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策略] 乡村社会治理的时代挑战

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

——来自浙江海宁、义乌、温岭田野研究的思考

任何重要范畴的出现都对应着一个新的时代。当社会生活实践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态势、新的特征、新的矛盾甚至冲突时，我们总会力图切实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并从中发现、提出新的范畴，以比较贴切地理解、把握新的实践。于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出现了，在这其中，唯有来自实践的理论才是真实的，反之，也唯有真实的理论才可能为实践提供启示。本文将以浙江海宁、义乌、温岭的田野研究为基础，试图围绕“乡村社会治理”这个重要范畴做一些具体分析，以抛砖引玉，激发更多讨论，进而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的开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

新中国以后，乡村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人民公社最初尝试的挫折，1962年，富有中国特色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正式定型，成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制度。除了系统、完整的党、政权力体系以外，从乡村社会的视角看，人民公社的几个重要特征值得关注。其一，人民公社保留或者重塑了浙江农村传统自然村落的生产、生活空间。其二，国家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农民一年四季都留守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圈子里。其三，乡村生产、生活高度自给自足，从粮食、柴草、油料一直到猪肉、鱼等等，都实行“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都是农民的”。其四，乡村生产力水平极低，生活十分艰苦。以义乌为例，直到1980年，义乌全县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8.4%，绝大部分劳动力务农，全县人均GDP仅235元。以上的特征说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乡村社会依然停留在传统自然村落的状态中。因此，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中，尽管经历过“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革命运动引发的村落内部矛盾、冲突一定程度上撕裂了传统的人际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落文化所积淀下来的强有力的“稳定机制”不断修复着村落秩序，使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保持着生产的增长与正常的生活环境。

改革开放启动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人民公社的制度桎梏消解了。无数农民义无反顾地脱离土地，走出村落，欢呼着“我们自由了”，投身到工商业经济的洪流中，不得不与无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打交道。

问题出现了。在海宁农村，有人租了邻居的土地养甲鱼，说好每年800元租用费，但是，养鱼人赚得多了，邻居反目，熟人间无法协调，导致破坏鱼塘行为频频发生。诸如此类的问题如何解决？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繁荣背后是假冒商品流行、伪劣产品占市，三角债让人头疼，打牌赌博屡禁不止，小商品市场如何才能正常发展？温岭渔村的改制比较晚一些，由于渔村的资产相对较多一些，渔民们改制的意见呈现出巨大的分歧，如何在渔民间合理“承包”成为一大困境。

改革开放源自于国家部分放弃对于乡村社会的强制管理，新问题不可能用旧的社会管理方式来解决；另外，面对着市场经济、陌生人互动中出现的问题，村落文化的“稳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呼唤着新的解决方案，于是，乡村社会治理应运而生了。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乡村社会治理协同各方，合作互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中解决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建设乡村社会主义市场新秩序，创造美丽乡村新生活。

乡村社会治理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体制、组织、文化创新以及社会公平、人的进步；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每天都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展开，深入观察，让人目不睱接。概括地说，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怎么做”与“做什么”，或者说方法与目标。前者涉及制度设计、工作方法选择、操作程序安排等等，需要化大力气开展认真仔细地研究。后者涉及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指社会治理中实现具体的工作目标，这是每一次社会治理实务必须实现的；宏观层次涉及社会治理中“人”的状态，这超越了处理问题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就事论事，而是关注在处理“事”的过程中如何改变“人”。在一般情况下，宏观目标不会成为操作性目标，治理主体却应当在评估、指导乡村社会治理中了然于心。进一步说，“人的问题”才是乡村社会治理中更根本的问题，只有人（农民）适应了新的时代，实现了从传统农民向现代新人的转型，才能创造美好的新生活。

本文将以浙江海宁、义乌、温岭等地田野研究为基础，聚焦于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宏观目标，即“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中的“人”不是抽象的、虚无飘渺的，而是曾经长期生活在以精耕农业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中的农民。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他们自觉地或者被裹挟地卷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卷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洪流中；他们智慧地、勇敢地接受了时代的挑战，实现着“实践启蒙”，不断地改变着农民的形象。

浙江的故事是富有启迪的。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海宁、义乌、温岭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令人兴奋，但伴随着发展而来的问题令无数老百姓头痛，令地方政府着急。20世纪80年代中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交易十分兴旺，但义乌小商品市场及周边的经济社会秩序让人对义乌的前景打了个大大的问号。有些经营者把别人的货拿去，甚至把别人装好车的货趁着混乱运到自己那里；有的讲好买两件货，偷偷拿了三件货；有的质量不好，几次三番都不肯退货；等等。纠纷一旦发生，就争吵不止，甚至还挥拳打架。小商品市场及周边社区赌博流行，环境“脏乱差”。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情况仍不尽人意。1992年，义乌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与义乌市场治安委员会协同合作，共同整治市场、社会环境，每天都召开数次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社会治理会议，共查处各类违法违章事件627件，。

除了小商品市场及周边社区以外，义乌、海宁的乡村都出现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伴随着农民生活方式改变、外地人口大量涌入，出现了生活环境“不堪入目”。村落内部也出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问题。例如，海宁联民村朱某尧养甲鱼，由于收入较高，邻居“眼红”，开始向朱某尧要求每亩田的租金“翻倍”。朱某尧当然不同意，于是，邻居们就开始“让朱某尧每天不得安宁”，有人今天在朱某尧的甲鱼塘东边挖个洞，放掉塘里的水；有人明天直接偷甲鱼到街上去卖；后天，又有人把朱某尧养甲鱼的围栏打烂；如此等等，扰得朱某尧不得不请村里出面进行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都发生，乡村社会治理每天面临着挑战。

浙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不同的问题牵涉到不同的人，有些问题，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关系问题，与乡村中所有的人直接相关。例如，截至2005年12月20日，义乌市共登记外来暂住人口达828328人，大大超过了义乌当地居民。在外来人口中，18岁以上的劳动人口占比90%以上，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是江西、安徽与河南。面临这种情况，如何处理与外来人口关系的问题成为义乌社会治理中一个人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乡村社会治理如同乡村经济发展一样，参与面极其广泛，地方党和政府、各类群众组织、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

在浙江海宁、义乌与温岭，地方干部与普通大众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过程中，并使乡村社会治理呈现一个鲜明的明代特征：“向前导向”。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经济社会的问题源自传统农民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滞后”。他们博击于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却以自然经济的方式应对；他们进入了陌生人世界，却用熟人社会的眼光看待人与事；如此等等。问题必然出现，而“返回传统”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越弄越糟”。因此，现实本身逼迫他们不得不告别村落共同体中某些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悖的价值观，不得不扬弃熟人社会中的“活法”，接受现代的观念与交往方式。

农民大众要走向现代生活，不得不告别过去。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历史转折中的“阵痛”。这更是一个乡村干部与农民大众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升、自我转型过程，一个“实践启蒙”的过程。

“告别过去”是全方位的，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告别”尤其需要关注。

（一）告别狭隘的人观

我的家乡海宁联民村过去总把阴历八月十八观潮称为“看大脚白头颈”，那一天，村里的农民们如同看猴子一样看与自己不一样的城里人。村落里的农民把熟人、亲戚、朋友等看成与自己同类的“我群体”，看其他人则是“他群体”，可以“观赏”，可以欺负。推而广之，我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地域歧视。20世纪80年代初期，义乌小商品市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如何对待外地人挑战着义乌本地人。义乌做了大量工作让“新义乌人”感觉到“义乌就是自己的家”，原义乌小商品市场治安委员会主任冯爱倩的工作引人关注。有一次，一个石家庄人在市场及周边地区发传单，冯爱倩闻讯，很快赶到现场，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对话，问题与5000元货款相关。冯爱倩反复做工作，特别强调义乌应当“优先考虑外地人的处境”，但是，义乌商人就是不肯妥协。最后，冯爱倩毫不犹豫地从自己包里拿出5000元给了石家庄商人，并叫义乌商人立刻发货。问题解决了，石家庄人满意了，义乌人受到了教育。

（二）告别自然的等差观

自然村落共同体是血缘地缘合一生存空间，存在着以辈份为基础的自然等差观，长期以来，从这种自然等差观出发，农民们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农民们习惯于依附“上面”，傲待“下面”。这种自然等差观渗透在工作、生活中，如何在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克服这种落后的文化，树立平等、尊重的观念，是开展乡村社会治理的人面临的挑战。浙江温岭创造了十分可贵的经验。温岭的做法是，干部“放低身段，穿平民的衣服，到平民中去，与平民促膝谈心”。在温岭，梁云波先生长期从事乡村社会治理，不遗余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他认为，只有干部让自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一般地“透明”，才可能强有力地消解农民中的自然等差观，推动平等与尊重蔚然成风。

（三）告别模糊的经济观

农民们有着一套特殊的关于经济与行为的观念，大家在日常交往中“不算账”，但各自心里都有“一本账”。如果共同参与一件事，农民总是期待利益人人分享，不能某人获利太多。前面提到的海宁朱某尧事件是乡村社会治理中如何应对农民经济观的案例。最初，某国尧要求大家帮助提供土地，支持他养殖甲鱼，他支付每年每亩土地800元租金。邻居们满口答应，一篓子支持的话，一起签了三年合同。有的内心暗暗高兴，因为他们自己种植的话，还没有这个收益。养殖第一年，朱某尧亏损，大家没有话说。养殖第二年，朱某尧至少每亩鱼塘可赚3000元，邻居有人提出提高租金，朱某尧没有理睬，于是出现了本文上面说的情况。盐官镇、联民村派干部出面到农民那里协调，但很难“摆平”。后来，干部们想出了一个既维护合同权威，又能“安抚”农民的方案，让朱某尧给邻居们送较重的礼，且承诺在第一期合同到期以后，第二期合同提高租金。在海宁、义乌，在处理相关事件中，我们注意到这种“过渡方案”的作用，这是地方干部机智维护契约权威的巧妙方法。

（四）告别滥用的人情观

梁漱溟特别强调人情在中国人生命中的重要性，在村落共同体中的优先性，梁先生说：“因情而有义，在生活上，时则彼此顾恤，互相保障；时则彼此礼让，力求相安。伦理关系实即义务关系。于是乃此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其有伦理关系的人，亦对他负有义务。就是这样，将社会上的人都连锁起来（我前说中国人并不散漫以此），而巩固安定之”。梁先生谈的人情观指的是熟人关系中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但是，一旦把这种人情观无原则地搬用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就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问题。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少数企业家“以身示错”给农民大众以警示，而他们的“倒霉”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也曾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中的难题。在海宁，朱某祥曾经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他创办了海宁祥成机械厂、海盐祥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2011年全年销售1.2亿元。但是，他为“干弟弟”担保，又“闭着眼睛给了干弟弟五十多笔借款”，结果导致破产，本人被限制消费，成了海宁一名被村落共同体伦理之“情”压倒、被传统因“难为情”而“不计算”摧毁的企业家。更麻烦的是，企业破产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乡镇出面调解仍难以解决，有一段时间，朱某祥无法在盐官地区生活下去，逃到外地，直到十年以后才“敢”回海宁。

（五）告别熟人共同体意识

农民的公共意识只局限于熟人共同体中，一旦走出熟人共同体、进入陌生人世界，农民们的行为可能“失范”。义乌小商品市场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混乱与此相关，而围绕义乌小商品市场及周边地区开展的社会治理，重点就在于克服熟人共同体意识，创造良好的公共空间。当时，义乌个体劳动者协会强调“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组织广大工商户开展“户户讲道德，店店无假货”活动，进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荣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颁发的“个体劳动者职业道德教育先进单位”称号。他们组织评选了“五好经营户”和“优秀私营企业”，5300余个摊（店）挂上文明摊（店）牌子，全市场1000余名党员在摊上亮出共产党身份，接受监督。他们在小商品城市场内设17个大组410个小组，分别从不同层面主动协助、积极配合工商、税务、公安部门，打击偷逃税、抢劫、盗窃、赌博等，稳定市场。他们每天都有6~8名同志轮流值班，协助市场管理部门维护市场经营秩序，调解与处理各种纠纷。义乌小商品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有很多人前店后厂，旁边就是家，市场周边社区主要住着来自全国的人。经过坚持不懈的社会治理，人们的公共意识极大地增强了，到2000年初，义乌小商品市场及周边地区的秩序与文明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赞。

问题出现了，不解决无法前行；矛盾、冲突产生了，如何化解矛盾、冲突困惑着当事人与地方干部。乡村社会治理应运而生。我们反观改革开放以来海宁、义乌、温岭等地社会治理的开展情况，一个疑问在头脑里产生了：为什么乡村社会治理能解决问题、缓解矛盾，从而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与社会生活环境？

社会生活每天都以强大的惯性维系着“人人熟知的日子”，这种惯性不只是文化上的，更是社会与人的存在本身的特征。生活惯性所提供的安全感、秩序感是人得以正常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无可替代的。就乡村社会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一个新时代，但恰恰是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稳定、持存确保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秩序；改革开放开启了一种新生活，但恰恰是村落价值观在新的经济、社会场景中的辩证复归才创造了浙江的繁荣与发展。因此，当我们讨论乡村社会治理在解决问题、协调冲突的过程中需要“告别过去”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切割过去，代之以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或者来自古代的儒家理想。在这里，“告别”如同挥手送别一个朋友一样，“别”了，仍保持着心灵的息息相通；“告别”是“扬弃”，是摒除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而让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告别”犹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进一步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句话，浙江海宁、义乌、温岭等地乡村社会治理之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正因为人们在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努力挖掘、发现农民们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传统美德，并以各种方式让传统美德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重放光彩。

（一）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三种态势

事实上，乡村社会治理不时会遇到棘手的情况，失败在所难免；而成功不仅需要努力，更需要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社会治理过程犹如一场多方参与的“话语对决”，主导乡村社会治理的人时时面临挑战。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事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判断，又怎样把对话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在讨论的过程中，众人发言，有正理，有歪道；有充满正能量的陈述，有似是而非的狡辩、心怀鬼胎的暗示，如此等等，如何可能在“众人议事”过程中让传统美德得到弘扬？综观海宁、义乌、温岭等地的实践，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三种态势值得关注。

1.强势的批评。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当遇到明显错误的言论、行为时，地方或者民众可能用强势的批评有力地抑制错误。例如，有一次，义乌篁园市场有一个经营者赌博、打架。治保主任冯爱倩知道后，叫三个人去，要拆他的门板，抬到治安办公室去。不料那个经营者一脸凶气，一副打架的气势，把冯爱倩派去的人赶走了。冯不服气，一定要管到底，一定要叫他深刻检查。更何况冯知道这个人是租的摊位，不是正式的法人。冯对被赶回来的人说，三个人不行，我叫八个人去，一定制服他。冯马上电话呼叫市场里的治安员，亲自带了八个人去拆他的门板。他说：“你为什么要抬我的摊位?”冯说；“你执照里持证者是谁?”他说不清楚，冯说：“这个摊位不是你的，法人没你的名字，……你写好检查，叫营业执照里的法人一起来，我再看你态度处理。”在冯爱倩的强势批评下，那个人只得写了书面检查，此事才最后了结。

2.“恳谈”中的引导。“恳谈”是乡村社会治理中使用的最重要方式，所谓“有事大家来商量”。30多年来，温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恳谈”方式，其中包含几个重要环节。一是选好参与“恳谈”的人员。温岭采取具有地方特色的科学抽签方法选人，以确保公平、公正与公开。二是把握“恳谈”主题，强调“就事论事，不算旧账，不翻旧历”，引导“向前看，向好的方向看”。三是掌握“恳谈”过程，使整个“恳谈”朝着正面的方向，以便使“恳谈”有个好的结果。四是设计好“恳谈”结束的方式，使“恳谈”成为一个新的开瑞。温岭的“民主恳谈”仍在进行，温岭的干部与人民大众仍在创造新的乡村社会治理奇迹。

3.正面的弘扬。在义乌，地方政府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评先进活动，这些先进人物以他们的出色表现身体力行，有助于社会治理的有效开展。有趣的是，义乌七一村党总支书记何德兴既是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者，又是全国劳动模范，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推动了七一村的发展。在担任七一村党总支书记的20年间，将七一村的村集体经济从当初的亏损1.86万元扭转到如今总资产近8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3700元增加到如今的48000元。何德兴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的梦想就是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村美起来，让城里人都羡慕我们！”

（二）传统美德重生的内涵

乡村社会治理推动了村落共同体中的传统美德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重生，这种重生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在实践中的“创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化进程中的浴火重生。在这个过程中，源自村落共同体的传统美德衍化成更具有普遍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

浙江乡村社会治理推动了传统美德的重生，内涵十分广泛，其中以下几个方面让人印象深刻。

1.合作与共生。为了应对艰苦的生活，实现“香火绵延”，以精耕农业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基于情的合作精神。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们走出了村落，他们的生活范围远远超出了村落空间，如何才能进一步发扬传统的合作精神？在海宁，乡村社会治理以新的方式建构起广泛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例如，2005年，袁花塘河的环境令人担忧，盐官镇政府先后在不同单位、部门做协调工作，召开了许多次袁花塘河治理会议，与此同时，镇政府还在各个村召开会议，分段选拔河长。经过两年多努力，沿河各单位协同合作，沿河人民大众共同参与，终于使袁花塘河变了模样。在义乌，传统的合作精神发展出新的内涵。义乌城内鸡鸣山社区是一个国际化社区，有3万多居民，分别来自数十个不同国家与地区。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的生存环境？这个问题挑战着鸡鸣山社区工作者们。社区工作者一方面努力做好服务工作，让社区的居民都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不断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努力使每一个人都树立起平等、互相尊重的价值观，创造了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文明共生的模范社区。

2.与时俱进，敢于创新。长期以来，浙江的精耕农业有其稳定的一面，但农民们也不得不应对变幻难测的天灾、战争与社会动乱、外部世界的影响等风险，后者塑造了农民“善变”的品格。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善变”的品格发挥得淋漓尽致，浙江温岭的社会治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温岭的乡村社会治理从基层社会的问题与困境开始，人们创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恳谈”会，以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走出困境。温岭发明的“乒乓球摇号”程序，旨在真正实现公平、公正的理念；温岭成立了“协商驿站”，旨在“多方征集选题、确定协商议题、组织调查研究、开展协商议事”；温岭建设了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共享法庭”，让民选的代表担任“庭务主任”；等等。另外，温岭市政府也积极探索新形式的乡村治理模式，提出“政府上项目，公民来拍板”，并使之落实在具体的项目操作过程中。温岭市政府勇敢地把政府财政预算公之于众，让广大人民大众一起监督，设计了“参与式预算”操作程序。从新世纪开始，每一届政府都坚持去做，不断改进，使“参与式预算”迭代升级，越做做精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他们已经召开了数字化改革会议，赋予“参与式预算”新的内容，新的方法。

3.仁爱与奉献。在义乌，无数的案例让人感动，一些人把聚焦于家族、熟人群体的爱与奉献精神拓展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人的爱，对人类的奉献。他们身体力行，为社会治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冯爱倩手握义乌工商001号小商品营业执照，是最早入驻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者，但是，她看到小商品市场发展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更看到了小商品市场及周边地区的混乱不堪，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赚钱的机会”，担任义乌小商品市场治安保卫委员会主任。她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及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秩序做出了重要奉献。2020年，新冠病毒突如其来，义乌文具礼品协会会长黄昌潮看着社区志愿者“跑进跑出，忙里忙外”，想着自己也应当直接参与到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中去。于是，他牵头召开了义乌文具礼品协会副会长视频会议，提议协会“做一次二十四小时的紧急捐赠”。他通过手机中的协会微信群发给协会全体成员，从当天晚上七点开始“统一接受捐赠”，到第二天晚上七点终止。黄昌潮当即个人捐赠10万元，协会捐赠5万元，他出任董事长的义乌会展公司捐赠10万元，黄昌潮一共捐赠了25万元。会长做榜样，协会二十四小时捐赠出乎预料地成功，义乌相关慈善机构共收到义乌文具礼品协会成员捐赠人民币达173万人民币，成为受人们称道的事件。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仅仅3个多月以后，《浙江日报》的文章《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带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浙江大地，更让“鸡毛换糖”的发源地义乌人兴奋不已。3个多月以后，以经营小商品为特色的“湖清门市场”正式开业，市场经济的洪流很快冲破了村落的栅栏，携带着成千上万的农民拼搏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这个新时代的开拓者却是来自旧时代的传统农民。农民们带着“农民的想象”披荆斩棘、奋勇向前，在这片传统村落的土地上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困难在所难免，困境时时出现，重要的是，道路已经指明，农民们已经创造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奇迹。

这是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伟大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场实践紧紧围绕着经济、社会两个方面展开，并全方位地影响着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场实践始终受到农民价值观的约束，却有效地迫使农民扬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接受带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光环”的新思想。

40多年过去了，乡村社会治理一直是浙江海宁、义乌、温岭等地区改革开放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而且也建构着新的社会秩序，创造着美好新生活。我们已经以浙江海宁、义乌、温岭为例认真考察了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的过程，从中发现了新时代对于村落共同体的扬弃与继承。然而，考察乡村社会治理实践这个“感性的人的活动”，仅仅从“过程”去看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参与这次伟大实践的广大干部与民众的主体状态去理解。从主体视角看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我们看到了新人塑造与乡村社会治理在实践展开中的“螺旋式上升”，看到了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的推进中一批批新人的涌现。

乡村社会治理源起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当问题最初出现时，基层干部们，甚至包括县级市的干部们冲锋在前。这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新问题，旧思路、旧方法难以奏效。一些干部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甚至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另一些干部锐意创新，敢于抛弃旧思想，尝试“走新路”。于是，实践不仅解决了问题，还成为这些干部的“新人塑造”过程。更有意思的是，成功的实践具有示范效应，具有创新思想的地方干部会“感应”其他人，因此，实践作为“新人塑造”的过程超越了实践担当人的范围，波及其他相关大众。当然，旨在解决问题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并不总是成功的，海宁、义乌、温岭的经验告诫我们，勇于改变自己是前提，敢于创新是关键。

问题的解决不是终结，而是新的起点。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问题与困难本来就是这种实践的底色，不断应对新的挑战、渡过新的难关本来就是这种实践的“常态”。我们在海宁、义乌、温岭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看到，作为这场实践的主体，随着实践的发展，不仅社会问题不断得到解决，具有新观念、新思想的一代新人也在不断增加。2023年5月，我们在浙江温岭考察乡村社会治理时，镇干部梁云松向我们介绍温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他竟然谈到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的对话，谈到一批批基层新干部、民众的涌现，他的话语中浮现出令人兴奋的乡村变迁图。

从主体视角看实践，我们注意到乡村社会治理与新人塑造之间辩证关系的另一个维度：新人塑造内涵的梯次深化。

改革开放从略带原始风格的村落中起步，中国式现代化最初的主要担纲者是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这种情况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渐进性特征。渐进性特征让我们注意到，不同发展时期会出现不同的问题，而问题的性质恰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如果说发展程度以及问题性质或多或少意味着“总体上”脱离传统村落的程度，那么可以说，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人们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解决问题从而改造自我的时候，塑造的“新人”或多或少意味着“自我”远离传统农民的程度。

个体的生命活动如同社会生活一样有强大的惯性，只有在生命实践中遇到困境从而需要解决的时候，个体才会真正会改变自我，接受新的观念，以新的方式行为。我们从海宁、义乌等地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注意到，最初的改变常常与直接的经济活动、基本的社会秩序相关，人们不得不努力处理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不得不处理赌博、打架、恶意破坏等等，人们在诸如此类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批判狭隘人观，慢慢学会尊重别人，学会会规经营。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环境问题与个体的关联并不明显，因此，问题往往由地方政府提出，然后发动广大民众参与解决。我们以下还会谈到，改变环境从而塑造新人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担纲者坚持不懈的努力。

新人塑造至今仍在过程中，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仍极少触及个人日常生活领域，所以，无论在海宁、义乌，还是在温岭，个人日常生活领域仍充斥着村落传统的风格。这是中国式现代性生活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从主体的视角看实践，我们从海宁、义乌、温岭发现了新人塑造与乡村社会治理辩证关系的三种不同表达。

（一）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建构新型人际关系，以改善人们的行为方式

义乌小商品市场开业初期，整个经营环境不尽人意，市场声誉极其不好，义乌市委市政府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整治。除了其他种种治理措施以外，义乌“培育积极分子，建构新型人际关系”的社会治理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们在小商品市场中建立党的支部，要求每一个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上岗，以督促每一个党员起带头作用。他们在小商品经营者中开展评选劳动模范的活动，评选出一批批“一身正气”的经营者，“以先进带后进，大家一同前进。”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协会中开展工作，尤其要求协会中的会长、副会长们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中，“共创良好的新秩序”。另外，在冯爱倩的带领下，小商品市场治安保卫委员会更每天“盯着小商品市场内外的情况，不良倾向一‘冒头’，及时治理”。经过几年努力，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中心，建构起新型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形成了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文化，影响着每一个人，改善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二）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改善生活环境，以环境影响人

2000年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盐官地区的河道污染问题日益严重。2006年，盐官镇政府下决心对所辖范围内的主干河道袁花塘河开展全面治理。袁花塘河从西到东贯穿整个盐官镇，涉及全镇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如何治理？盐官镇政府决定从环境本身与人的行为“双管齐下”开展河道治理。盐官镇组织人员打捞河道里的杂物，清理河道内的水草及各种浮游生物，并在与丁桥镇交界处建设栅栏，防止漂浮物跨镇界流动；盐官镇开始在各个村建设生活垃圾收集体系，使农民家庭的生活垃圾“有地方处理”；盐官镇建设了三个消毒焚烧点，及时处理各种死猪和死亡鸡、鸭、兔等；等等。这些治理措施有效地改善了袁花塘河的环境。但是，环境问题是人的行为造成的，河道治理更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盐官镇在“改变人的观念与行为”方面坚持不懈地做了大量工作。他们首先从镇、村两级干部入手，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改变他们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态度与观念。在此基础上，他们在各个村都选拔了“河长”，建立了“河长负责制”，让河道整洁有人“盯着”。他们从多个方面宣传，包括召开会议、发放宣传单、组织干部上门做工作，等等。联民村原村委会主任陈杰说：“这里的农民养蚕，习惯于把蚕屎（俗称蚕沙）随便倒在河边，导致河水污染。我们就上门做工作，告诉农民蚕沙污染了河水，也会危害人的健康。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上门。经过几年努力，农民的习惯已经完全改变，没有人再向袁花塘河里倒蚕沙、扔垃圾。后来，农民看到有小孩向河里扔东西，就会出来阻止。农民变了。”

（三）精英“卷入”乡村社会治理，并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过程中塑造新人

2023年5月10日晚上，我到温岭后，与温岭党校的吴校长共进晚餐，我们相谈甚欢，谈到关于协商民主、社会治理过程中“人的问题”时，他一口气讲了几个故事，说明“人在做事中改变”。我听着，更感叹于吴校长本人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热情及其身体力行的实践。在此后几天里，温岭地方干部梁云松陪同我到温岭各处考察乡村社会治理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考察过程颇有收获，我更从梁云松身上看到精英“卷入”乡村社会治理对于塑造新人的重大意义。梁云松的事迹太多，这里仅举“组织社会治理会议”为例。20多年前，梁云松到基层组织乡村治理会议，参与的人员由于文化程度很低，平时极少与人交流，如何才能做到让参与者人人发言、表达意见？梁云松专门请了学校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来主持会议，并嘱咐少数积极分子“认真向教师学习”。经过几年的努力，温岭农村基层培养出一批比较有组织能力的新人，乡村社会治理会议从此不再需要“借教师之力”。在温岭走访的时候，梁云松有时指着几个人骄傲地说：“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现在，他们都能独当一面组织乡村社会治理会议，温岭有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亿万干部、民众参与的探索性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海宁、义乌、温岭已经创造具有借鉴意义的乡村社会治理经验，而遍及浙江全省的美丽乡村更向我们展示了美好生活的景象。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尚未展开其全部丰富的内涵，乡村社会治理仍在进行中。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挑战在于，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本质上是探索性、尝试性的，我们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前景是模糊的。换句话说，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目标更多只是美好生活的想象。乡村社会治理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同时，在多大程度正创造着美好生活，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话题。我们只有勇于反思、敢于自省、善于求索、乐于从人民大众中汲取智慧，追寻人民大众的最大福祉，才有可能开创美好新生活。

挑战在于，乡村社会治理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可能受到来自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误导，受到来自“屁股决定脑袋”的支配；乡村社会治理作为扎根于泥土中的实践，可能受到这片土地的污染，“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努力了，却仍在陈旧的陋习中停滞不前。换个角度说，乡村社会治理实践考验着我们的智慧，我们能不能吸纳某些西方观念成为中国式美好生活的内涵？我们能不能真正有效地把“顶层”的目标与底层的现状密切结合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我们能不能在传统的土地上创造真正得到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认同、得到世界上大多数普通人肯定的美好新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困难在所难免，我们充满信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多年的奋斗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争取中国式现代化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亿万中国人民有能力继往开来，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实践，并一定能在与时俱进的实践中开创美好新生活。（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乡村治理评论》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