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成长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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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此背景下，我国要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依世界潮流和人类发展文明进步的共性规律，并结合自身国情与中国特色的个性要求，充分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法治化，合力谱写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一思路上的实证考察可以说明，中国经济还有着巨大的成长性空间。

　　中国制造必须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中国智慧制造

　　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工业化要完成从中期走向中后期、再到后期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全球第一，但以不少具体领域合成的综合判断而言，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中国制造必须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中国智慧制造，这些将必定伴随着城镇化过程。按照一般经验性规律总结，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要接近或达到70%左右，才算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现在，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仅在比45%略高的水平。如果今后每年平均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我们还需要经过15-20年，才能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

　　从长期看，工业化和城镇化是通过一个供需互动的持续经济循环过程来完成的。这一过程，又必将伴随中国大地上多轮展开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发展、各产业区域间的不断互动，以及越来越多地释放出人力资本培育等方面的只有以经济学上独特的“巨国模型”才能描述的巨量需求。回应这些需求释放的供给侧的有效供给，将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表现其支持发展的功能与潜力、韧性与回旋余地。

　　这个供需互动的过程，将表现出中国经济巨大的成长性空间。因此，即使这个过程存在成长由客观因素形成的一些不确定性和不愉快因素的干扰，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成长由客观因素形成的确定性。

　　发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战略目标

　　如何把握好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基于客观支持因素，在主观上发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在宏观层面，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坚决贯彻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由这个“统一”切入，结合“高标准法治化”，实现对所有市场主体产权保护的一视同仁，依法保护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消除各种不当的条块分割壁垒，更好地促进城乡一体化，更好地解决“城乡分治”弊端，更好地在消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堵点的同时，拥抱全球市场。

　　在微观层面，要有一套清晰的对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原则体系的落实方案。除了涉及企业的“负面清单”之外，还需要有政府自我革命的“正面清单”，再加上“责任清单”，有权必有责，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都要进行绩效考评并完善监督和奖惩问责机制。这一套原则体系，关键是怎么推广落实。

　　此外，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共赢发展，要特别注意，在多层次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间接金融的比重必然会适当调低，直接金融比重将上升，同时政策性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需要有创新发展，大企业可以更多通过供应链金融带动与自己合作的、广大的上下游中小微企业，一起寻求发展机遇。

　　中国政策工具箱的财政政策可用工具是比较充足的

　　当前，人们很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特别是地方财政缺口问题。总体来说，这些年分税分级财政制度已经相对好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事权与财力运用方面，覆盖中央和地方共同行使的事权，已经越来越多地具体落实到操作方面的支出责任清单。比如，在医疗保障、公共交通、义务教育等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中央和地方是按照阳光化的制度规则共同分担支出，在操作方面，都有清晰的细则。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会特定地、选择性地支持欠发达的和困难的市县与基层。

　　近几年，受疫情冲击，一些地方出现了财力吃紧的情况。但从全局来看，我们毕竟有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底子，对于顶过这一轮的支出压力，仍然是有把握的。现在各地发展建设总体而言还是有延续性的，经济成长性体现的过程大体没有中断，只要给予一定的修复条件，成长的态势就会跟上。而且，我们政策工具箱的财政政策可用工具还是比较充足的。（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