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龙：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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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龙（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乡村治理之于国家稳定与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其成效不仅关系到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精神生活的改善，更是衡量执政党治国安邦能力、体现执政党发展理念的重要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解放农民，还是集体化时期的互助合作，抑或是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体制外突破，以及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可视为乡村治理的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乡村治理史。因此，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走向解放（1921—1949年）
  领导农民走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出发点与理论的基石，也是打破传统乡村社会旧秩序、建立革命新规范的合法性来源。近代社会，由于外敌的持续入侵和长期的战争破坏，绝大部分农村陷入凋敝之境，农民生活日渐贫困化。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农民，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为长期“失语”且政治地位较低的广大底层民众发声，恰好契合了时代需要和农民诉求，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从实践层面看，从大革命时期到苏维埃时期，再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动员和解放贫雇农，赋予贫雇农以政治地位，给予贫雇农以生活保障，并依靠贫雇农走向了革命的最终胜利，解放是党革命实践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解放的指向是多元的，既包括贫雇农的解放、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包括等级制度的破除、自由观念的传播，等等。以男女性别的解放为例，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近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男女同权”思想，系统阐述了妇女解放理论，还将理论推向实践，提倡“婚姻自主”，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妇女参加生产、妇女走出家庭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给农村社会带来的解放是全方位、立体式的。
  组织起来（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组织起来”成为乡村治理的显著特征。20世纪50年代初期，彻底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产权关系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在农村，尤其是新解放区倡导建立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并要求“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1953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中共中央确立了对农业个体经济进行改造的方向，加速了“组织起来”的步伐，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1956年底，伴随着96.3%的农民加入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完成。不过，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并不代表农村变革的终结，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国农村逐渐进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人民公社解体。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组织起来”，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和逻辑起点。一方面，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村，彻底从传统乡村社会“国家-乡绅-农民”的三层结构转变成为“政社合一”的全能型基层政权组织，并形成“国家-农民”直接对话的二元结构，拉近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距离。其中，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农村干部的培养，不仅是全能型基层政权组织得以维系的关键，更实现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极力诉求的权力下探。另一方面，将农村社会组织起来，既有助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工业化建设步伐。大型水电站的修建、荒地的大面积开垦、农业技术与经验的推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农业劳动时间的延长……均是集体化时期农作物产量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而这恰恰就是组织起来的力量实现的，是分散小农难以企及的。同时，组织起来的农村，减少了资源汲取的阻力与成本，为当时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品与资金积累，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动力。
  融入市场（1978—2012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集体化探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资源和动力，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讨论的广泛开展，以及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探索实践上升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并走向长期化与制度化，一起劳动、集中分配的人民公社体制最终被取缔。诚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是农村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真正激发出农村发展新活力的还是市场的引入。
  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证明，农村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是出现了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现象：其一，是从事非农经营的种植大户。20世纪80年代，随着分田到户政策的落地，农民重新拥有了农作物种植的决定权，并逐渐分离出了专门的商品经营专业户，他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或是从事非粮种植，或是从事非农业服务，并逐渐成长为中国农村发展不可忽视的新经济力量。
  其二，是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价格双轨制”政策的出台，乡村市场更加活跃，具有强烈市场经营思维的江浙地区，率先开启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新模式，并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这些乡镇企业以社队企业和私人企业为主，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给国家提供额外税收的同时，也实现了国家经济改革的“体制外先行”，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参考。
  其三，是依托城乡贸易的农民贩运。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城乡贸易市场的开放，建立在传统社会“货郎担”理念基础上的农民贩运开始出现，甚至在温州、义乌等地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小商品市场。依托城乡市场贸易的农民贩运，将农民的创业精神和乡村发展融通起来，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路径。
  第四，是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与乡镇企业的离土不离乡不同，农民工是离土又离乡的新型社会群体。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已颇具规模，1989年，中国第一次出现“民工潮”，全国“流动大军”已达3000万人。持续的农民工浪潮，不仅引发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更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反过来，农民工进城打工赚取的收入也成为他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农村变革与市场发展的深度融合，实际上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不断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
  迈向振兴（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引下，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关键性贡献。下一步，中国的减贫事业将进入乡村振兴阶段。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由此看，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延续发展，更会伴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始终。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首先，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2018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中共中央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视为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承诺，更是农民彻底解放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取得成效，就是由能否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所决定的。需要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已经成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加大力度推动中国农民走向专业化、现代化。
  其次，乡村治理要超越政府与市场二元结构，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需要把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防止政府的支农目标和市场机构的利润目标发生变异或产生冲突与张力，从而使国家反哺农业的政策大打折扣。与此同时，要超越单一的行政管控思维和逐利性的市场思维，发挥第三方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新型关系，使乡村发展实现自我造血。
  最后，要高度重视科技兴农。在中国复杂的地理特征和庞大的人口基数背景下，粮食中长期供求呈现紧平衡状态，粮食供给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为此，应在保持耕地面积红线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增加农作物产出的科技含量，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农业科技走出实验室、走向田间。总之，当前中国农村正在迈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需要国家、农民、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是人类发展史的宝贵财富。当前，温饱问题、贫困问题仍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难题，乡村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可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借鉴。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乡村治理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艰苦探索证明：一盘散沙的乡村格局无法抵御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具有传统性质的小农经济无法改变积贫积弱的历史局面，农民的短期利益选择无法支撑国家的长远战略规划。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一直以来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致力于组织和动员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出了一条以动员农民为中心的革命发展道路，并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此以崭新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人民温饱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对人民的承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攀高峰、过险滩，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善于学习和利用各种有益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故步自封的政党，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理论品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列主义、借鉴俄国苏维埃革命实践，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为早期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到乡村治理上，“农村包围城市”“体制外先行”“三权分置”“土地流转”均是例证。当前，中国乡村治理迈向新的征程，面临很多新问题新局面，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一定能取得新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辰，对中国乡村治理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同时也是一个起点。回顾历史，继往开来，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农村社会的流变，在时代进步和全球化的视角中把握中国乡村治理的进路，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基本理念，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念。（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6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