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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一是关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多次强调“四个优先”，即干部配备优先、要素配置优先、资金投入优先和公共服务安排优先。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完善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顶层设计”，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17个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实施了一系列强农富农惠农政策，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从城乡居民平等的角度看，目前在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并没有完全达到优先的要求。特别是近年来虽然在某些领域增量体现了优先的要求，但长期形成的各种存量差距依然很大。这就需要对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科学内涵和标准进行深入探讨：是某些领域的优先还是全面的优先？判断这种优先的标准是什么？是按人均占有公共资源量还是增长速度？如何建立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体现优先要求的新型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二是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机制。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而脱贫攻坚目标需要在2020年确保实现。为此，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建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机制。如何建立这种统筹衔接机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以为，关键是要实现五个有效衔接，包括观念的衔接、规划的衔接、产业的衔接、体制的衔接和政策的衔接。比如，在观念衔接上，要把乡村振兴的理念贯穿到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因为只有真正实现了乡村振兴，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农村贫困。在产业衔接上，要高度重视发展长效扶贫产业，依靠农村产业兴旺，建立农民稳定增收和持续减贫的长效机制。在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中，其落脚点是农民生活富裕，生活富裕关键在于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需要依靠本地产业支撑，即实现农村产业兴旺。还应该看到，反贫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在2020年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后，中国将进入更加注重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统筹城乡贫困的扶贫开发新阶段，为此需要尽快研究制定2020年后的减贫新战略。
四是关于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当前中国粮食供求“只能算是紧平衡”“粮食安全一定要警钟长鸣”，要“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尽管全国粮食供给总体充裕，人均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450公斤以上，但由于耕地减少及质量下降，以及因结构调整、休耕、撂荒、土地流转等导致播种面积减少和严重非粮化，国家粮食安全存在着潜在的风险。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种粮成本的提升和收益下降，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均出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亟需研究探索实现粮食安全与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的有效途径和相关政策。这里涉及到国家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评估、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的调动以及粮食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构建等诸多方面。可以认为，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如何转变粮食生产方式，并推动其与加工、物流、电商、文化、旅游、康养等全面深度融合，实现粮食优质高产高效与农民增收，将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五是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路径选择。当前，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采取零敲碎打的办法已经无济于事。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从土地改革、产权改革、企业和组织改革、支持保护体系等方面，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在土地改革方面，重点是加快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在产权改革方面，重点是深化集体产权和集体林权改革；在企业和组织改革方面，重点是深化国有林区林场、农垦、供销社等改革；在支持保护体系方面，重点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完善粮食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改革试点，创新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很明显，只有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才能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不断激发农村内生活力，全方位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土地改革是关键。要在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框架下，依靠市场化改革途径，进一步放活承包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赋予农民更加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加快缩小城乡财富差距。
七是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抓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这就意味着，要将城镇常住农业转移人口全部纳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逐步实现市民化目标。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然而，自2015年以来，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都在快速提升，但二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长，“两率”之间的差距近4年一直在16.2个百分点左右徘徊。根据2019年的计划指标，“两率”差距仍将保持在16.2个百分点（见表1）。按照这种发展态势，显然难以实现缩小“两率”差距的目标。更重要的是，2018年全国新增城镇人口179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1.0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增加有39.6%来自城镇区域扩张即行政区划调整，加上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二者合计占63.2%，而乡村人口迁移仅占36.8%。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也主要依靠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因此，要高度重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确保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速明显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速，以加快实现“两率”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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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6 1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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