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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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云南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本文介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兼及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重点介绍1920年代陈翰笙领导的无锡等地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本文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农村调查，就调研方法来看，尚未达到陈翰笙近百年前的水平、广度和深度。

一、中国最早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一）乡村建设的萌芽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据徐勇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及其团队的研究，中国最早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从较严格意义上讲是由国外学者率先发起的。第一个调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情形的，是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中文名为明恩溥），在山东、河北等省农村布道四十余年的同时，兼作中国农村田野调查，1899年写成《中国乡村生活》。为人们留下弥足珍贵的晚清中国社会农村社会的全方位镜像，是早期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经典之作，

另据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二级教授王景新及其团队的研究，中国最早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与试验，始于民国。1904年，河北定县米鉴三、米迪刚父子通过乡村教育和发展农业来推动乡村建设：在教育方面，创设国民初级小学校与女子学塾，又有农村识字班，后改为简易识字班，半日学校，乐贤会、宣讲所等；在农业方面，制定了看守禾稼、保护森林、禁止赌博等规约。

（二）地方实力派人物进行的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运动曾风起云涌，但却鱼目混珠，大多中途夭折。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高潮时期，全国从事乡村工作的团体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试）验区有1000多处 。但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非常复杂，很多名不符实。在此，介绍8个成绩与影响较大者。

1，山西村政发绪于民国五年（1916）任山西省长，关注山西村政建设，得到督军阎锡山的支持。山西的村政建设实际上是通过建立邻（五家为邻）、闾（二十五家为闾）、村的体制，达到更严密控制乡村和农民的目的，所办村政除编查户口以外，尚有禁赌、蓄辫、裹足，植树，开渠，养牛等六项。1935年，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从巩固割据目的出发，呈请国民政府实行“土地村公有制”，企图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稳定与巩固他们国民党的统治，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推崇。

2，彭禹廷与河南乡村治理学院

彭禹廷（河南镇平人），1921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时镇平是土地猖獗，民众饱受土匪祸害。1929年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彭为河南自卫团豫南第二区区长，统辖豫西九县的民团。他联络内乡民众自卫武装司令别廷芳、邓县民团首领宁古先、淅川乡绅陈重华等地方实力派人物，从剿匪自卫做起。土匪肃清后他发现农村问题仍然很多，如农业改良、工业提倡、农村经济调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办理地方自治。于是在冯玉祥部下、时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渠的支持下，成立了河南乡村治理学院，彭禹廷为第一任院长（梁漱溟其时为主任教授），于1930年1月开学。彭禹廷以乡村治理学院为骨干，在镇平开展了以调查户口、编查保甲、整理田赋和财政、倡办合作、推广农业、修桥筑路、发展教育、改良风俗的工作，直到1933年彭禹廷被人暗杀。中原大战之后，支持村治学院的韩复渠于1930年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乡村治理学院的主要骨干如梁漱溟等也到了山东，于l931年6月在邹平组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村治运动转向乡村建设运动。

3，国民党元老沈定一与浙江萧山东乡自治区

沈定一，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28年初，他感到国民党中央政事已“无可为”，毅然辞职回乡，致全力于东乡的地方自治，想从东乡做起，为国民党的政治找到一条出路。但由于东乡自治组织与国民党及浙江省府的有关法令不合，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怀疑与反对，沈定一也于1928年被暗杀，东乡自治会被取消。

4，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衡山和新都的实验，被称为定县模式或“青年会式”。

晏阳初和他的“博士团”在定县认真进行社会调查，诊断出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然后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大方式，来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同时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创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了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

[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  由中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创办。1918年晏阳初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赴法国战地工营，教导华工识字，取得成效。1920年代他回国后，先后在长沙、烟台、杭州、武汉等地宣传平民教育，推动城市平民识字运动。1940年，在重庆成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任院长。1929年，举家迁居定县，开展以县为单位的社会改造的定县实验，历经十年，取得了显著成绩。1945年扩充为乡村建设学院。1949年11月，赴美国定居，建立了国际平民教育的行政机构并确立了经费来源。1967年5月2日，选定菲律宾卡维特省希兰镇（距首都马尼拉39公里）组建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庆祝典礼时各国代表1500人参加，任第一院长（至1978）。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提供发展中国家乡村民众所需要的知识，使他们能利用这些知识去发挥他们固有的潜力；第二，同其它乡村发展机构和全世界从事乡村建设的人员共享这些知识。”]

5，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的实验

被称为邹平模式或孔家店式，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其办法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6，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实验——北碚模式

卢作孚走的是实业救国的路子，他以民生公司为后盾，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北碚开展了乡村建设实验。十几年间，他带领村民修建铁路、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又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市。

7，黄炎培、江恒源等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黄墟、善人桥、沪郊的实验区——徐公桥模式。

黄炎培等于1928年4月成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制定章程，使之成为改进乡村的唯一机关和主持改进事业的重要团体，在它的组织下，实施乡村的普及教育，推广合作，改良农事，提倡副业和推行新农具，建设道路、桥梁、卫生等公共事业等。

7，高践四等人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北夏、惠北）的实验——无锡模式。

该模式首先从事乡村教育，包括设立民众学校、建设乡村小学、举办青年学园和训练班；其次，成立乡村自治协进会，开展地方自治，进行民众教育与保甲合一的实验；三是指导农事和进行农业推广，与江苏省农业银行无锡分行合作设立北夏农民借款储蓄处和惠北农村贷款处流通金融；四是推进农民合作，发展家庭副业，建设农村公共卫生等。

9，陶行知和中华教育改进会创办的晓庄学校——晓庄模式

晓庄学校积极支持师生的民主革命活动，声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最终被国民党当局关闭。

（三）乡村工作讨论会

1932年，中华职业教育社镇江黄墟乡村改进试验区倡议召开乡村工作会议，后经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大力促成，1933年7月14在山东邹平成立了“乡村工作讨论会”，连续召开过四次全国性会议：成立时召开第一次集会；1934年10月10-12日在河北定县召开第二次；1935年10月在江苏无锡召开第三次。参加这三次集会的一百多个团体和机构，集中了当年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活跃、最有思想和纲领、最有成就者，而且每次讨论会的工作报告和论文都由章元善、许仕廉、江问渔、梁漱溟等分别编辑，结集经中华书局出版，留下了《乡村建设实验》（1—3集），为我们今天的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保留了异常珍贵的史料。

（四）外国人的调查与实践

在国民政府和中共组织的农村调查之外，外国朋友也在中国主持过农村调查，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以卜凯为代表。

卜凯（John L. Buck，1890—1975）出生于美国纽约州，1914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次年来到中国安徽宿州，以传教士的身份从事农村改良试验和推广工作。1917年与赛珍珠（Pearl S. Buck）结婚，后者因出版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大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卜凯1920年开始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21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开创并极大推动了我国近代农业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1922至1925年间通过学生作业完成7省17个地区2866户中国农家经济调查，成为当时中国“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卜凯在中国近30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农业经济学的教学和调查研究工作，发表了多部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农业经济学著作，其中，《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以后，在学术界“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他本人也“广泛被尊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

卜凯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问题研究最突出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引入西方最新的调查研究方法，使农业经济问题的调查科学化；二是在农业经济思想方面，提出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独到见解，试图从学理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农经问题，虽然他提出的解救中国农经问题的药方不一定能根治中国的农经顽症，但他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与方法展开的农村调查，提出的理论思路对于开拓中国近代农经研究的视野不无裨益。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的主要问题，必须通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广义技术进步来解决，这一思路被称为“技术派”。

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于1926年出版《中国农书》，以个人田野调查和多年的第一手观察为基础，详尽探讨了中国农村家庭农场的自然、技术、制度等若干特征。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土地占有在省际和省内的差异以及家庭农场经营的细碎化，并将其归因于中国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

另一个美国社会学家Daniel Kulp（葛学溥，也有译作库尔普的，1913年来中国，任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宗族主义社会学研究》是该领域较早采用个案研究的典范。发现了“宗族首领－房头－家长”构成村庄的权力链条。

（五）性质与评价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救济乡村或社会改良运动，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

但是，这些都没有抓住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抓住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调查，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完成的。

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是陈翰笙领导完成的。

陈翰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被誉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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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的学术地位，我举三个例子，即可看出：

一是吴敬琏老先生的一篇回忆录记述：有一次中宣部开会，吴敬琏看到自己的老师孙冶方和薛暮桥两人一左一右搀扶着一个老人即陈翰笙，遂上前搀扶，孙冶方告诉他：这个事还轮不到你。陈翰笙的学生孙冶方和薛暮桥，则是我国第一代经济学大师，1980年代前期即被称京城“四大泰斗”（另两位是许涤新、于光远）。

二是北大学术泰斗季羡林在回忆录中称他是陈翰笙的学生。

三是据陈翰笙85岁时带的硕士生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纪念文章，陈翰笙指导学生，一周上两小时课，1小时教授英文，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后来潘维申请                                                                                                                政治系博士生时，把自己的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的硕士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学校，改变了因没有GRE成绩（中国大陆地区考生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报名网站报考的留学生资格普通考试和专业考试）而不录取的决定。由此潘维才知道，陈翰笙在美国的名气比在中国大，他的推荐信是关键性的。

（一）背景与起因

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两个决议，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将“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

然而，当时对于中国社会以及中国革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着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

陈翰笙为论证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遂进行农村调查，调查选择了无锡、保定。无锡是陈翰笙的老家，他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无锡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方，了解了无锡农村，就能了解帝国主义以及买办阶级是如何影响中国农村的。在华北，原计划调查大同，但后来由于时局关系，改为保定。具体的调查方法是从“每省之内，又选定农业最繁盛工商业最发达的一县为调查地点。在这一县内用初步的经济调查去决定几个区域。在各区域内，又选定一定比例数的农村以为代表。在这样的代表农村中，每一村户都仔细的完全的挨户调查”，再“选定村与邻村的中心市场，亦加以概况调查，藉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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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第１版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

（二）组建调查组

王寅生是陈翰笙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他实际上是两次调查的主要组织者。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由陈翰笙、王寅生和王立我三人制定，以“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名义进行。王立我参与过金陵大学卜凯组织的调查，比较有经验。

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由陈翰笙、王寅生和王立我三人制定，以“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名义进行。调查团共计45人，实际工作由王寅生负责，他常驻无锡县城；王立我为指导员。总办公处设在崇安寺小学。

调查团下设4个调查组，分别由张稼夫、钱俊瑞、秦柳方和刘端生担任小组负责人。每一个小组中都有文书、会计、交际和调查员，文书、会计、交际也都由调查员兼任。

调查员多生长在无锡或邻近各县。据廖凯声、秦柳方等学者回忆，共有45人参加了无锡农村调查。这些人大多数是生长在无锡或邻近各县的，因为对该地区的风俗和语言较为熟悉，会给调查带来很多便利。在这45人中，有1/3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劳动大学、上海法政专门等学校研究农业或社会经济的毕业生或肄业生；有1/3是当地小学教员或者从事乡村改进、工人教育的工作人员；另有1/3是该县高级中学肄业生。他们在调查中是分工协作的，一般的入户调查工作由中学生担任，而小学教员由于语言便利且对当地情况熟悉担任沟通交流工作。大学者除了兼做调查员外，还负责指导调查工作。据张稼夫回忆，还有同济大学、无锡师范学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一些学生。其中乡村小学教师发挥重要作用，是“农村调查最有力的帮手”。

（三）实地调查

1929年7月至9月底实施调查。确定调查村后即训练调查员，并对表格、调查技术、应付环境的策略进行详细讨论，此次历时3月的调查逐户调查22村，概况调查55村，还有8个市镇工商业和1204农户经济生活。各户“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独立成册，原稿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无锡博物院。

无锡挨户调查共计调查的22个村，分别为小沙头、唐家宕、曹庄（里）、垮上泾、任巷、白水荡、前章、小房巷、张塘巷、黄巷、龚巷、黄土泾桥、苏巷、张巷桥、东吴塘、西大房、前刘巷、邵巷、阳湾（里）、周家桥、新开河、毛村。挨户调查结束后又通信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等。

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因资料整理和报告起草需要还进行了后续调查，其中两次后续调查记载较为清晰：一次是1931年，另一次是1933年。前者缘于调查资料整理过程中，王寅生等人发现农具的费用以及长工工资、稻田中的人工费数据多有缺陷，1931年对1929年调查进行了补充调查。后者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但未见关注和研究，有必要进行专门讨论。

美国记者、著名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1929年秋与陈翰笙从上海到无锡参加了调查，陈翰笙曾亲自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几个自然村。她于1930年在美国《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发表《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1933）和《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s of China，1943）。不仅如此，她还在1930年冬介绍日本记者、中国问题专家尾崎秀实（1901—1944）、《鲁迅日记》中的“尾崎君”与陈翰笙认识，促使尾崎秀实重视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翰笙与尾崎秀实从此建立友谊。

保定的调查是从1930年5月开始的，8月结束。调查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完成的，领导者仍为陈翰笙，主要组织者仍为王寅生等人。调查团由调查员、向导员、办事员，共66人组织而成，办事处设清苑城内下关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调查人员分组情况与无锡相仿，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组长不再兼任调查员。据张稼夫回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参与人员包括韩德章等人，保定二师的石凯福、项世澄以及薛品轩等人。

保定共计调查了11个村。这些村的选择是基于以下程序完成的。根据保定乡境、农产物情形之不同，把保定分为四个区：第一区为“县南境唐河两岸、麦产之丰、为全县冠、沿河数十村、向有‘一麦顶三秋’之谚语、但唐河每至夏秋霪雨连绵之际、河水泛滥、秋收泰半无望、历年皆然、绝少幸免、故该带在清苑农村经济上、颇具特殊情形、乃画定为第一区”；第二区为东南乡；第三区为西南乡，这两个区的特点是“麦秋均相若、而产高粱谷较多”；第四区为“县城附廓各村、为适应城市生活需要、种菜蔬者较多、并可查知城市与乡村衔接处之经济情形”。然后在每一个区内，选择3—4个代表村，以二百户或者百余户为宜，进行逐户调查。逐户调查共包括1770个农户。除此之外，还对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做了概况考察。清苑县的村概况调查表涵盖60多张表，各种问答题有130多道。分户经济调查表共有27页，分为41个表，表的内容涵盖耕种、畜养、副业、农产品买卖、税捐、田租、借贷、消费，共八大项，每一大项下又有若干小项。

（五）资料整理与成果

调查结束后就是资料整理以及最终报告的撰写工作。陈翰笙、王寅生和钱俊瑞等撰写了《无锡的土地分配与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报告被国民党当局搁置，一直没有发表，后来丢失。保定的调查报告则没有完成。

陈翰笙还将调查所得用英文写成《难民的东北流亡》、《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农民》等重要著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使用，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农村经济权威学者。

调查的其他成果，比如《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与王寅生等人合写，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一号，上海，1929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等。《亩的差异》开创性地发现无锡至少有173种亩，同一个村内至少有5种亩。报告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中国本不能有统一的度量衡，并且积受了数千年分家、租佃、典押、买卖等习俗的影响，到现在差不多每一农户的所谓亩也就都有两三种的大小”，这“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浮收田租”。这可说明中国至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

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下，陈翰笙和邱茉莉（Elsie Fairfax Cholmeley）还编写过一本《农村中国》，其中第一部分第二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Land concentration in Wusih，near Shanghai）和第六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Change in land ownership and the fate of permanent tenancy），反映的是两个未刊报告《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的思想。除此之外，还有秦柳方、钱俊瑞合写的《黄巷经济调查统计》、廖凯声的《社会学研究所无锡农村调查记略》和韦健雄的《无锡三个农村底农业经营调查》等一些成果。保定方面的成果主要是北平社会调查所人员所做，比如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之父）的《清苑的农家经济》，但这一成果所运用的方法与陈翰笙的有所不同。

（五）后人追踪调查

1920、30年代陈翰生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后，又在原查点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这在世界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

1958年第二次调查，起因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偶然从档案中发现了无锡、清苑农村调查的原始资料，遂有人建议在两地原调查点做一次新的调查，用事实证明解放前、后农村经济的巨大变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二次调查由薛暮桥和孙冶方组织，薛暮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孙冶方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1958年4月至8月在无锡从原22个村中选择11个村1100户，在保定原11个村3396户开展调查，后形成《江苏省无锡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与《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1987年第三次调查由杜润生提议，于1987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展，目的在于形成一套中国60年农村经济发展变化的典型调查资料，为中国农村经济变迁研究提供定量分析数据。此次调查有两个改变：一是由自然村普遍调查改为行政村的抽样调查；二是由于参与者有一些社会学者，因此调查加入了很多社会学方面的内容。

1998年第四次调查有感于以前的调查没有善终，致使大批辛苦得来的宝贵资料长期闲置，不得开发利用，而决心接续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于1998年合作完成。第三次与第四次的调查时，我国统计学发展已较为规范，因此表格的内容设计也愈细致规范。

三、中国最早马克思主义农村调查的重大意义

从中国最早马克思主义农村调查中可以发现，老经济学家们真正地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政治意义

一是论证了中共土地革命路线的正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分歧。中共六大指出：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度，实行土地革命。此时，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理论建设提供了论证，发挥了重要作用，已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其影响力极大。

二是与当时共产国际权威的论战提供了论据，使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上海。1920年代陈翰笙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做研究员的时候，当时担任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部长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曾任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人员）刚好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一书，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已经处于资本主义阶段，而陈翰笙对这一论断保佑着强烈的怀疑，曾与其论战，但缺少具体论据。正是带着“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这一问题意识，陈翰笙回国后积极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农村调查，并系统回应了当时的一系列争论。陈翰笙在评论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农村经济研究时，坦率地指出俄语研究文献在提供数据方面“毫无意义”。这是对苏联1930年代农民和农村经济经验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衰落的权威评论，也是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教条化的一个侧面。

通过调查和论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话语主导权从苏联移到了国内。在这次调查之前，国际上研究中国农村的主导力量在苏联和日本，这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陈翰笙等人才是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人。1935年纽约《太平洋事务》季刊发表伊罗生（HaroldR.Isaacs，1910—1986）的长篇论文，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1948年《世界与中国》第一期按语中也称“陈氏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多年，著作甚富，为此一问题之权威”。评论恰如其分，也说明以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令世界瞩目。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陈翰笙等被称为“中国农村派”，是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从地权矛盾——土地所有权集中与使用权分散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和论证了土地所有权变革的独树一帜的观点，在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状况

王寅生布置调查任务时要求“真实可靠，有据可查，符合实情”。

无锡博物院藏有四份《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是1929年陈翰笙组织的江苏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所留存的原始资料的一部分，为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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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佃农朱杏宝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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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佃农朱福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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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佃农季锡宝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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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自耕农倪阿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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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调查表中一页的类别

这四份调查表，调查对象为三户佃农和一户自耕农，调查内容包括每户人口、占有土地、农作物种类、收成、各类支出等，分为数十个小项，十分细致。这些历经艰辛保存下来的调查表作为此次农村经济调查的历史见证物，既反映了当时无锡农村的基本经济结构和农业、工商业发展情况，也能看出无锡农村存在的阶级对立尖锐，土地占有极不平衡的现实，具有重要的史学和经济学价值。

另据调查，1929年在无锡，平均一户人家的蚕茧生产额为74.97元，这与6—7石米的价格、3—4亩水田的耕作收入相当。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历史性进步。

（三）最早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在他的带动下，一批受聘参加农村调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逐步成长起来，如王寅生、张锡昌、薛暮桥、刘端生、秦柳方、孙冶方、钱俊瑞、廖凯声、姜君辰等。薛暮桥晚年曾经表示，陈翰笙的《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等著作是很好的教材，把他引上了研究这一门科学的正确道路。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当事人在参加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研究过程中建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能力直到改革开放年代仍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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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左）与孙冶方（右）（图片来源：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李昭提供）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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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1908-1983），江苏无锡人，模范共产党员，著名经济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统计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所长等职。他写的《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政制度问题》、《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等研究报告，受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监禁。1977年后得到彻底平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兼经济研究所顾问。中共十二大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创见解。1983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于1985年开始设立和评选，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是迄今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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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寅生（1902～1956），曾任中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编译室主任、国际经济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兼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编委，全国政协委员。并主编《商务日报》副刊《中国农村》。兼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钱俊瑞（1908～1985），1949年1月，担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负责接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和各项文化教育机构，并主持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工作。后担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除了负责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之外，还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和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等。

张锡昌（1902～1980）、解放后曾担任交通工作部办公厅副主任，内务部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编委。

姜君辰（1904～1985），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华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8年。在这期间，他着手研究农业多种经营和供销合作社在过渡时期的作用。1957年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改革开放后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商业经济学会顾问等职。

四、简短的结论与启示

回顾我国最早的农村调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农村调查，可以看出，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1920年代的调查，有许多值得我们后学者学习与借鉴的。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当时党内外、甚至共产国际内曾出现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陈翰笙为了论证中共六大及斯大林关于中国社会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也就是说带着这个问题才从事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

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抓着了当时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即土地产权。当时国内曾出现上千项农村调查，大都是从生产力方面着手，得出了小农不规模经营、农业技术落后等，这些发现不能说是错的，但是都没有抓着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是调查的深入细致，令人叹为观止。每一个调查点都选择1000个以上样本农户（无锡1204户、保定1770户），而每一个调查农户的问卷表上所列项目便达30几个大类、好几百项。改革开放后的我国农村调查不少，但上千户的极少。更不要说有的农村调查，没有样本户，仅凭个别村干部与个别农民的谈话，就匆忙做出结论，难以使人相信。

四是重视调查资料的开发运用。陈翰笙和他的学生利用调查资料撰写了许多文章与著作，不少文章在国际刊物上出版发表，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所仍在开发写文章。我由此想起我们云南在1950年代曾组织大规模的民族地区调查，资料存在我们院图书馆，非常宝贵，但是至今仍无人开发利用，甚是遗憾！

五、本讲座的缺憾：没有介绍满铁调查

本讲座的最大缺憾，是没有介绍1920年代开始的日本满铁调查。

就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早期农村调查来看，公认有三批影响大的调查：一是民国时期官方或大学进行的调查，代表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实践活动，调查资料分散而不系统，质量也参差不齐；二是中共1920年代的调查，到1950年代初建政，各地政府做了大量地上社会的普查资料；三是日本人做的满铁调查及资料。这三批调查及资料，构成20世纪近代史研究的核心资料，是对传统中国转型期一种近代化的调查，对近代的政治建构有极大的帮助。就规模而言，满铁资料是近代研究的三大批资料中的一批。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大量调查资料，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宝藏，在学术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满铁”只是日本对中国调查的其中一个机构，其他还有日本的军方、外务省的调查以及日本东亚研究会调查、日本其他机构和大学的调查，积累了浩繁的资料和数据。目前存留于世的满铁调查报告约有6万多种，670万页，美、俄收藏得最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与该校日语系合作，于2006年启动了“满铁调查编译”，计划出106卷，3000余万字，将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提供宝贵的一手文献。（来源：中国乡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