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更高水平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理论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要求，为我们助推高质量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新质生产力理论从“生产力发展理论”“自然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理论”三方面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展现出崭新理论潜质，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史新篇章。

生产力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社会演进的首要规律。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以最少劳动时间和社会劳动投入实现最大的物质财富产出，映射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这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根本法则，其适用性并不因为社会制度的差异而消失，仅其实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趋势。

人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劳动过程的首个要素就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在这里，劳动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人类生活需要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体现为衣食住行，表现为征服自然、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继续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的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因此，人的基本需求是生产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需求的形成和满足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生产率提升和技术驱动下分工深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衡量表征。生产力发展一方面体现在“量”的增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增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在劳动产品的结构不变前提下，生产力发展表现为单纯的数量扩张。另一方面体现为“质”的提升，即新技术运用下劳动分工的深化。“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率提升和技术革新推动社会分工的持续深化，并最终在产品结构优质化、产业体系先进化、系统生产能力迭代加速化上充分体现出来，从根本上造就出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

生产力要素的配置组合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式。马克思在论述劳动过程时提到了三个简单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并进一步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将分工协作和管理、科学技术、自然禀赋、经济制度等因素都视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从直接的生产活动的层面看，劳动过程中的三个基础要素及其配置组合的优化是生产效率提升的核心。以科学技术为例，它既体现在劳动者的素质技能上，又表现在机器工具、生产环境和劳动对象的自动化与便捷化程度上，更展现在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中。

生产力发展和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发展的动力、发展的表现或衡量、发展的方式在不同阶段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特征。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下，“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在上述三个维度上呈现出崭新理论特质，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

首先，就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而言，其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密切相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满足于实现温饱的基本物质需求，还要求在此基础上更高质量的物质产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绿色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就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就在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说，满足并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次，就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表现或衡量而言，其反映出的新标识和新特征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质”的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它“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其中，“高科技”意味着新质生产力表现为创新引领下的现代化产业形态，“高效能”体现为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单位时间内生产物质产品数量极大提升的同时降低能耗强度，“高质量”代表着产品结构更加复杂化和高级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标志，突出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体现了生产力“量”和“质”的统一。

最后，就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式而言，其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强调以高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传统生产力发展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尽管也存在科学技术进步下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升，但其发展是一个缓慢且不断攀爬的过程，且传统工业模式极易造成生产力发展与环境禀赋的冲突悖论。相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其并不是生产力要素的横向上的简单叠加重组，而是以革命性的技术突破为牵引，进行产业的深度转型，高效配置不同生产要素，实现生产力三要素的高阶跃升和更优化组合。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产力理论视野中，劳动的生产力划分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力而言，就是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的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改变自然的物质形态以满足自身有目的的需要，“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因此，社会生产力可以理解为人们改造自然的一般过程。

就自然生产力而言，指的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生产能力，例如瀑布、土地、矿藏能源等自然资源。马克思在讨论级差地租时指出，诸如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作为自然生产力参与劳动过程的，“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无须付代价的自然要素，不论在生产中起什么作用，都不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加入生产，而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并且自然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会转化为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如果资本不把它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自然的和社会的），当做它自有的生产力来占有，那么，劳动的这种已经提高的生产力，就根本不会转化为剩余价值”，“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无偿的自然力，像一切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相互联系、内在统一，共同构筑起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对社会生产力起着制约作用。马克思在分析地租时就强调，不同土地状况会导致不同的农产品产出，进而产生不同的级差地租。在社会生产力既定的条件下，自然禀赋直接决定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劣，从而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生产资料的量态规定性与质态规定性受自然再生产能力的制约。但是，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脱离人的劳动过程并不能自行发挥作用，自然生产力的“发掘”程度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即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应用水平和劳动的社会化水平。

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表明，自然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被简化为单向的征服和掠夺。在传统生产力思想中，生产力增长往往被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的绝对支配，忽视了生产力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这种片面的理解导致了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同时，反过来又限制了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也多次强调要处理好生产力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要“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恩格斯也强调忽视自然环境破坏的恶果，“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十分重视物质实践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协同共生，将自然条件纳入生产力的内在构成中，强调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党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深化对统筹生产力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规律认知，传统的粗放型工业化模式不仅会造成经济增长动能下降，还会导致生态环境污染等弊端，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得益彰。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在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维度上展现出独有的理论特色。

新质生产力理论将绿色生产力纳入生产力理论体系，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有机统一的当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传统的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生产力发展路径所带来的是外延式的、粗放的经济增长，忽视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作用。新质生产力则强调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融为一体，实现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之间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首次明确将绿色生产力纳入生产力理论体系，凸显了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属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内在统一思想的继承运用和当代创新。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以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驱动引领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局限于环境保护和治理层面，而是主张在整个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和运作中内化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我们转变传统的技术创新路径，以绿色化技术革新引领生产力质的飞跃，“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推进“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摆脱对资源高消耗、高排放及环境破坏的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未来代际的公平问题，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相互促进。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要实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绿色化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以新质生产力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全面革新的体现。生产过程的绿色化转型要求以绿色化生产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改变生产过程中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方式；交换过程的绿色化转型强调建立和完善绿色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和政策手段促进环保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包括发展绿色金融、绿色投资和绿色贸易等；分配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绿色化转型要求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在绿色发展中的活力，倡导和推广绿色消费模式，鼓励消费者选择低碳、环保的产品和服务，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内在逻辑。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时快时慢的过程，生产力每一次质的飞跃都会导致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认同一位德国评论家对《资本论》的评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社会的发展进步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结果，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决定因素，它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进行革新，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尽管生产力是社会形态变迁的最终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同时认识到，生产关系的发展并非总是平稳顺畅的过渡，它能够经历跳跃性变化，而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明显的反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够显著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也十分反对将唯物史观简单理解为“经济决定论”，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实际上，生产力提供了生产关系变革的物质基础，但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也能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特别是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革新就显得尤为迫切，能够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可以说，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双向动态的统一揭示了生产关系变革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生产力的发展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于目前我国而言，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的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是现阶段对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需要有能够适配且进一步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实现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和辩证统一。在这一意义上，“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论”是新发展阶段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理论的生动运用和理论创造，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理论特征和独有内涵。

其一，高标准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的关键依托，是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健全的市场制度能够有效促进生产要素资源快速向科技创新领域的配置，在成熟的市场供需机制的作用下，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刺激市场主体增加对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持续供给，并提高这些资源的供给效率。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激烈竞争迫使其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保持竞争优势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其二，科技创新体系。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我们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要注重突破制约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障碍，突出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人财物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其三，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培育发展新动能。为此，我们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积极促进高质量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还有助于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主动破除创新要素便捷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和藩篱，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协同发展。（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