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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陷入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难民危机考验了欧洲自认为很重要的一系列价值。欧盟成员各国不但当前面临很多棘手挑战，对未来发展也很迷茫，不知方向所在。法德轴心未能提出激励大家勇于闯关的一体化深化方案。欧洲一体化下一步走向哪里，内部共识凝聚非常艰难，而分散化的挑战则越来越难以应对。欧盟与一些东欧成员国产生了价值上的根本性分歧，英国“脱欧”开启了逆欧洲一体化的模式，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加剧。欧洲对外关系也面临多方考验，美国成了欧洲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欧俄关系地缘竞争化，中东又成为大国竞逐的中心，欧洲在这两个地域都明显呈现战略能力不足。
纵观近些年来欧洲遇到的各种问题，非法移民、一体化、对外关系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其面临的诸多挑战，它们表现出来的是某一方面的问题，但表面之下却与其他许多问题有关，也牵动了其他问题的爆发。
非法移民折射欧洲价值困惑
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欧洲，给欧洲的应对、安置和处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这说明欧洲所信奉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并没有被认同，也没能取得原本所预期的效果，还连带引发了许多相关社会问题。
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的国内冲突，再加上“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在当地的猖獗是难民潮开始形成的源头，而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无论是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盘算，还是对欧洲作为人间天堂的自我价值标榜，其张开双臂欢迎难民的政策也加速和助长了难民危机的形成。在2015年难民潮的最高时期，全年据统计有100万非法难民到达欧洲。在发觉到达欧洲的难民不但无法快速融入欧洲社会，还造成了社会问题后，舆论风向很快翻转，难民从受欢迎变成了造成危机的欧洲问题。
难民危机给欧洲造成的困惑是，欧洲输出的价值和模式不但未能在当地建立良好的治理，反而因社会动乱和国家权力真空造成了当地人民的流离失所，涌向欧洲，而且还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提供了渗透的缝隙。到达欧洲的难民，要安顿下来也面临非常大的困难。面对难民危机，欧洲的多元、包容价值同样经历着拷问。欧洲追求的多元包容价值是在其融合同化下的多元包容，在融合挫败的情况下，多元的存在不仅无法获得包容，反而激起了社会的仇外和排外情绪，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欧洲的民粹主义，难民政策成了其政治生命（战后德国历史上最长）走向黯淡的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
移民问题加上经济增长乏力，欧洲社会分裂加深。非法移民的到来及其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也引起欧洲对整个移民问题的反思，其中最为让欧洲人产生失败感的是，欧洲在移民的文化融合上做得非常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由此，一系列连带问题产生，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上升，民族主义政党在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执政。欧洲还陷入了一种新型恐怖主义的挑战，那就是“独狼”式恐怖袭击。“独狼”袭击一般由接受极端思想影响的恐怖分子所为，也有一些袭击者是出于对社会的仇恨。2016年，欧盟成员国中发生受极端思想影响的恐怖袭击13起，造成135人死亡，2017年33起，62人死亡。而据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2016年欧盟成员国共发生恐怖袭击47起，可见这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因为受了极端思想影响而发动的恐怖袭击，这在欧洲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反映了欧洲社会面临的危机之深。
经济困难和贫富分化拉大加深了欧洲的社会危机，近来法国爆发的“黄背心”运动，可以说是社会问题累积的一次集中式爆发。2018年11月17日，28万法国民众身穿“黄背心”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之后每个周末抗议活动不断，因为一些极左、极右阵营和暴力团伙成员加入，有的示威升级为打砸抢和放火骚乱。运动的起因是法国政府宣布从2019年起汽油税每升加征0.02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0.22元），柴油每升加征0.065欧元（相当于人民币0.5元），万万没想到这几毛钱的税收加征竟点燃了法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抗议运动。
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难是主因，对于运动的爆发国法国，经济不仅未能回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反而国内生产总值有所缩水。2007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是2.66万亿美元左右，而2017年只有2.58万亿美元左右，被印度超越。制造业的严重空心化被认为是经济恢复难的重要因素，法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只有10%，比美国还低。显然，民众很难再看到政府在这方面有大的作为，而在应对气候变化名义下加征燃油税只会增加民众经济负担，降低制造业竞争力。
与此同时，政府推动的税收改革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2017年5月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废除了前任奥朗德的巨富税，改为对不动产征税，把金融资产排除在外，这大大减少了富人的税收。相比之下，普通民众成了经济萧条主要的受害者，小幅的税收增加虽然不会造成大的经济负担，但对于普遍民众来说就是税收增加的直接承受群体。
欧洲一体化的自行车面临“不前则倾”的危险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演变成欧洲债务危机后，欧洲一体化的下一步迈得非常艰难，至今还很难说是否能够迈成功，甚至这下一步是否应该是前行的方向也很难说已成为共识。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来说，货币一体化的下一步应该是建立财政联盟，因为货币政策统一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政策不统一，必然会诱使一些成员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造成两大后果：一是抵消货币政策效果，二是酿成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从逻辑上说是欧洲必然会遭遇的，问题只是在哪个时间点上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终于在欧洲统一货币这一步迈开10年后，成了点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理论上讲，欧盟有某种形式的财政联盟，根据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其财政纪律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有二条上限，一是政府当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的3%，二是政府债务总额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在实际执行中，很多成员国不断挑战红线，由此也形成了成员国与欧盟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成员国还能采取欺骗式做法，隐瞒债务水平。欧洲债务危机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问题所在，不过由于过于涉及敏感主权问题，欧洲一体化在应对这两方面问题上确实找不到有效办法。
每当欧洲一体化面临问题时，欧洲的主要大国总能提出一些推动进一步一体化的想法来化解这些问题，而它们的想法也总能获得其他国家支持，这当中法国和德国尤为重要。而这一次，法德轴心未能再次发挥欧洲一体化发动机的作用，在面对欧洲一体化离心倾向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新的法德联合声明却被批评缺乏新意。2019年1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德国西部城市亚琛签订《德国和法国关于合作和一体化的条约》，强调德法两国合作和推动一体化建设的决心。不过，除了强调两国间加强合作的领域，以及对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责任外，条约并未提出新的一体化设想。相反，德法两国想要主导欧洲一体化的举动引发了意大利的反应，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在访问波兰时直言希望通过建立意大利-波兰轴心来挑战德国和法国在欧盟的主导地位。
英国“脱欧”是对欧洲一体化最大的打击，这是欧洲一体化有史以来第一个成员国提出退出的“逆一体化”事件。向来反对欧洲一体化超国家主义的英国，在2016年6月经过公民投票后，最终选择了离开欧盟。从理论上讲，英国的“脱欧”选择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欧盟权力不断扩大的反动。对于欧洲一体化来说，英国“脱欧”正式开启了欧洲“逆一体化”的潘多拉盒子，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冲击自然是可以想象的。英国“脱欧”在几个方面加剧了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一是未来是否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英国的不确定性，这种可能性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反对欧盟的民粹主义力量，特别是极右力量如果在某个成员国当选，脱离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包括与欧盟关系紧张、批评欧盟主权干预的中东欧国家，在财政问题上与欧盟关系紧张、财政赤字率普遍居高的南欧国家，以及财政上的净贡献国北欧国家，事实上，欧盟对与匈牙利、波兰关系上的某种“忍让”，也与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有关；二是虽然长期情况很不好说，但从短期关系来看，英国“脱欧”对双方来说都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会导致双方经济互相伤害，增速放缓甚至倒退；三是英国“脱欧”打破了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平衡，欧盟政治面临从英法德的某种三边平衡走向法德轴心支配的危险，至于脱离了欧盟的英国是否会和美国一起来制衡欧盟，还属于更远的一个未知数；四是脱离欧盟的英国与和其有领土问题的爱尔兰、西班牙的关系也会变得不确定。
对外关系面临多方考验
美欧之间的信任关系遭遇危机。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的“棱镜”项目，显示美国把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欧盟官员，包括欧洲大企业领导人一直置于监听之下，更让欧洲人自己感到莫名的是德国自己的情报部门一直与美国合作，帮助美国监控其提供的手机号码和网站清单。欧洲不由得感叹，自己的朋友都不信任，怎么显示美欧之间是最为重要的盟友关系？美欧关系的这种变化，在默克尔2017年5月慕尼黑的一次竞选活动讲话上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谈及刚参加完的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时，她感叹：“最近几天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互相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我只能说，我们欧洲人真的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欧洲共同防务的想法也遭到特朗普的猛烈抨击。在2018年法国举行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活动前夕，马克龙表示欧洲需要建立一支真正自己的军队。特朗普一到欧洲就在推特上表示，欧洲的想法非常具有侮辱性，欧洲首先应该公平支付北约防务中应承担的份额，美国在这方面已给了欧洲极大的补贴。欧洲自提出独立防务第一天起，这样的想法就遭到美国持续打压，特朗普的言论就是美国对欧洲最直接最粗暴的批评。欧洲对此除了申辩已在北约分担了足够的责任，并非想真正建立自己独立的防务，也没有别的有效回应美国的办法。特朗普觉得马克龙的想法有侮辱性，而实际上在安全防务关系上欧洲一直在被美国羞辱。
欧洲对俄罗斯的关系陷入多重困境。从地缘政治看，欧洲需要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为采取强硬回应，强硬的表现之一就是参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欧洲又担心被美国对俄关系的战车绑架，在美俄关系失控的情况下面临地缘政治安全威胁。在能源问题上，欧洲难以找到俄罗斯的替代方案，而欧俄能源合作又遭到美国打压，美国一直对德国推动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
在中东这个大国竞争的焦点地区，欧洲影响有限。土耳其几十年来对欧盟成员国资格孜孜以求，欧洲一方面一百个不情愿接纳土耳其，另一方面又希望拉住土耳其，以欧盟成员国来激励土耳其改革，或者对土耳其施压。不过，由于对土耳其国内改革不满，美国和欧洲都对其施加了压力，这又促使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关系走近。在伊朗问题上，美国退出欧洲多年辛苦力推的核协议，引发欧洲对美国强烈不满。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宣布要撤军，使得欧洲担忧俄罗斯的影响更加扩大。显然，在中东地区的大国竞争中，欧洲也不具备优势，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给欧洲造成很大困扰。
欧洲对外关系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来自英国。在英国还是欧盟成员国的情况下，与英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内部关系，欧盟的机制和程序会起着一种规范约束作用。如果英国最终成功脱离欧盟，与英国的关系就成了一种正常的外交关系，对此，正常意义上的欧英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许多人对此都没有概念。
欧洲对外关系的迷失问题也可反推自身，虽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洲联盟的重要支柱，里斯本条约后欧盟也设立了相当于国家外交部的欧洲对外行动署，以及相当于国家外交部长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内部在对外关系上的分裂还是非常明显的。在对美关系上，欧洲存在大陆主义和跨大西洋主义之分，或者说新老欧洲之别；在邻国政策的优先方向上，欧洲有东进和南下的不同；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欧洲在接收和反对，在移民到达国和边境国，在利益相关者和无关者之间，分裂同样严重。欧洲内部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利益上的分化，使得欧洲在追求对外关系的界定和政策选择上很容易沉陷其中，而不能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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