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玲: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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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老龄化是个不容忽视的世界问题，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养老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不过，整体而言，目前的中国农村老龄化和养老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符合实际、具体有效的办法不多。特别是学界处于严重的滞后状态，即使有相关研究，也多停留在过于倚重西方概念、标准，偏于“为养老而养老”，缺乏整体视野、创新观念、有效路径，更难从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尤其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切入，进行宏观、系统、科学的动态研讨。中国农村养老情况复杂，问题较多，难度很大，需要从乡村治理现代化打开缺口，进行顶层设计和现代转换。
  一、我国农村老龄化与养老面临困局
  站在世界范围看，中国老龄化程度虽不像日本等国严重，但也位居前列，且有快速增加之势。据统计，201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27%，居世界首位；意大利为23%，位居第二；德国为21%，居于第三。中国排在世界第十，但也达到11%，比老龄化的国际标准7%高出四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65岁人口比例将超过15%。届时，中国将进入较高的老龄化行列。
  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有学者指出，人口城市化将直接加快农村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过程中省际人口迁移更加剧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据统计，2019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8%。这比老龄化的国际标准10%高出八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将高于23%。由此可见，五年后我国农村老龄化将超出国际标准13%。当然，全国各省、市、地、县的老龄化程度也大为不同，有的比例相当高。如到2018年底，山西省农村老人占全省老人的60%以上，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另外，目前为止，“在山西省，98%的老年人仍生活在农村老家中，空巢家庭成为山西农村家庭的主要类型”。显然，我国农村老龄化问题突出，养老任务艰巨繁重。
  与城市养老问题比，中国农村养老困难重重，可谓举步维艰。一是农民没有退休金，也没多少积蓄，长期处于维持生活温饱状态，有的农民即使七老八十，还要到农田里辛苦劳作，养老也就变成一种奢侈。二是年轻子女多到外面打工，不少农民工还将儿女留给父母带养，这就造成许多高龄农民不仅得不到儿女赡养，还要负担看管和教育孙辈的重任，其辛苦可以想见。三是农村腐败现象不容忽视，不少地方出现干部贪污情况，还有养老歪风邪气，即真正需要赡养的往往得不到补贴，家庭条件好的违规领取养老金。近年来，这一情况虽有好转，但贪腐和不正之风仍然存在。四是传统家庭养老受到挑战，不要说享受儿孙绕膝之乐，即使有儿女在身边，也存在不孝顺老人的情况。虐待老人者有之，非打即骂者亦有之，争吵不和者更不在少数。同在一村甚至一个屋檐下的婆媳、父子、兄弟姐妹等关系紧张情况亦存在。五是因为农民医疗保障不足，不生病还好，一旦有病特别是大病，就会使一个家庭返贫甚至濒临绝境。事实上，由于多年的辛苦耕耘，农民未老先衰多病，往往小病不断、大病难免，这就使其难以享受国家的养老制度，也难能有一个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
  中国农村养老还有一个局限，就是处于被动和滞后状态。不少地方政府将农村养老看成一种负担甚至包袱，个别农村基层甚至出现消极怠工等情况，更多农村养老缺乏整体观念、创新意识和联动机制，也缺乏对于农村养老制度的创新性探索。以农村养老方式为例，从全国范围看，更多的仍靠传统的家庭养老，通过县市、乡镇养老院进行农村养老一直是主要方式，这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也无法满足广大农村养老实际，以至于有限的养老资源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据统计，我国当前共有1亿多农村老人，其中特困老人约367万，占城乡特困老人的95%。全国农村有养老床位约194万张，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老人需求。就如民政部一位负责人所言，家庭养老能力弱化、农民养老保障不足、养老服务设施不健全、养老服务运行不可持续、监管制度偏弱等，一直成为制约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水平提升的瓶颈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农村养老主要集中在乡镇以上，要使广大村民享受实实在在的养老并非易事。
  还有农村“被养老”的情况，即等、靠、要的落后思想。整体而言，中国广大农村对待国家的养老还是非常支持配合的，也有一定的主动性。不过，毋庸讳言，也有不少农村基层组织和村民“被养老”思想严重，国家有补贴就花掉，没有就想方设法要，不要说努力创业，就是为人做力所能及的事也不愿意，这就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惯性思维、惰性力量。有不少乡镇政府和村组织被动接受国家给农民的养老补助，不注重发展乡村经济，也就无法改善农村养老条件；还有村民宁肯在村口聊大天和晒太阳，被动等待国家补贴和家人赡养，也不愿发挥余热。所有这些都形成农村养老的困局。应该说，中国农村养老有不少短板，但主要的还是重视不够、形式单一、路径依赖，特别是缺乏创新性理念与有效方法，这就很难有根本性突破和历史性跨越。
  二、农村养老观念的变革与乡村治理
  进入新时代，我国农村养老不可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也不能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老办法，应有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新作为，从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上入手，与中国特别是农村实际和乡村治理结合起来。
  一是确立“积极养老”的新理念，创新开展养老工作。目前，对于老龄化和养老，人们感到头痛，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消极观念，也将之看成一种负担，是给社会、家庭、儿女造成的沉重负担。这是因为：第一，老人不仅不能像年轻人那样继续创造更多财富，反而要消费甚至坐享其成。第二，随着年老体弱多病，老人不仅需要照顾，还要承受就医压力，有的甚至在大病之下让整个家庭面临破产。第三，受青春文化影响，老人不受重视，甚至处处遭人嫌弃，连老人自己也叹息，青春不再和坐吃山空，这就产生人们反感甚至厌恶老年的社会文化现象，势必形成“消极养老”观念和消极应付老龄化的做法。其实，老年和老年文化是优劣互现的，在承认它的局限时也要看到其价值，有人用春夏比喻年轻浪漫，以“秋的精神”概括中老年和中华民族的醇熟文化：“因为吾们的民族生命真已踏进了新秋时节。在吾们的生命中，民族的和个人的，临到了一个时期，那时秋的景色已弥漫笼罩了吾们的生命。”“这是新秋精神的歌声，平静，智慧，圆熟的精神。”如以这一方式看待农村老龄化与养老问题，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江西省庐山市温泉镇党委和政府对农村养老工作抓紧、做实、紧贴地气，创造性采取亲自参与和身体力行办法。制度规定：一年三个重要节日，镇扶贫站、老协、民政所、党政办和所有党员干部、职工都要不定期到健康灶看望老人，人人有爱心，与老人说说话，捐点钱，给老人加加餐。镇领导还将自己的孩子带去，自掏腰包吃几顿饭，送来水果和慰问金，让孩子从小养成孝敬老人和有爱心的习惯。这种关爱老人、亲如家人、以心比心、行之有效的做法是一种积极的养老方式。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老龄化与养老的文件规定，就是针对养老困局提出的“积极”举措。如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又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核心词是“积极应对”。可惜的是，全国一些农村还难以真正理解这一精神主旨，在实施养老举措上，仍然是“消极被动”的状态。
  二是改变单一的“被养老”局面，充分发挥农村农民的主体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形成积极进取、合作共赢的农村养老新观念。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似乎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约或固化认识，那就是老人的“被养老”。或是被儿女养，或是依赖政府给农民的养老补贴。这一养老方式是传统的，也是服务型政府努力推行的工作。不过，目前这种养老方式也面临挑战，因为独生子女多，养老观念淡，有的又不在父母身边，他们往往很难做到养老尽孝。另外，农民基数大，国家投入的大量养老金，具体到每个农民身上往往也数量不多，加上农民不像市民有退休金，人老了之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真正的养老就变得比较困难。要改变这一局面，最重要的是改变观念，寻找适合农村农民养老的新模式。第一，通过村民的互帮互助进行自我组织帮扶，使农村养老突破单门独户、过分依靠子女的局限。由于农村农民身处熟人社会，又有邻里互助守望的文化传统，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这有助于形成一种强韧的纽带联结关系，有助于改变当前农村养老的单一性、孤立性。第二，充分发挥农村农民的余力余热，要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有年轻心态，这既有益于身心健康和提高快乐幸福指数，又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尽管不能干体力活，但可以为家庭和村庄出谋划策，也可以给别人提供精神帮助。又如，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也不要等着“被养老”，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为家庭、村庄做点儿事，发挥自己的潜能余热。再如，退下来的村干部和民办教师等乡贤精英也不要无所事事，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优势，帮助农村农民养老，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因为与普通农民比，这个群体有能力、有知识、有文化、有经验，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服务社会的雄心，这是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第三，调整广大农民的心态，让他们“不服老”，心情好，避免老人心态，这是克服“被养老”和消极养老的关键。只有当广大农村农民心情舒畅愉悦，才能焕发出创造活力，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营造整个家庭和全社会的安定祥和、美满幸福氛围。在这方面，有的地方有所开拓创新，对改变农村“被养老”现状很有启发性。如山西省闻喜县沟渠头村创建村民食堂，补贴日间照料中心，成为农村养老的新举措。不过，日间照料中心的所有老人，享受免费吃喝待遇，但并不一味被动养老，而是负责打扫全村所有大街小巷的卫生，成为党的政策、村规民约、好人好事的宣传员，并教育自家孙辈学习德孝文化，带头创建文明和谐美丽宜居新村庄。另如，青岛市莱西东庄头村于1992年成立老年协会，这是由一些退休在村的老干部组成。他们本该安享晚年，至少可以像一些退休者那样进行“文化养老”，然而他们不服老、不怕老，以“六自”（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强不息）和“五有”（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为座右铭，建成蔬菜批发市场，经过20多年努力，这个经济实体成为全国最大的村级蔬菜产地批发市场，日成交量高达300多万公斤。另外，该协会还自筹资金2200万元，兴办18个独立经济实体，其中13个为市场服务，2个为农民服务，3个为老年人服务。以上案例都说明：是采取被动、依赖、等靠要的做法，还是主动、进取、有所作为，对于解决当下的农村养老问题大为不同。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重要问题。
  三是结合农村实际，创造性探索“内生型养老”模式，开发农村潜能和发挥农民智慧。目前的外援式农村养老当然不可或缺，比如政府不断增加补贴，乡贤的资金帮助，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都取得较好效果。不过，如何开发农村内部资源潜能，在乡村治理框架下，通过熟人社会和内化于心的方式进行养老，这是比较切实可靠的举措与很有发展空间的新思路。较有代表性的是“互助式养老”，这是一种抱团养老，一些住得较近的街坊四邻或有着共同经历、爱好、关系较好的人聚在一起，通过互帮互助达到扶持养老目的。如2008年，河北省肥乡县前屯村的部分老人，利用闲置校舍建立全国首家农村互助幸福院。这是由村级组织建设管理和直接负责运行的养老院，其方式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到2012年，在全县365个行政村中，这一互助式养老实现全覆盖；全省共建互助幸福院1.57万个，32%的农村被覆盖。另如江西省庐山市温泉镇创建“抱团养老”的“健康灶”养老模式，它得到江西远洋运输公司帮扶，村干部积极参与，镇党委政府更是高度重视，将制度建设插在前面。温泉镇先后制定《关于印发脱贫攻坚“健康灶”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健康灶管理制度》《健康灶管理服务人员岗位职责》等，详细规定了享受“健康灶”老人的基本条件，自愿原则、伙食费标准、岗位设置及其职责、权利、义务，以及财务管理的公开透明、公众参与等要求。在此，刚性制度的设置安排有助于确保各村在“健康灶”实施过程中有章可循和有据可依。“微型养老”方式也很有特色，如河南省宝丰县石桥镇重视全托式小型养老院建设，它充分利用农村留守妇女资源，在自家住房院落开办小微型养老院。只要交纳200元，空巢、独居、失能、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等，均可入住。这一养老方式比较适合中国广大农村，因为它方便快捷、易于操作、双向共赢，而富有成效。
  总之，将农村养老与乡村治理结合起来，创造性探索出一些新观念、新制度、新路径、新方式、新做法，特别是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发挥农民智慧，将工作做细做实，让制度落地生根，这是非常重要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只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刚刚开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很多工作要做。
  三、农村养老保障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如果片面看待和机械理解，农村养老很难有所作为，这就需要具有整体意识和确立辩证思维。其实，农村养老必须置于更大视野，在乡村治理基础上，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效能。换言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快速推进农村养老；通过养老这一方式和切口，又可助推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一，农村养老的多元协同和体系化建设，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整体而言，目前的农村养老方式比较单一，缺乏多元协同共治的制度机制，这是制约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让农村养老保障搭乘乡村治理的便车，特别是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插上翅膀，就显得特别重要，也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重庆市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的养老颇为典型。这是一个强调村民、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帮助，构建“政府部门指导+互助组织负责+社工机构引导+社会力量协同”的“四元互动”互助养老模式。针对农村老人的“五无”（无固定经济来源收入、无年轻人生活照顾、无丰富文化精神生活、无明显社会参与活动、无良好养老服务资源），长虹村探索创新“144”工作机制，这包括：建立一个互助中心（村级互助中心为村老人提供活动养老场所）、四级联系人（中心负责人、组长、院落联系人、服务对象亲属）、四种特色服务（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娱乐文化、价值成长）。与此同时，长虹村还创新“三力七单工作法”，以开拓乡村基层治理新路径。所谓“三力”是指党组织的组织力、群众自治的内动力、专业社工的助推力；所谓“七单”是指收单（征收治理需求）、筛单（确定治理需求）、制单（制订治理计划）、议单（开展村民议事）、修单（完善议事措施）、晒单（公开议事过程）、落单（落实议事措施），从而增强治理效能。为更好地坚持问题导向，长虹村建立四本台账（党员动态管理，特殊家庭动态管理，家庭院落、房屋构造、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党建及社会经济发展年度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构建基层党建网络化格局，全力推动村庄养老。还有，长虹村依靠“区、镇街、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慧绘制农村养老服务的“关爱地图”，老人在家需要什么，就可通过电话呼叫、子女帮忙网上下单，足不出户即可得到个性化服务。平台开展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农村老人群体参与互助公益的积极性，打造特色积分互助养老体系，2020年为1200多名老人服务，2021年扩大到4000人，自2020年7月至今年1月，系统进行线上关爱电话5789次，接听老人来电7911次，线下居家上门服务618次，获得好评99.6%，满足了农村养老多元化需求。可以说，通过加强培育村民自治组织，让全体村民参与其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党的核心地位和全面领导，协调社会各方力量，推进农村养老制度建设，全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长虹村的养老模式最关键的地方。
  其二，重视和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有助于快速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十四五”规划指出：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虽然说，这一规定不是针对农村养老的，但整体思路和基本构想是科学的，也完全适合农村养老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服务”意识和体系建设运用于农村养老，这是目前需要抓紧、做实、做细和搞好的工作。浙江省临海市创造性地推行“医养结合”（医院养老、家中看病）的城乡养老服务模式，即形成市（县）、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的养老服务体系。其典型做法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医-养-康-护”的深度融合。如老年乐园采取“公建公营公益”经营模式，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在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服务体系等方面都有融合创新。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点值得肯定：第一，首创“养老+医疗”管理委员会，提高现代管理的能力水平；第二，创新“养老+医疗”全方位服务，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实行分级护理服务，即特级护理、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等，以提高服务质量；第三，实施“定向培养+全员聘用”的人才管理方式，这包括提前与学校签订定向人才培养协议，让农村养老服务管理人员有晋升职称机会，采取人员能进能出、服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的选人用人制度机制。可以说，只有加强服务意识和体系化建设，在科学制度安排与运作下，农村养老才能达到整合资源目的，推进其现代化治理能力水平迈上新台阶。
  其三，通过对中国传统养老资源的现代性转换，强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养老资源是非常珍贵的，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根本的性质，就如梁漱溟所言：“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所以想要乡村向上生长，必先让他本身有生机。可这生机又从那里去开呢？这就要靠启发农民自觉了。”中国自古就有以家庭、家族养老的传统，所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孝亲爱子、宗族家规都有助于养老防老。有学者指出：“中国人是心中有祖宗、有子孙而把自己作为上下联结的环节来看的。……这种传统精神文化表现在社会细胞的构成上的就是亲子关系的反馈模式。”“抚育幼儿、赡养老人是一切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采取反馈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然而，近现代尤其是独生子女制度实施以来，这一传统养老文化受到了冲击、挑战甚至批判，以至于孝顺奉亲在农村社会变得愈发困难。当父母千辛万苦将儿女养大成人，由于各种原因儿女不亲、不养、不孝，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剧与绝望！因此，在村庄治理中，我们既要克服中国传统泯灭儿女人情人性的愚孝，也要倡导建立具有现代人伦、人情、人性关系的养老制度机制，即让儿女亲情成为村庄养老的可靠保障。在这方面，不少村庄进行养老制度创新，山东省莱州市开展的村民争做孝顺儿子儿媳活动，从而在全国获得“以孝治村”的美誉。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官庄街道吴家村也是“以孝治村”的典型，通过树孝风、开讲堂、做孝事、定孝制，形成村民争相奉孝守德的全新局面。为增加影响力，吴家村还创办《朝阳孝报》，也请来新疆、西藏、山西等地的志愿者，效果非常显著。还有，浙江省临海市东塍镇东溪单村建立“慈善孝”养老制度，还成立全国首家“孝心基金会”，开展慈孝标兵、好媳妇、和合家庭、和美家庭评选活动，并将不同星级标识挂在门口。在给予物质奖励的同时，会同当地农村信用社授予孝子孝媳家庭“金牌信用户”称号，享受优先贷款权、免担保和最优惠利率，给予创业扶持支持。村民单式东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孝老爱亲先锋”，并得到现场表彰。在“以孝治村”机制下，慈孝的五星级家庭就会得到村人普遍尊重，如果只是慈孝的二星家庭，往往在村里就没有面子，甚至会影响子女的婚姻嫁娶和升学就业。至于那些不孝之家，就更是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有些无地自容。可以说，像东溪单村这样的敬老行动和制度安排，既是村民自治自我管理的深化，又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难的问题，也是以现代思想意识和制度机制激活和发扬农村良好家风的养老文化传统，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和借鉴。
  中国的乡村振兴必须建立在全面发展、系统推进、科学高效的基础上，必须快速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而解决农村养老这一难题，将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因为它既是一个基本前提，也是一个重要契机，又是一次艰苦考验，还是一次质的飞跃。
  四、农村养老保障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前景
  一般说来，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是个局部问题，也是个小问题；然而，从乡村治理现代化角度看，这又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因为养老困扰着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而且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前提和关键。为了推进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事业迈上新台阶，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有以下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应加大农村养老制度建设力度，特别是地方和农村基层须全力推进制度创新。目前，从国家层面虽然出台了一系列老龄化和养老的制度规定，近年还高密度集中推出相关制度，其中当然也有对于农村养老保障的建议和意见，不过，对于农村养老发布的专门制度却比较少，这不利于农村养老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事实上，尽管农村养老保障归属整个国家的养老大局，但由于农村所处的特殊境遇和有着不同目标要求，这就决定了农村养老与城市养老同中有异，在同一中又有特殊性。以养老年龄论，城市养老由于有一定的经济支撑，所以到了法定年龄基本能进入不工作的“养老”状态。但是，这对于很多农民则不同，他们在没有固定收入或儿女条件差以及难以得到赡养的情况下，不得不一直干活，有的甚至到八、九十岁还得不到休养。因此，党和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有必要针对农村养老制定相应制度，以确保广大老年农民摆脱年迈还不得不从事辛苦劳作的困境。当然，国家针对农村老人的不同年龄实施养老补贴，如2009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国家依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到2014年，由5个档次变为12个。另外，国家对于农村失地或高龄农民给予补贴，如2014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中规定：80到90岁老人每月可领100元养老金，90到100岁可领200元，100岁以上可领500元。不过，应该承认，国家特别是地方和农村基层给予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规定还比较少，缺乏全面性、具体性、细致化，有针对性地考虑农民养老的创新性制度机制尚未建立起来，需要今后继续努力，向广度和深度推进。
  其次，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科技力量，快速提升农村养老科学体系建设。应该说，新科技力量是惊人的，它对于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作用甚大，也预示着其巨大的发展潜力。这在农村养老中也有体现，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地区和有创新性的农村更是如此。但也要看到，新科技在农村养老保障上的运用还比较缺乏和薄弱，传统方式与惯性思维仍大有市场，这就必然影响其高质量快速发展。今后，农村养老应在高科技运用上实现如下突破：第一，建立信息平台，在资源共享中有助于查阅与使用。第二，用大数据分析信息，达到辨别真伪等目的。第三，以信息化方式进行管理，达到便捷、增速、高效的目的。第四，可通过短信、微信、视频等方式交流，以解决诸多传统方式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情感交流、心灵沟通、心理减压等。第五，可在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培训学习，提高自身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农村治理的重要性，他说：“可以瞄准农业现代化主攻方向，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帮助广大农民增加收入。”“相比城市，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短板。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步伐，扩大光纤网、宽带网在农村的有效覆盖。”从此意义上说，互联网在农村养老保障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再次，加大助推农村养老的人才培养力度，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新形势要求。人才是治国之本，所有的进步和革新都离不开优秀人才，所以邓小平说，“没有人才，没有知识不行”。习近平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习近平还指出：“互联网领域的人才，不少是怪才、奇才，他们往往不走一般套路，有很多奇思妙想。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用一把尺子衡量。”比较而言，农村特别是服务农村养老的人才最为缺乏，也最不受重视。这就很难适应新的农村养老高目标和严要求，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整体快速推进养老制度创新发展。以现代化治理能力水平为例，由于农村老龄化严重，养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国农村养老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极为缺乏，不要说掌握先进科技，就是真正的养老专业出身人才也是少之又少，许多管理者更是学历不高、年龄老化、精力不济、用心不够，从而造成养老工作远远滞后于乡村治理其他方面，更不要说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相适应。未来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需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做好顶层设计，既要增加编制，又要注重专业设置，还要强化培训，否则很难实现乡村善治，更难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现代化奋斗目标。据新华社北京2020年2月23日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这对于推进农村养老人才队伍建设无疑具有指导和激励作用。
  最后，继续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进程，为农村养老保障奠定坚实基础并营造美好环境。不论是农村养老还是农村养老人才队伍建设，说到底都必须提升农村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城乡二元对立一直存在，广大农村失去优势甚至变得没有吸引力，所有的努力都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农村养老事业的巨大发展。因此，如何在乡村振兴精神指引下，将农村内外环境、硬件与软件、生活与就业、方便与安全、快乐与幸福全面进行提升，这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往，在城镇化发展理念下，我们比较注重城市发展，且偏向大城市、特级城市、超级大城市，对于城镇特别是广大农村重视不够，以至于出现“去农村化”倾向，这与乡村振兴和两个一百年现代化发展是背道而驰的。习近平指出：“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全面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民生需求，织就密实的民生保障网。”今后，我们应真正站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乡村振兴与发展等问题，在大胆探索和解放思想前提下，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不懈努力和动力。这样，农村养老也就有了稳固基础和美好的前景。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一面要重视和推进农村养老不断迈上新台阶，一面又要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衡量标尺，从而使二者达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目的。这一目标与理想也许现在还不够清晰，再过十几年特别是到本世纪中叶，其重要性和价值意义就会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