展需要农村政策的协同发展，通过统筹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竞争有序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和共建共享共赢的区域发展目标，从而有效促进农村综合发展，提升人民福祉，为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分区制定农业农村发展行动方案。坚持因地制宜和分类推进的原则，推进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实现现代化。总结脱贫攻坚的经验做法，完善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加强重点县帮扶、对口协作帮扶。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通过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和消费帮扶等多种途径，推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双向有序流动。扎实做好农业农村援疆、援藏等对口支援工作，协同推进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帮扶和乡村发展。开展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鼓励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帮扶，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冶行动等。

二是优化产业布局，有序引导区域间产业转移承接，形成竞争有序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对于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特殊类型农村地区，可以通过专项资金、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提升当地的基础发展条件。促进产业转移和布局优化，提升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形成区域联动发展的格局。加强交通网络的建设，提升物流效率，为畅通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创造有利条件。

三是充分发挥农村区域的比较优势，立足特有的资源禀赋，与其他地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通过挖掘和发挥农村地区的比较优势，推动特色产业的发展，提升区域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对于农业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等，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积极发展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等，提升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项目共谋、联动发展。(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