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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4月5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进行了一场“如何从战疫体制回归常规体制”的主题讲座。该课程是人大经济学院“疫后经济恢复策”公益课系列之一。3月下旬开始，各地政府开始渐进推动复工复产。刘守英认为，现在不断讲刺激，促复工，但实际上战疫体制不断被地方政府用于现在的常规管制中。战疫体制如何回归到经济的常规体制，这一转轨需要高度重视。
1、要专门关注应对瘟疫的体制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人不当回事，也有别有用心者对新冠疫情进行污名化，甚至也有人将疫情政治化。刘守英指出，这些都表明人类对瘟疫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没有真正认识到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如果不能在这个层面上认识瘟疫，下一次瘟疫到来，人类还会犯错。所以，一定要正确认识瘟疫与人类的关系。
刘守英表示，人类社会有三种体制：一种是常规体制，另外两种分别是战时体制和战疫体制。对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常规体制冲击最大的两种体制中，战时体制大家都认同和了解。一旦战争来临，国家有一套常备的应对战争的体制。但是，瘟疫是被人类忽略的另一类对常规体制的致命冲击。应对瘟疫需要启用单独的一套战疫体制，但人类并没有引起重视，一而再地被忽视。瘟疫的冲击不亚于战争。人类历史上瘟疫多次来袭，但是人类不断、重复地犯错，付出极高代价。不仅如此，由于人类对瘟疫的认识简单化，导致疫后经济恢复与回归常态的方式简单化，造成经济系统的严重扭曲。
对此，刘守英在直播中呼吁：
第一，一旦大疫发生，人类必须启动战疫体制。瘟疫是人类的敌人，一定要把瘟疫当成战争来打。
第二，瘟疫的影响是长远、持久的，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尽快启动瘟疫经济学研究。
第三，开展对瘟疫和体制关系的研究。不能简单化评判哪个国家的体制好或者坏，要对疫情暴露出的体制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防疫过程中，中国现行体制的问题和举国体制的应对效果得到全面展现，希望经济学家认真分析，为我国进一步改革作知识准备。
第四，要更具远见和理性地看待瘟疫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只有在正确认识瘟疫的基础上，才能减低失误、减少损失。
2、瘟疫系统性冲击常规体制，局面失序混乱
“制度像一件缝制的密密麻麻的针织物，只要一根丝线断，整件织物就受影响。”引用匈牙利籍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观点，刘守英强调了体制的复杂性。瘟疫到来时，不仅攻击协调机制、运行机制，也会影响权力行使、意识形态以及经济体制的凝聚力。
对体制“这件衣服”进行全面系统性攻击，这正是瘟疫的要命之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体制差异，各个国家在考量和决策方式上是大大不一样的。不可能要求全人类用一种方式来应对，不能由此简单评判哪一种体制比另一种体制更有优势。
刘守英指出，在人类与瘟疫的长期斗争中，已经累积形成了系统应对瘟疫的体制特征：危机启动的权威决策与执行系统；高效、迅捷、专业、协调的应急体系；成体系的从隔离-检测-收治的制度安排；老百姓对体制的信任以及人命关天与经济损失之间的权衡等。这套用一次次教训形成的瘟疫应急体制，如果好好运用，是能够起作用的。比如新加坡和上海的应对，就是靠有效的应急体制起到了有效的防控作用。
但是，瘟疫往往对体制进行摧毁性冲击。为何疫情在武汉暴发初期，我们建立的常规应急系统失灵了？信息层层报送还是层层甩锅？信息发布，公共决策上失误暴露出了深刻的体制问题。在大洋另一边，纽约疫情的迅速蔓延也暴露出美国体制的重大问题，以至被认为有效的瘟疫应急体制没有及时启动。初期过于乐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尽管专业，但制定政策时诸多顾虑，以及选举政治等都让美国错失了防控的黄金期，陷入失序状态。
3、启动战疫体制：中国举国应对、美国多元反应
疫情在武汉暴发初期，常规应急体制效率低下，局面失控。我国不得不启用举国战疫体制。中央成立领导小组，调动各方力量，快速建立保障基地，文件由中央下达到地方，层层传达，直至这套行政系统的神经末梢。在战时体制+举国体制合力下，最终控制住新冠病毒在国内的传播。
同样地，美国前期浪费了两个月时间，也是其体制特征带来的影响。但是，在遭到新冠大规模袭击后，美国社会开始迸发出极大的活力和韧性。
3月13日美国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家机器开始加速运转起来。国防部要求美国陆军工程兵紧急出动，在72小时内修建5个野战医院，每个医院有248张床位。3月27日，特朗普援引《国防生产法》，命令通用公司增加呼吸机的生产。
民众自发参与到抗疫行动中，企业加大研发力度。美国在12天内更新了6代新冠肺炎检测试剂且准确率都超过95%。美国多家汽车厂转产传统呼吸机，开足马力生产。美国某公司开发了一种呼吸机设备，其功能与目前的呼吸机没有区别，且生产力巨大，价格极其便宜。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优势在应对疫情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出来。
对此，刘守英说，“应当客观分析美国后期的瘟疫应对。真正打赢抗疫战的，最终还得靠科技。”
4、经济恢复的前提是从战疫体制回归常规体制
随着国内疫情被控制，各行业也开始有序复工复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应对疫情的战时体制并未回到常态。甚至，战疫体制特征不断被地方政府用于现在的常态管制中。
如何回归到经济的常规体制需要高度重视，对此，刘守英强调，在经济回到常态的过程中，有几点挑战必须要认清。
1、瘟疫走势决定回归常态的走势。复工程度取决于瘟疫的走势。瘟疫全球化后对全球经济打击是惨重的。我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全球经济。全球瘟疫不回到稳定走势，中国经济不会恢复常态。
2、瘟疫基本结束前，战疫体制+常规体制同时运行。整个体制不恢复到常态，经济也无法恢复到常态。我们通过举国体制应对战胜了疫情，但是大部分地方仍在延续战疫体制，这一体制不需要市场经济主体发挥作用，而是一个军事化的战时体制、高度行政化的命令体制，不仅仅在武汉。
目前，新冠疫情还有许多不确定性，我国虽然复工复产但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发生前的常态。所以，目前阶段仍然需要两套体制并存应对。在回到常规体制之前，我们国家的疫情应急体制：防疫体制、决策体制、物资储备体系、信息播报体系、救助救济体制等要抓紧完善，保持高度警惕，用这套完备的应急体制应对疫情突发和国际输入蔓延。只有应急体制权威、高效、完备，才敢将体制和经济恢复常态。
3、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确保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不出现危机。
要明确：应对瘟疫的经济目标不是简单的经济刺激目标。瘟疫打乱了我们的经济系统，经济系统被中断后，用刺激政策是无效的。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不出现危机。经济恢复和体制恢复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等回归常态后，再讨论那些目标。
4、反思此次瘟疫冲击暴露的体制问题，为进一步改革储备知识。
这次疫情暴露了许多体制问题，包括责任体制、信息传导体制、应急体制、基层治理体制等，这些疫情中暴露的体制问题是我们客观看清我们体制问题的宝贵财富。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分析，为我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储备知识和事实案例。
5、对瘟疫后的全球化治理格局做充分的准备。各国目前的应对带有很强的自保性。未来全球、区域、国家间的格局和联系、全球治理规则将会产生哪些改变，要做好充分准备。
刘守英强调，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关系、全球产业链怎样重构等也需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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