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经济的底线要守住，风险的底线也要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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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6月12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期）在线上举行。论坛聚焦“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参与研讨，以下是他的发言。
  当前特别强调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就是凡事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从而把握主动权。问题是底线在哪里？底线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不确定性，有两个对我们影响最大的问题。
  一是疫情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的不确定性。
  这次全球经济衰退可能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而会不会演变成大萧条时期那种情况，依然还不确定。这主要取决于疫情的发展以及能否被有效控制。即便全球疫情在今年年中或者7、8月份得到控制，但未来的全球经济走势会怎样，学者们的分歧也非常大。
  在我看来，V型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很小，未来更可能的是W 型的增长。W型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反映在供给端，全球供应链的收缩和调整依然还是不确定的；也反映在需求端，企业和家庭债务水平的上升、市场预期的变化和消费行为的变化也影响需求。
  如果疫情持续的时间更长，供给和需求的不确定性还会进一步传导到金融系统。疫情后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宽政策。美国是所谓的“无上限量宽”，这种量宽在压低资金实际利率水平的同时，也增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如果疫情拉长，金融系统会受到传导。有人说，当前金融业好像是受益的，我认为还不能下这种结论，还有待观察，这也是一个不确定性。
  二是中美摩擦的不确定性，这是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
  5月15日，美国发布对华为的进一步限制措施，用美方芯片的第三方供货商向华为供货，必须经过美方许可，这大大加剧了中美摩擦的严峻性。5月2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33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中国获得美方的技术。最近又开始限制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去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全面限制中国，这种科技领域的脱钩是否正在全面展开？
  在金融领域，5月13日，特朗普政府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不允许向中国股市投资。5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承担责任法案，对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在会计、监督、审计方面提出额外限制，这可能会加快中国概念股的撤离。京东、网易就正在筹划去香港上市。所以，中美关系会怎样演进，依然还有不确定性。
  这两个不确定性将对国内经济产生相当影响。
  首先，第一个不确定性，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会从外需上影响到中国经济，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波冲击，而冲击有多大，则取决于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这种外需的收缩正在向国内传导。中国出口按美元计价是下降的，尽管5月份按人民币计价，当月回升1.4个百分点，但按美元计价仍然是下降的。6、7月份以后，出口形势会好转吗？现在很难下结论，但外需收缩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沿海外贸企业的困境，订单的萎缩正在显现。这会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的压力，中小企业由于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滑，亏损面依然在扩大。如果外需收缩进一步传导到沿海的外向型外贸企业，一部分企业的破产风险会增大，这会使得就业压力变大。据了解，外贸行业就业容量大概是8000万到1亿，而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到6%，其中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达到了13.8%，比3月份高了0.5个百分点。现在一部分春节后返岗农民工又回乡了，大概数量也有600万左右。因此从需求端来看，全球经济衰退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
  从供给端，也就是第二个不确定性来看，中美摩擦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供应链的稳定性。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接近全球的30%，从产能来说，可能份额更高。我国进口大量的中间品（有人说中间品占进口份额的三分之二），可以说进口结构已经发生系统性变化。研究表明，在中间品里，有一部分是短期内国内供货商很难替代的产品，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技术水平还达不到相关标准。因此，如果供应链产生问题，不管是主动断链，比如美国想方设法要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还是被动断链，比如全球供应链的调整，或是复工复产进程受阻，这都会影响供给端。
  那么，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会不会向金融部门传导呢？在国内，无论是财政还是金融领域，风险都在上升。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收支缺口扩大，“三保”的压力很大，而金融领域和企业负债水平的上升，可能会导致违约和不良率的上升。这种情况下，中小银行的风险会不会加剧？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守住底线？
  中央给出了明确要求，就是“六稳”和“六保”。“六稳”是稳住经济基本盘，是“六保”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经济稳不住，“六保”也很难实现。“六保”是着力于兜住就业和民生的底线，是底线性要求，也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所以，只有守住“保”的底线才能拓展“稳”的局面，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六保”应该放在优先地位。从战略层面来说，“六保”也符合扩大内需战略。如果就业和民生都保不住，怎么扩大内需？如果企业都保不住，怎么扩大投资？从短期来说，“六保”至关重要。从中长期来看，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总书记在看望政协会议经济界委员时，提出了发展双循环的新格局，这是扩大内需战略的基本方向。总书记说，面向未来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里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这是我们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一次战略性调整，关系到未来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八十年代末期提出沿海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到本世纪，逐步形成产业工厂，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大三角的循环关系——美欧作为研发和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和生产中心，中东和拉美作为能源和资源的供应中心的全球循环。这种全球循环是一个多赢格局。
  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这种大三角循环也开始暴露问题，美欧出现了过度负债、过度消费现象，随着产业外移、制造业的空心化，收入差距扩大、政治极化、民粹力量上升，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这种思潮是否现在还在演进？而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东亚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这引发了美国系统性调整对中国的战略，2018年把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对中国全面遏制。由此可见，原有的国际循环模式在国际环境变化中，必将发生系统性调整。我们的双循环就是适应这种内外环境变化的一次主动调整。
  国内大循环在需求端是要促进消费、扩大投资，特别强调投资领域的“两新一重”，也就是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新基建区别于传统基建的一点，是市场主体广泛参与。新型城镇化特别强调的是县域的规划建设，也就是投资下沉。
  从长远来说，扩大内需更重要的还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等收入群体现在有4亿，但是按照统计局的标准，其下限还是偏低。如果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比如未来15年能够翻一番，那我们市场规模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国内循环，也就是需求端。供给端则要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当前来说，是要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无论从中美经贸摩擦还是疫情影响来看，我们供应链还是有短板。如何下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下一阶段供给端要解决的问题。
  要避免风险进一步向金融领域聚集，这就是“双底线”。经济的底线要守住，风险的底线也要守住。在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力度的同时，也要有风险意识，同时加大改革进程，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牢牢守住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