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滨：守住风险底线 确保金融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系统持续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稳步推进金融改革，金融行业整体稳健，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金融体系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要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了守住风险底线，要深刻认识金融风险新特征，把控金融风险重点环节，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一、金融风险新特征

近年来，我国金融风险由前几年快速积累逐渐转向高位缓释，暴露的金融风险已经或正在得到有序处置，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是，伴随外部风险冲击、内部环境变化以及技术革命迅猛发展，金融风险呈现出演进新趋势。

一是金融风险诱因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内生风险，即金融风险的演进是一种内部累积过程。但近几年，金融风险正越来越多从金融体系内生风险向宏观经济外生风险转变。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前，金融风险较多源于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及金融空转等问题；而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后，金融风险则更多反映外部风险溢出影响和内部经济结构失衡。比如，地方政府财政软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存在从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演进的可能性，房地产市场发展长效机制的缺失使得房地产市场结构调整的风险可能向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外溢、内部经济周期和结构调整对金融稳定带来深远影响，叠加金融部门自身风险演进，金融风险累积和触发机制发生显著变化。

二是金融风险形态发生深刻变化。数字经济时代，现代科技广泛应用使金融业态、风险形态和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金融”与“科技”有机共融，也改变了金融风险演进的机制。近年来，数字经济凭借其特有的市场、技术和模式优势，链接或从事金融业务，并表现出巨大潜能。但是，这种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挑战和风险，比如新的系统重要性问题。传统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更多关注的是“大而不倒”，而数字经济下的金融业务内核与传统金融机构不同，其主要客户群是长尾客户。金融风险形态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涉众化、技术化和关联性等复杂问题。这代表着系统重要性具有新的政策涵义以及新的监管要求。在数字化的驱动下，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但也会带来金融风险总量和结构分布的变化。在鼓励数字金融创新的同时也需要有效管理风险。

三是金融风险传导发生深刻变化。金融风险传导总体上可划分为两种机制：一种是基于要素联系，即依托金融业务、资金流动等基本面而产生联系；另一种是基于市场预期，预期改变是重大金融风险形成和传导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深度调整时期，金融体系内在关联性更强、关联机理更加复杂，金融风险传导不仅基于要素联系、市场预期两个独立渠道来实现，而且存在要素联系与市场预期的相互交织的风险传导机制，并且这种金融风险传导机制更加复杂且不可控。比如，境外房地产企业债券违约影响境内债券市场预期，而境内债券市场预期改变很快又通过债券市场向股票市场、汇率市场传导。当前金融风险传导路径更加复杂，风险传染迁延更加隐蔽，这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的重要原因。

二、风险防控重点领域

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监管部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对重点高风险企业集团、金融机构进行精准拆弹，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已大幅度下降，中小金融机构整体保持相对稳定。对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我国金融体系针对中小银行的风险应对和风险机构处置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提升的地方。一是事前预警不充分。部分问题机构的风险实际上已存在较长时间，但却没有被提前预警。二是事中处置市场化程度待提高。中小问题机构事中处置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属地责任，处置管理人承担救助功能，问题机构处置基本采用“一事一议”进行，市场化处置程度总体偏低。三是应对处置被动化。当前中小问题金融机构处置以被动应急为主，主动应对和处置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事后风险评估待强化。国内中小问题金融机构处置主要以合并、重组或整合为主，这种“大并小”“小小合大”的处置模式，需要强化事后风险评估，以甄别是否存在小问题演变成为大风险的可能性，同时事后风险总量和结构分布要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当前宏观经济整体处于稳步修复进程之中，在中央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等政策的支持下，地方债务风险有所缓释，总体形势向好发展。当然，部分微观经济主体面临诸多压力，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格局变化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更加突出，房地产部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金融机构间的风险关联亟待明晰并妥善处置。针对地方债务风险隐患较多的挑战，党中央决策部署制定实施了一揽子化债方案，已经较为有效地缓解了地方债务风险。从中长期看，要贯彻党中央政策精神，进一步强化市场纪律硬约束，形成有效的风险共担机制，积极促进地方融资平台转型，健全地方债务长效管理机制，形成资产负债匹配、期限相对合理、投资稳健高效的地方投融资新范式。

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房地产是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部门。通过修复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降低新增房贷和存量房贷利率以及有效处置高风险房地产企业等举措，房地产市场风险得到有效遏制，整体趋于稳定。当然，在市场需求低迷情况下，房企资金回笼有较大困难，再融资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格局可能已出现显著变化，房地产价值以及投资需求可能进一步回归。一旦土地和房产价值继续下跌，就需要重点警惕出险房企的债务压力从流动性问题转变为偿付性问题的可能性。此外，房地产行业流动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可能进一步显现，房地产部门产业链上游风险将会凸显，同时，可能通过资产负债表传染效应向银行体系蔓延，银行部门将可能面临日益显著的信用风险。短期内，房地产部门风险及其关联传染风险仍值得重点关注。面对房地产企业融资顺畅性有待提升、资金链压力亟待缓解，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度强调构建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模式。按照党中央政策精神，从中长期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要求出发，要加快明晰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内涵和外延，改进传统土地财政运营模式，合理优化“政府-房企-银行-家庭”等的资产负债关联，实质降低多主体系统关联性和内在复杂性，以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真正转型为房地产新发展模式。

三、完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建设金融强国，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加强现代金融监管，着力完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确保金融系统平稳高效运行。

坚持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相统筹。防范金融风险，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的关系。金融体系本身蕴含有资本配置、信息传递、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等功能，一个具备较高金融效率的金融体系是可以通过自身金融功能的实现来吸收和消化部分金融风险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举措。面对中小银行、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风险，最基础的解决之道是实体经济实现有效转型和高效发展。

坚持监管创新与政策稳定相统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边界被模糊化，传统金融监管模式已较难适应新主体、多形态、技术化的风险特征。政策优化和监管强化成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内在诉求。但是，也应看到，监管政策稳定性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同样重要。金融监管政策稳定性直接影响预期稳定性，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是维持市场稳定的重要基础。在优化与金融新业态相适应的监管规制时，要兼顾市场稳定预期的形成及发展，提高监管透明度和有效性，着力加强监管科技能力与水平。

坚持系统观念与精准施策相统筹。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多项改革内容交织、多个结构要素互联构成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从宏观经济整体的视角来全局、系统考虑金融风险问题。在识别风险来源时，既要关注金融风险的内生积累机制，又要考虑宏观经济风险在金融领域的反映，还要监测外部环境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在处置金融风险时需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切实优化风险处置的“时、效、度”。从更加宏观、系统和全局的视角来认识当前的重大风险环节，不仅要实施有效的风险应对和机构处置举措，而且要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解决方案，以发展更加稳健、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