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凯：复杂环境下，如何提振消费？

gecccn

王志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教授、博导，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1、重塑国内市场
  近年来，我国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消费俨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当然，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近十年来平均不足6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5个百分点。即使是2018年最终消费贡献率高达76.2%，我国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仅有40%，说明我国居民消费可以释放的潜力巨大。
  在内防反弹、外防输入以及国内外两个市场遇冷的双重压力下，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和超常规手段，着力培植经济循环的国内市场，抵冲全球疫情抑制的消费需求。
  首先，必须正视国内外两个市场遇冷的严峻性。复工复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大量的订单。从海外市场来说，除了全球防疫所需的医疗物资出口外，其它行业的海外订单寥寥无几，给企业带来了更大困境和不确定性。无数以出口为主的复工企业因海外疫情被迫停工停产，出口企业亟须国内的内需市场需求来抵消这一影响。从国内市场来说，疫情期间，人们正常消费受到抑制，冻结民众消费欲望，餐饮、娱乐、购物、旅游等行业遭遇停摆。
  其次，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全力扶持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按照中央部署，继续做好科学有效防控，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推进复工复产。当前要果断地扩大财政赤字资金安排，支持“新基建”为主的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帮助小微企业降低水电气和场租等生产要素成本；允许小微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减免税费并延期缴纳税款，返还企业社会保险费；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政策性担保、降低融资成本。
  最后，快速坚定地培植大市场，推动国内消费大循环。海外疫情的蔓延，市场的内忧外患，提醒我们必须在内需上下足功夫，提振消费，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当下，要把打造、打通国内经济循环大市场提上日程。让国内的消费与生产迅速衔接，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减少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作为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区域经济梯度差异，这些都可以转化为我们发展的重大势能。现在受疫情所迫，出口贸易被动减少，我们可利用这个契机对出口生产进行国内供给的腾挪，从容地打造中国国内生产与消费的经济闭环市场，化危为机，推动经济增长。这绝不是我国要停止开放的步伐，恰恰是从容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变化的需要。
  必须看到，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国内消费是拉动增长的最有效动力。在当前极为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必须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和超常规手段重塑内部市场，刺激国内消费。各地按照中央扩大内需、加大投资的指导方针，推出总额近50万亿的“新基建”投资，这都是促进就业、扩大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战略举措。
  2、利用消费券，启动经济增长新周期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会同二十三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强调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消费生态、消费能力和消费环境”六个方面，促进消费的扩容提质。为响应国家部委“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意见”，全国各地迅速展开行动。南京、宁波、杭州、江西、广西、澳门、香港等地相继均出台政策，向市民及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山东、辽宁、河北、河南、山西、内蒙等省份随后跟进，推出更有针对性的消费券。
  杭州市商务局数据显示，从3月27日首期消费券发放至4月1日下午，全市共兑付政府补贴6695万元，直接带动杭州消费近10个亿（9.49亿元）；南京是全国率先向市民发放消费券的省会大城市，3月18日至22日，南京市财政兑付近330万元消费券，带动消费金额613万元，总消费额达到943万元，消费券撬动消费大概在1：3的水平，即1元消费券带动3块钱总消费。这种短期刺激消费积极有效，可以迅即启动新的经济增长周期。
  消费券搭配现金使用、存在使用的有效期限和不可变现规定，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刺激消费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从经济学的消费理论来看，消费尤其是长期消费增长，才是拉动投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长期消费的增长依赖于社会投资与民生保障。各地市民使用消费券主要采购的是牛奶、肉、蛋等副食品和一些生活日用品，这些商品本就是居民生活的刚需，缺乏价格弹性，消费券的加入，无非相当于商家对消费者的价格让利。消费券的意外收入即使带来了临时销售井喷，但这也不全是市场对这类副食品和日用品消费需求的扩大。消费券对拉动生产投资和繁荣城市经济长期作用甚是有限。所以在发放消费券普惠当地民众的同时，还应针对特定人群，如社会贫困群众，更精准地给发放食品券，或更进一步为因疫情失去工作、丧失收入来源的群体发放现金，这样的应急举措有利于稳定就业市场，更好地启动经济新的增长周期。
  当然，消费券的局限性并不能掩盖其功能的发挥。消费券可以绑定一些特定产品，如可以定向支农，带动上下游更多产品销售与生产。消费券可以支持餐饮、旅游等重点行业复苏，文旅消费券的作用功效应该大于普通生活消费券。旅游消费券，促成游客增多，受益的不光是旅游景区，餐饮、住宿、零售、娱乐等也会因之增加收入。
  凯恩斯消费理论指出，决定消费长期增长的根本因素是收入。短期来看，民众没有收入依然可以存在自发性消费；但长期来看，若民众没有收入来源，消费即不复存在。消费券其实很难让社会贫困群体的刚性有效需求得以持久释放，这会影响政府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进而不利于社会就业改善与长期经济发展。
  3、改善民生，提高消费能力
  疫情危机后，提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尽管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提升，但消费的实际年增幅却一路下行，这说明相比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国民消费还是有较大抑制的。这也启示我们，疫情危机后应激发消费主体需求，由以前的重生产转为向生活倾斜，投资民生、保障民生并不断改善民生，让国民敢于消费。
  提高国民劳动收入份额，投资民生、保障民生，最大可能地释放国民消费，这是当前缓解疫情冲击，支持中小企业由出口生产转向内销发展的宏观政策选择。由于福利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完善，国民不得不依靠储蓄来防范风险，其结果是长期抑制我国民众的消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强调，“越是发生疫情，越要注意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为此，我们要加大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力度，完善教育、医疗的公共民生保障体系，加大疫情时期失业救济的覆盖面和救助力度，提高国民劳动工资的收入份额，让国民消费有信心、消费有底气。
  除了注重投资民生、改善民生和提高国民消费能力，我们还要不断挖掘新的消费市场。比如，现在大批青少年留学生回国，他们对日常生活、数码电子产品、文化学习、旅游等消费需求均很旺盛，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潜力有待挖掘。再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群体的消费亟待激发，特别是疫情催生的面向老年群体的卫生保健、健康产品和优质养老服务，大有市场。我们应注重生产和消费的最佳结合、高效工作与高质量生活的平衡，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内驱力，着力培育能拉动经济发展并富有中国特色的消费型社会，这本身也符合健康、可持续的创新型社会发展要求。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国的粮食供应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粮食、肉类、蔬果和水产禽类等农副产品的刚性需求会更持久突出，这是直接关系人民生活福祉的最大民生。我们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对粮食生产和生猪养殖进行综合施策，让农民种粮、养猪有利可图，注重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对此，可以定向发放支农消费券，绑定农村、农民的农副产品销售，实现消费助农；可以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特定投放消费券，救助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根据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对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和职工专项补助；可以用中小企业专项补助替代消费券，助推产业升级。
  4、建立对国产品牌的信心，激发消费热情
  规范市场监管，确立国内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保证，打造中国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逐步建立国民对中国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信心，激发民众长期消费热情。要启动国内市场，刺激国民消费，国内市场必须加以规范，打造优质高效和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中国企业要彻底摒弃以往的低价取胜策略，要以质取胜、保障产品质量，不断推进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我们要彻底根除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假销售等较长时期困扰国内市场的产品质量问题和市场诚信问题，规范市场监管，确保产品和服务质量，让国民放心消费。这是刺激消费实现消费升级，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动力。
  现在疫情阻碍外贸出口，迫使我国企业必须在国内市场沉下心来，努力做好国内产品、服务的品牌与质量。这有助于打造中国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打造自主知识产权。疫情逼迫我们启动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国内消费，也是中国企业化危为机，成就中国品牌的一个最佳窗口。我们还应加快推动品牌质量安全标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在全球产品与服务质量认证这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不再轻易为西方制造和质量标准所牵制，就会在产业链上占得主动，中国制造就会更具国内外竞争力，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不断提高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质量。
  经济衰退，增长乏力之时，政府总会加大财政投资帮助经济增长。1998年开始的通货紧缩时代的政府扩大投资是如此，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是出于逆周期的经济调控目的。而这一次的“新基建”推出了总额近50万亿投资，更富时代烙印。“新基建”涉及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创新领域基础设施，高铁、城际铁路、轨道交通、特高压输变电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消费领域投资。由于疫情影响，高铁海外建设与5G海外布局等受阻，但我们完全可以专注加速国内投资建设，让国内优先受益。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投资需求本身带来经济增长，还可以带动就业，增加民众收入，拉动国民消费升级，促进经济增长，让民众享受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