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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军（吉首大学湖南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报告没有提及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关于城镇化的文字也不多，仅有“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和“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两句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新型城镇化战略不再重要或是被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代了呢？应如何准确把握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其出路和关键都在于与新型城镇化联动中实现城乡融合。
1、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体两面
“乡村病”需要“新型城镇化”的治疗。过去的十多年里，伴随快速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转移人口涌入城市，农村空心化、贫困化等乡村病日益突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不过，虽然该战略主要解决的是“三农”问题，但实际上又超越了“三农”问题，还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及城乡关系重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振兴是城镇化的一体两面，“乡村病”还需“新型城镇化”来治疗。
乡村振兴是顺应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战略抉择。城镇绝非孤立存在，它与乡村之间在人口流动、就业结构、社会组织、文化变更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前，我国仍处在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巨大差距仍然存在，这一差距决定了农业劳动力将继续向劳动生产率更高和收入水平更高的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转移——就业并居住，城镇化这一根本驱动力尚未改变。不过，现阶段城镇化的资源配置与发展导向开始由城市偏向向城乡平衡发展转变，乡村有大量发展机会，新型农业农村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正在形成。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是对城乡关系再调整、新型农业发展的响应，也是顺应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战略抉择。
新型城镇化成功的重要标志是乡村振兴。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等先行城市化国家，我国新型城镇化最突出的体现是农村人口多、推进城镇化速度快，就近就地城镇化必然要发挥重要作用。农民进城“市民化”以及农业的现代化、农村产业的非农化是城镇化带动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能否成功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或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否带动了乡村发展则是衡量城镇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2、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新型城镇化助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一是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现代农业；二是要引导一二三产业融合，走多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当前，我国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仍高达27.7%，人均占有资源偏低，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缩小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巨大差距，必须依靠工业化和城镇化进一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还需要适度的“土地集约”和“人口集中”，一是为产业发展创造市场，二是提供现代生产要素和服务，刺激和深化分工，衍生就业岗位。而新型城镇化的“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过程可以满足上述需求。
新型城镇化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搭建空间载体。产业振兴的关键是要素自由流动，而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障碍、资本人才下乡的阻碍通常在于中小城镇发展滞后，服务体系、支撑能力、生活环境难以满足资本和人才的需求，缺乏合适的要素自由流动“中转站”。新型城镇化将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城乡接合部为切入点，发展特色小镇、中心村镇，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搭建了有效的空间载体，通过吸引城乡资本、人才、文化、生态等资源要素在此聚集、交换和融合，引导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新型城镇化为农业农村注入现代元素。农业现代化要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农村现代化要求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精神文明水平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需要农村人口的现代化，要将农民塑造成“懂技术、会经营、懂管理”的现代新型农民，使其或者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或者具备从事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但不论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都离不开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一方面通过在非农产业就业中接受技能培训、开拓眼界，提升农民现代化程度，另一方面通过向农业农村注入技术装备、服务设施等现代元素，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3、城乡融合要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联动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融合。不同于“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平等地看待“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的发展，强调“城乡”两个空间的联动，推进“城乡”文化共存共荣。因而，乡村振兴必须与新型城镇化联动，这也是推进城乡融合的现实路径。
一是“人”的城乡联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以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意涵的城镇化。当前我国仍有6亿左右的农民，约2.7亿农民工，他们是中国城镇化的“主力军”。在新型城乡关系面前，这些群体是“进城”还是“下乡”，应充分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权，但前提是破除“市民”和“农民”的身份二元结构，实现“居民”身份的一元化，特别是“居民”社会福利等的趋同化。因而，面向“人”的城乡联动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及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等改革，实现城乡居民身份的同一化，消除“人” 这一最核心要素城乡自由流动的“玻璃门”障碍，实现“人”的城乡联动。
二是“业”的城乡联动。长期以来，产业发展在“城乡”空间上的分割也是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一是城乡分离的产业化模式，二三产业几乎不“下乡”，虽然近年来“乡村旅游”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农村的二三产业整体滞后，产业单一，既未充分有效利用乡村资源，也无法解决本地剩余劳动力就业；二是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因而，城乡融合必须促进“业”的城乡联动，一是引导二三产业下乡，通过现代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推进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城乡一体化，以现代要素激发农村产业活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多样化发展。
三是“地”的城乡联动。城乡联动既需要硬件方面的空间载体，又离不开制度等软环境的优化。硬件方面，城乡接合部的特色城镇化、村镇化发展是关键，这既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客观需要，也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要求。通过科学合理的村镇化布局实现乡村适度“人口集中、土地集约、产业集聚”，能为乡村振兴和城镇化联动提供空间载体；软环境方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优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实现城乡用地制度的有效衔接，激发农村土地等要素活力，吸引城镇现代要素注入乡村，破除城乡要素融合制度障碍，挖掘农村“土地”要素的巨大潜能，能为乡村振兴“添火加薪”。
综上，城镇和乡村是一个有机体，乡村振兴要与新型城镇化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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