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理顺四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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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斌（中共株洲市委副书记）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两大战略部署，二者在战略上相互融合，任务上递进互补，改善农村社会民生的基本要义一以贯之。在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这样一个重要的交汇期，提高二者的政策匹配度和实践融合度,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的质量和乡村振兴的实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如何推动二者有效衔接？站在基层实践的视角，我认为要着重处理好“四种关系”。
  第一，处理好巩固脱贫成果与解决相对贫困的关系。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过渡期内有两大任务，就是既要全力巩固脱贫成果，确保脱贫不返贫，又要探索在乡村振兴框架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两大任务必须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具体工作中，要做好三项工作：
  一是解决“怎么发现”的问题。就是建立健全贫困监测机制，用好乡村干部、行业部门、科技手段“三支力量”来监测贫困对象。压实乡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工作责任，对监测对象进行常态化摸排；加强行业部门监测，对监测对象发生大额医疗、大额教育支出等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及时预警；借助网络力量，建立“互联网+”监测系统。株洲市积极探索建立了“扶贫达”智慧监测系统。建档立卡贫困户、档外四类对象、边缘户等监测对象返贫致贫的，通过手机在系统上申请即可获得相应的救助帮扶，其他农户因重大事故等可能致贫的，也可通过系统申报。通过这些手段，确保一旦发生返贫致贫问题就能及时发现。
  二是解决“怎么审核”的问题。脱贫攻坚结束后，取消贫困户、边缘户的概念，科学设置相对贫困识别标准，识别相对贫困群体。具体可以按照两项指标来识别，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30%以下的农户，以及按照当地农业总人口4-6%的比例来确定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参照过去贫困户的识别程序，将相对贫困识别程序简化为“户申请、村评议、乡复核、县审定”“四步”和村公示、乡镇公示“两公示”，确保精准识别相对贫困群体。同时，建立相对贫困信息系统，对识别的相对贫困群体进行信息化管理，实行“半年一调整”，及时纳入符合对象，清除不符合对象。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在经过今年年底精准动态调整后，可以一并纳入相对贫困群体。
  三是解决“怎么帮扶”的问题。建立帮扶响应机制，对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监测户和相对贫困户，由相关行业部门、保险公司、社会扶贫机构、爱心企业等及时启动帮扶，特别要立足巩固脱贫成果，建立健全长效帮扶机制，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积极推进消费扶贫，全力落实保障政策，提升监测户和相对贫困户发展能力。
  第二，处理好稳定政策和完善政策的关系。政策支持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最宝贵的资源和最有力的支撑。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以后，由于贫困性质、成因、形态等发生变化，需要推进现有减贫政策的平稳转型和持续创新，尤其是脱贫攻坚期内出台的特惠性政策，在推动脱贫攻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福利陷阱”“悬崖效应”。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稳定政策与完善政策的关系，重塑减贫政策体系。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一方面，按照党中央“四个不摘”的要求，在过渡期内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和防止发生新的贫困。另一方面，采取差别化的办法，对脱贫攻坚的特惠性政策实行分类处置，修复“政策鸿沟”，促使其向常规性、普惠性、长期性政策转变。对贫困县的帮扶政策方面：需稳定包括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支持政策，把脱贫攻坚规划需要持续推进的工程、项目等纳入乡村振兴规划，继续予以资金支持，使其长久发挥作用；需调整包括允许非贫困县整合涉农资金，将财政转移支付增量向发展相对落后的非贫困县倾斜，提高非贫困县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等，加快经济相对落后非贫困县的发展。对贫困人口的帮扶政策方面：要加强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系统性政策设计，特别要注意转变支持方式，减少直接发钱发物式支持，更多采取生产奖补、劳务补助、技能培训、就业支持等方式，激发相对贫困人群的内生动力。比如，产业扶贫政策，继续加大产业培育力度，将产业扶贫资金投入由“以投代帮”调整为“以奖代补”，确保覆盖所有农村人口；就业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基地转为创业基地、扶贫车间转为就业车间，带动农村劳动力创业和就业；健康扶贫政策，贫困人口在县域定点医院享受的“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政策，应扩面至相对贫困群体。同时，对偏远乡村和条件相对落后的村，继续派驻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安排后盾单位开展帮扶，可不安排结对帮扶。
  第三，处理好政府主导与群众主体的关系。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需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要实现“被动扶”到“主动兴”的转变，进一步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的能力，让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转变观念，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过上富裕生活。
  一方面，要持续加大行政推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借鉴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将脱贫攻坚好的体制机制继续沿用推动乡村振兴。比如，继续推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实行“五级书记”抓责任落实机制；兼顾好减贫投入的持续性和乡村投入的均衡性，继续构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坚持把乡村振兴纳入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提高考核比重的考核评价机制等。
  另一方面，要持续激发内生动力。要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移风易俗，推动志智双扶，培育文明乡风，形成有劳才有得、多劳多得的正向激励，持续激发乡村群众致富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让群众实现由“我要争取享受国家政策”到“我要争取为国家做贡献”的思想大转变，使乡村振兴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株洲市在总结“脱贫立志、星级创建”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的要求，在过渡期内，着力开展“文明致富之星”评选活动，持续激励相对贫困群众的致富内生动力，正显现出良好的效果。
  第四，处理好聚焦乡村与城乡融合的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乡村振兴的区域是农村，对象是农民，但是在聚焦乡村的同时，不能割裂城乡抓乡村，需要强化城乡融合的理念，融合城乡两种优势、两种资源，推动融合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当前要立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渡与衔接，着重抓好三个方面：
  一要注重科学规划。正在研究制定的“十四五”规划，要统筹推进全面脱贫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的有效衔接，特别要衔接已制定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片区扶贫开发规划等，将解决相对贫困的规划纳入规划范围，形成乡村振兴整体合力。
  二要注重要素流通。通过农村综合改革，破除农村资源要素单向流向城市的体制机制与政策障碍，让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农村流通。比如，通过“三变改革”改变产权制度，吸引城市资本下乡；通过宅基地改革，进一步放开经营权，支持乡镇发展特色小镇旅游，农民开发民宿等。
  三是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医疗、低保等保障制度；对在城务工的相对贫困群体，探索优先提供廉租房、小孩就近就学；对在城市务工6个月以上的，出台支持异地医保报销，享受在县医疗同等比例等政策，让农村人口特别是相对贫困群体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享受均等公共服务，增加机会，实现自我发展。（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