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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秀，男，湖北品牌发展研究中心（文华学院）副主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持续全面地增进老年福祉，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在此过程中，老年人选择何种养老方式进行福利生产具有关键性意义。近年来，由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机构养老方式获得了较快速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例如，人们对养老机构的信任危机成为机构养老运营和发展的普遍障碍，对民营养老机构的不信任尤甚。公信力的缺乏构成中国养老事业的窒碍之一。此外，不少养老机构的具体运作并未真正体现积极老龄化观念，未能将老年人自尊、自立、自强意识及其参与能力提升等理念有效融入服务设计，并由此造成不少养老机构老人满意度及生活质量不高。因为“可行能力的视角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所以生活质量的测度不仅涉及人“所需要的社会交往、社会援助、心理状态、生活满足感”等因素，还涉及个体能力，特别是在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能力因素中，自我健康维护与发展能力居于关键地位。但从实践看，不少养老机构难以有效满足老年人以上福利需求，尤其是能力提升需求。正因如此，近年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呈上涨趋势，但老年人实际入住率总体偏低，甚至出现入住率连年下降的问题。在养老机构的养老服务质量改善存在客观制约的情况下，人们对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寄予厚望，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理论上看，依托社区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养老服务模式，能够产生家庭与社区养老功能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克服家庭养老功能不足以及机构因养老院舍化而可能形成的机构利益优先的“官僚化”问题。但从实践看，相关政策的预期目标实现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人口流动性和家庭小型化客观上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一些社区特别是老旧社区与农村社区养老场地、设施及人员等不足的问题突出，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市，一些社区居家养老方式也未产生预期效果。对老年居民而言，服务可及性偏弱，福利体系的治理困境主要源自行动者间的割裂。在上述背景下，以养老机构与社区服务运作深度融合的养老服务模式已成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一种新的重要思路。其中，典型模式之一是养老机构社区化模式，国外通常称之为持续护理退休社区模式，其主要特点是退休老人能够在养老机构的社区内获得各种福利服务。就国外实践看，这种养老模式的福利功能在不断进行新的拓展。例如，共享空间和互动的公共体验使老人在其生活心态和养老体验方面发生了显著的积极变化，并随着社区生活时间的增长，他们的社区归属感逐步增加，在个人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的可利用性以及自由度等方面都能获得更高满意度。本文将这种养老模式称为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模式，并基于实地调研，对这种模式福利生产增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我国养老服务中老年福利生产的增效提供新的理论观念与实践路径。
一、福利意涵的演化与老年福利生产增能概念的再释 （一）福利意涵的演化及其创新价值自社会福利的概念产生以来，人们对其的界定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目前，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逐步形成了新的共识，即社会福利不仅指经济福利，而且包含有其他多种非经济的福利形式，如服务、机会、权力、权利、幸福体验等也被作为福利形式受到重视。借鉴Andrew Sumner及Neil Gilbert等学者的观点，现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社会福利形式观念的演变情况归纳如下，详见表1。表1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社会福利基本观念的演变
上述社会福利内涵与形式的变化蕴含三方面的创新价值：一是福利功能创新价值，即人们试图突破社会福利的经济功能（如改善收入水平）而赋予其更加全面的功能，最终实现幸福生活的目标。正如有学者所言：“福利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关乎人的幸福。”二是福利生产主体结构优化价值。权利、机会、自由、权力、服务等福利形式的提供，内在地需要将以往单一的政府福利提供主体转变为多主体参与福利提供，包括福利受益者个人主体性参与提供。对此，有研究提出，“扶助受益者——看作是主体而不是静止不动的接受者”，“被‘选定’的对象本身是能动的，他们的行为可以使对象选定的成果与对象选定的企图很不相同”，而且福利可“作为一个人主动追求人间幸福生活的基础、机会和条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必要的努力”。三是福利发展动力创新价值。丰富多样的福利形式内在地需要关注和强调多元主体内生动力的激活、运用，而非单独的外部福利支持，而其主体动力潜能激活的必然状态则是人“摆脱依赖走向独立性、自主性，突破义务本位走向权利与尊严诉求，从身份生存走向能力生存”。这种动力转变具有多种积极意义，包括优化和提升福利目标、降低福利成本、增进福利效能、实现福利增进发展可持续化等。寻求以上优势的获得是人们对福利概念内涵拓展和创新的重要原因，值得在老年福利研究中吸收和借鉴。（二）福利意涵演化下老年福利生产增能的概念再释在传统经济福利的概念思维中，老年福利生产增能意味对老年人经济福利提供能力的增进提升，进而改善老年人物质生活水平。根据福利意涵的演化，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21世纪福利概念形态新认识的语境下，老年福利生产增能不仅是指提升老年人经济福利供给能力，而且包括不断增进老年人权利、机会、自由、权力、服务等福利形式的提供能力。在此概念下，老年福利生产增能蕴含三方面的再认识：一是福利增能目标的再认识，即福利目标从“生存型”向“提升生活质量型”转变。理想的福利目标“是鼓励追求幸福，而且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应该以此来界定”，老年福利生产思维不应再局限于提供福利制成品，而须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精神、文化及其发展的福利需求。二是对老年人作为福利增能角色的再认识。老年人不再仅仅是福利生产成果的被动接受者，而且正在发展成为福利生产的重要主体。实践表明，老年人不应是福利保障中被扶持的弱者，其自身具备发挥福利生产的能动作用，在条件具足的情况下可以依靠自身努力来增进自己的福祉。这不仅体现了积极老龄化的现代精神，也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政策精神。因此，需要特别重视有利于提升老年福利生产参与机会与能力的福利支持产品的生产增能。三是老年福利生产内容形式的再认识，即在重视经济福利的基础上，科学对待老年群体福利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对于经济生存问题得到解决的老年人，须关注其心理福利的提升需求，切实回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发展要求。二、养老机构社区化要素建构及其福利生产增能的三重逻辑 （一）养老机构社区化：一种新型社区的要素建构养老机构社区化之所以谓之社区化，主要是这种养老机构具有一般社区所具有的组织、空间、人群及制度等基本要素；同时，它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国外研究也将其称为持续护理退休社区，并认为它代表了一个定义明确的新型社区，具有明确的物理和社会边界，具有人群年龄和身体功能资格标准要求。与居住在一般社区中的老年人相比，此类养老机构的独立单位代表了一个具有更多同质特征的老年人社区，故称为养老机构社区。从较为全面的观点看，养老机构社区化要素建构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功能要素建构——充分整合的福利生产。养老机构社区除了具有一般社区共有的老年服务内容外，其服务内容更加丰富，具体包括基本生活服务、照护服务、健康服务、医疗服务、体育健身、文化娱乐、金融服务、休闲旅游、法律服务及残障老年人专业化服务等项目。除了上述有形福利生产外，还有无形的心理福利，如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的获得。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社区高度聚集的生活方式、特有设施和服务提供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第二，主体要素建构——主体化的老年人群。社区本身就蕴藏着社区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一般社区主体构成的不同之处在于，养老机构社区的主要主体构成是机构养老老人及其自组织，其他参与主体相对较少。在某种意义上，养老机构社区具有更高的自治性，有利于激发每位老年人的主人翁意识，使其生理、心理与社会生活的福利生产的需求表达主体与供给主体实现内在统一。第三，空间要素建构——复合化空间结构。养老机构社区内部存在自然、居住以及人文空间的多重构建，既包括有形的社区基础设施、居住环境条件、休闲活动场所等，也包括无形的文化因素，如信任、关怀、互助、自尊等，从而形成一定的人文环境空间。与一般社区空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空间蕴含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能够产生更强的社区功能。因为空间的本质是结构，而且是有功能的结构。而空间接触能够改变社会互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调研发现，养老机构社区空间里的老人在相互接触的频率及效度等方面都远高于一般社区空间里的老人。第四，规则要素建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制度规则是社区主体获得福利资源能力的重要保障。如果制度乏力，就难以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就会缺乏保障合法性、责任性、稳定性、执行力和激励机制等实现或落实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制度存在正式立法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区别，二者相互补充，取长补短。通常而言，在社区福利生产过程中，正式的政府管理和支持制度有利于保障社区外部福利的稳定供给，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非正式制度则在提高人际关系的交互性适应性、促进人际支持、挖掘和利用民间福利资源等方面，具有自身优势。在实践中，来自民间的特点使非正式制度更具亲和力和适应性，能够在兼顾执行性的同时规避因过于弹性而可能导致的不确定性。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某养老机构社区的理事会章程即属于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理念是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制度目标是“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养老方式；制度运行强调“沟通、连接、互动、互促、共建”，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机构养老社区老人的能动性和优势，反映他们的需求与特性。第五，系统要素建构——三重系统的深度嵌合。查尔斯·扎斯特罗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人们生存生产总是处于特定的系统中，系统大体可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三种基本类型，且相互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其中，微观系统是指处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人系统；中观系统则指小规模群体，比如家庭、职业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指比家庭、职业群体等更大的社会系统，包括社区所处的社会文化与政策规制等外部环境。养老机构社区虽然具有空间的独特性，但并非封闭状态，而是同样存在微观、中观、宏观三种系统的深度嵌合，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社区与政府、家庭都构成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二）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增能的三重逻辑福利生产是福利享有获得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探索。从生产主体看，大体经历了从国家主体到多元主体再到多主体合作生产的福利治理理念的演变；从福利生产过程看，主要讨论了福利生产中的输入、输出及效果等环节。实际上，无论是基于任何角度的分析探索，都需要涉及福利产品生产中的三个关键因素：一是生产动能，即福利生产的动力及能量；二是生产空间，即在何种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生产；三是生产主体，即由何者承担主要生产任务，这又直接涉及生产主体的能力状况。基于上述三个关键因素，结合实地调查，本研究对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的增能逻辑进行以下概括。1.社区福利生产动能的创新塑造：以动力重建实现增能动力意味着一种结构系统蕴含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通过系统中主体、目标及资源各要素之间的互相联系得以实际运转，形成动能。在老年福利生产中，基于以普通老人为代表的弱势人群需要特殊福利支持的理念，政府及社会主体的福利目标观念及行动构成了老年福利生产的基本推动力，这种动力作用模式虽不乏实效，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例如，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资源因素的制约，政府与社区的福利供给偏好与老年福利需求之间很可能不相匹配，进而造成福利供给低效，可持续化动力不足。在新发展阶段，老年福利生产由外部动力向内在动力转化已成为必然要求。近年来，党和国家一直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和“真正动力”，其内在机理在于“没有需要，也就没有生产”。因此，老年福利生产动力需要从强调外部推力支持转向以老年福利需求为导引的内在动力激发。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关于福利生产动力的新观念，即应当基于社会层次来分析老年人的多样化需要，帮助他们被接纳为社区／社会成员以承担特定角色，并有机会进行自我表达的需求。然而，要将老年福利需求真正转化为老年福利生产的内生动力，还需要激发和培育主体行动动力、形成空间资源等现实条件，进而形成福利生产新动能。养老机构社区服务运作实现老年福利生产动能的新塑造，即通过从外在动力向内源动力的转换，达到福利生产增能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需要为生产导向实现生产增能。在以往的社区福利生产中，老年福利供给往往是由社区单方面决定，老年人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在养老机构社区内，福利生产基于对每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行为习惯、生活模式及社会状态的详细把握，这些均会对老年福利产生直接影响，也由此形成了以老年人福利需求为基本内源动力的福利生产动力逻辑，有利于解决福利生产后续乏力及可能出现的供需脱节等问题。从养老社区福利生产的内容看，日常照护、保健、医疗、体育健身、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法律服务及残障老年人专业化服务等，这些具有全面性、回应性、专业化特点的福利服务都是为老年人需要而设立的。二是将老年人主体性参与转化为实际动力，进而实现生产增能。注重老年人主体性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观念，在此理念下，老年人成为社区内福利生产的积极能动主体。“一套好的政策必须支持和保护老年人的主体性，将老年人视为其生活的选择者和创造者，而不是被动的利益接受者。”这种参与在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其参与实践具有创新性。不同于传统参与模式下仅仅将公民参与作为政策执行手段的工具性价值，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更强调参与行为对老年人自身的塑造。荣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学者阿马蒂亚·森将后者称为参与的建构价值，即福利生产中老年人参与主体性与责任能力的双重塑造。“对主体地位的理解，对于承认人作为负责任的人，具有中心意义：我们不仅只是健康的人或者生病的人，我们还是采取行动或者拒绝行动的人，而且还是可以选择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来行动的人。”目前，不少国家也正在努力探索和实践这种老年人福利生产新的参与理念。以日本为例，针对老年人生活习惯病的激增，日本政府实施《健康增进法》，将促进自我健康预防作为“国民的责任义务”，其中特别强调了国民对自己健康的自我感知、责任和义务。其具体责任承担形式包括注重个人参与智慧、倡导“制度”与个人“智慧”的有机结合等。许多欧洲国家也纷纷采取相应措施，根据老年人的个人需要、喜好和能力提供项目，避免和消除年龄歧视。这种更加积极的养老理念逐渐在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模式中得到有效实践，进而达到福利生产增能效果。三是以福利生产内源动力持续强化实现生产增能。老年人福利生产参与状况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直接“影响并限制老年人活动能力的要素包括了健康、体能、受教育程度、经济资源、对生活的掌控性，以及在生命早期（特别是在中年阶段）所形成的适应性模式”。在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中，这些因素能够得到充分优化和整合运用，从而达到生产动力持续强化的效果。以健康福利生产为例，负向情绪是妨碍老年人福利生产的主要因素。大量证据表明，老年人的自杀倾向与老年人对自身的主观评价有关，且主要源于对未来的消极评价，而不是基于疾病、残障、婚姻状况、退休和隔离等客观情况。在养老机构社区内，老年人负面消极情绪能够得到及时消解。如以老年人健康评价活动与观察的方法使其负面情绪得到最大程度的减缓。同时，由于养老机构社区内权利赋予的重点从传统的关注投入转变为关注产出，平等观念得到充分践行，这也有利于避免老年人因年龄或健康原因而在福利生产与享有中被边缘化的问题，使每位老年人的教育、经济资源及其对生活的掌控优势与能力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激活和运用，进而形成福利生产动力的可持续强化和有效增能。2.福利生产的空间优化：以空间再塑实现增能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空间的生产过程包括物质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生产。空间不仅影响人们的行为及意识，而且蕴含特定社会关系。有学者将社会关系置于特定的实践空间中来理解，能够洞悉其背后所蕴含的复杂关系，如社会群体的差异、人在空间中的符号特征及其相互的权力关系等。由此而言，受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传统社区空间中，老年人往往处于不利的社会空间关系状态，甚至被符号化，在实践中有时会“因被消极评价的生理特征、行为习惯、生活模式、社会状态，以及在财富、权利、威望、特权和权利方面较差的占有情况，而被视为受到歧视的一部分人口”。在缺乏新的空间条件的情况下，要改变这种观念往往是不容易的。因此，在激发老年人福利生产内源动力的语境下，迫切需要社区空间的再塑与转变，以便为老年人在福利生产中发挥积极能动作用提供有利的空间条件，进而实现以空间优化获得老年人福利生产增能的效果。在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模式中，福利生产的空间得到显著优化，有效实现了以空间再塑实现生产增能的目标。以湖北省武汉市某养老机构社区为例，该养老机构社区通过多种新要素的嵌入，实现社区福利生产的空间创新塑造。其一，在福利生产理念上，将活力养老、文化养老、健康养老、科技养老、心灵归属等理念融入福利生产空间优化，力图通过多种形式的福利提供满足老年人认知、情感、行为、生活状态、居住模式、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需要，开展全功能性社区服务。其二，在资源支持上，该社区将知识、技术、场所、资金、设施、制度及组织不断加以优化并实现有机整合。例如，在养老机构社区老年人福利生产中，基于家庭在福利生产增能中的特殊优势，社区通过帮助老年人与家庭成员沟通交流，使其体会到生命的意义，产生被需要感和愉悦感，改善抑郁情绪。这种福利生产空间功能的延伸意味着对社区本身以及家庭功能的超越，能够产生更积极的福利生产效果，可以在重视家庭福利生产作用的同时，又不过多地依赖家庭。同时，养老机构社区也注重动员和利用专业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资源嵌入，以提高服务对象个人的自信心以及解决个人问题的能力，进而形成以养老机构社区空间为基点的系统结构化的增能空间。其三，在社会关系上，最大程度地抑制传统社区空间中因年龄、性别、收入、城乡、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异而形成的老年歧视，有效培育积极的人际关系，使老年人参与自我福利生产的创造意识和主体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这里，使用“能力”一词意在强调选择权和能动性，即人们不仅享有被动地满足需要的权利，而且具有一系列选择机会的权利，这为公民选择与自己人生观一致的其他活动预留了很多空间。新型社区空间的塑造为这种权利选择权和能动性发挥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保障，有利于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增能的目标实现。3.福利生产主体潜能充分激活：以差异赋权实现增能赋权与增能具有紧密的联系。通常而言，赋权意味着协助弱者排斥各种障碍并创造激发其内在动力的有利条件，使被协助者具有参与和有效运用资源的能力。而赋权过程实际上就是建立意识与能力，进而产生积极的决定性影响的过程。老年群体的赋权增能主要是指通过强调赋权，解决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和身体保障等需要，保证其安全和尊严，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老年人群是存在具体差异的群体，赋权增能需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差异性，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确定任何特定人群的需求权利时，须考虑其生活方式、文化和价值观系统，考虑所帮之人的身体、情感、认知、社会和精神属性。因此，在对老年人赋权时，既须秉持机会平等、内容充分、人人共赋权的观念，还需要注重客观的个体差异性，以达到充分激发个体内在潜力和资源的效果。在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中，以差异赋权实现增能的理念被有效融入福利生产发展规划、决策和效果评价的整个过程，并由此形成以下三种类型的赋权增能模式。第一，面向具有基本自理能力的普通老年人进行赋权增能。此增权模式的主要目标是预防老龄化和降低福利生产的质量风险，有效提升社区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例如，以智能化福利服务激发每位老年人的潜能，以自我健康风险防范来实现个体赋能。自我健康风险包括身体受损风险和精神受损风险。针对身体受损风险，可安装防跌倒的自动感应灯具为老年人安全起夜提供便利条件；针对精神受损风险，可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的技术，对老年人的情绪状态进行持续监测，一旦发现情绪异常波动，及时介入心理健康指导，化解心理健康风险。第二，针对特殊群体进行赋权增能。此增权模式主要是针对自我照护能力不足的老人，对他们赋权增能的重点在于关注其生命安全，延长健康寿命，提供临终关怀护理，具体包括身体健康改善的赋权增能和情感支持的赋权增能。如，通过专业化心理服务赋权福利生产提供，提升老年人心理自我调节能力，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促进身体健康。一般而言，老年人口年龄越大，身体机能越差，罹患疾病的风险概率也越大，失能风险就越高（详见表2）。表2 失能风险与老年人口年龄变动的关系
人的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将对老年人的心理赋权纳入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计划，不仅能够促进老年人形成积极的情绪，包括欢愉、自尊、自我认同及主动选择的主体意识，还有利于化解或降低失能风险等。 第三，对具有某项技能的老年人进行赋权增能。其目的在于使他们在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中可以更好地依靠自身特有的经验、智慧和技能，发挥社区福利生产活动策化与开展的“精英”主导作用，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增进同伴的幸福感，增进实现幸福生活的发展能力。虽然这部分老年人数较少，但在社区中具有较大的影响潜力。从具体实践看，他们在提供更高质量和更有效率的福利服务方面能够发挥积极能动作用，提升老年人福利自我生产的自信和行动能力，推动社区福利生产增能创新。基于以上论述分析，现将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中的差异赋权及其增能要素进行归纳概括，如表3所示。养老机构社区三种赋权模式在赋权目标、目标人群、赋能策略、资源支持及增能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具有共性特质，即通过精准赋权，充分激活老年人作为福利生产主体的潜能。这是一种从自发主体到自觉主体的理念转变。“就人的主体性而言，自发性乃是最初的一种形态”，“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更本质性的内涵的自觉性，是对自发性的辩证否定即扬弃”。在实践中，这种自觉的主体行为更能达到福利生产增能的效果。表3 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中差异赋权及增能要素
三、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的增能实践机制 对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增能逻辑的分析，为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创新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思维，也是对福利生产理论的新突破。在传统经济福利的视野下，福利生产意味着能够借助再分配影响经济收入分配格局，但这主要还是一种单一化财政转移支付能力的概念分析视角，与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有着显著的不同。要将以上新的理论思维充分付诸实施，还需要相应的实践机制作为支撑和保障，其中包括观念、制度以及技术等多重实践机制。（一）观念重塑导引机制观念重塑导引机制主要体现为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中老年人福利生产主体角色观念的创新和确立，并在以下三方面形成福利生产能力增进导引。一是减缓老年人能力下降服务导引。老年人“在正常衰老过程中一些认知能力随增龄自然下降，但是这些减退可以借助智慧、知识和经验的增进而得到补偿。通常情况下认知功能下降是由于荒废及缺乏锻炼、疾病、行为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而不是老龄化本身”。在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中，造成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的上述因素需要在主体观念作用下通过生活互动空间塑造及差异赋权等给予有效应对。而且，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稳步推进以及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减缓老年人参与能力下降并充分激发其潜能更具可行性。二是养老文化转型导引。养老文化转型导引旨在完善“老年人导向性”福利服务供给模式，形成一种老年人可以在不同情形下都能发挥主体作用的养老文化，建设“老年人友好型”养老环境。推进养老文化转型导引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帮助老年人保持在福利生产和生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和地位的状态。例如，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可表现出较多方面的参与能力，身体较弱的老年人虽然能力相对不足，但在自我防护、心理情绪调解等方面仍可发挥一定的主体作用。总体来看，“一些老年人需要照料，但大多数老年人仍能保持独立，并继续为家庭、社区甚至国家的经济做贡献。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在考虑老年人需要的同时，从生命历程的视角理解老龄化”。三是福利资源整合导引。以家庭资源整合为例，传统孝亲观念认为老年人缺乏自立能力，子女在家中奉养父母才是真正尽孝道。确立老年人在福利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意味着对其能力的信任，即相信在专业养老机构社区内老年人同样能够获得有质量的生活；同时，家庭成员也需要借助现代通信手段加强与老年人的联系和沟通。调查表明，在养老机构社区模式下，大多数老年人都是以积极的心态入住，其子女予以充分的支持。这是养老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也是对积极老龄化的践行。（二）制度创新促进机制老年人福利制度体系的缺失或不健全会导致制度能力的不足，这也是制约老年人福利生产效能提升的重要原因。对此，应通过相关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将其有效嵌入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增能过程，进而促进生产效能提升。1.老年人自我福利生产潜能激活制度在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增能中，只有形成老年人自我福利生产潜能激活制度，福利生产增能才具有可持续性。从制度类型看，需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及其协同作用的有效发挥。在具体制度建设中，应注重三方面的创新转变。一是在制度价值理念上，须从注重制度社会效应的工具性价值转向注重老年人能力提升的建构性价值，将新型的老年人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等贯彻其中。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强调福利制度对福利权利主体能力和思想意识提升的效果，如社区老年人的终身教育、健康生活观念及能力培育、以社区参与实现自身价值等，并将其作为一种福利测量方法。二是在制度结构上，须从制度分割转变为制度联动。就正式制度而言，在现有老年教育地方制度、条例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制定、形成国家层面的老人教育法以及社区老年制度，建立健全国家—地方—社区三级制度联动网络，统筹政府、社会组织与养老机构的教育资源，内容涉及社区文化、体育健身、科学技术普及、卫生健康、法治宣传等。既要注重制度的规范化，又要体现制度的韧性和实效性。从国外经验看，为了消除对公共支出的“浪费”，可基于教育需求，通过教育券、教育津贴和按人头计算的补助费等方式来进行教育福利资源分配。这对于提升老年人福利产品供给的多样化水平和精准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还须在养老机构社区内部形成制度性的效果评价体系，为制度改善形成依据。三是在制度顶层设计上，须从顶层制度“缺位”转变为“补位”。如可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并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服务法，进一步明确政府对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所具有的指导、规范、监督、激励及支持等责任和权力。2.老年人福利生产资源整合制度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模式目前还处于探索实践状态，需要政府及社会主体的支持，推动社区内外福利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福利生产中的制度化合作机制和常态化沟通渠道，以制度创新促进资源拓展和资源整合，不断提升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能力。具体而言，一是老年照护津贴制度创新。目前，关于老年人照料、医疗护理等的老年津贴制度发育程度还较低，在促进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形式发展方面展现了一些成效，但还不利于更多的存在家庭照护困难的中低收入老人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安度晚年。二是家庭照顾资源整合制度创新。例如，2014年南京市探索居家养老服务方式创新，推出“家属照料型”模式并对此出台相关规定，即“五类老人”可以申请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子女、儿媳愿意在家照顾这五类老人，每月可领取政府发给的300元（照顾半失能老人）或者400元（照顾失能老人）的“补助工资”。三是老年照护保险制度创新。在照护资源稀缺而照护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建立照护保险制度有助于化解长期护理负担的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其中也包括针对老年人群的长期照护制度。创新老年照护保险制度有利于加大对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的支持力度，如对丧失自理能力而存在机构养老需要的老人，可由社会保险向养老机构支付费用，并由养老机构提供多种照护福利服务（包括专业护理人员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精神慰藉等内容）。这种做法符合国际社会照护保险金的给付原则，如德国照护保险金的给付方式就包括给予非正式照顾者现金补助、向专业照护服务者支付现金补助、给予机构照护现金补助等三类。如果有老年照护保险制度的支持，那么老年人在需要护理照料和康复服务时就可以选择在家、社区或养老机构接受服务；同时，老年照护保险公司则可根据评估的情况支付大部分费用，个人支付小部分或不在保险范围内所产生的费用，无支付能力的老人可考虑由政府支付。3.老年人福利生产形式创新拓展制度进入21世纪以来，以制度创新拓展福利生产形式成为国际上老年人福利发展的重要新趋势。200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马德里政治宣言》明确提出，逐步达到充分实现人人享受最高水平身心健康权利的目标。通过相应制度将物质、精神及服务等支持方式嵌入促进老年福利生产增能过程，推动社区福利生产内外动力的有机结合，能够使福利生产内容更加丰富，实现福利生产形式创新和拓展的效果。例如，针对目前养老机构福利生产中专业社工服务明显不足以及老年社会工作专项资金整体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可探索建立特定项目的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保障制度，推动每位老年人享受最高水平身心健康福利的目标实现。（三）技术嵌入支持机制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的飞速进步，数字化技术赋能养老已成为当今提升老年人福利生产能力的重要趋势和主要模式。目前，我国已出台多项旨在推动“互联网+养老”融合平台建设的相关政策，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养老模式在不少养老机构已获得快速发展。然而，为使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增能发挥更加积极的效用，还需进一步加强技术嵌入机制的有效支持。1.以技术嵌入应对化解福利生产风险德国著名风险学者贝克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个体化的社会中，风险不仅仅在量上增加，性质上新类型的个人风险出现了”，“也将产生对于教育、照料服务、医疗和政治的新需求”。英国学者彼得·顾柏在对风险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更是提出了新风险的概念。新风险意指因经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变化、人口老龄化等因素而形成的生产风险，其“产生新的利益群体，他们同旧风险相关人群交叉，情况更复杂”。在老年人福利生产中风险同样存在，涉及信息提供、照护获得、终身学习等方面，化解风险有利于降低福利生产成本，提升福利生产效能。现代智能技术的嵌入是应对福利生产风险的一个重要途径。以应对健康照护中的风险为例，养老机构社区拥有完善的在线诊疗体系，包括健康管理、健康生活、疾病预防和康复护理等全周期服务。而在一般社区里，在线医疗社区在医院的普及率仍然很低，在线医疗服务不明显，而在养老机构社区中这种现象得到了有效避免。2.以技术嵌入全面提升福利生产质量老年人福利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涵盖为改善老年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提供的各种福利项目、设施和服务，新技术嵌入支持老年人福利生产有利于全面提升老年人福利生产质量和效能。养老机构社区借助新技术的支持，可以提供多场景化的智能健康决策系统，包括老人的健康检查定期推送以及重点人群的健康持续检测，涵盖老年福利需求信息的采集、输送、储备及转化应用等各个方面。老年人福利生产在未来实践中对新技术的应用须更加精细化。以健康福利生产为例，生理心理健康与社会健康幸福感是紧密联系的，关于人的生物—心理—社会全面健康观念已逐步成为共识。从动力逻辑看，健康福利的生产需要基于老年人具体情况展开，注重通过新技术的引用，全面、及时、精细地了解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从心理疾病方面看，老年人较为常见的抑郁、恐惧、焦虑、自卑等不良情绪状态以及在老人中占比较高的精神疾病等数据，都需要借助新技术的应用实现充分而精细的把握，并采取相应的福利应对措施。为此，可借鉴国际“健康慧治”理念，在养老机构社区内形成一个对话与宣传有机整合的信息平台，使技术嵌入不仅能够实现信息收集、知识分享和福利共享等功能，还能成为推动形成最佳的健康福利生产方案与实践行动的“发生器”。3.以技术嵌入优化福利生产过程优化福利生产过程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技术嵌入，压缩物理与心理空间，增加福利生产过程的便利性和直接性，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技术嵌入能够带来社区内老年人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加强人际互动，促进新关系的建立，提升福利生产能力。同时，技术嵌入能够使家庭、社会成员的敬老、助老、孝老等福利生产行为更加便捷。如：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语音识别、深度学习、语言处理，使家庭与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之间形成有效互动；子女从手机App端口随时了解父母健康情况，形成子女与养老机构社区之间的常态化互动；有效发挥信息库的作用，满足患者的健康咨询需求，促进养老机构社区实现深度的康养融合。由于本研究调查的养老机构社区的入住对象总体上文化层次相对较高，“数字鸿沟”问题并不突出。然而，随着未来更多养老机构采取技术嵌入支持机制，为实现信息化发展成果共享，须重视“数字鸿沟”或数字能力差异问题。一方面，亟须形成明确、具体的技术支持效能评价标准，不断提升技术嵌入福利生产的实时性、便捷性和效率；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技术嵌入效果评价制度，推动新技术有效嵌入健康空间、积极生活、保持创造力与健康、改变心灵、快乐DIY、健康膳食认知能力塑造等福利生产环节，继而提升社区健康福利生产的质量和能力。结 语 在增进老年人福祉过程中，如何以较少的成本投入取得最大化的福利生产效果一直是社会各界颇为关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国老年福利政策虽然存在各种差异，但也呈现了一定的共性特征，即扭转过去长期以来的福利生产主体分割状态，不断提升老年人福利生产供给的多主体参与性。老年人福利政策改革中经常提及的“福利混合”，实际上就是试图实现对包括公共、私人、家庭、社区等在内的各种福利资源的充分整合，推动更为精准、充分的老年人福利供给。老年人作为社会脆弱群体，无疑需要更多的福利支持。然而，理论与现实都充分表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老年人福利产品丰富度和品质的提升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如果过度依靠政府福利供给不仅难以持续，还会产生福利形式单一、碎片化以及供需脱节等问题，难以达到预期效能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明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同时，特别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在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指引下，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依托养老服务机构，以适老化改造为基础，以信息化、智能化设备为手段，加快老年人福利生产进程，优化养老服务，增进老年人福祉。一方面，构建和完善以养老机构为代表的内生力量的福利生产模式，充分利用养老机构自身优势和政策创新空间，以此发掘和利用老年人自身福利创造潜能，积极创新生产模式，实现福利生产的低成本运作，提升福利供给水平。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更多地扮演福利生产中“能促型政府”角色，强化政策支持、市场引导和行政监督职能。可以预见，由于家庭和一般性社区养老福利生产发展客观受限以及人们认识的转变，养老机构社区很有可能成为更多老年人养老的选择。随着养老机构社区服务模式门槛的降低，以及政府与社会力量对这种社区援助服务等激励措施的增加，选择养老机构社区作为自己养老方式的人会逐渐增多。从对我国中部某市的养老机构社区生产模式发展的调研看，目前该机构已在全国24个核心城市完成布局，其影响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未来，需要着重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在创新的理论观念下，通过实践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实现养老机构社区化福利生产的持续增能，并以此作为推进我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创新路径。编辑：翊明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10期“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栏目“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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