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清：新世纪以来的普惠金融实践和理论思考

国粮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
  新世纪以来普惠金融重新出发，迎来第三次重大转变，特别是金融科技的蓬勃兴起对金融功能进行了再造，普惠金融的实践和理论有待升华。
  从古老的典当业到帮困互助的金融互助合作，从宗教慈善组织到现代商业银行，金融确实朝着普惠的方向发展的,但其发展进度远不及人们的期冀。理论界和实践界通常从金融可获得性、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使用情况、质量等维度来评价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然而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金融在逐步异化，摒弃了以人为中心，慢慢见物（财富）不见人。逐利成为西方金融业的唯一追求，唯利是图的华尔街金融模式成为各国效仿的榜样。从早期漠视金融的商业性到后期漠视金融的普惠性，看来是对立的两极，其实质都是缺乏对金融本质的深刻理解。
  在世界跨过了20世纪，特别是经历了惨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反思这种金融模式的弊病，愤怒于金融资本主义的贪婪，反对少数人群占有金融财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不均衡发展，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及风险，而危机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创伤和社会秩序破坏。人们重新思考金融发展的初心和使命，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观念，其定义为: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以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可以负担得起的成本，及时和充分地提供信贷，确保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过程。普惠金融一经提出，引起了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因为它切中了当今世界的痛点。
  然而，普惠金融的实施，知易行难，需要从理念、理论到行动。首先，要认识到普惠金融不仅仅限于“解决弱势群体金融服务问题”，除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发展权问题之外，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与包容发展，而这些恰恰是日益凸显和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的社会功能属性的体现。金融天生具有经济性，正是金融发挥了中介作用，资产实现了转化，经济发展有了推力，财富得到增值，效率、福利得以提高。然而，金融更具有社会性，对于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高效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具有双重属性，它是金融不是慈善和救济，但又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既要贯彻商业化、市场化经营，遵循契约原则，有借有还、还本付息。又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尽可能广的范围提供融资服务，帮助贫困人群解决发展权问题。通过金融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自立自强。同时利率应尽可能低，但又能覆盖成本和风险，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金融机构亦应从培育客户、综合回报、品牌效应等方面来平衡收益。通过完善金融生态体系，实现大中小银行共生并存，通过金融竞争促使效率提升、成本压降，进而使边际利率趋降。一些新金融机构在法律允可下较高利率的融资方式，是对正规金融机构的适当补充，应持宽容的态度。但须严格定义银行利息（费用）内容，防止变相高利贷。要对“反高利贷”立法并严格执法，打击低借高贷的金融套利行为。
  其次，要认识到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当今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化指向，成为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从Goldsmith(1969)等人开创金融发展研究以来，很多学者研究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Easterly(1993)、King and Levine(1993)、Levine(1998，1999)和Levine et al(2000)等人的研究表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的悬殊差异可以解释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别。金融的可获得性与创新步伐和企业活力有着直接关系，金融可以通过功能完善来促进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同时，金融对削减贫困有着正面作用，更高水平的金融发展将会带来更快的贫困削减。然而，一些学者指出，单纯追求利润回报和经济增长的金融增长，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则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而只有包容性的金融增长才对贫困削减、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Kunal Sen，2010）。普惠金融被视为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可以让大部分无法或没有能力的人群参与金融体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未来金融的发展方向和模式都需要重新审视，需要立足金融功能完善和结构优化的视角，建立符合金融发展客观规律和社会经济制度环境要求的金融发展理论和体系。
  最后，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需要科技赋能，用金融科技的新理念和新手段来破解普惠金融发展难题。普惠金融争议的焦点，依然是普惠性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难题。银行业在叹息缺乏有效信贷需求同时，又望洋兴叹于庞大的小微信贷市场。因为传统的银行融资方式和技术，既无法满足面广量大，需求急迫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亦无法有效控制利率成本与风险。信贷市场半径取决于风险控制半径，风险控制半径又取决于信息数据半径。管控好资产转化中的风险是普惠发展的难题。而技术变革是推动金融普惠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代金融科技已经从传统的工具角色上升为金融变革的驱动力，可以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特别是对“信息不对称”难题的破解，最终使小额信贷业务符合商业可持续。
  通过金融场景构建，使资金流、商品流和信息流的可视与可控、透明与可靠。风险控制从单客户、单品种、局部化、碎片化的管理方式，向业务关联、上下游联动、跨账户交易的大数据风控方式转变。通过数据模型准确判断客户状况，有效实现信贷决策和风险定价。金融科技能改善长尾客户的服务供给，适应小额高频、期短急迫的全线上、标准化的融资。政府在行政和公共事务中，通过税务海关、工商行政、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的场景，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却闲置浪费。若能建立社会公共信用数据库，在一定规范下开放利用，加之各金融机构自有的信用数据，能有效提升全社会信用数据水平。相信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会迎来又一个春天。
  新时代普惠金融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普惠金融产生和发展本身具有强烈的内生性，具有因市场需求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模式特性，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性大于同质性。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蒂莫西·W·吉南曾论述合作金融内生性的本质不适宜强制性移植。赖夫艾森合作金融的成功就有独特的历史人文原因。复制历史上的金融普惠模式已经不具现实可行性。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模式也是欠发达国家的普惠金融实践。其极低金额、较高利率的融资方式，与中国的现状也有差别。前方并没有现成可仿效的道路，现今中国蓬勃发展的小微企业贷款、微型金融、三农信贷等普惠金融实践，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模式下的普惠金融实践，都可视为对普惠金融发展新探索。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未来谁能提供效率最高、质量最优、成本最低的金融服务，并能实质控制风险，谁将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践行者。
  普惠金融的发展，关系到金融从何来，为了谁，往何去的宗旨与目标问题，关系到金融观念、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关系到社会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结果的优化和公平，关系到金融是服务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新的道路只会在探索中形成。新的理论只会在实践中诞生。抚今追昔，千年金融沧桑使人们明晰了金融的初心和使命。革故鼎新，才能让金融真正为推进实现人的公平发展、自由和解放而努力。