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明杰：统一大市场建设：产业跨区域转移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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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明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已经接近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全国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很大的差距。根据智研咨询提供的数据，2021年前三季度北京、上海、江苏人均GDP均超过10万元，而青海、宁夏人均GDP只有4万多元。新发展阶段，我国必须通过“双循环”战略的推进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扭转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使我国经济与社会进入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推动区域产业有序转移、打造各区域新的增长动力是关键战略举措。
  现时我国不同区域产业转移的可能
  产业转移的概念
  所谓产业转移，从宏观上来看是发生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产业移动，是一种重要的产业经济现象，与各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水平发展息息相关。产业转移可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大机遇，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球恰好掀起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浪潮，全球资本密集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新兴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而新兴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的劳动密集产业则向劳动力丰富国家转移。我国的改革开放恰逢全球产业转移这个机遇，于是首先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外商，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带动了当地经济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前，在政府主导下，我国曾经也在国内推进过产业转移，将部分国防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至内地。显然，当时并没有过多考虑产业转移的区域要素禀赋和产业生态体系状况。改革开放后，国家陆续提出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取得很大成绩，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尚未完全改观，产业也很少从沿海地区自发地转入内陆地区。主要的原因是，产业成功转移更多依赖于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市场主体的努力以及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产业转移也要更加关注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企业根据自身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动态跨区域进行转移性发展。
  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雷蒙德·弗农教授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新产品进入市场后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后来这一概念被引入区域经济学，用来解释产业的区位选择和产业转移。在产业的起步与成长阶段，创新活动多、发展高度不确定、产品处在剧烈变化之中，需要多样的投入品以及与消费者和供应商迅速有效的沟通，因此生产者在区位选择时会更关注经营灵活性和创新环境好的地区，即高梯度地区。当产业进入成熟期，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工艺创新成为重点，生产者会更关注规模经济和生产成本，这些在低梯度地区更容易得到。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生产活动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逐级转移，原来的高梯度地区会开启新一轮产品迭代或者发展全新的产业。
  因此，从本质上讲，产业转移是产业自身发展的要求，是在利益驱动下，在不同区域要素价格不同的条件下，企业投资追逐利润的行为，这种行为客观上形成了产业区域转移现象。从积极的一面讲，产业转移能够带动转入地区投资、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不同区域产业转移的经济基础
  我国幅员辽阔，在地形上有三级阶梯之说。各地资源禀赋和历史遗产大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更是有较大差异，具有产业转移的资源基础与经济基础。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我们选择地区生产总值、资本形成总额、劳动力人力资本、职工工资、工资指数（代表收入增长率）、专利受理量和专利授权量的人均值这七个发展禀赋变量，使用k-均值聚类分析方法将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分成三组，结果如表1所示。聚类变量分别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个维度考察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禀赋结构相似的地区被分在同一组。

  尽管我们把所有地区人为地分为三组，但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第一组地区各项禀赋指标显著优于后两组，人均GDP高出第二组一倍多，专利受理与授予量也拥有绝对优势，相比之下后两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梯度差异。其次，第一组地区全部是东部沿海的经济强省，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城市群；而二、三两组多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组内也无法将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开。在没有加入地理变量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我国的区域经济体呈现两个明显的梯度发展水平：东南沿海和京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资本积累速度快、人力资本水平高、劳动力成本高企、技术势能高；广大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缺乏、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创新活力相对不足。
  从产业结构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第一组）的第一产业占比极低，仅有2.9%，第三产业占比最高，达到62.0%；而二、三两组的产业结构十分接近，与第一组相比，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第二产业占比相近。各地产业结构变迁基本符合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提出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综上可见，我国不同区域工业化水平和结构有较大差异，要素价格不同，比较优势不同，存在产业转移的可能。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亟待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下，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或许是一条经济腾飞的捷径。
  不同区域产业转移面临的困难与原因
  上文可见，我国两大类区域经济体的工业化发展程度是不同的，而这直接导致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般而言，跨区域产业转移就是加快所在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所在，然而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区域产业要成功跨区域转移还面临许多困难与挑战。
  区域市场消费者消费偏好不同，中西部消费水平偏低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不均衡，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水平还相当低，这会限制消费升级引导产业升级的潜力。表1展示了我国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第一组地区的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12.5万元，比其他地区（8.6万元左右）高出大约50%，这说明东西部地区收入反差大，中西部地区消费实力低下。消费结构方面，2020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最低的省市为北京（0.210）和上海（0.257），最高的是海南（0.378）和四川（0.348）*。由是观之，东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偏好不同，基本食品支出在中西部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占有较高比例，部分制造业转移缺乏当地市场需求的支持。
  另一个现实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编写的《2019中国产业发展年度分析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占比达80%，新兴产业占比仅20%。传统产业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售价低，如果要保持3—5%的净利率，那么员工的工资收入不可能高。较低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与低端产业体系相互耦合，把西部地区锁定在低端产品生产与消费循环的逻辑之中。
  要素市场流动性不强
  产业转移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流动。资本总是流动到回报率最高的地区，当各个地区的资本回报率相同时，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高。而我国的现状是东部沿海地区缺乏劳动力，中西部地区缺少资本和技术，各地区资本回报率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要素流动不通畅。
  从劳动力方面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农村，而土地产权不明晰又让这些劳动力宁愿留守收入微薄的土地也不愿轻易外出打工。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分割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无法公平竞争，资本配置效率低。据央行统计，2021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合计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64.1%，同比高约6个百分点，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3.9%，同比仅高1.3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折射出我国企业融资长期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现状。并且，这种依赖度有越来越高的趋势。然而，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失败风险极高，需要发达的股权融资和风险投资市场才能蓬勃发展，我国当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并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信贷约束也直接限制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向资本密集型乃至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此外，技术和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效率不高。产学研合作体系不够成熟，技术转让市场不完善，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产业链上下游之间、跨领域各类生产设备与信息系统之间存在很多“数据孤岛”，阻碍了数据的集成共享和创新应用。
  区域基础设施差异较大，市场竞争公平性不够
  中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依然与东部发达地区有差距，尤其是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还存在配套产业链缺失、产业生态环境不佳等问题，导致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和产业的转移意愿不高。另外，中西部地区的软件基础设施（如制度、政策、文化、思想观念和企业家精神等）与东部沿海地区也有很大差距。
  开放的市场观念与优良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产业发展、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也是产业成功转移的关键。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区域市场是相对分割的，很多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当地产业与企业，导致公平竞争状况不佳。例如，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把税收留在当地，强行要求工程中标企业在当地注册分公司；某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企业，排斥外地企业进入当地市场。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不顾自身要素禀赋实际，过度承接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为了稳定就业而不让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出，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问题严重，造成资源分散和资源浪费。
  劳动力总量下降，劳动力存在结构性问题
  我国近年来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77586万人，首次出现下降。2019年全国就业人员77471万人，同比减少115万人。随着老年人口数量增多、新生人口数量下降，劳动参与率也将逐渐下降，这意味着未来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将更少。
  另外，虽然我国总体劳动力素质在不断提高，但高端技术人才、高端产业人才一方面不足，一方面还面临流失的状况。以云南为例，2020年人口普查发现，云南省现有547.7万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2010年增加了282.1万人；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11601人，是2010年的2.01倍；全省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7.76年提高到8.82年；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2010年减少了57.5万人，文盲率下降了1.38个百分点。可见，十年间云南省的人口素质与劳动力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但不可否认，不同区域劳动力的技能结构是不同的，即使广大中西部地区总体劳动力素质在提高，现实的跨区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本地高端人才不足的难题。这些难题不解决，会对产业与企业转移产生重大约束。毕竟，产业转移是有成本的，如果收益增加不抵成本增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市场主体就不会采取产业转移的行为。因此，如何降低产业转移的成本，改善营商环境，健全产业生态体系，是现时我国产业跨区域成功转移的关键问题。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推进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
  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为跨区域产业转移提供重要保障，有利于破解现阶段跨区域转移面临的诸多难题；反过来，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也有助于推动我国不同区域实现较为均衡的发展，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锻造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推进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的具体思路如下：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本质是加快资源的有效配置，助力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35年目标和2050年目标，都鲜明地体现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实现这些愿景的重要途径在于增加投入和提高效率。虽然我国有14亿人口构成的举世瞩目的超大规模市场，地区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具有产业分工和动态转移的先决条件，但是受制于长久以来的市场分割，国内大循环不够畅通，超大市场规模优势难以有效发挥，企业进行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势能无法转化为动能，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状况无法得到根本改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解决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不统一、市场设施标准不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不统一和市场监管不统一等影响区域分工深化的大问题为目标，能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和投入产出的效率，加快产业转移的步伐，促进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又可以降低收入差距，提高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升级地区消费偏好，增加人民群众对高端产品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引导产业升级和推动产业转移，形成良性循环。
  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产业跨区域转移应基于不同区域的禀赋与比较优势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低价的优势，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加入了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纵深发展，东部发达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已经改变，依赖劳动密集的粗放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为此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开始转换赛道，注重技术进步、产品迭代，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近些年来，东部发达地区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大数据、云计算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方面取得快速进步，而这一地区的部分传统产业则因为占用宝贵土地资源，具有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等特征，已经不符合东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现实，也不符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时代要求，处于淘汰或转移的历史关头。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畅通跨区域产业转移，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比如京津地区的特种化学品产业向唐山沿海集体转移。唐山毗邻渤海，与天津市相邻，是我国焦煤的重要产区，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煤化工、石油化工产业基础好，在原料成本和运输成本方面具有优势，是京津地区特种化学品产业的理想转入地。安徽凭借劳动力成本较低、土地资源充裕的先天条件，也吸引了以上海华谊化工集团为代表的上海部分重化工企业落户安徽。
  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产业跨区域转移应以推进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合理分工布局为突破口 ，促进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合作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一方面是要形成一个规则一致的公平竞争市场，另一方面则是要促进产业间、企业间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技术与劳动力自由流动，基于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区域技术经济联系不被行政力量所阻碍。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体系具有天然的产业关联性与互补性，可以有效带动发达区域和落后地区通过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合理分工布局实现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在推进产业跨区域转移时，应以促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分工布局为突破口，引导不同区域选择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上与自身禀赋与比较优势相匹配的环节、位置，进而形成跨区域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体系。这样一来，位于产业同一梯度水平的区域可以在价值链不同环节进行水平分工，位于不同梯度水平的区域可以在产业链、价值链上下游之间实现垂直分工，将区域间的产业雷同关系从横向竞争转为纵向合作，实现跨区域产业链价值链的高度协同。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其价值链分为设计、制造、封测三大环节，是典型的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随着芯片技术能级的提高，原来的成熟工艺举步维艰，摩尔定律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想要生产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芯片必须采用全新的技术路径，而这需要全国技术部门与产业部门的通力合作。目前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价值链跨区域分工合作布局已经形成，其中广东的华为海思在芯片设计环节一枝独秀，上海的中芯国际和华虹集团在芯片制造环节具有明显优势，附加值比较低的封测环节则主要分布在江苏。
  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产业跨区域转移应高度重视并发挥大企业的作用
  现时条件下我国跨区域产业转移还要特别关注产业领军者和大企业的作用，这主要有三点依据：其一，大企业技术实力和资金实力相对雄厚，其跨区域直接投资往往会有较强的技术溢出和关联带动作用。其二，在市场竞争中，产业链中的领军大企业更容易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链上不同区域关联企业的协同创新，同时在自发主导产业链重构，进而推动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更具优势。其三，对于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大企业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例如，神华集团、山东鲁能、中国华电、国电和国投集团等一大批有实力的资源密集型大企业大集团相继进入新疆的过程中，除了资源勘查和规模化开发等业务活动，还积极参与上游煤炭企业重组改造，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重构升级。特斯拉超级工厂在上海临港建成后，对新能源汽车行业本身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汽车零部件制造、批发零售业和金属制品业等多个部门造成了很大的溢出效应。为了消除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一些障碍，让大企业成为跨区域产业转移的领头羊并真正行动起来很重要。作为产业转入地的中西部地区应牢牢把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契机，着力改善当地营商硬软环境，努力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积极开展劳动技能培训。与此同时，加大对产业转移进入本区域的先行者的补贴力度，包括直接的财政补贴和优惠的税收政策，作为其给相关产业企业和地方经济带来正向外部性的奖励。作为产业转出方的东部地区也应该支持不再符合本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优化本区域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8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