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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将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称为“疫”，疫情大规模暴发就是人们常说的“瘟疫”。中国古代频繁地发生瘟疫，防疫任务十分艰巨，在医学技术有限的情况下，先将患病者隔离再进行治疗成为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隔离理论
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许多疾病有传染性，有的还极易蔓延，人们将其称为“疫”。《说文解字》解释：“疫，民皆疾也。”一般认为《易经》成书于周朝甚至更早，虽然是一部“卦书”，但其中保存着许多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易经》爻辞中有“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出户庭，无咎”“往得疑疾”等语，对于这些爻辞有一种理解，是说瘟疫突然发生会造成重大伤亡，必须尽快躲避起来，只要不出门，疾病就不会传播，也就没有危险，如果出去了，就有染上可疑疾病的可能。
《黄帝内经》虽托名黄帝，但一般认为它成书的时间更晚一些。该书借黄帝与岐伯问答的形式阐述医理，在该书《刺法论》中，黄帝问岐伯：听说五疫发作时“皆相染易”，无论大人与小孩都难以避免，该怎样不使他们相互传染呢？岐伯回答：想要不被传染就要做到两点，一个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一个是“避其毒气”，其中要特别注意天牝，因为它“复得其往，气出于脑”。上面这段对话， 重点阐述了对瘟疫的防护问题，强调了内与外两个方面，对内强调的是养“正气”，也主要是增强自身免疫力；对外强调的是“避毒”， 也就是做好隔离。“天牝”指的是鼻子，强调它是说不仅要把正常人与患病者隔离开，还要做好与呼吸系统相关的隔离。
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一段关于“毒言”的文字，“毒言”指的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传染性疾病。东汉王充在《论衡·言毒篇》中解释：“太阳之地，人民促急， 促急之人口舌为毒。”《睡虎地秦简·毒言》记载：“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丙者，皆难与丙饮食。”根据这段文字，可知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通过消化系统也能传播疾病，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隔离措施。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在对抗瘟疫方面一直做着艰苦努力。当一种传染性疾病突然暴发后，由于认识方面存在着局限，人们一时间可能还找不到非常对症的良药，“养内避外”就成为对抗这类疾病的最好办法；尤其是后者，是治疗几乎所有传染性疾病必须注意的方法。清代医学家熊立品所著《治疫全书》是一部集大成的治疫病著作，书中强调在“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必须做到“四不要”：“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这些事项都是在治疗疫病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强调的都是做好隔离的重要性。
隔离制度
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论语·雍也》记载：伯牛有疾， 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冉耕病了，作为老师的孔子放心不下，亲自前往冉耕的住处探视，可到了地方，却不进屋，只是隔着窗户说了几句话，原因是冉耕得的不是一般的病，孔子强调的“斯疾”，一般认为是传染性的疾病，冉耕此时正在家中“自我隔离”。
只靠自觉当然不行，必须有制度，实行“强制隔离”。类似的制度早在秦朝有了，当时规定，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了传染性疾病，地方上的典甲要迅速上报，上面会专门派医生来检查和治疗，并对病人采取隔离措施。《云梦秦简·疠》记载：“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疠。来诣。’讯丙，辞曰：‘以三岁时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无它坐。’令医丁诊之。”这段记载表明，当时关于传染性疾病已经有了报告制度，而且执行得较为严格。所谓“疠”，通常指的是瘟疫。
至少到晋朝时，朝廷已经有了更详细的隔离制度。《晋书·王彪之传》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当时的隔离制度较为严格，大臣家中有传染性病人且超过3人，即便大臣本人没有病，也得在家中隔离，时间长达100天。这项制度虽然有利于疫情防控，但也有不利之处，如果遇到大规模疫情暴发，达到“家无不染”的程度，那么就会有大量官员无法正常履职。时任吏部尚书王彪之认为：“若以之不复人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王彪之建议修改有关制度，“朝廷从之”。
清朝时，天花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为对抗这种俗称“痘疮” 的烈性传染病，清政府制定了许多“避痘”制度，其中规定如果遇到天花流行，应把避免与患病者接触作为第一原则，其他制度规定都要为此“让路”。比如隔离回避与朝廷礼仪方面的规定发生了矛盾，可以放弃“祖制”。清太祖努尔哈赤有个孙子名叫巴喇玛，染上了天花，患病期间无人前往探望，24岁就死了，死后也无人前往吊丧，丧事一切从简。
隔离机构
要将病人隔离起来，必须有一个专门场所，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不仅记载了相关的隔离制度，也记载了当时用于隔离的场所。《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记载：“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城旦、鬼薪指的是犯罪之人，他们一旦得了“疠”这样的传染性疾病，要从监狱中迁出，移往“疠所”进行隔离，“疠所”可以视为最早的传染性疾病隔离场所。
不仅是犯人，普通百姓在瘟疫中得了传染性疾病也应隔离起来并给予治疗。《汉书·平帝纪》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发生了严重蝗灾，造成大量流民。为了赈灾，汉平帝下诏“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崐二百区，以居贫民”。这时又发生了瘟疫，许多人染病，朝廷下令“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专门辟出空宅隔离患病者，对他们进行治疗。南北朝时，齐太子萧长懋等人设立六疾馆，《南史·齐文惠太子传》记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六疾馆并非养老机构，而是专门给穷人治病的。此前，还没有官办的正规医院，六疾馆的设立可以把一些患传染性疾病的人集中收治，避免传染。
到了唐朝，医疗体系较以往有了长足发展，朝廷设置有太医署，负责掌管全国的医疗事业，还设有专门为宫室服务的尚药局、药藏局等。但地方上的医疗资源却较为匮乏，大规模疫情发生后，只靠官府的力量难以完成疫情防控和治疗工作，一些社会力量开始参与进来。《续高僧传·释智岩传》记载：“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疠所。”这里说的是僧人智岩在隔离传染性病人的“疠人坊”，不仅为患病的人传教说法，解除他们精神上的痛苦，还为病人们吮吸脓伤、清洗伤口，最后病故于此。“疠人坊”是包括寺院在内的一些社会力量兴办的传染病隔离治疗机构，唐朝政府后来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对它们给予扶持，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悲田养病坊”等更专业化的收治病人的机构。唐武宗时曾下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置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
到了宋朝，各地方兴办起许多官办医疗机构，收治传染性病人进行隔离治疗是它们的主要职能之一。一开始，是部分地方官员在疫情暴发后主动创办的病坊，尤其收治那些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不使疾病四处传播。清人陆曾禹所著《康济录》记载：“（宋）神宗熙宁八年，吴越大饥，赵抃知越州，多方救济，及春人多病疫，乃作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募诚实僧人分散各坊，早晚视其医药饮食，无令失时，以故人多得活。”宋徽宗时，大臣吴居厚奏请在各路创办将理院，采取隔离办法收治疫病患者，“所建将理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 年），“八月二十日，诏置安济坊”，各路均设，京师也设有。《宋会要·食货》记载，每所安济坊通常有十余间病房，病人分住，以防备传染。其内部有较为完善的管理和考核制度：“其安济坊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疗痊失，岁终考会人数，以为殿最，仍立定赏罚条格。”
宋朝以后，官办的疫病隔离治疗机构越来越多，如元朝的广惠司、明朝的惠民药局都属于此类机构。明朝时各州、府、县普遍设立了惠民药局，收治能力大为增强。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批有特色的隔离机构，如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贫子院”“麻风寮”，专门隔离天花病人的“避痘所”等。
被隔离的病人，无论在专门机构隔离还是居家隔离，都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清代医学家王学权在《重庆堂随笔》中提出：“衣被宜洁净，饮食宜淡泊。”清代医学家尤乘在《寿世青编》中提出：“人卧室宇，当令洁净，净则受灵气，不洁则受故气。故气之乱入室宇，所为不成，所依不立，即一身亦尔，当常令沐浴洁净。” 对于被隔离的病人，最好不去探望， 非探望不可时， 注意事项就更多了。清代医学家陈耕道在《疫痧草》中总结道：“凡入疫家视病，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诊脉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
作者为《中国发展观察》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0年第5-6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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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间: 2020-7-1 08:00 裁判: 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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