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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团:韩国农协改革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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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30 10:32: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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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农禾之家)

  现代社会的目标是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在此走向下形成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势必挤压所有国家的农业产出和农民的农业收入,各国的农民都不得不进城,从事非农行业赚取收入以敷家用。在这种状态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早期走来的农协,无论韩国、日本还是中国台湾地区,在新形势下如何可持续,如何保障农民群体的权益,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面对普世挑战,韩国农协交出了自己独特的答卷,尽管时间还短,实践尚未作出完整的结论,未到全面评说的时机。不过,为了传递重要信息,我以为很有必要将我所看到、听到和想到的介绍给中国同行,以期对中国的三农改革有所启迪。
  2016年11月10日至15日,我(杨团)应韩国协同组合学会会长、中源大学校副校长金斗年教授的邀请参加韩国协同组合学会(秋季)年会,并事先规划好要利用在韩逗留期间,顺访韩国农协中央会和基层农协,了解他们近年的综合改革状况。这是继2012年之后,我第二次系统地访问韩国农协。金斗年教授有在韩国农协中央会任职十数年的经历,还曾在日本农协进修,后转向学术研究,有他全程陪同和讲解,以及他特邀的韩国农协中央会海外部李旭先生——复旦大学法律系韩国留学生和中源大学中国博士留学生刘蕊做翻译,并应我的要求提供各种资料和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显然,这让我的此行十分圆满。我当必须将此行的收获完整记录并纠正以往调研中的错漏,以回报韩国朋友诚挚帮助中国学者深入研究韩国农协的这份情谊。
  一、韩国农协的演进历程
  韩国农协缘起于20世纪初的朝鲜,1907-1948年是韩国农协“前史”阶段,也是日本占领时期,金融和产业组合均在1907和1926年依法设立,由地方政府许可,亏空由国库补贴。民间自发的组合也有成立。总体而言,组合小而分散、多头竞争、业务摩擦、重复征费。1920年,政府设立了分郡、道、中央三级的训示农会体系以统合整理各类产业团体业务,主要做农业指导,奖励,设施运营,但也做肥料与生活用品供给等,与产业组合功能重合。
  直到韩国独立,农民合作组织体系的系统规划和设计才提上日程。
  自1948年到1973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是韩国农协从设计到完成体系建构的基础时期。而这25年间,又分为13年的政策争论期和12年的政策落地期。
  1948-1961年,是农协方向的确立期。在是否设立综合农协上,政府的部门争论不休。韩国农林部、财政部多次提出各自的方案。农林部提出综合农协案,财政部提出专业农协案,两案都同意在农协之外设立农业银行。1957年,专业农协和农业银行作为两个独立法案得以通过。但是,法律实施后发现专业农协没有资金支持农民,买种子、化肥等各项农事都要依靠政府出资,事业发展困窘不堪。
  1961年朴正熙政府上台,重立了农协法,下令取消农业银行独立法人资格,并入农协中央会,有了城市金融赚得的商业利润的支持,乡村的农协事业发展有了资本。
  1961年设立的农协被韩国人称为新农协也称综合农协,其综合的含义即信用与经济事业兼营。当时的农协法规定,农协中央会会长和基层农协组合长要由政府直接任命,农协就是政府农业政策的支撑。
  1961-1973年的12年,是韩国农协体系构建期。具体表现在里洞(村)农协向邑面(乡镇)农协的合并和各项综合业务的开展。1961年,韩国农协的基层组织全部设在里洞(村),共21,042个,每个组合平均82人,而且只是农业专业合作,大都没有合作金融业务。经过两次合并运动,到1973年,在邑、面(乡镇)设立了1549个综合性协同组合,每个组合的成员上升到1331名,扩大了145倍,而且开始建立合作金融业务,从而奠定了以邑面农协为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基础。这些邑面农协正式成为韩国的基层农协,也称地域农协。1969年,韩国中央会合作金融业务示范工程率先在150家基层农协开始,1976年在全国所有基层农协推开。此后,韩国的基层农协全面稳定发展,政府随之将农业政策的各项资金,肥料、农药、农机等等事业统统移交给农协直接去办,韩国农协进入大发展时代。这一时期也就是韩国新村运动时期,农协协助政府在基层推动新村运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统计,1972年比1969年,每个基层农协的事业量增长了20.3倍,社员利用量增长3.9倍,组合的出资金增长3.6倍,职员人数增长1.9倍,设施投资额增长3.4倍。
  经历了13年的政策选择没和12年艰辛的组织工作,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韩国农协的整体结构终于尘埃落定。这段历史,被金斗年教授称为韩国综合农协诞生前的阵痛。
  1974-1988年,韩国农协进入组织改编及事业成长的阶段。早期的农协分为三层,顶层是中央会,底层是基层的地域农协,中间是郡市农协。但是基层农协与市郡农协业务重复且情况越来越严重,1980年农协中央会决定,废除市郡农协,将其编入中央会市郡分部,形成维系至今的基层农协和中央会两层结构。这一时期也正是韩国国家经济和信用高速成长期,此后其成长比率的差距才逐步拉开。2000年以后成长减速进入成熟期。据统计,1970到1980的十年间,韩国农协经济事业和存款、贷款的增长率分别高达37%、35.2%和31.8%,而到2000至2010年,这列数据分别下降到7.2%,9.2%和10.4%。
  1989-1999年,是韩国政治改革时期,民主化浪潮也波及农协。1988年末农协法修正,实现农协民主化与自律经营,基层农协的组合长与中央会的会长都不再由政府任命,而是从会员代表中直选。法律也终止了中央会必须向政府上报事业计划及收支预算,以及基层农协必须受当地政府管辖的相关规定。延至今日,韩国农协的这个政治改革仍然是其他方面综合改革的基础。2016年3月,从韩国南部一个优秀的基层农协组合长竞选上中央会会长的金炳沅,上任伊始,就开始了对中央会从理念到组织的改革。
  这一时期还是农协应对市场开放的时期。农协扩充了事业范围,专业组合也被允许兼营信用事业,扩大了准组合员的资格,凡是在本地域居住者,都可申请加入农协。农协还组织了反对大米进口的运动、身土不二运动、农都不二运动等等。1994年,韩国颁发了农渔村发展政策,农协中央会是该政策实施的主要推手。中央会不仅将信用和经济作为独立核算的事业部进行组织设置,继续推进地域农协的合并,还向流通领域大举进军。农协流通(1995),良才洞,仓洞,清州物流中心(1998),首都圈粮谷市场总部(1998),器兴物流中心(1998)等农协投资的大型流通设施全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尤其有机农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比率从几乎相等到差距逐渐拉大。1980年,两者的比率是1:0.96,2015年则为1:0.64。这是几乎所有国家为实现现代化走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必然结果。日本和中国台湾也是如此。不过,韩国的这个比率仍然比美国和欧洲国家要好得多。
  自2000年以来,农协面向国际竞争进行新的改革和调整。这首先是全球化大格局下的必然。韩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各农业大国均签订了贸易自由协定(FTA),进口农产品替代国内农产品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国农业自治的局面结束了,国家政策保护下的农政资源从农协一口进出的格局也随之瓦解,政府的支持减少了,韩国农协面临与国内外公司激烈竞争的新局面。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在城乡格局改变、乡村人口锐减、粮食耕作农户转型的新态势下,还必须考虑如何满足和农协会员的需求和保护他们的利益。
  2000年,韩国农协将曾经分离出去的畜产协会和人参协会重新并入农协中央会,2001年出台了改善农协事业的相关法律,设立了合作金融存款者保护基金。以适时纠错措施改善基层农协的事业和组织结构,促进基层农协会员投入资金支持农协,会员资金占基层农协总资本的比例,从2001年的4.20%提升到2010年的8.12%。各地农协的事业均以组合员实际利益为中心,以共同计算制、联合事业团等措施,努力提高农协的市场占有率,这些努力被称为基层农协再立基础结构的新农协运动。运动中农协开展了现场革新,基层农协与农民之间持续讨论、充分沟通后采取共同行动,建立了创新的直营与加工机构,以及联合事业团、共同事业法人,树立农协品牌,取得瞩目成效。联合销售业自2001的114亿韩元发展到到2013年的1兆 5,943亿韩元,12年成长了138倍。
  面对农协信用事业安于现状,经济事业专门化要求强烈,农协之外的各类组合蓬勃发展,农协内部基层组织效率偏低,之间无序竞争,农民缺乏主人翁意识等等问题,强化农协的主体性,实施新的差异化战略成为改革的重点。
  经过多年酝酿,韩国农协厚积薄发,终于在2012年3月作出综合改革的决定,大刀阔斧地设立了金融和经济事业两大全资控股公司,形成农协中央会与这两个控股公司三家独立法人的新格局。见下图:               
  图1  韩国农协组织及事业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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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图简要勾勒了韩国农协目前的组织结构及出资结构。1132个基层农协是由230万名农民在所在的邑面(相当于中国乡镇一级)出资设立的,总出资额达8.9兆韩元。韩国农协中央会由1132个基层农协出资设立,总出资额达4.7兆韩元。农协中央会内部分为教育支援、农业经济、畜产经济和合作金融四大部门,外部设有百分之百控股设立的金融和经济两大控股公司。这两大公司均下设多家子公司。农协中央会对这两大公司分别出资16.1兆韩元和3.3兆韩元。两大公司均以名称使用费名义,每年将合同规定比例的资金返还给中央会。
  至2015年末,韩国农协中央会总资产为1257万亿韩元(折人民币74316亿元),税后利润2797亿韩元(折人民币16.54亿元)。农协会员230万人,准会员1694万人,是农民会员的7倍。不过,利润额尚未计入两大控股公司上交的名称使用费。
  二、2012年以来的结构性变革
  如上所述,韩国农协的改革贯穿整个成长历程。不过,2012年的改革与以往很不相同,是一场非常彻底的组织结构变革。
  这场变革的目的是要再造韩国农协。原有的农协体系被一分为三:农协中央会、农协金融控股公司、农协经济控股公司。不过,一分为三并非三足鼎立,而是力图打造以中央会为头脑和身体、以金融控股公司和经济控股公司为两翼的一只大鹏鸟。
  笔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理由有四。
  一是股权结构,农协中央会是这两个公司的唯一股东。2012年3月2日,韩国农协中央会出资17兆1846亿韩元和1兆7551亿韩元分别设立了农协金融控股公司和农协经济控股公司。
  二是分配制度。由于全资控股,所以这两个公司都必须向农协中央会缴纳名称使用费。使用费的费率以销售额为基础确定,每年比率不同。例如,2013年,农协金融控股公司的总资产254.5兆韩元,总资本17.7兆元,向农协中央会缴纳名称使用费4535亿韩元(折人民币26.8亿元),实现利润2930亿韩元(折人民币17.32亿元)。这样一来,全资控股的公司必须在市场竞争中力拔头筹,才能在首先完成中央会任务的同时给公司的发展留足空间。而中央会则在放给控股公司独立经营管理权的同时得到来自其独立经营和改善经营的可靠、稳定的资金,用于支持三农事业。
  三是坚持合作制。韩国农协之所以作出将金融和经济两大主营业务从农协中央会独立出去成立公司法人的决定,从根本上是期冀在全球经济残酷竞争的年代,以法定机构大幅度、大跨步参与市场竞争为手段,增强维护农民经济权和社会权的经济实力。因此,改革要求各公司要以支持农协和农民为本,让农协和农民更好更多地使用和利用公司设施,经济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利润要按照农协成员的交易额进行顾惠分配。
  四是改革规划为达至长期目标以五年为期。从2012开始,于2017年完成。2012年3月改革始点时就宣布,农协金融控股公司当年到位,而农协经济控股公司要5年到位。这是因为该公司从附属于中央会到成为一个独立法人,不只是进行登记注册那么简单,必须完成原属中央会的十几个经济企业改变隶属、成为经济控股公司下设子公司独立法人的任务。这涉及到这些企业的股份、管理、人员乃至于基层农协和农民的关系调整。还有,中央会的组织结构也要进行大规模改革和调整。改革前,由于这两大公司没有分离出去,农协系统的职员差不多约10万人,中央会系统1.8万多人。到2016年上半年,经过改革,中央会系统的职员降到2473人,加上地域农协职员62373人,金融控股和经济控股公司的职员分别为17946人和5318人,加上中央会直属子公司(教育支援有关子公司)717人,共有23949人。全农协系统共有88792人。
  改革后的韩国中央会,在性质上继续沿袭农协法规定的特定法人社团的地位,不仅维系,其地位还有明显的加强。
  根据韩国农业协同组合法,韩国农协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地位,为农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做出贡献”。以四条组织特征支持目的实现:第一,是农民的自主合作组织;第二,是由农民组合员出资,以民主方式运营的非营利特殊法人;第三,是经营经济事业、金融事业、教育支援事业的综合农协;第四,是政府的农政搭档:农产品供求稳定事业,农业政策资金贷款等。
  将原属农协合作体系的金融和经济两大系统分离出去,成为商业性质的独立法人,如何能加强农协合作体系?我以为其中的关键,是要破解农协以农民成员的利益最大化与公司制以工商业利润最大化之间的冲突。2012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为中间体而强化两翼,农协中央会才是坚不可摧的中间体。为加强中间体,农协中央会改组内部组织结构,删繁就简,突出核心部门,突出教育支援事业,突出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尤其成立经济控股公司是动了大手术的。原属农协中央会的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及其附带事业从中央会彻底分离出来,就是为了支持相对于金融事业偏弱的农畜产品销售事业,强化其销售事业的效率,甚至为此还提出过建设“销售型”农协的口号。
  2016年3月,新任韩国农协中央会的会长金炳沅上任以来,勾画2020农协发展蓝图,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即“农协不仅要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安全农产品,改善农畜产品的流通结构,还要以顾客感动为基础,为打造最具竞争力的农协金融不断进行创新和改革。农协作为农业、农村的坚强后盾,为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共生发展以及农村和城市的均衡成长而不懈努力”。其新的口号是,打造出令“300万农民开心”的农业、“受到5000万国民信赖的”的农协,实现“作为国民的农协,向农民的幸福迈进”的使命,“怀着农心、走近农民、接近国民”的实践路线,以及“农心(开朗的农协人)、现场(欢笑的农民)、共鸣(共享的国民)的核心价值。
  三、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新动向
  韩国的农产品销售长期受到进口农产品和国内资本农产品营销两头的挤压,所以下决心设置农协自己的系统化农畜产品流通体系。这个体系的支撑就是农协经济控股公司。
  农协经济控股公司下设16个子公司,其中在各地的农产品流通公司共6个,分别是农协HANARO流通、农协流通、农协忠北流通,农协大田流通、农协釜山庆南流通和农协粮食,2017年计划将前5家流通公司合并为一家。5个农资公司,分别是南海化学、农协Chemical、农协Agro、农协土爱、农友BIO。3个制造业,农协红参、农协饲料、农协牧牛村。2个贸易物流,农协物流和NH贸易。其中,农协HANARO流通和农协粮食都是2015年新建的大规模流通企业,由农协经济控股公司分别投资6125亿韩元和200亿韩元全资控股。
  最近数年,韩国农协花大气力对全国物流和产地流通、销售地流通做规划布局并进行大中小配套建设,建成了统一物流、统一销售窗口甚至可以销定产为导向的全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大大节约了农产品流通费用,为农民争取农业收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基本服务。
  图2  农畜产品大流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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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看,韩国农畜产品的营销,在农民与市场之间有两个中间主体,一个是基层农协,它是农民与农协经济控股公司的中间主体,另一个是农协经济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它们通过支持基层农协,打通了横亘在农民与市场之间的各种障碍,形成直通车。基层农协收购成员生产的农畜产品,可以自行销售,也可委托经济控股公司以及子公司出售。而经济控股公司以及子公司的重点是给全国的流通体系布局,将大中小各类的流通业态主体连成网络。
  大型流通业态分为产地流通和消费地流通,每个基层农协都设有小规模的流通中心,但是由于没有规模化的产量,产品化率也低,所以缺乏竞争力。农协中央会就建设大规模的流通中心,市郡支部建立中等规模的流通中心,与基层农协的小规模流通连起来,由基层农协选择将农产品运到哪里去集中销售。这种大中小配套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最契合农民的需要。
  在产地流通方面,农协以共选发货会为中心构建产地生产者组织。农协与农民签订合同,自生产至出售因农协为主导,进行共同计算,至2013年末,共选发货会在全国达1804个,参与农户60853户,手续费收入422亿韩元。共选发货通过农产品的规模化和专业化节约流通费用,推动了联合销售。2015年,59个市郡联合事业团、47个地域农协共同事业法人等106个机构的联合市场销售额高达2.0927万亿韩元。其次,改善以往设立的农产品产地流通中心,通过联合发货、联合甄选、联合计算节约流通费用,创造附加价值,截至2015年,全国共设有347个产地流通中心。三是设立粮食综合处理场,通过节省粮食收获后的劳动力费用和防止粮食损失以节约生产费用的方式缓解决大米生产农户劳动力短缺。
  消费地流通主要是农协直营卖场和网络购物中心即农协e超市。以直接交易以压缩流通费用,形成零售流通市场这一未来的重要渠道。农协在引导“生产者可高价出售、消费者可低价购买”的流通观的同时,竭力提升顾客服务水平。
  在批发事业方面,农协在全国布局,构建农产品物流的全方位、网络化体系,所建立的安城农食品物流中心,不仅有物流和储藏功能,还有小包装和预加工,面向便利店、餐饮企业、生鲜超市和外部流通企业拓展销路。为引领农产品的大规模销售和公平交易,农协经济控股公司与地域农协还分别经营了12个和70个农产品联合市场,通过拍卖、招标、定价买卖等多种交易方式,在2015年末实现了3.928万亿韩元的销售业绩,在打造“销售农协”的形象上走在了前列。
  为实现安全农食品供应,韩国农协以预防和先发性安全管理为主,致力于打造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生态管理环境。农协食品安全研究院在全国五地设立食品安全中心,构建食品安全监督系统,从生产阶段就开始严格把关,并对农协销售市场发货的农产品进行残留农药监测和原产地审查,努力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农协还通过家庭、学校、部队等各种渠道供餐,培育代表性品牌,进行优质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在海外出口方面,农协把农畜产食品出口到美国、中国、日本、香港等地,其中果蔬、花卉、蘑菇等新鲜农产品占出口额的80%之多。截止2015年某,农协农畜食品的出口业绩为3.8亿美元,新鲜农产品出口占韩国新鲜农产品出口总额的55%。海外市场还在不断扩大中。
  我的这次考察,还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农协中央会的李旭先生特地带我去看农协直营店,这是2015年以来基层农协创造的新经验。以我的观察和思考,这不是传统的农协直营卖场,而是将产地和消费地直接连通的零售市场类型的直销店。
  这个新经验的发源地是金浦市附近的一个基层农协。他的直营店开在金浦市内的农协加油站和停车场旁。金浦市是韩国京畿道的一个市,距韩国首都首尔只有1小时车程。这是个1百多平米见方的生鲜小超市。室内有大约100个摊位的货架,每个都宽八寸左右且分为上下两层,由农协会员每天直接供货但不用看摊,只要在家里盯住监控探头,摊位快空了就赶紧过来补货。但是如果卖不完,为保障生鲜产品的安全和质量,货主当晚必须自己拉走货品不能扔给农协处理(后来有的农民委托农协将没有卖掉的货品当晚送给孤老和孤儿)。在每个摊位上,都挂着货主的标签,照片、姓名、住址、电话、货品、价格等等信息一应俱全。价格由农民自定,可以浮动,包装可自己做也可带到现场请包装师帮做简易包装。每个产品上还贴有标签,翻译告诉我,产品标签分别有无农药标,肉类无抗生素标、基层农协标以及农户自己设立的品牌标签等等,不一而足。该直营店的管理人员只有一人,负责收款。我去考察的当日恰逢周六下午,来买货的消费者将停车场挤的满满登登,小店里人头攒动,购物十分踊跃。显然,消费者对这种公开透明、价格便宜、没有中间环节的生鲜农产品的质量是信任的。确实,各个摊位货品不同,卖出的情况也大相径庭,这的确可以促进农户间的竞争。
  陪同我考察的李旭先生特地约了该农协的常务理事(总干事)为我介绍。该人告知,农协不收摊位租金,负责直营店的场地、培训、管理、售卖和给农民转账,并抽取销售额的百分之十作为管理手续费。我问培训什么?答曰主要是安全生产、不施农药还有农民必须自己管理产品,遵守相关规则,培训时日达1月之久。我请总干事帮我计算平均每个摊位的月销售额,居然能达到3.5-5.9万人民币。当日生鲜当日直销,物美价廉、农协管理、公开透明,才能给农民带来这样的高利益。农民当然非常欢迎。问及农民家庭据此地多远,答曰5到10公里。真不算远,骑摩托车十几分钟就到。总干事告知现在摊位少,排队申请的农民很多,由于农产品季节性生产,所以一个摊位可依农产品的季节分别配置给几户农民,这样,100个摊位可服务于几百农户。不过,还是不敷需要。这个农协已着手建设第二个直营店了。
  韩国基层农协的规模不大,每家也就1000多户,大部分是中小农户,收入少,去大的批发市场路途遥远。这种小规模的城市周边农协直营店正好解决了中小农户的营销难题,促成了农协与农民和消费者的共同合作。我想,这种直营模式能自发地迅速推开,已有百余家基层农协建立了这类直销店,大概就源于这个原因吧。
    我在2012年考察韩国农协时,获知韩国农协中央会当时提出了3年建成5个大型综合物流中心的计划,而这次得知这个计划只在2015年完成了一个,即安城中心,经济控股公司还为此花费了巨额投资,就问及另外4个的情况。被告知是否继续建设尚存争议。这是由于现在韩国的流通机构已经够多,网络购物、电视购物都发育起来。有人认为韩国全国的流通供给甚至已经超过了需求。而农协建综合物流中心的投资来自农协资金,发生亏损还要农协自己承担,安城中心尚在亏损中。看来,打造“销售型”农协主要依靠投资大型流通设施的这一昔日的决策正在经历不小的挑战。
   在流通体系建设中,金教授告知我,开发稳定的产品供应处很重要。过去流通领域更重视的是怎么维持农产品价格,但是现在流通市场变化很快,很多企业主从工业企业转向农产品流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所以,农产品销售中的经营能力开始显示重要作用了。农协已经在考虑如何与各种流通企业甚至包括露天超市的合作,目标是把农协生产的农产品供应给这些企业让他们做流通。由于农协控制了产地农商的50%以上,以自己的产地和产品优势与一般流通企业合作,有可能搭建稳定的销售渠道,这就不用自己亲力亲为了。   
  四、韩国农协教育事业改革
  我访问韩国一共4次,居然3次都到韩国农协大学所在地也是教育机构聚集地考察,上两次分别是2012和2014年。2012年随农禾之家代表团全程访问韩国农协,2014年跟着芯世界社会创新代表团访韩,多待了2天专门考察韩国农协教育和流通设施,回国后曾撰文介绍韩国农协的人才培养体系。
  韩国朋友奇怪地问我为何多次访问教育机构。不是我对韩国农协教育情有独钟,而是我一直以为,一个机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要长命,要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教育是所有长效元素中最重要的。韩国农协教育体系的完整性、系统化和连续性在东亚三地农协中最为突出,韩国农协大学也是全球各国农业合作事业中唯一一所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并授予大专、本科、硕博士的大学。
  韩国的教育支援事业涵盖极为广泛。培育指导农业人及地域农协的发展、提供农业咨询和信用保证服务、归农归村综合中心运营、爱农村‘一社一村’运动、‘爱农爱食’运动、农民福利事业、农家乐和农家妇女社团、以及农政活动与教育宣传事业、社会贡献与国际交流活动都在其中。中国台湾地区农会将这一类事业统称为推广,农技、农机推广以及社区教育、社会福利推广等,虽与韩国的同类事业名称不同,内涵其实相去不远。只是,较之日本农协和台湾农会,我以为韩国更加重视教育本身的地位和作用。
  教育支援事业与金融事业、经济事业是韩国农协的三大支柱。当后两项事业作为大鹏鸟的两翼从中央会分离之后,教育支援事业在农协中央会总部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韩国农协中央会自办教育的主要对象,一是职员,二是组合员(农协会员)即农民。其教育体系分为独立法人的农协大学,中央会直属的中央教育院、爱农村研究院和中央会在地方建立的8所教育(研修)院。
  2016年6月,新上任的农协中央会金炳沅会长对教育部门进行改革。将直属农协中央会的农协中央教育院更名为农协理念中央教育院,将爱农村研修院更名为都农协同研修院,在继续保持农协大学的独立法人身份外,特别设置了一个新的农协人才开发院。这个开发院是中央会的人才库,下设教育育人小组,教育计划小组,还授权专管农协在各地设立的8所教育院。新会长还特意设立了农协创造农业支持中心,作为支持创新农业的专门教育机构。
  中央教育院之所以更名,特别增加理念这个词绝非虚词。我因为第三次造访农协中央会的教育基地,所以对其内外设置还算比较熟悉,而这一次,我一进门就发现在一块巨型石头上刻着中韩文交织的一行大字,其中的中文繁体字“农心”和“国民”我当然认得。翻译告诉我,这是新会长提出的农协新口号,到处都有的,是“怀着农心走近国民”。我还发现各处张贴的海报、图画、图表中反复出现“农心”,“现场”和“共享”这6个中文繁体字。
  介绍人告诉我,新会长是以前当过基层农协的组合长,被几百名基层农协的组合长联名提名选上的。他很了解中央会干部与基层农协相对脱离,对于农协理念理解不深,对农业的理解也不足,并没有树立一切为农协会员服务的价值观。而农协能否可持续地健康发展,主要取决于作为农协财产的所有者和农协事业的利用者的农民是否能积极参与农协的各项事业。可是,农民的积极参与,需要各级农协职员连续地针对需求的服务和支援。作为授薪人员的农协职员是农协的各项具体业务和事务的直接办理者,如果不能树立“农协会员至上”的理念和价值观,就难以服务好农民,也难以协助农民树立“我的农协”的主人翁观念。
  所以,自2016年6月以后,韩国农协中央会全面开发和开展了理念教育课程。理念教育课程的一个班约150名学员,其中一半是中央会的职员,另一半是基层农协的职员。学习分三段。第一阶段的课程三天两夜集中教育,先接受理念请农民来到课堂讲问题和批评农协职员的服务态度。第二阶段直接到农村24小时跟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务农,到现场去了解问题的解决方法,大约3个月。第三段再回到课堂做三天两夜的集中培训。大家先报告在第一和第二段课程中,尤其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中的收获和启发,而后提出与农民一起讨论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和立项设想,以及如何实现这个项目的规划。课程鼓励职员放手设计和进行自己的项目,最后还要进行一一评价,选拔优秀者给予奖励。
  按照计划,理念课程每年都要培育1300-1500名农协职员,通过理念教育点燃农协职员的热情,树立他们为农民服务、紧密联系农民的价值观,以及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解决问题为本的方法论,推动各级农协职员以理念带动行动,回到工作岗位充分发挥才干。这种培训已经完全超越了一般的参与式方式,是更加深入和深刻的以农民为主体,以实践为导师、以满足需求为目标的社会创新。
  当我听到这些介绍时,既惊讶又兴奋,因为这与我们在北京农禾之家做的禾力乡村社区工作者培训课程很类似。为了解这类培训在韩国的效果,我一见到农协的职员就会发问,你是否参加了这个理念培训,效果如何?受访者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理念教育让我们明白了农协公司和市场公司大不同,我们的公司经营好、多赚钱是为了服务和支持弱势的农民,不是为了老板,所以我们干起活真的有劲头了。”
  可见,教育创新是推动农协各项事业不断创新的动力。
  农协人才开发院的负责人还告知,农协8个教育院中有3个专门针对农民教育,其内容有农业科技、农产品流通、还帮助农民学写各项事业的记录。网络教育已经成为目前最普遍的农民教育方式,为教育院节省下不少经费,还推动了知识的网络传播和扩散。韩国农协教育真是与时俱进,短短两年就将农民网络教育普及到了全国。
  五、对韩国一个基层农协的考察
  槐山镇基层农协是韩国农协中央会槐山郡分部照顾的四个基层农协之一,也是金教授担任副校长的中源大学校所在地。之所以说是照顾,是因为韩国农协的组织体系中,只有乡镇基层农协和中央会是独立法人,16个道的地区本部、158个市郡分部都是中央会的派出机构,并不是法人。他们要按照中央会的政策竭诚为基层农协服务,照顾基层农协的各种需求。韩国农协这种扁平化的二级组织体系,有利于抵抗层峦叠嶂的官僚主义作风,让中央会的政策直通基层。不过,由1个中央会对应1132个基层会,实在跨度太大,于是,强化各道的地区本部和市郡分部联结基层农协与中央会的中介职能,就成为必然了。
  槐山郡分部的职工20人,其中16人是农协金融控股公司下设第一大机构、中央会百分百控股的农协银行的职员。农协银行是商业银行不是合作金融机构,不过,与其他商业银行有不同,即必须通过给农协中央会的名称使用费支持基层农协。有意思的是,管理这16个银行职员的是中央会总部发工资的郡分部负责人,他负责管理该分部的各项事务,其中的重点是管理和监督金融部门。郡分部还有3个岗位,用于专门支持郡内的四个基层农协。例如农协收购玉米需要预付款,他们负责联系中央会和农协银行,由中央会贴息七成通过农协银行贷给基层农协的信用部。基层农协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他们帮助联系卖场。基层农协所有的难题都会找他们帮助解决。当市郡分部有困难时,就会找16个道的地区分部和中央会,总之,一切都为基层农协服务。
  槐山镇农协最早发源于1972年设立的里洞(村)农协,1990年才合并为目前的镇农协。该镇农协所在地域包括槐山邑、文光面和小水面,总面积304.38km2下辖共126个行政里(村)。农作物主要是水稻、玉米、土豆、花菜、西红柿等。现有农协组合员2136人,非农的准组合员是其三倍,为6549人。农协理监事会有组合长1人,常务理事1人,涉外理事1人,其他理事9人,监事2人,共14人。职员总数为56人。另有19名小时工,超市13人,加油站和修理厂各3人。
  2013年投资设立了超市、加油站和金融分部,在总部之外设立了中央分店和东部分店,事业发展主要在最近几年。      
  2016年11月13日下午,槐山镇基层农协的常务理事即总干事,带着我们马不停蹄地走马看花。走过农协信用部、农产品流通中心、农资仓库、粮食仓库、大米处理场、农机修理厂、仪式堂(主要为农协会员办婚庆仪式,收费低廉,敬老堂和办白事的另有地方,社会活动还有主妇兴趣教室、青年游学、免费体检等),最后到了槐山郡的四家农协在1994年共同设立的红辣椒粉加工厂,这是按照农协公司法设立的共同事业法人。当时一家出资18亿元。品牌是红蜻蜓。加上11月12日我看过的该农协的超市、直营店和加油站,就是一个基层农协全部的基本设施了,金教授告诉我,除了共同事业法人外,韩国所有的基层综合农协都有同样的设施,有自己的购销和信贷部门,还有大米加工厂、农产品产地流通中心、超市、农机修理厂、仓库、加油站和社会福利设施等自有资产。政府的农政都通过农协执行,农协给农民带来了贷款、购买、销售、福利等各种方便和利益。全体农民不仅都加入了农协,居住地的非农人口也大多加入农协成为准会员。农协成了所在地域人口日常生活难以离开的组织,农协事业的稳定和可持续也稳定了农村的生活和社会环境。
  据槐山镇农协的常务理事讲,农协资产总量达1800亿元。其中设施120亿,金融资产1500亿。经济事业有三项亏损(粮食处理场,红辣椒,农机修理)其他均盈利。去年净赢利6亿韩元,其中的50%分别按会员出资额和交易额分给农户了,另50%用作农协发展。自2012到2013年,这个农协共投资84亿韩元建立了超市、加油站和金融分部。其中的64亿韩元是组合员自己出资,其他来自基层农协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粮食处理场的投资是50亿韩元,40%由中央会支持,其他也是来自自有资金和贷款。
  据我查阅该农协提供的书面材料,2016年,该农协的经济事业总收入达217.86亿韩元,是2015年的76.44%,不过比2014年增长了4.4%,究其原因,主要是销售、收购和超市这三个大项目分别下降了45%、23%和20%。但由于加工增长40%,才对总收益有一定的挽回。合作金融事业,存款平均余额2016年为1292.27亿韩元,比2015年增长1.6%,贷款平均余额2016年为408.86亿韩元,比2015年增长了19.8%。据槐山郡分部负责人说,由于韩国农村已经富裕了,不需要更多的贷款,所以基层农协这些年普遍出现存款远大于贷款的状况,中央会为支持基层农协获利,就要求中央会直属的合作金融部门与和各道、各郡市的派出机构共同努力,帮助基层农协转贷到城市并回收利润。2016年,这个基层农协的贷款比2015年增长了近两成,就是该郡分部上下沟通、协同努力的结果。不过,即便如此,2016年的贷款余额仅相当于存款余额的31.6%。
  为了解该农协经营的整体状况,我要来了2015年的年报。2015年,该农协的信用事业和销售事业营收分别为225.10974和60.10641亿韩元,费用分别为193.08042和27.82亿韩元,毛收益分别为32.02932和32.28641亿韩元。再去掉保险、管理费和营业损益后的收益只有8.83993亿韩元,再去掉教育支援事业的费用6.67002亿韩元和营业外损益后的5.38477亿韩元为税前收益。法人税的税率为10.667%,税后纯收益为4.81033亿韩元,相当于人民币284万元。
  这让我一方面感叹韩国基层农协的经营不易,另一方面直觉到管理效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据金教授提供的资料,90%以上的韩国基层农协效率不高,平均费用减少45%依然可以保持生产和提供够质量的服务。由于综合农协不以利润为目标,节约费用、降低成本就可以为当地农民开展更多的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事业,所以,提高效率就能增加服务,其实是很值得的。
  槐山镇农协是整个韩国基层农协的缩影,乡村社区有这样设施完善、努力经营、为农民和全体乡民提供综合性服务的社会经济实体,是国民之幸、国家之幸。
  韩国农协中央会与基层综合农协一体化的体系确实发挥着连接农民与市场、农民与国家的枢纽作用。
  六、韩国农协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尽管这次对韩国农协的系统考察因时间紧迫只能走马观花,不过,毕竟这不是第一次访问。加之近年来农禾之家综合农协研究组对日韩台农协持续关注和研究,导致我对一些问题的敏感度较高。下面就感受最深的几点谈些看法。
    第一,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其过程漫长。
  以往,我只知道韩国农协是根据1961年农协法设立的,到现在有半个多世纪了。而对其演变过程中发生过哪些矛盾冲突不甚了了。是金教授的研究给了我较为清晰的认识。
  如前所述,自1948年到1973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是韩国农协从设计到完成体系建构的奠基时期。在金融要不要进入农协,农协要不要以邑面(乡镇)为范围吸收农户和统管各类涉农事业的重大问题上,争论了13年。而将2万多个里洞(村)组合合并成1千多个邑面(乡镇)综合组合,又用去了12年。
  这25年,为韩国农协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厘清目标和组织奠基的作用,才引发了而后农协快速发展期的三项变革,即选才的民主化、组织的扁平化(三层变两层)、营销的市场化。而这些重要变革又为韩国农协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应对全球自由贸易市场的激烈竞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本世纪以来,韩国农协放软身段,一面大力推动各基层农协以服务本地农民为中心自主联合,现场革新,城乡互助,创立品牌,另一面强化流通领域的中央投资和中央管控,这些创新的改革策略和手段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平心而论,在东亚三地中,韩国农协起步最晚,但其合作性、自主性和业绩表现最强,这与他们改革意识和改革能力直接相关。以改革加强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战胜危机,壮大自己,并且在改革中不断纠错。韩国农协改革的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发轫很早,政府关注也很早,1906年清政府就曾颁发简明农会章程,从时间段上并不亚于日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互助组、合作社运动也与韩国的时期相仿。人民公社也曾建在乡镇,功能也够综合。但是,我们的合作社一是中断了20多年,二是早就异化为准政府机构,民主化、合作制的元素荡然无存。2006年以来,国家以立法方式恢复合作社,十年在废墟中重新起步,重建合作社仅从涵养农民合作意识上都需要大把的时间,遑论国家政策何时才能将专业还是综合的农民组织纳入政策目标了。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有170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了,但是,国家要不要对于农民合作组织做一个能管今后几十年的系统的长远规划和设计,迄今尚不明确。若与韩国农协改革经历相比,我国目前只处于韩国农协设立之前的阵痛期。
  第二,农协的性质居于公法和私法之间,公益商业是其走向。
  日韩台三地的农协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在公共性与市场性当中如何做选择?对于这个问题,国内讨论的热度远大于国际。我本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
  2005年我去日本考察农协,研究日本农协为何历经百年,形成对农民生计系统的综合保护体系,尤其关注日本农协法的演进历史。不过,当时的我,更多地从对农民的社会保护政策视角思考,提出日本农协是“遏制自由市场对农民的综合生计的掠夺,将农村构建成一个农民自主规划、自主发展、自主供给的受政策保护的综合农协的集体市场。”而农协本身的性质我则是通过日本人所言,视其为“日本最大的资产拥有者,是具有多个非赢利法人的非赢利部门。”
  2008年,我赴台湾考察农会,带着农协到底是谁的问题遍访各界并查阅历史资料,最后的结论是“台湾农会可以说是集农民职业团体、经济合作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委办机构等特质于一体,无法用一般性法律来界定其组织性质。所以,台湾在合作社法、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法之外专门设立了农会法,用以界定这类具有特质的社会组织。”而后又通过再次访问日本、韩国农协的考察及研究,将日韩台三地农协农会的这种特质界定为特定法人,其性质既不能归入合作社类的私法法人,也不能归入国家序列的公法法人。这类特定法人又称为法定机构,其法律性质在私法与公法中间。其事业运营到底是更偏于私法还是公法,要由特定法或特别法的法条来规定。所以,这种依特别法确立其特定法律性质的组织,完全可能因法律的修订而改变其性质和地位。
  2015年,日本政府对农协法的重大修订,就改变了日本农协的性质,将过去规定的中间法人或者法定机构的性质改变为一般法人,也就是从中间位置向私法方向靠拢,国家不再给农协特殊政策,令其与其他农民合作组织在市场上同等竞争。这是日本政府为适应全球经济自由贸易的挑战作出的重大战略性政策转变。
  韩国农协2011年和2015年也做了农协法的修订,其主要内容,是将农协中央会的重大组织结构变革即设立经济控股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进入农协法。将中央会内部控制的经营实体分离为独立的法人公司,形成韩国农协+两大集团公司即法定机构+工商(私)法人的新的治理结构。这是组织体系上的革命性创举。做出这样的调整,显然是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竞争和农民群体利益日趋弱化的态势,是韩国农协以商制商新战略的体现。韩国以修订的农协法明确规定这两个商业性质的公司要“支持农协的经济活动,促进他们经济地位的提升”,“谋求农民和农协利益”,并规定除农协法特别规定的事项外,两大公司的一切业务均要按照商法、银行法实施。
  韩国农协法作出的这一修订,是将农协法的法律定位向私法方向前进的一次重大调整,若以往在公法人与私法人之间更偏于公法人,那么现在则更加居中了。这样的农协,难以称为非国家序列的“公法人”组织,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同时具备公共性和市场性、居间的公益商业组织。
  韩国农协的这一改革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未来农民合作组织体系的总体样貌有重要启发。
2015年,我国发布了关于深化供销社改革的11号文件,试图以深化基层供销社改革、建构“姓农、为农、务农”的综合性合作社;建构“联合社机关主导的行业指导体系和社有企业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双线运行机制这两个改革方向来解决供销社体系基层薄弱、上层强大的倒三角形的畸形体系问题,并提出未来要为供销社立法的“特定法人”方向。改革的总思路朝向公益商业的居间法人,很有前瞻性,不过,两年来,上述两个方向上的改革成效都不理想,个中原因,在于未理清这两项改革的内在联系,培育推动改革的正向动力。
  韩国农协之所以将金融和经济两大业务分离出去成立控股公司,其动力来自市场竞争态势下让弱势的农协会员得到长期可持续的保护和援助。而这个动力机制的组织基础,是农协中央会与基层农协组织分立、价值统一、体系一体,中央会只做基层农协做不到的事情,形成带动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整体向上的强大组织功能。
  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我国的供销社系统若能将基层社改革成全体农民自愿参与的农民合作组织,树立以基层社为本、一切为弱势的农民群体服务的价值观,那么,各级供销社的社有企业就有了前行的方向和动力。所以,供销社改革的优先次序应该是基层社改革-联合社改革-社有企业改革,构建基层社与联合社、合作组织与社有企业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这才能为社有企业改革带来强大的合法性动力。即为了上亿农民组织起来的利益,社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必须大大提升,其总资产的规模和种类都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适时扩大。但是,如果不切实做好基层社改革,不与广大农民建立紧密联系,而是基层社改革走过场、盲目建立联合社、大举扩张社有企业,以为农服务名义争资源、争利益,则让改革走入歧途。其方向不是走向公益商业居间法人,而是行政垄断商业资源。
  第三,基层综合农协不仅是农协的也是国家的基础。
  韩国农协和日本农协、中国台湾地区农会一样,都在乡村类似中国乡镇的地域建立起综合性的基层农协。基层农协是农协中央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独立法人,以购销、信贷、农技推广、社会福利和教育文化的综合性事业服务于地域的会员。截止2016年6月底,韩国基层农协共有230万农民会员,占农民总数量的90%,占韩国国民总人数的4.5%,再加上1694万加入基层农协成为准会员的非农人,则农协会员为1924万人,占韩国国民总人数的38%。准会员除不能参与农协理监事选举外,其他的各项权利都与农民会员相同,可以享受合作金融、超市等事业的便利和优惠,所以不仅在乡的非农居民就连城乡结合部和城市的居民也踊跃参加。韩国农协准会员是会员的7倍,这个规模远超过日本农协和台湾农会。这种组织构成,致使基层农协不仅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也成为国家当下在乡村社区甚至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居民的代表。
  基层农协这种地域化、全覆盖和沟通城乡的特征,致使建设基层农协的设施就是为社区尤其乡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体系。农协中央会对每个基层农协的公共设施进行整体规划,设施主要由基层农协出资,中央会支持,政府也择项予以支持。
  目前,基层农协形成遍布韩国的综合性营业网络。截至2006年6月底,1132个基层农协有1132个本部,3445家分部,共4567个店,还有金融网点4602个,超市2095个,农机维修中心635个,加油站668个, 产地流通中心 348个, 大米处理中心153个, 农产品加工厂101个, 人参加工厂11个, 地区食品直销场75个。这些都属于基层农协的自有资产。
  韩国农协还有一种独特的组织模式,即农协共同事业法人。设置目的是为了加强基层农协的农业竞争力,促进农畜产品的流通,增加农民利益。设置的方法是在韩国农协法中设立专章,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基层农协作为发起人,可联合农协中央会、营农合作法人,农业公司法人共同出资作为会员,还可以与其他协同组合法人合作,不过,他们只能是准会员没有决策权,只要按照农协法相关规定去做,就可以依据农协法成为独立法人,而无需到工商或民政登记注册。这种组织方式可帮助基层农协扩大融资范围和拓展自己选择的产业和市场,形成以基层农协为首的联合型社会企业。截至2015年底,韩国的农协共同事业法人共97个。其中,园艺42个,粮食38个,畜产8个,加工2个,园艺和粮食统合的法人7个。
  韩国农协自1961年成立到现在56年了,基层农协一直在建设和完善之中,不仅通过不断合并规模扩大,还通过设施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能力。从前述槐山地域农协近几年陆续建成公共设施例子就可知,基层农协就是乡村地区的主干,是与乡村衰退景象博弈的主要力量。
  韩国经验对我国的乡村如何组织化、合作化有重要启迪。首先,维系以村庄为范围的合作社、甚至回到村庄集体经济组织即便做得到也不可持续。目前,我国真正做得好的合作社都已经跨村甚至跨乡,其动因就是达到适度规模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经济利益。其次,合作社走向综合,不能仅以经济利益为纽带,更要以社区的综合利益,即农民乃至非农居民的生活利益为纽带,才能达到建设一个,富裕一方、稳定一方的目的。第三,基层农协要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必须有统一的章程、统一的公共设施规划,统一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要坚持独立法人的社区基层化原则,即本级能做到的一定由本级完成,有困难的才向上一级申请。
  第四,农协营销事业的地位上升。
  东亚三地即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协、农会,由于金融事业能够稳定地赚取存贷差,对农协整体事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所以一直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核心事业。
  韩国农协的金融事业不仅在东亚诸国和地区排名第一,在全球各国的合作事业中也声名远播,这是源于农协在自有的合作金融事业之外,还拥有国家在农协设立之初就赠予的农业银行,导致韩国农协的整体事业一直得到商业金融的巨大支持。2015年末,韩国农协全资控股的NH金融控股公司的资产为325万亿韩元,在韩国各类金融控股公司中排名第四。若再加上地域农协的296万亿的资产,总资产高达621万亿韩元,排名跃升第一。农协合作金融的存款和贷款在韩国合作金融圈内也占半壁江山,2015年末,农协合作金融存、贷款总量在分别为261兆韩元和182兆韩元,在国家合作金融圈内的比例,分别为53%和52%。
  但是,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大势下,韩国农协越来越感受到,农民合作事业可持续的核心不在金融而在农产品和涉农事业的营销。
  随着韩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小农户因手头拮据必须在春播时贷款、秋收后还款的农户一般借贷程序有了很大改变,农户的存款总量远高于贷款总量的状况成为常态。而无论专业农户还是兼业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产品和涉农事业如何营销都成了难题。农协的组织结构改革和构建以农协自办流通为主的韩国农产品流通体系都是为了满足农民的需求,解决农户农产品卖难的难题。农协若不重视农产品和涉农事业营销,就会丧失与农民的紧密联系。何况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新的信息技术将智能产品、智能设施与智能服务高度相连,营销和品牌建立已经成为各行各业走向创新、创业的重要通道,农协也要抓住时机开拓自己的未来。
  农协的营销与金融的关系就像水源和水池,营销是市场化的农业和涉农事业存在的必然环节,还与其事业发展互相促进、可持续成长,为有源头活水来而不断履新。合作金融是为农户的生产运营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而不是为了赚钱。当合作金融演化为农协利润的主要来源,成了水源而非水池,就会与农协内外的各类因素争抢资源,从而受到来自农协内外的各类风险的冲击,这在不确定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大行其道的当下世界,农协可能遭受不可预见的打击。
  韩国农协将金融事业分解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商业金融和农协中央会与基层农协一体化的合作金融,兼有水源(商业金融)和水池(合作金融)两利,而且俩个金融体系用既分立又联合的多样化配置手段支持农协体系抵御各类风险,可以说是极为智慧的资源配置。
  我国的农业银行体系迄今还在商业金融一条路上踟蹰不前,合作金融尽管有了方向上的肯定,却缺乏操作规则,即便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也没能落地。加上合作金融的主流舆论是要成为合作社的核心基础而赚钱,致使合作金融20余年来还未走出自己的路。而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农产品营销比起合作金融甚至更为弱势,迄今还处于各家农民合作社单打独斗、农产品营销市场基本上被工商资本占据的状态。这与农民合作社组织化程度低,国家未能进行综合性、规范性、规模化、统一的制度设计和操作推广有直接联系。
  第五,教育引领农协。
  在重视教育方面,如前所述,韩国农协走在全球各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前头。
  他们将教育支援作为农协三大事业的首要事业,作为农协中央会与基层农协一体化的根本。教育的对象是人,以教育支援事业为重,就是以人为本。
  教育支援事业不限于教育培训,还包括所有的社区福利和文化事业,而这些事业都是以人为本的。农协职员、农协会员还有公众都在教育支援事业中受益。教育支援事业成为引领农协可持续和不断发展的引领型事业。
  在韩国农协组织结构重大改革的转型关头,韩国农协中央会将重新确立“农协会员至上”的理念和价值观作为农协职员的必修课纳入理念教育课程。正是理念教育让农协控股公司的员工懂得了公司是为基层农协的农户会员赚钱,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工作动力。
  在21世纪,人类社会正在上演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创新的技术革命。现在和未来的竞争将不再仅限于某个地域,对未来技术及其向产业转化的掌控能力将以全球为战场。其间,教育的引领性作用将更加凸显。谁能抓住教育创新和创新的快速普及,谁就可能占据创新发展的先机。在这方面,韩国农协已经占据了先机。而中国,我们这个世界上迄今拥有最庞大农民人口的国家,在农民合作社的教育支援事业上,国家一级的构想和系统完整的规划却从未提上日程。
  以上诸点尽管逻辑上不连贯,却是我认为的中国三农改革尤其农民合作组织建设的要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韩国农协经验为鉴的这些思考,希望能与大家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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