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世界影响与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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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青 冯一帆 刘明（人民智库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让全人类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也让世界经济加速步入痛苦的调整期。封城、停工、居家等防疫措施，导致全球一度陷入“大封锁”状态，经济停滞、政治失稳、社会撕裂、地区分隔等问题也相伴而生。
  疫情冲击之下，世界格局、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悄然出现哪些新趋势？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治理效能和舆论思想等方面的交流交锋呈现哪些新变化？如何理性认识诸多趋势性变化之下世界发展的新风险与新机遇？
  疫情蔓延的世界影响
  ·疫情冲击之下，世界经济增长预期面临持续下调
  当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等多个国际组织纷纷下调2020年经济发展预期。
  ·公共卫生和经济风险叠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脆弱性加剧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受到医疗条件有限、抗疫能力不足、债务状况恶化、资本加速外流等消极因素叠加影响，加剧其财政外资和社会民生等多重领域的风险程度和不确定性。
  ·全球治理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全球治理赤字加重
  全球抗疫共识与抗疫合作未在疫情发生初期及时建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遭遇严峻挑战。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被美国视为挑战，发动舆论层面对华攻击，不断消解国际合作抗疫可能性。
  各国加紧政策调整以应对疫情冲击
  ·启用扩张性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各国普遍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增加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的效应正在递减，财政政策出台困难度增加，政策空间显著收窄，相关政策工具的现实影响和潜在风险仍具有较大争议。
  ·应对全球价值链风险，加紧调整地区及全球贸易布局
  以跨国分工为基本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遭受重创，各国开始注意到深入全球化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加速推进实体工业重回本土的步伐，加快调整区域贸易布局和地区经贸秩序。
  ·美国鼓噪“追责”“赔偿”舆论，不断推出对华打压干涉政策
  美国多位国会议员通过提起立法案或决议案等，对中国频繁发起“追责”“索赔”滥诉。作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疫情期间美国国内贸易鹰派对中国的制裁尝试仍未停止。
  潜在风险与挑战
  ·全球产业链可能面临断裂后重构，全球化内涵与形式将不断丰富
  区域化合作和国内化生产趋势可能因各国促进制造业回归的政策而有所加强，即出现“地区转移”和“国内替代”。全球产业链或将面临断裂后的重构，全球化内涵与形式将增加新元素。
  ·疫情引发次生危机，或将强化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倾向
  实际收入下降、社会不平等加剧、就业保障不足等社会问题造成发达国家民众“生存不安全感”。疫情的全球蔓延可能将进一步推升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趋势。
  ·美国内外战线交织，加剧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
  舆论战、政治战、选举战、贸易战相互交织，让2020年中美关系更为复杂。美政客可能继续制造“中美脱钩”“去中国化”等恶化中美关系的议题，但中美之间复杂相互依赖关系也决定了“脱钩”的实际实施难度。
  ·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再安排与再调整
  抗疫行动“政治化”加剧全球治理难题。应对疫情的全球主导力量、核心力量的缺失，可能导致在全球治理领域“无极化”状态。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也将面临再调整与再安排。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截至北京时间6月24日16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938万例，累计死亡超47万例，215个国家和地区受到疫情波及。除中国、韩国等少数国家外，全球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严峻的防疫形势之中。

（数据来源：WHO，采用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6月22日）
  一方面，美国、英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因政府与民众重视程度不足，以及缺乏及时统一的抗疫措施，一度成为全球疫情“震中”。截至北京时间6月24日16时，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42万例，死亡率为5.09%；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分别达到30万例、29万例、23万例，死亡率分别为13.98%、9.64%和14.52%；德国、法国均超过19万例，死亡率为4.63%和15.03%。
  另一方面，拉美、非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国家新冠确诊病例攀升，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以上地区国家医疗基础设施普遍相对薄弱，防疫形势日趋严峻。2月中旬埃及官方宣布发现非洲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月中下旬疫情在非洲快速蔓延。5月13日，莱索托通报该国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标志着非洲54国全部遭遇新冠疫情。

（数据来源：WHO，采用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6月23日）
  2月下旬，南美洲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巴西出现。截至北京时间6月24日16时，巴西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114万例，成为全球新冠疫情第二严重国家、拉美新冠疫情最严重国家。拉美地区疫情仍处于快速上升阶段，世界卫生组织于5月22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美已成为全球疫情新“震中”。

（数据来源：WHO，采用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6月23日）
  一、疫情蔓延的世界影响
（一）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持续下调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对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巨大负面冲击，引发全球市场动荡。美股十天内先后4次熔断，黄金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各国债务水平飙升，人员、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体系陷入停滞。当前，多个国际组织已纷纷下调2020年经济发展预期：
  IMF于4月份预测疫情将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预期急剧收缩3%，其严峻程度远高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若疫情在下半年消退，则2021年全球经济预期可恢复至5.8%的增长。6月24日IMF更新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估从4月份的-3%下调至-4.9%，下调2021年全球增长率预估至5.4%。
  OECD发布中期经济评估报告，预测了两种情形下全球经济的表现，乐观条件下2020年全球增长将为2.4%左右，而如果肺炎疫情持续扩散，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1.5%左右。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3月表示，疫情势必将对全球的价值链和供应链造成影响。今年2月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陡降至37.5%，这一数据已经远低于50%的枯荣线，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的制造业活动放缓可能致使全球价值链出口减少500亿美元。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第6期《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全球GDP将在2020年缩水5.2%，新冠肺炎疫情或将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二）风险叠加加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脆弱性
  位于拉美、非洲等地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医疗卫生资源相对匮乏以及防疫抗疫组织动员能力相对较弱等因素掣肘，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以上地区疫情严重程度以及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可能甚于发达国家。

（数据来源：新冠肺炎病死率：WHO，采用数据截至2020年6月24日18时。每千人口病床数：世界银行。）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面临公共债务高企和偿债能力削弱风险。IMF的相关报告指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恶化和金融环境收缩中，“新兴和前沿市场经济体正面临最严峻的风暴”。IMF给出的数据显示，综合疫情对政府收支的影响，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区将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预计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将高达95%，限制了采取更多措施的政策空间。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即将到期的贷款和债务规模超过19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经济体到期债务规模高达5.7万亿美元。
  市场避险情绪普遍上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冲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本国货币政策弹性缺失，加之美日欧等国为应对疫情冲击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得不承受国际市场的抛售压力。自1月21日以来，21个大型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和债券已经跨境流出950亿美元，今年3月，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汇率较年初累计跌幅超过30%，3月23日，墨西哥比索兑美元汇率跌破25关口，创历史新低。哥伦比亚比索、巴西雷亚尔、智利比索等都大幅贬值。2008年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热钱在疫情冲击下正在加速逃离。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减贫进程或将因疫情遭遇阻碍。疫情造成的卫生和经济危机，预计将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20年经济增长率降低至-1.6%的记录最低水平。联合国拉加经委会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预测，今年拉美地区的失业率将上升至11.5%左右，贫困率则将从2019年的30.3%上升至34.7%。世界银行同样对全球贫困问题持悲观态度，2020年全球极端贫困率将达到9%左右，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将增加4000~6000万。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很可能将抹平过去五年间全球艰难对抗极端贫困所取得的进展。
（三）全球治理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
  在既有全球治理机制的权力分配结构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处于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地位。随着全球政治格局“东升西降”趋势日趋明朗，大国霸权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然不能为解决当下全球性问题提供有效方案。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更加固守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不断破坏全球抗疫共识和合作，全球治理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全球治理赤字加重。
  首先，全球抗疫共识与抗疫合作未在疫情发生初期及时建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遭遇严峻挑战。一方面，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意大利先后出现疫情的初期阶段，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未及时做出表率作用，积极建立并参与全球抗疫合作，而是选择“隔岸观火”，最终导致“引火烧身”。另一方面，疫情在美国发生并失控后，美国政府仍未选择积极抗疫和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出于转嫁和推诿责任的政治考虑，频频向中国发起攻讦和指责，进一步消解全球抗疫共识和中美联合抗疫的可能。
  其次，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被美国视为挑战，美国发动舆论层面对华攻击。一方面，政府统一口径设置，政客进行集体“甩锅”，转移应对疫情不力的国内矛盾。美国《每日野兽》（Daily Beast）于3月21日发表题为《白宫推动官员集中批评中国掩盖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两名白宫匿名官员爆料以及白宫的一份政府电报内容称，特朗普政府正要求联邦政府官员在对外谈话中都要指责中国“掩盖疫情”并造成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强调中国官员“负有特殊责任”。美国《政治报》网站（POLITICO.COM）于4月24日曝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全国委员会向各竞选团队发送的一份57页备忘录，建议共和党参议员竞选人在回应美国新冠疫情问题时积极攻击中国，并强调三大攻击路线：一是批评中国掩盖疫情等；二是指责民主党对手对华立场软弱；三是强调共和党会就中国在疫情扩散中扮演的角色推动对中制裁。
  另一方面，对华不友好情绪从美国政客下沉至美国民众，引发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攻击不断升级。美国民调机构Morning Consult5月8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200名成人受访者中，73%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政府要为美国当前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承担“至少一些”责任。据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研究系Russell Jeung教授的研究统计，在2月7日至3月9日发表的美媒文章中，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种族歧视文章数量激增50%。益普索于4月中旬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见证过他人就新冠疫情责怪亚裔人群的现象，其中60%的亚裔美国人受访者表示遭遇过上述情况。“停止仇恨亚太裔通报中心”于5月13日发布新闻称自通报中心成立以来，已接收到1700多个来自美国4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亚裔遭遇“新冠歧视”报告，其中，37%的歧视事件发生在公共场所，每十个受访者中有九个人认为因自己种族而成为被攻击目标。

（数据来源：亚太政策与计划委员会（Asian Pacific Policy & Planning Council）《“新冠歧视”事件》调查报告（INCIDENTS OF CORONAVIRUS DISCRIMINATION），调查实施时间：2020年3月19日至25日。）
  二、各国加紧政策调整以应对疫情冲击
（一）启用扩张性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对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以及消费者信心造成了强烈冲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着各类风险叠加和放大的可能性，各国政府治理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也正在经受严峻的挑战。对此，各国政府普遍积极采取了相应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增加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英国央行于3月11日采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降息50个基点；塞尔维亚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1.75%；冰岛央行也紧急降息50个基点至2.25%的历史新低；美联储则于3月3日、16日分别采取50基点、100基点的紧急降息，并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日本则通过增加购买交易型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和企业债等扩大资产购买计划来稳定金融市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国也均相继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
  财政政策：欧盟各国财长在3月23日同意暂停实施管理欧盟公共赤字的严格规定，允许成员国自由支出。美国推出万亿美元级经济救助计划，财政部配合发行了大规模国债，其中包括20年期的长期债券。韩国则先后通过了规模为11.7万亿、12.2万亿和35.3万亿韩元的三轮预算提案，用于向国民发放抗疫补助。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均采取系列财政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全球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已显著收窄，货币政策的效应正在递减，财政政策出台困难度增加。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为维持经济增长已经长时间沿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使用了大量的财政刺激手段。因此，目前除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几乎无力背负更大的财政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监测报告》显示，根据各国迄今为止采取的各项应对政策，疫情及其造成的金融和经济影响，导致“实施财政政策的必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据当前已实际采取的抗疫政策推断，包括美国、中国以及欧洲和亚洲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体“估计将呈现大幅财政扩张”“预计所有国家的2020年财政余额都将恶化”。
  各国目前已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对本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尚未可知。相关政策工具的现实影响和潜在风险仍具有较大争议，各国央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信用过度扩张等问题仍需关注。由于各国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高流动性供应和高公共负债率或许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常态，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正在被削弱，全球通货膨胀的风险提高。新加坡学者认为美联储“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短期内可减少恐慌情绪、稳定金融市场、缓解流动压力，但也将带来实物资产“泡沫化”、全球性通胀、债务危机等风险与挑战。
（二）应对全球价值链风险，美日欧等国家加紧调整地区及全球贸易布局
  以跨国分工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加工贸易体系遭受重创，各国开始注意到深入全球化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等供应的短缺，让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开始加速推进实体工业重回本土的步伐。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曾称愿意提供搬迁费用，帮助在华美国企业搬离中国。日本政府则出台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的“供应链改革”计划，鼓励企业优化供应链、实现多元化发展。面对疫情给全球产业链造成的现实风险，疫情之后跨国企业可能采取分散生产基地、布局多元链条的方式提升企业应对全球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黑天鹅”事件的风险。
  此外，美国加快推进《美墨加协定》（USMCA）的步伐。加拿大议会为避免因疫情原因休会拖延协定生效，于3月13日迅速放行《美墨加协定》。《美墨加协定》完成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议会的通过，并于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美墨加协定》取代原先的《北美贸易协定》，一方面使得美国在地区贸易活动中获得更强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它以美加墨三国间贸易协定为基础，为地区经贸秩序制定了新规则，同时通过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约束，诱使体系由多元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向封闭的、地区性的贸易关系撤退。
（三）美国鼓噪“追责”“赔偿”舆论，不断推出对华打压干涉政策
  美国多位国会议员通过提起立法案或决议案等，对中国频繁发起“追责”“索赔”滥诉。密苏里州参议员约什·霍利、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新泽西州第四选区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得克萨斯州第六选区众议员罗恩·莱特等提出相关“追责”法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赛·格雷厄姆称中国应该为新冠肺炎在全球流行而负责，全世界应该要求中国赔偿……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出对华“追责”“索赔”要求的政客均为共和党议员。这种发难中国、鼓动民意、引导舆论的背后，实际是谋求连任和争取票仓的隐晦目的和政治诉求。
  作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疫情期间美国国内贸易鹰派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制裁尝试。中美围绕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展开的竞争，并没有因为疫情的扩散而暂停。从2020年初至今，美国先后以《伊朗、朝鲜和叙利亚不扩散法案》《反海外腐败法》《国防授权法案》中的条款为由，对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制裁，包括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通信、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等公司均榜上有名。美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5月15日宣布针对华为公司的直接产品修改出口管制条例,限制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再向华为或海思等关联公司供应部分芯片。
  三、潜在风险与挑战
（一）全球产业链可能面临断裂后重构，全球化内涵与形式将不断丰富
  疫情大肆蔓延以及各国的贸易限制措施显示了全球病毒大流行趋势下跨国生产与贸易的脆弱性。有关国家将持续通过相关政策，促使制造业回归本国，区域化的国际合作和国内化生产趋势可能因此加强，导致全球价值链的“地区转移”和“国内替代”。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期发布的研究显示，依据对贸易开放指数（单位%）的研究结果，全球化在2008年达到高峰后进入“慢全球化”时期。研究指出，疫情正在改变各国对全球化的认知。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见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 ... over-5-centuries-km）
  疫情对全球生产贸易网络造成了剧烈冲击，全球产业链或将面临断裂后的重构，全球化内涵与形式将不断丰富。疫情同时波及北美贸易圈、欧盟贸易圈和东亚贸易圈，给国际贸易的需求和供给两端都带来了严重冲击。疫情的蔓延可能造成全球产业链在“客观”与“主观”层面的双层断裂，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全球价值链“规模缩减、范围缩小、地理变更和形式变化”。乐观者则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是有限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人员流动和制造产业只是短期“降温”。从中长期趋势来看，此次疫情让各国逐渐意识到社会成本可能才是决定产业配置的最终标准，新的全球化进程将更加重视“人与健康”“自然与生态”的可持续性等关键元素，公共卫生和生态环保等领域机制健全的国家，更能成为新全球化进程的领航者。
（二）疫情引发次生危机，或将强化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倾向
  疫情爆发前，欧美发达国家实行重点发展高端产业、金融产业的国家战略，加之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搜索、锚定廉价劳动力和广阔消费市场的逐利本性，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产业被普遍转移到中国、越南等生产成本和环境门槛更低的国家。发达国家内部则出现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并形成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思潮与愈演愈烈的政治抗议行动。数据上看，疫情持续给美国就业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根据美国劳工部近期公布数据，截至5月16日，美国在之前两个月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了3890万。在刚过去的4月内，美国的非农业就业岗位就减少了2050万个。
  疫情全球蔓延可能将进一步推升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趋势。近年，实际收入下降、经济不平等加剧、就业保障减弱等因素造成的“生存不安全感”，已经普遍引发了发达国家民众的排外仇外心理。防疫隔离措施客观造成的全球贸易受阻和关键物资紧缺，令发达国家从维护国家安全和解决现实困境的两层因素重新评估在关键行业实现自主生产的重要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更加重视自身抵御侵袭、对抗危机的国家能力建设，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物资供给。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在寄希望于通过刺激产业回流缓解疫情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和政治长期撕裂问题。未来，发达经济体可能通过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在关涉国家安全的相关领域，吸引必要的项目和企业回归。
（三）美国内外战线交织，加剧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
  舆论战、政治战、选举战、贸易战相互交织，让2020年中美关系更为复杂。有关分析认为，疫情之下，一些美国政客、战略精英和媒体是从“大国战略竞争”的角度理解中美关系的，甚至将疫情视为“抑制中国崛起的机会”。美国挑起的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外交战、法律战”正在逐渐向国际机构多边领域蔓延。在经贸领域，美国也可能转移战场，通过诉诸国际组织、强化美欧日、美日印澳之间的贸易对华政策协调等多边层面对华施压、谋取更多利益。打“中国牌”是两党拉拢选票的惯用伎俩，也是疫情期间政客进行政治博弈、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在国内政客和媒体的舆论影响下，美国对华负面情绪从国家层面下沉到美国底层民众，中美民间友好交往基础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后疫情时代，面对国内经济发展、社会矛盾与政治选票的多重压力，美国政客极有可能继续制造“中美脱钩”“去中国化”等转移国内矛盾、恶化中美关系的议题。
  但中美之间复杂相互依赖关系也决定了“脱钩”的实际实施难度。有学者认为，若错过合作抗疫机会，中美两国关系可能“加速滑落”，造成中美两国经贸和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美形成“异质”的全球化动力。但另有一些分析则认为，在航天、5G通讯以及关涉国家安全的高科技领域，中美“存在并行甚至加剧彼此独立发展的态势前景”，但并不具备走向全面“脱钩”的主客观条件；中美在科技经贸方面的摩擦或“局部性脱钩”在所难免，但不可能彻底脱钩。虽然美国近年对华政策发生了“质变”，且疫情对中美之间战略互信、民间往来造成了一定冲击，但中国仍具有对中美关系“正向”塑造的可能性。
（四）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再安排与再调整
  抗疫行动“政治化”加剧全球治理赤字。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客受自身政治目的驱动“逢中必反”思维严重，热衷于推进污名化的指责，消解合作抗疫的国际共识。在此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频繁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对危机反应迟缓”“以中国为中心”。面对受疫情冲击而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美国可能继续奉行“美国优先”政策，采取“退群”等单边主义措施，阻碍全球抗疫形势下多边合作的可能，也客观加剧了全球治理赤字难题。更有学者坦言，应对疫情的全球主导力量、核心力量的缺失，导致在全球治理领域“世界已进入无极化时代”。
  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的再调整与再安排。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新冠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变”“要为秩序过渡做准备”。相关学者认为，在“软战时代”，世界政治纷争可能围绕“真理和道义标准的不同理解”而展开，美国若不能领导国际抗疫合作，将进一步客观削弱其世界领导力。世界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将出现有利于中国、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