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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现任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曾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是首位进入欧洲央行工作的华人资深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帮助企业“顺势而为”
冯雅：您最新的身份是京东数字科技的副总裁，之前您是首位进入欧洲央行的华人经济学家，同时您在货币基金组织和芬兰央行也担任过经济学家，另外您还担任过瑞穗证券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多重身份叠加，您本人最喜欢哪一个身份？
沈建光：我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家，我在京东数字科技虽然是副总裁，但是还有一个头衔叫首席经济学家。我开玩笑说做了一辈子经济学家，其他的都不会做，只能做经济学家，而且我觉得经济学家越做越有意思。做经济研究是需要经验的，不是用公式就可以套用。比如金融危机之后，对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就越来越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冯雅：您除了经济学家研究宏观经济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具体的企业事务要做呢？
沈建光：我是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第一位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没有设立过这个岗位。其实在美国的互联网公司，特别是大型互联网公司，经济学家的作用越来越大。亚马逊有15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是仅次于美联储的第二大经济学家的雇佣者。现在公司对经济学家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公司里面，除了做经济分析，对公司的前瞻性战略判断和指引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大的企业的投资决定、业务扩张决定，哪些领域要进入，哪些领域要退出，哪些资源要整合，这些大的决定都离不开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政策形势走势的判断。
中国的大型企业也开始在雇用经济学家。对我来说，宏观跟微观，研究企业的决策、企业的经营，怎么更好地跟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对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一个企业的资源配备、投资决定如果顺应着国家的方向走，很多事情就很容易成功，逆着方向走，肯定很麻烦。按照中国的话就是要“顺势而为”。
大型企业对经济学家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冯雅：刚才您也提到了，亚马逊聘请的经济学家多达150多位，是仅次于美联储的。在中国我们也注意到有这么一种趋势，头部企业逐渐地愿意花钱去请经济学家。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或者说这个趋势又说明了什么？
沈建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一方面说明经济学家的作用越来越被社会所认可。他对前瞻性的指导，对宏观形势、经济形势的判断，对企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比如互联网公司，特别在中国，过去其实并不需要经济学家，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对互联网公司就是个黄金发展期，很多是微观层面的，只要把客户服务好，采用新的模式或新的技术，可能企业很快就能成长。但是一旦发展成比较大的头部企业，那它不光要关注中国的宏观政策，还有全球的宏观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其实对他们已经有影响了；对中国企业本身来说，是去杠杆，还是稳杠杆？现在货币政策是逆周期调控，是收缩，还是放松？这些政策的影响都越来越大了。所以我感觉，中国企业慢慢也在跟国际接轨。首先是有需求，然后是有作用，就是一个品牌效应。
最主要的还是你可以为公司的战略决策提供好的参考意见，这样避免走弯路。比如京东，我发现有很多独特的优势。中国有快接近四亿的消费者在京东和京东金融购物或者接受金融服务。这些数据，你要把它用来做经济分析，是一个非常前沿、有意思的新尝试。比如说消费升级还是降级，哪些地方消费是升级，哪些地方消费是降级，这种消费的分层情况，还有人口迁移的结构等变化，可以得到非常清晰的画面，可以对决策依据提供很好的帮助。如果用传统的宏观数据分析，是分析不出来的。要用大数据和微观结合起来，有些可能甚至用最新的机器学习，用这个来做经济分析。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突破和尝试。
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决定了中国经济总能化险为夷
冯雅：您的新书《变革，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在序言里盛赞了中国在过去十年弯道超车的成绩，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过去的成绩，莎士比亚有一句话说，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您怎么预判中国经济的未来？
沈建光：首先我认为，2019年比2018年要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2019年其实中国的外部环境会比2018年好，比如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会改善，经贸谈判应该有进展，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2018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其实都在收紧，但是2019年我认为会不一样。
特别是在财政政策上面，这次政府下了决心减税，增值税也下调，最大的制造业下调了3个百分点，力度比较大。而且对社保缴费，企业从20%降到了16%，又是几千亿元，增值税又是6000多亿元。而且我觉得做法也越来越高明，不是把钱都放到基建上面，这就是供给侧改革很重要的体现。以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放宽，不再像以前把大量的钱投在基建上面，这种变化其实也反映了决策层对今后10年经济的思考，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所以今后10年，没必要悲观，其实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可以挖掘的潜力也非常大。
从全球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还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就是我们还在战略机遇期里面，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现在有些人比较悲观，因为他只看到中国的问题，如果跳出中国看全球，其实中国的问题比很多国家的问题要少。
冯雅：每隔一段时间，国外就会出现一个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声音，但是到最后，可能也让他们感到很吃惊，中国经济总能化险为夷，而且总是走向更好的发展。以您的分析和思考，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沈建光：我其实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寻求答案，因为我过去不管在欧洲央行工作的时候，还是在货币基金组织到投行的工作，面对的都是海外投资者、海外的政策制定者，越到后面很多海外的人就越感觉到，中国完全不像他们教科书讲的那样。教科书讲经济是有周期的，经济危机每隔10年要爆发一次。而且中国经济增长了40多年，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经济危机，也没有特别大的波折。海外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不可思议。
为什么中国能避免国外的覆辙，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领导人能够牢牢地抓住大方向，同时也不教条，就是我们说的实事求是。中国的宏观政策非常灵活，比如去年上半年去杠杆、紧缩，但到下半年，发现可能有点做过头了，马上就转回来了，这种政策上的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国家所不能比的。
中国经济的“近忧”和“远虑”
冯雅：这说明中国政府在化为危机方面，很有自己的智慧，也很有中国特色，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我们要去分析当前经济的近忧和远虑的话，我不知道您会怎么看？
沈建光：我觉得作为经济学家，有点忧患意识其实是好事情。我也觉得，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有很强的忧患意识，才使得中国经济就是没有爆发大的危机。
如果我们看近忧，就是我们的逆周期调控，我们在减税的同时，我们的基建也没有减少。很明显，这样我们的支出压力会不断地上升，那么财政赤字肯定会上升，我们怎么弥补这个财政缺口，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远虑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了目前这个阶段，经济增长能不能进一步地以创新为驱动，而不是继续过去那样依靠第一个是人口红利、劳动力优势，第二个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优势、资本优势。现在如何把我们的知识技术优势展现出来，这其实也面临全球的竞争，包括5G、高科技企业面临国际上的挑战，这是主要的远虑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把尖端的科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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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4 11: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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