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中国消费增长的隐忧与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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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6月的网上消费狂欢节618又是非常火爆，很多高端商品，包括汽车，都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自去年4季度以来，中国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速出现明显的下行。虽然5月社零数据相比4月有所回暖，消费者信心指数仍整体呈现上扬态势，但消费意愿分项却在2月之后出现了显著下行。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消费企稳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保证。那么中国消费增长面临哪些束缚？而中国作为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市场，消费增长潜力仍然十分巨大，消费前景广阔，如何破除束缚释放消费潜力？
  在笔者看来，当前有三大因素制约了中国消费的增长：
  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滑，居民中长期收入增速下行
  一国中长期增长水平决定了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笔者在之前的专栏文章《本轮刺激政策与2008年有何不同？》中就提到，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现实发生了深刻变化，诸多结构性因素制约之下潜在增长率逐年下滑，截至目前已降至6-7%的区间；这决定了居民的中长期收入面临下行，从趋势上来看似乎难以避免；而去年以来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则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趋势。
  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对于中长期收入增速下降的预期已经形成，理性行为之下可能主动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当期消费。数据显示，居民储蓄自2018下半年以来持续走高，金融机构居民存款累计增速在去年四季度为56.5%，今年一季度也维持在42.2%的高位，而过去几年这一数字一直在20%以内。
  就业压力抬升，消费倾向降低
  笔者观察到，一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实际增速走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收入增速较去年四季度略有提升，但支出增速则进一步下降0.5个百分点至4.1%。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之间所表现出的背离，表明消费者很可能下调了其边际消费倾向，是增长的一大隐忧。
  今年以来，多项数据却表明当前就业压力可能已在抬升。例如，5月PMI就业分项创历史新低，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7.0，比上月下降0.2，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回落，非制造业就业指数也长期位于荣枯线以下。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一季度也出现了下滑，二三线城市一季度下行较快，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分项本就处于低位，大型企业高位下行；此外，伴随着近期的裁员潮，互联网企业就业景气度一季度明显下挫。在笔者看来，就业压力传导至收入端、信心端，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言而喻，稳就业和促消费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房地产调控常态化、棚改退潮，财富效应缩水
  笔者早在专栏文章《中国消费之谜：升级还是降级？》中就已经指出，2015-2017年中国各城市房价普遍上涨，尤其棚改货币化推行以来，除一二线等领头羊之外，三四线城市房价也水涨船高，有房一族收获了显著的财富效应，极大的刺激了其消费行为。而自2016年下半年提出“房住不炒”以来，房地产调控逐步常态化，尤其并未因经济下行压力而再次放松；持续了数年的棚改货币化也开始退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棚户区改造建设计划仅为285万套，较过去几年近乎腰斩，PSL贷款余额增速也一路下行。
  调控之下，近两年房价的整体平稳。在预期房价长期保持平稳的情况下，居民部门高负债率对于消费的挤出效应开始显现，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与家具、家电、建材等地产类消费增速自2016年下半年均开始趋势下行，走势大体一致。
  县域消费潜力仍存，消费升级趋势不改
  包括农村在内的县域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数据表明，近年来自县城居民的网购消费增长迅速，活跃度已超过一二线城市。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则更加巨大，尽管多年来城乡消费始终存在巨大差距，但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常年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必然引致农村的消费需求增加，此外，由于诸多“三农”优惠政策以及外出打工收入增速下滑，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返乡或就近打工，近年来农民工选择就近打工的占比逐渐提升，2018年全国范围内选择省内打工的农民工占比达到56%，农村消费的人口条件也较为有利。
  消费升级带来的增长空间不容忽视，表现为品质化、高端化消费增长迅速。例如，根据要客研究院的统计，2018年中国全球奢侈品消费额同比增长7%至145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市场的42%；过去5年农村居民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支出分项占比也有所提升，人均旅游支出花费的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
  提振消费重在结构性改革
  短期来看，消费的提振仍然相对依赖政策，如落实好减税降费、就业优先以及对于耐用品更新消费的直接刺激政策等，而年初至今官方出台的各类消费刺激政策力度弱于以往、减税降费的效果一定程度上也被海外严峻局势所对冲，后续可能需要中央和地方出台更大力度的逆周期调控政策。然而，短期的需求管理手段可解一时之渴，却并非长久之计；在笔者看来，中国消费增长的长期转机，仍然在于结构性改革：
  一是在居民端，加大收入分配力度，提升居民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当前个人所得税改革相关措施已经落地，但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缴纳人群基数较低，提升起征点等措施能够惠及的人数有限，大多数居民并未享受到减税福利。考虑到降低养老金费率有一定空间，应尽快推动社保费率降低的相关措施落地，以扩大减税降费的惠及范围，提升居民中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
  二是在企业端，加大企业减负的政策力度，稳定就业预期。从历史情况来看，就业水平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就业水平同步走低，我们预期2019年劳动力市场可能承压；而对未来就业状态和收入水平的不确定性上升，将显著影响消费者信心。具体措施上，关键在于为企业减负，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潜力。例如，积极加快产业升级、减少限制和垄断，提供可以满足消费升级需要的高品质服务供给；在收入层面除落实好减税降费以外，加速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藏富于民，以增收促进消费；同时加快推进县、镇、乡、村各级消费基础设施如电商物流网络的建设、扫清县域居民消费的物理障碍等措施均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