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访谈|以内促外：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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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笔者接受《金融博览》记者吕晶晶的书面访谈，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张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何深刻内涵？该如何“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如何“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
记者：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立足当前国情，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您觉得应该如何理解其深刻内涵？
张明：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了融入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具有三个要点：一是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三是实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以对外开放来促进对内改革（以外促内）。毋庸置疑，这一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特征是增长缓慢。在长期性停滞背景下，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例如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及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外部需求变得不太稳定、不太可靠。另一方面，作为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结果，中国经济体量迅速上升，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中国GDP总量接近美国的四分之三。自身体量上升之后，再靠外需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变得有些力不从心。
在此背景下，2020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创建以内循环为基础、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是针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对之前中国实施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调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是对当前世界形势作出的科学研判，有助于未来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如果说“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以外促内”，以开放促进改革的话，那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就是“以内促外”，以改革带动开放。
记者：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方面，您认为未来的主要发力点何在？
张明：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意味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持续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其核心是要持续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素来具有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的特征。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经济体量的放大，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正在由第二产业与投资，切换至第三产业与消费。因此，如何促进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扩大以及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升级，就变得尤其重要。 从供给层面来看，这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更广范围的消费选择。从需求层面来看，这意味着要努力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而这恰恰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意。例如，如何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如何通过收入再分配纠正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失衡？如何缓解收入方面的地区差别与城乡差别？如何实现“房住不炒”与建立房地产常态化调控机制？如何促进解决了中国80%就业的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等。
二是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全球生产网络面临冲击，全球产业链可能会变得更加区域化和本地化。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意味着再靠“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进步愈发困难。因此，如何实现国内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供应链的“补链强链延链”成为新的时代主题。 在全球生产链变得更加区域化与本地化的前提下，如何确保中国在亚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生产链龙头地位就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保持各种类型企业的创新热情与积极性，要积极调整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鼓励学生思考的独立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三是要努力促进国内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大型经济体，但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大市场存在各种要素流动障碍与市场分割，从而不能充分发挥统一大市场的优势。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多个关于促进国内要素自由流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文件。这些文件如果得到充分贯彻实施，那么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环境在内的各类要素在国内自由流动的程度有望显著上升、各类要素市场化定价的能力有望显著增强、国内大市场面临的市场分割格局有望得到显著改善。 只有做到这一点，我国才能充分发挥国内超大市场的优势，吸引全球范围内各类优质要素流入，实现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的目的。 不难看出，上述三方面工作是从不同层面出发来塑造国内大循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是从需求层面出发，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是从供给层面出发，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是从制度与基础设施层面出发。 事实上，在上述三个方面中，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很可能是更为根本的、更具决定性的举措。一方面，只有让要素充分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分好蛋糕”之前，最大程度地“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只有构建起具有足够规模与深度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才能更好地支撑我国企业构建横向成团、纵向成链的产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向全球拓展。 我认为，制约要素流动与统一大市场构建的最深层次障碍在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过于强调GDP增长、公共预算收入等指标。在这种考核体系之下，地方政府自然愿意把各类要素聚集在自己的属地之上，同时会限制本地要素流动至其他地区。因此，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机制；而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就必须改变其政绩考核体系，适当淡化GDP增长与公共预算收入等指标，将要素市场化定价与跨区域流动等指标纳入其中。 记者：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等复杂背景之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该从哪些领域着手？张明：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要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建议从以下四个领域入手： 第一，从贸易领域来看，我国应抓住全球产业链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发生调整（缩短与区域化）的时机，进一步强化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的核心位置，尽可能维护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 在强化产业链核心位置的过程中，我国应注重发挥两个“雁阵模式”的优势：一是国内的“雁阵模式”，也即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为雁头,以中三角与西三角为第二梯队，以国内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次序发展模式。二是以中日韩为雁头，以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对发达国家为第二梯队，以“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为第三梯队的持续发展模式。“双雁阵模式”的构建，既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亚洲地区三链（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提升亚洲产业链的完善程度与自生能力。
第二，从金融领域来看，我国应通过“新三位一体”策略来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2010年至2015年，中国政府通过鼓励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大力发展以香港为代表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中国央行与其他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的“旧三位一体”策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在该时期的确进展很快，但与此同时面临以下问题：人民币计价功能的发展显著滞后于结算功能；人民币国际化在较大程度上受到跨境套汇与套利交易的驱动，从而在汇率升值预期逆转与境内外利差收缩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速度显著放缓；过于重视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相对忽视了培育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人民币的真实需求等。从2018年起，我国开始转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新的策略也可以概括为“三位一体”，包括大力发展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地位、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及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培养对于人民币的真实需求。不难看出，人民币的“新三位一体”策略有助于克服“旧三位一体”策略的固有缺陷，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加稳定、更可持续地发展。“新三位一体”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也可以和贸易层面“双雁阵模式”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贸易与金融目标的相互联动与相互促进。
第三，从开放领域来看，我国应夯实自贸区与自贸港内涵，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方面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尽快夯实各自的内涵，结合各省市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出台具有鲜明个性化与特色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方案，并以此带动区域经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的加速开放，有助于引入更多高水平的参与者、更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在此过程中，中国央行仍有必要保留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以防止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加剧国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第四，从机制领域来看，我国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好现有国际多边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应继续推动由我国政府倡议或参与倡议的新多边机制建设。在后者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充分吸引民间力量的参与，提高市场化程度，这样既能降低特定国家对这些多边机制的怀疑与抵触心理，又能够增强这些多边机制发展的可持续性。
记者：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上延续了恢复态势。预计，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加快落地见效，我国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展望2023年，我国保持经济稳健发展的潜在动能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明：我们必须看到，10月份尽管宏观经济增长总体向好，但也存在不少隐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再度由正转负，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双双下降，进出口同比增速双双由正转负，制造业与服务业PMI均低于50的荣枯线，PPI同比增速由正转负，M1与M2同比增速双双下降。上述指标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总需求不足，导致当前经济增速显著低于潜在增速。
2023年，我国将有望出台一系列宏观或行业政策来保持经济稳健发展。一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例如，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重新提高至3%以上，发行更大规模的地方专项债，加大国债发行规模，继续实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二是实施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例如继续降低短中期无风险利率。三是进一步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四是针对房地产市场实施更为中性的监管政策。近期，我们已经看到了针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放松，这有助于缓解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行。五是避免出台新的具有宏观收缩性的行业监管政策。六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政策可能继续优化。记者：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双向波动态势。11月初，人民币汇率甚至一度跌至7.3下方，而11月14日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反弹，单日涨幅创17年来最高，汇率双向波动加剧引发市场各方的广泛关注。您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您如何预判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
张明：2022年初至今，虽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明显贬值，但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远低于欧元、英镑、日元等国际货币兑美元贬值幅度，这意味着人民币依然是全球范围内非常稳定的货币之一。
2022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主要原因是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元指数出现了大幅波动。4月至11月初，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持续超过预期，美联储实施了非常激进的加息缩表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美国长期利率快速攀升，美元指数急剧升值，由此造成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11月初至今，美国10月份通货膨胀水平低于市场预期，导致美元指数下跌，由此造成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反弹。
我认为，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已然见顶，预计未来美联储加息节奏与幅度可能放缓，本轮加息有望在2023年上半年结束。美元指数的顶部或在115-120左右，并从2023年中开始下跌。因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一步贬值空间有限，未来一段时间有望维持在6.8-7.4。一旦2023年中美元指数出现趋势性回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显著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