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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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人口规模巨大决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调与核心，必须是优先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由此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国情

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国情。一方面，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人口规模既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优势，也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了严峻约束。因此，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十三五”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粮食年产量连续保持在6.5亿吨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1%，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6:1。但必须承认，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我国农业现代化也面临着突出的矛盾和挑战。

一是人地矛盾突出。人多地少是长期以来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比第二次调查减少1.13亿亩；在耕地减少的同时，人口规模却从2000年的12.67亿人增至2021年的14.13亿人。人均耕地面积分别由前两次国土调查的1.59亩/人和1.52亩/人，降至第三次调查的1.36亩/人，已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

二是经营格局分散。大国小农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格局。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经营土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农户占家庭承包户总数的比例从1996年的76%增至2018年的85.2%。土地的均田分配与农户的分户经营，不仅造成户均耕地面积狭小，而且造成地块细碎分散，从而构成了改善农业生产率的重要约束。

三是生态压力增大。单极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努力，已造成相对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表现为水体富营养化、土壤重金属污染加剧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增加。2019年我国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仍然高达5403.59万吨，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达到139.17万吨和240.77万吨，远高于世界平均使用强度。中国农业的绿色化任重道远。

四是内外循环不畅。内循环不通畅突出表现为城乡要素流动受限。城市的极化效应强于涓流效应，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尤其是劳动力非农转移造成农业人力资本的流失，构成对农业引入新要素和新技术的重要制约。外循环不通畅突出表现为国际农产品自由贸易受阻。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因素影响，各国对农产品进出口的管制趋紧。增强农业发展韧性，激活农村产业动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做出进一步努力。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本质规定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面对气候尤其是国际政治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要提升安全保障力、资源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以谋求国家安全的“风险最小化”与“安全最大化”。由此，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有其特定的本质规定与要求。主要包括：

1.可保障性——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目标必然是“粮食安全”，要切实贯彻“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一是坚守数量保障。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在不断提升耕地质量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土地生产率。二是提升质量保障。优化调整食物品种结构，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多样化与高级化转型，加强粮食安全基础上的食物安全与营养安全。三是拓宽食物来源。要树立大资源观，从耕地资源延伸到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不断拓展食物安全空间，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和支撑夯牢夯实。

2.可持续性——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来保障农业发展的稳定性。首先是维护耕地资源的可持续性。防治耕地退化，降低耕地开发利用强度，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范围。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推进重金属污染耕地等分类管理、治理修复和安全利用。其次是维护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加大地下水超采治理，控制地下水漏斗区、地表水过度利用区用水总量。推广工程性节水技术、智能节水灌溉技术与水环境生态修复技术，降低水体富营养化的危害性。最后是维护气候资源（包括太阳辐射、温度和降水等）的可持续性。过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然造成温室效应并引发气候条件的显著变化，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应该列入重要议程。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积极探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推进农业的绿色化与高质量发展，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稳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3.可动员性——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大力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融合，强化对各类主体种粮的组织动员与行为激励。首先，在相当长时期内，小农户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力量与农业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小农户具有粮食生产的自发性和能动性优势，是国家粮食安全可动员的重要组织资源。应不断改善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之中。其次，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坚持农村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效应，既要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与集中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又要发展社会化服务与托管形成的服务规模经营，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促进农业增产提质增效。三是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大食物观动员多元的农业资源禀赋，保障农业产业安全的主动权。要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与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增加从业者就业机会和提升农业竞争力。四是调动“藏粮于民”的积极性，在增强国家、地方与企业粮食储备能力的同时，动员广大城乡居民的储粮行动能力，构建最广泛的粮食安全保障网络。

4.可防范性——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能够有效抵抗内外风险，增强农业产业韧性，夯实农业安全的总根基。长期以来，强大的粮食生产、储备、农产品保障能力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底气。但是传统农业风险和新的公共安全风险叠加形成的不确定性，对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必须进一步强化我国农业与粮食安全的可防范性。一是防范传统风险。不断提升农业的生态保障能力、技术保障能力、市场保障能力与制度保障能力，以应对各类传统风险。二是防范国际市场冲击。在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同时，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调整优化农产品贸易方式和贸易格局，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策略。构建稳固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全球农业贸易投资与市场监测体系，善用金融、期货、保险、信托等手段化解国际政治与贸易风险的传导与冲击。三是增强产业韧性。盯紧抓实粮食安全乃至食物安全的全领域、全过程、全环节，深度融入全球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平台作用，拓展和深化农业双边和多边合作。加快培育全球性农业食品企业，打造海外食物供应链，提高关键物流结点调控能力，增强我国农产品全球供应链韧性。

5.可拓展性——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拓展农业多元价值功能与增收空间，促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中，农业的功能被局限于产品、市场、要素和外汇等经济贡献，忽视了农业所隐含的多重功能。一是生态功能，农业在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固碳减排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持方面具有多重价值；二是人文功能，中国农耕文明所秉承的“顺天应时、约取节用、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生存智慧和生态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三是康养功能，农业的田园风光和村落的人文景观，有着不可估量的开发价值与潜在收益；四是社会功能，农业是农户生计可持续的根本保障，也是维系农村社会安全稳定的压舱石。因此，农业现代化应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农业的生态、人文、康养和社会功能，由此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功能性收入与生态资产的财产性收入，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促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三、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并非是独立事件，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必须跳出乡村来谋划乡村振兴，必须跳出农业来谋划农业现代化。因此，寻求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重点在于三个方面，即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农业分工和专业化，促进要素利用效率提升；健全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促进农民增收并走向共同富裕。

1.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重心在于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必须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县域经济、做大做优县城、打造小城镇产业集群，形成县城、乡镇与村庄的联动，促进农村一、二、三次产业的交叉融合。其中，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农村城镇化尤为必要。一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增进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二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加快培育区域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就业空间，鼓励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三是通过吸纳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缓解人地矛盾，做优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为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2.加快农业分工和专业化，重心在于促进农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要素采纳的前提性条件。鼓励农地流转、连片种植、规模饲养，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与规模经济性；促进农业的“代耕”“代管”与“代营”，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迂回经济与分工经济；推广标准化生产，发挥农业机械装备的作业能力和专业化的服务效率，降低农业物化成本和生产作业成本，促进农业增产提质增效。重点在于：一是加快培育各类服务组织，充分发挥不同服务主体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功能；二是促进各主体多元互动、功能互补、融合发展，推动农业服务链条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三是构建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环节的全方位综合服务交易平台，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和分享机制。

3.健全完善农业支持政策，重心在于促进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分享发展成果。一方面是通过财政扶持、信贷支持、税费减免等措施强化农业政策支持力度。要全面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进以种业为重点的农业科技创新，不断强化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设施政策支持、以农机为重点的农业装备政策支持、以外包托管为重点的农业服务政策支持、以党政同责为重点的制度保障支撑，健全完善农民种粮有收益和地方抓粮不吃亏的利益补偿机制。另一方面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走向共同富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全面贯彻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广大农民谋利益、谋幸福。要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乡村产权体系，支持引导农民盘活农业农村资源与功能，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广辟创业就业空间，不断增加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要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健全完善农民收入支持和生活保障政策体系，确保最大多数农民全面参与现代化进程、充分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调动乡村各类社会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健全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面拓展乡村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