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及其实践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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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正元，男，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扬州大学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秦兴方，男，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迈向繁荣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光辉历程。长久以来我国城乡居民“非绿色化”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全域性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由此引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始终未能系统性化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三农”的发展为代价，困囿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政策倾斜，传统乡村的产业根基、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都默默承载着源于城市快速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冲击，加速凋敝的乡村衰变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短板”，不可避免地沦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洼地”。因此，推进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就成为实现城乡地域空间共生共荣、城乡社会经济共建共享、城乡生态环境共治共管的重要抓手。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这是一份为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提供政策支撑的标志性文件。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既是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所要追求的关键目标，也是实现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彰显了新时代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主张。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城乡环保一体化或者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而是以“生态”作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纽带，促进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领域的绿色化转向，使“绿色驱动”成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切地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高质量生态产品的强烈渴望与生活诉求，因而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愈加突显。鉴于此，文章尝试从理论基础、价值意蕴、实践向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新命题。

一、理论基础：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其政治因素，由经济二元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是体制性、全面性的城乡二元对立。尽管如此，中国城乡生态关系的历史演变也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场域。马克思、恩格斯对消灭城乡对立、推进城乡融合进行了深刻阐述，认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只有“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由此可见，城乡生态对立是城乡关系对立的现实映照，治标又治本的良方在于疏通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1.人的二重属性：自然生态本质与社会经济本质的辩证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纵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议题，也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始末的核心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建构起人的二重性学说。关于人的定义，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即：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地球上千千万万动植物、微生物以及无生命组分一起，构成了数量庞大的生命支持系统，这是人作为自然生物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是地球生命系统中唯一具有自觉意识的生命形式，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作用和改变着自然界，给大自然烙上了人类的鲜明印记，这是人作为自然生物的特殊性。需要强调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因为能动性、创造性的人类活动不可能脱离自然界。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换言之，这种通过人的类意识而自觉存在的类活动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并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特征。类活动是以社会为基础，通过人的类活动使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达到有机统一。我们不妨基于“哲学三问”考察人的本质：首先，人是什么？人是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统一。其次，人从何处来？人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最后，人往何处去？人是自然生态人与社会经济人的统一。概言之，人的二重属性表明人是自然生态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内在统一、自然生态本质与社会经济本质的辩证统一。2.物质变换理论：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辩证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首先表征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中，“一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史，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普遍存在的物质变换关系。物质变换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科学内核。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概念的重要论述涵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纯粹自然界中发生的物质变换，即是以生命成长为基础的新陈代谢过程；二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物质变换，即是以生产实践为形式的人类劳动过程；三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物质变换，即是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第二层含义尤为重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许涤新先生曾指出：“马克思的关于劳动过程是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言而喻地包含了生态体系的意义，具有人类（结成社会的人类）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意义。”这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会折射出人类社会历史因素，而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关系背后可以发现隐藏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的生态经济关系。概言之，只有通过人的生产劳动把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纳入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中，才能实现“人—自然—社会”之间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辩证统一。3.城乡物质循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辩证统一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物质变换断裂的直接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对立以及全球性跨国贸易，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鉴于研究需要，以下只涉及城乡之间的物质变换。物质变换与物质循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统一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循环中。城乡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主要存在于城乡居民共生性生态系统（如大气、水、阳光等）以及交互性生态系统（如土壤、岩石、植被等）之中。这两个子系统有效衔接城市与乡村，实现城乡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与信息传递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功能。城乡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循环，主要存在于城乡社会生态系统（如社保、就业、医疗等）以及城乡经济生态系统（如商品、金融、生产流通等）之中。这两个子系统有效链接城市与乡村，实现城乡价值增值、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系统的循环功能。城乡之间物质循环过程（包括生态、经济、社会循环）畅通无阻，是城乡之间物质变换过程能够顺利完成的基本条件。只有把社会经济系统回嵌入自然生态系统中，基于生态耦合、经济整合、文化融合形成“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简称生态经济系统），并促进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协调优化，才能有效化解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矛盾。概言之，只有建构城乡之间的生态经济系统，才能实现城乡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辩证统一。4.城乡生态融合：自然生态生产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辩证统一城乡生态对立是因为城乡之间的物质循环淤塞、物质变换断裂。恩格斯曾写道：“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因此，大城市的居民虽然患急性病的，特别是各种炎症的，比生活在清新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比如这次新冠疫情往往集中在大城市暴发，中心城区的人口和功能过密引致的一系列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顽疾，仅靠城市自身无法根治。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大城市更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因为人口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可以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率考量，即使如今的科学技术造出高耸穿云的大楼、隐秘的地下城市，能够让更多人生活在钢铁水泥浇筑的冰冷丛林，但在既定物理空间人口聚集的数量一定有极限，不管是出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理、心理需要，还是社会治理、环境治理的政治需要，甚至还包括潜在的军事需要，无限膨胀的城市必将迎来规模不经济阶段。基于分工产生的城市与乡村分离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标志，那么，城乡对立导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生态问题又该如何化解？这一切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裹挟下的生产方式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奉行经济理性、工具理性，资本主义国家极力追求经济生产力强盛，却有意偏颇了社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剥削工人、城市剥削农村，继而逐渐演变成人类对大自然的剥削。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必然包含城乡生态融合向度，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物的束缚、人的束缚。需要构建起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理论，促进生态生产力、经济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自然生态生产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辩证统一。

二、价值意蕴：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人民性”品格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站稳人民立场”。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很强烈的价值论意蕴。只有从“人民性”的维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就是为了保障城乡居民的整体利益（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1.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城乡居民生态共富的价值追求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城乡居民生态共富的价值追求，主张以“绿色”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使城乡居民共享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成果。狭义层面上讲，共同富裕只涉及经济层面的共享发展、收入分配以及分配正义等相关议题；广义层面上讲，“生态文明理应纳入共同富裕框架，而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驱动力量”。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成果和最底线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尚介于温饱有余而富裕不足之间，城乡之间各个领域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因此，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成为后小康时代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顺次递进，从生态扶贫到生态脱贫再到生态致富、生态共富的赓续发展，党中央在每个历史阶段所制定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都植根于民之向往。明显处于现代化建设之“短板”的中国农村应该如何振兴？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是“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关键契合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有其生态型、内生性的发展模式，大部分农村的经济区位不佳，但生态资源丰富，相对于城市而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现代化模式必须有别于城市。过去一提到农村的穷困就把问题归因于穷山恶水。其实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所谓“穷山恶水”也就可以转变成尚待开发的“生态红利”，习近平指出：“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绿水青山能够顺利转变成金山银山，背后一定有“生态需求递增规律”在起作用。一方面，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其逆城市化心理逐步得到释放，对绿色食品、乡村民宿、农事体验、休闲康养等生态需求日益旺盛；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对提高，其生态意识逐渐被唤醒，在国家政策扶持下，有机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康养农业等农业新业态遍地开花。概言之，只要城市和农村在生态产品的需求和供给方面可以达成良好的协作关系，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就可以成为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法宝，也是城乡居民共同的生态福祉。2.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城乡地域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没有生态的可持续就没有经济的可持续，“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城市中心主义”环保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着城乡地域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单纯从生态视角来重新评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可以说，经济上的辉煌成绩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分派“污染红利”，甚至是城市通过直接向农村低成本、零成本转移大量污染才获得。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诉求也已经从对“物质文化”的渴望升级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将大力推进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全力促进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辩证地分析，不论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新时代以来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党中央一切工作宗旨都是为解决广大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最迫切的民生需求。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呼应城乡环境正义。广大农村地区已经从污染转嫁的“避难所”化身为生态治理的“主战场”，这从侧面反映出过去城乡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非正义性。新时代城乡环境正义以价值理性替代工具理性，以生态理性限制经济理性。至今仍在肆虐西方国家的新冠疫情以及愈演愈烈的欧美新一轮能源危机、供应链危机足以证明：坚持人民性原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绿色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也要看到“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概言之，中国式环境正义是一个真命题，通过城乡生态融合的方式系统性解决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城乡生态环境问题，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3.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价值担当城乡生态融合发展，一方面蕴含着城乡生态共富以及环境正义的价值主张，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泱泱中国永续发展的价值担当。如果说前者只是涉及当代人的发展权益和环境权益，那么后者就涉及到代际间的发展权益和环境权益，甚至是子孙后代的生存权益。生态问题无小事，不能继续干“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绿色发展的信念，源自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首次向全国人民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次阐明“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中央始终站在国家战略的政治高度，整体谋划、全局统筹城乡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进而表现出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粗放式发展导致的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趋紧，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是非均衡发展表现出“城市病”和“农村病”共存并发，群体性环境污染事件愈发频繁。城乡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也是中国人民生态意识的觉醒并迈向全面生态化转型的过程。生态文明批判吸收了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合理内核，是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复合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极具广泛包容性，既不排斥农业文明生态和谐的一面，也不排斥工业文明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一面，并充分利用二者的科学成分与合理因素积极推动人类文明生态转向。概言之，如果无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定会出现结构性困境；如果没有推进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句空话。迈向城乡生态融合发展之路，既要谋划好当代人的生态福祉和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保存好美丽中国和锦绣江山。

三、实践向度：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绿色化路径建构

“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乡村建设行动”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有所不同，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是在城乡融合发展大背景之下提出的，跳出了单纯“为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的狭隘思路，着力建构城乡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的互动式、协调式的城乡生态融合发展之路。1.建构城乡自然生态系统融合发展的路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组合成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系统，建筑起地球上跃动的生命共同体。一国疆域内，城市与乡村必然存在于命运与共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城乡自然生态系统依照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非生物物质和能量的生态链进行循环，城乡之间在“生态链”上产生了联系。生物领域的食品安全性、物种多样性，非生物领域的大气、水、土壤等组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生态链上的这些节点直接或间接联通着城市与乡村。作为城市的后花园，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全体人民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和“水缸子”。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为城市筑起一道生态安全的屏障，在气候调节、涵养水源、保育土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形成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即生态环境治理在区域上需要城乡兼顾、统筹谋划。国家政策和财政资金需要进一步向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倾斜，补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这块“短板”。需要重视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和农业生产污染治理，推动“厕所革命”，实施垃圾分类，禁止秸秆焚烧，修复土壤污染等。事实上，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根源于城乡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强烈扰动，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自动修复的法则。因而，要想根治城乡生态环境问题，需要从城乡社会经济系统中找药方。2.建构城乡经济生态系统融合发展的路径中央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之后，政界、学界、企业界普遍认为需要把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人才、数据等城市先进生产要素嵌入到落后的农村地区，从而实现农村外源性动力的内源化，“输血”与“造血”携手推动乡村振兴。要以“生态化”的方式将这些先进生产要素嵌入农村经济系统中，实现城乡经济生态系统融合发展。在“双循环”中，国内大循环要求城乡之间在“产业链”上形成强大合力，建构城乡产业生态体系。产业链条上的每个细分领域，是现代社会劳动高度分工的必然结果，生产劳动是连通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桥梁，因而产业链延伸也就把经济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牢牢地链接在一起。从城乡经济高速增长到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表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需要切换到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双轮驱动”。城乡产业生态可以细分为三部分：产城融合、产村融合、三产融合。其中三产融合最能体现城市和农村在产业链上的关联性，城市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加上农村的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可以打通农业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推动一、二、三产跨界组合，从而催生新的产业业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变革，最终目的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概言之，城乡经济生态系统融合发展需要加快打通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双向流通的重要渠道，实现城乡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上的互联互通。同时，需要始终践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绿色技术等，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才能实现城乡经济建设的全面生态化转型升级。3.建构城乡社会生态系统融合发展的路径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普遍拥向大城市，而走出农村读书的大学生也很少愿意回来建设家乡，核心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城市偏向”的政策指引，使得中国城乡之间拥有非均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非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可以相信，随着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向纵深推进，在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文化、政治等领域实现了全面的、均衡的发展，到那时，世外桃源般的田园乡村一定会是很有吸引力的好地方，既可以圆了很多城市居民的乡愁梦，也能实现很多农村居民的城市梦。广义层面的社会建设包括了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城乡社会生态系统的融合发展也需要从“社会链”上找出路，在现代社会，政府、公众、企业、NGO组织是社会链条上的核心成员。而社会治理、生态治理领域，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干，百姓看”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是传统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范式的后遗症。自上而下的治理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努力，如此方能形成“三治融合”并趋向“善治”的最佳社会治理状态。可以说，为了推动城乡社会建设的全面生态化转型，一是需要建设生态型、服务型政府，努力实现法律政策、规章制度的生态化，大力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和教育工作；二是需要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游、娱等领域树立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消费）理念；三是需要鼓励和支持以绿色产品、技术创新为导向的企业发展，督促污染企业环保整改，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与此同时，需要充分发挥公益性民间组织（NGO）尤其是环保公益性民间组织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概言之，城乡社会生态系统融合发展需要客观承认城乡之间在空间形态、功能定位等方面具有差别，也要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均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社会权利以及政治参与权，努力实现城乡社会领域包括环境民生在内的公平正义。

编辑：刘一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8期“经济理论与实践”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